[街头艺人]街头艺人小组调研报告

调研组员：魏茶娥岑丽芳

调研时间：20xx.7.17~20xx.9.17

调研报告文稿撰写：魏茶娥

调研缘起

我想，选择街头艺人或许冥冥之中也是因为那深藏在心底里的歉疚。

那还是大一的时候，一天晚自习我骑自行车路过校道的时候听到一阵二胡声，凄凉的曲调让我想起阿炳。那时候是晚饭时间，于是我“驱车”折回饭堂，给那位不知名的“阿炳”买了两份蒸饺。带着蒸饺，我有点为自己的举动感到不安，因为怕这样会伤害那人的自尊，也怕路人看到我这样会觉得很奇怪。不过我还是带着蒸饺走到了他面前，当我让他先吃点东西时，他将蒸饺接了过去，而且说了谢谢。我突然下意识地觉得有点失望的感觉，因为他并非我预想的一个盲人。继而我却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难道街头艺人非得是残疾的才对得起我们的同情吗？难道街头拉二胡的就得跟阿炳一样凄凉才符合我们的想象吗？我感到自己的想法非常残忍，尽管没有人知道，可是自己觉得很对不起那位拉二胡的大叔……

也许正是这份歉疚，让我在这个夏天，终于选择了街头艺人，得以有机会去靠近他们，探究他们真实的境遇。

我们的进入

开始调研的第一个街头艺人，是我在中大地铁站遇到的拉小提琴的林叔叔。以前听一位老师回顾做性工作者研究的时候说，她很庆幸自己遇到的第一位采访对象没有拒绝她，因为她一直不敢去跨出第一步。我也有这种感受，很庆幸自己的第一个次采访要求没有被拒绝，勇气毕竟单薄，很怕出师不利。

后来因为林叔叔年纪比较大，而且交往的人里面没有同行，所以预先设定的滚雪球的采样方法没能用上，只好继续用打游击的方式期待遇见下一个街头艺人。结果采访完林叔叔之后很长时间我们都没有约到下一个采访对象。后来因为顾虑到能力和安全，丽芳加入街头艺人组，和我一起组成了二人团队。我们主要是采取深度访谈和田野观察的方法了解街头艺人，此次街头艺人调研我们所搜集到的材料大多来源于我们对街头艺人们的深度访谈，而田野观察的资料则来源于我们对小提琴手林叔叔和吉他手雨的跟踪采访。

调研苦乐

陆续持续了近两个月的调研时间里，我们一共对六位街头艺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对三位街头艺人进行了电话访谈。我们的九位街头艺人采访对象中，包括有五十多岁的小提琴手，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吉他手，还有街头画像的画家，他们有的已经漂泊多年，也有的才刚出道几天。在采访的最初，我们就有思考过我们调研对象的采样范围，最后一方面限于我们两个女生的能力，一方面也是街头艺人内部层次参差不齐，我们把采访对象范围限定在才艺较好的那部分街头艺人。

采访完林叔叔后，我们马上着手开始找下一个街头艺人，可是因为不了解街头艺人行业时间和地点上的规律，我们好几次都扑空了。比如说二沙岛那里，一般晚上七点之后都有人的，可是那天我去的六点多还没有人，而且刚好打听到的人都说没有。而另外的如岗顶我们找的时候都没人，而据说那里之前天天都有人在弹吉他唱歌……挫败数次之后，我们还是用“遇见”的方式联络到于叔叔、阿强等，也通过同学介绍联络上雨，然后阿强又给我们介绍了阿明，阿明又给我们介绍了阿辉、威哥，雨给我们介绍了小武小木阿东……我们的雪球终于滚起来了，虽然其中有一些人并没有正式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是我们通过观察他们的交往和活动，也可以了解到很多东西。而且通过和街头艺人们的交往，我们得以看到一些他们写的日志和帖子等文字资料，如街头画家阿林在天涯发的百集帖子，里面真实记录了他自己作为街头画家以来每一天的生活感受，这些对于我们也是非常宝贵的资料。

采访也并非总是能够让街头艺人接受，比如我们在二沙岛的时候，就有街头艺人不理睬我们。部分街头艺人认为我们的采访间接地也可以起到一些“自我宣传”的效用，所以也乐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像林叔叔、雨这些从来没有过被访经验的人则是很单纯的想法，觉得就是帮帮小孩子做一下调研。像林叔叔，在两天的交往时间里，他都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正因为林叔叔的善良我们两个小女生才敢跟他去矿泉街的握手楼，才敢跟着他跑上跑下。

在烈士陵园隧道里对林叔叔两天的跟踪采访让我们深切体会了街头艺人的艰辛。我们被城管赶来赶去，林叔叔最完整的一次拉琴时间都没有超过半小时。被迫休息的时间总是比拉琴的时间长，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其实是在隧道分岔口密切关注城管是否已离开。就算是拉琴林叔叔也要时刻保持警惕，而他0.3的视力实在无法帮助他准确判断，所以他只好靠觉察周围形势来判断城管是否在逼近-当周围小摊贩纷纷逃离的时候一般也就表示城管正在逼近。一次因为丽芳拍到了城管赶林叔叔的镜头，那位城管大哥的目光就不肯再离开我和丽芳，我实在是受不了那种目光，后来就拉着丽芳当做要走的样子落荒而逃……

而雨则一直对录音笔和DV甚至我们的笔记非常抗拒，后来我和丽芳为了让她放松，完全放弃了任何记录方式。就是坐着跟她闲聊，跟她开玩笑，想起丽芳“九里香”的爆笑造型我依然觉得那是我们调研里面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其实我是用了很多自我暴露的方法拉近跟雨的距离，跟她聊爱情，聊家人，聊人生。其实我很紧张，因为我很怕冷场，结果雨说我一个问题问了很多遍而我居然还在问。我想起一部电视剧里说女人和女人如果要变亲密一般都是要互换秘密才可以。呵呵，我觉得好像确实是这样。后来熟到她热情邀我去她家吃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采访成功了，以为她愿意信任我们了。后来通过她的介绍我得以接触到小武小木阿东等街头艺人，通过与他们的交往也了解到很多他们街头艺人的想法。比如他们对爱情的失望，对家人的避讳，对歧视的抗争……其实能跟他们像朋友一样交谈，听他们讲他们的人生体验，我觉得很幸运，他们年岁与我们相仿，却已阅尽人世沧桑、世态炎凉。那个时候，在地铁口听他们唱汪峰的《彼岸》觉得非常的有感触，这些歌词，也许真的就是他们想说的-

妈妈/不要这样伤心/不要这样难过

我还在寻找生活/只是有些挫折

我会找到一个方向/我会去另一个地方

我还是会你的骄傲/值得拥抱

……

回来之后每当听这首歌时，林叔叔对城管警惕的眼神、于叔叔破旧的沙发床、阿明的跳江、雨膝盖后面的淤血、威哥老母看到他唱歌就在路边哭……这些总会出现在脑海里，人生不易，他们的人生更为不易。我想起小木跟我说过，说一对恋人每天经过的时候都会给他们一块钱并且对他们说“努力”-如若我们的社会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一份尊重和理解，这个世界或许就会温柔很多。

调研情况介绍

（一） 街头艺人的收入

街头艺人收入跟才艺水平有很大关系，我们采访到的街头艺人都还是才艺比较好的，所以他们的收入一般都还算不错，少的大概是五六十，多的可以达到一百以上。但是街头艺人收入很重要的制约是不稳定，部分也是要靠运气。一般周末收入多一点，因为人流量比较大，上下班和晚上人流高峰期收入给钱的人也会比较多。收入的不稳定使得很多街头艺人在有家庭负担之后选择该行寻找稳定的工作，坚持多年的毕竟少数。

（二） 街头艺人“工作”地点和时间

街头艺人一般会选择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如地铁口、公交车站、火车站、沿江路或者隧道。乐器演奏类的街头艺人为求表演效果倾向选择比较封闭的空间，如隧道或者地铁通道。此外选择的因素还受到管制的松紧、过客的教育水平、休闲水平等因素影响-管制较松街头艺人才有最基本的立足点；过客教育水平若比较高，如中山大学地铁口，则给钱的人会比较多；休闲的地方如沿江路人们也会更愿意给钱。考虑到人流量，街头艺人一般昼伏夜出，而且周末表演时间会加长。

（三） 街头艺人的压力-自由、生存、家庭、世俗

我们采访到的街头艺人大部分是在生存压力及自由爱好双重影响下选择街头艺人道路的。一方面街头艺人能够让他们过上相对“自由”的生活，另一方面街头艺人也能提供较为“可观”的收入。相对于做保安或者做服务员一千多元的打工生活，街头艺人生活可以满足他们爱好、自由、生存等多方面的需求。比如林叔叔打工一千多元的话根本无法供两个大学生女儿上学，比如阿明要供养两个家庭的老人和妹妹的学费生活费，做保安一千多元的收入也是无法支持。然而他们大多数都是走投无路之下的选择，因为街头艺人意味着世人的歧视-毕竟在中国，许多人将街头艺人等同于乞丐。我们采访到的街头艺人许多都是瞒着家里人做街头艺人的，就算是告诉家人的，大多在最初都是遭到反对和不解，而家人采取无视态度的基本上是因为“钱大于一切”。对于遭遇到的歧视，许多街头艺人表示“理解”，因为他们认为街头艺人队伍里面的确是存在着很大一部分的“乞丐”，包括那些靠各种附加手段骗取同情和金钱的骗子。正因为这部分人的存在，整个的街头艺人也就必然的声誉不佳了。

（四） 街头艺人健康问题

街头艺人也同其他职业一样会患上“职业病”，如嗓子问题就是唱歌的街头艺人比较普遍的职业病。我们采访的于叔叔，由于常年在阴冷潮湿且灰尘漫天的隧道唱歌，嗓子存在严重问题，医生建议开刀他却没有经济能力去开刀。女吉他手雨，因为在地上坐着唱歌一坐就五六个小时膝盖后面淤了一大块血，前段时间她告诉我说她的嗓子“重伤”，估计要休息几个月了。小提琴手林叔叔，已经五十多岁了，拉琴的时候为了争取时间，有时候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舍不得休息。街头艺人因其职业特殊性和流动性，无法享有医保那些福利，许多街头艺人迫于经济压力只得对街头生活带来的身体损害采取忽略态度，长此以往甚至会对他们的人生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可是现在街头艺人还处在被城管赶来赶去的状态，更遑论对他们的健康保护了。

我们的思考

街头艺人刻板印象-媒体在其中的作用

关于街头艺人的文献资料，我真的没有找到多少，很多都是某个街头艺人的新闻报道，或者就是回顾类似“北京天桥”这样著名的街头艺人聚集地的文章。而许多新闻报道采用身残志坚、悲情或者是打抱不平甚至是猎奇框架来建构报道，而我们生活中的普通人基本都只能通过媒体报道了解街头艺人这个群体。媒体在建构街头艺人形象上所起的作用我想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包括街头艺人经常是残疾人这一点。因为媒体经常选取那些身残志坚的街头艺人，所以部分人会对街头艺人形成“残疾”的刻板印象，认为残疾人才能去做街头艺人，一个身体健康，四肢健全的人是不应该出现在街头艺人队伍里面的，因为那样的人不该挣这种“同情的钱”。而我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街头艺人圈子里也只有少数几个是残疾的街头艺人，大部分的街头艺人还是健康的普通人。包括后来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想拍林叔叔吃饭的镜头，都会预设说“最好是在路边吃馒头”-他们需要把街头艺人拍得很可怜，并认为那样人们才喜欢看。这样的现象促使我们反思，媒体表现出来的街头艺人也许并非就是真实的街头艺人，他们也是带了很多的观念和价值去塑造和呈现街头艺人的形象的，并且在把这些观念和价值传递给观众。然而大众接受到的正是这种带着价值观的“刻板形象”，结果形成了很多对于街头艺人的固有看法。

潜在的“乞丐”共识-天生的污名

街头艺人是很反感别人的歧视，认为自己是不偷不抢靠劳动挣钱跟大家挣钱一样，可是他们其实很多时候还是表现出一些与之矛盾的价值观的，比如自称“文明乞丐”，比如担心表演的时候如果穿的好一点会不会难以让别人同情。西方那些地方的街头艺人常常可以看到很欢喜的样子，可是中国的街头艺人往往愁容满面。我想这也是中西方对街头文化的态度差异的一个表现。西方的街头艺人都认同街头艺人是“艺术家”的一种，表演的人是艺术家，而中国呢，认为街头艺人是“乞丐”的一种，挣钱应该靠别人的同情。按照中国三教九流的传统文化，街头艺人在“中九流”之列，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属于下贱的职业。我们采访的很多街头艺人也表示说都是迫不得已才出来做街头艺人的，这也表明他们自身对街头艺人的这一身份至少曾经也是存在“歧视”的，只不过他们卸去了“他者”身份的时候，才重新在新的立场上形成了新的身份认同。

街头艺人的内部分化-群体艰难建构，“合法化”长路漫漫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采访到了两位特别的人物。他们就是曾经的广州小人物街头艺人联盟的组织者-阿初和阿明。他们建立这个小人物联盟的契机是5.12大地震募捐，然而通过群体组织活动来改善街头艺人形象、提高街头艺人地位，一直是部分街头艺人努力的方向。对于街头艺人，他们也清楚单独的个人力量很分散，不利于整体的良性发展。于是他们想做一点群体建构的尝试，试图将街头艺人分散的力量聚集起来改善街头艺人在形象和管理上的问题。比如他们有组织地为社会做一些善事可以改善街头艺人在社会上的形象，提高街头艺人的社会地位，比如依托群体有组织地跟城管斗争，也更有可能改善街头艺人这个群体被城管恶性管制的处境。

然而这个广州小人物街头艺人联盟实际上在募捐过后也就名存实亡了。街头艺人这一职业流动性大，而且因地盘和才艺等内部竞争激烈，很多街头艺人的“职业生涯”并不长，而只是把它作为过渡性阶段。有些街头艺人结婚之后会选择结束街头艺人生涯，选择有稳定收入的工作。这样动荡的生活令街头艺人很难就共同利益达成一致意见，所以也很难形成合力来争取利益，他们基本只能采取个体斗争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

相对来说，台湾的街头艺人群体组织就发展得更为成熟。在20XX年有街头艺人“教父”之称的张博威创立了台湾街头艺人发展协会，通过协会来改进街头艺人恶性竞争的局面，促进街头艺人权益保护推动。协会推动的“一张证照、游艺全台”计划、台湾街头艺人网等都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应，对台湾街头艺人地位提高和权益保护做出了很多贡献。台湾街头艺人发展协会创会董事长张博威说，“不能什么事都等到政府想到了才来做”。中国xx年的鼓浪屿街头音乐艺人资格考试、上海20XX年的街头艺人调查等都反应出中国街头艺人管理问题上的困境。如何将街头艺人的管理和权益问题处理好，台湾的实践对大陆来说是宝贵的经验。

结语

此次参加廖冰兄基金会底层中国调研绝对是人生宝贵的经历。街头艺人的调研让我和丽芳的暑假成了最忙的一个暑假，然而我们也在这个暑假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寻找采访对象、去取得采访对象的信任、去用心撰写我们的采访笔记、去捕捉采访对象们瞬间的表情和思想、去思索叙述背后的观念和价值……也许我们是稚嫩的，因为我们两个对调研都毫无经验的小女生，只是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和微薄的知识去做这个调研，甚而我们是会辜负许多街头艺人大朋友的信任的，因为我们或许根本只是做了一个毫无影响的调研，根本对街头艺人生存现状无甚促进的调研-可是我们还是觉得这次调研是非常值得的-起码在这个夏天，我们听到了一部分底层人民的呼声。

因为听见，所以蓦然感到任重道远，而我们，要挑得起这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