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未老先富还是未富先老?
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前景，国内和国外学术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将出现未富先老；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将呈现未老先富。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前景分析，不能贸然下结论，需要全面考察和动态分析研究。
中国经济增长动因复杂
学者采用最多的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与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即总产量与全部投入要素值的比例，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其增长率被视为科学技术进步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提高或对经济增长贡献多，就证明经济社会发展源泉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而不是其他要素。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朱晓东（Zhu Xiaodong）教授2012年在《经济学展望》（《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发表《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过去，现在和将来》（《Understanding China’s Growth： Past， Present， and Future》），其研究结果显示，1952-1978年期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为-1.07%，1978-2007年期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达到3.16%，TFP对人居GDP增长的贡献率在1952-1978年期间为-72.03%，1978-2007年期间为77.89%。这些结果显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暗含中国将是未老先富。
但是，计算TFP是有许多假定的，例如，通常假定其生产函数为固定替代弹性生产函数（CES生产函数，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Production Function）。因而，按照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方法就必然忽略掉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要因素，特别是经济发展中的规模效应，也没有考虑经济要素之间的组合效应。实际上，人类是生产等经济活动中的最重要要素，不仅组合劳动、土地、原材料、资本品、资金、技术等，而且将他们进行优化配置来实现生产，不同的组合就产生不同的效率。探究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源泉，不要将劳动、劳动力成本与人类资源混淆在一起。
人口比较优势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
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依然是人、技术、规模等，作为要素核心的人类，可以对各种要素进行组合。从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口数量来看，中国具有较大的规模优势，并带来规模效应。1982年，中国参与经济活动的就业人数达到5.25亿人，2012年抽样调查的人口达到11.25亿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与中国相媲美。表1显示，1982年中国20-24、25-29、30-34、35-39、40-44年龄组的人员参与就业比例超过90%，甚至达到94%以上，20-59年龄组参与经济活动的人数总量达到4.1亿人，2012年抽样调查的20-59年龄组人口数量达到7.0亿人。从受教育程度和专业技术人员来看，中国也具有人口规模效应。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年中国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达到6.75百万人，在校数量达到2.11千万人，普通本专科毕业生达到6.25百万人，在校数量达到2.39千万人，研究生毕业数量达到48.65万人，在校数量达到1.72百万人，相当于一些大型发达国家的人口规模，这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他们成为中国新的比较优势，人口数量众多有利于人力资源市场充分竞争，而且其劳动力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同类性质人员，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同类人员的成本。
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之处，就是充分发挥了人口比较优势。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人口比较优势是普通劳动工人，提供了廉价而丰富的普通劳动力，组合了土地资源、流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以及购买的先进设备等，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分工的变化，改革开放后几十年，中国人口比较优势是中国拥有大量的中等职业教育人员、普通本专科生，以及研究生，他们将提高其国际分工地位，改变中国绝大多数产业处于国际分工地位低端的格局。（见下表）
中国改革计划生育政策，有利于稳定家庭、优化人类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与未老先富或未富先老没有本质联系。经过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灾害后，许多家庭支离破碎，计划生育政策引起更强烈的社会反响。中国试图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主要原因并不是人口红利变化的原因，更多是社会、伦理、文化等方面的因素。
事实证明，近几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在下降，已经引起一些专家学者注意。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并不像理论界分析的那样，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很高，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在遭遇社会冲击特别是金融危机时，例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TFP增长率就明显变为负增长，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19 79年、19 80年、19 81年分别为-1.321%、-1.483%、-3.384%，1986年、1989年、1990年分别为-0.575%、-3.599%、-4.413%，1998年、1999年、2009年分别为-0.861%、-0.712%、-0.402%（参见赵志耘和杨朝峰在《财经问题研究》2011年第9期上发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解释：19 79 -2009年”）。
2013年12月2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指出，21世纪以来中国科技研发投入快速增加，2012年科技投入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1.98%，但是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依然是粗放型的，依靠要素大量投入和投资拉动，2012年中国消费了世界50%的钢、水泥、煤炭，石油进口依存度达57%，铜进口依存度达70%，大量能源资源消费又造成大气、水、土地污染问题。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实现未老先富
未富先老或未老先富的实质是，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亚洲的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1982-2012年期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从4.99千万持续上升到1.27亿人，增加了6.26千万人；占中国总人口比重从4.9%持续增加到9.4%，增加了4.5个百分点。同一期间，美国65岁及以上人口从2.68千万持续上升到4.18千万，增加了1.5千万；占美国总人口比重从11.58%增加到16.9%，增加了5.32个百分点。但是，中国刚刚进入处于中等收入偏上国家行列，美国早已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要实现未老先富而不是未富先老，即尽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将取决于中国今后的发展模式和制度建设，最大限度释放出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不要因为西方媒体的赞扬和捧杀而沾沾自喜，必须清醒客观看待中国的实际情况，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理顺机制和体制，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一方面，中国充分发挥新的比较优势，包括已经形成的良好产业配套能力、国内市场巨大需求和吸引力，以及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毕业生等等。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步伐，理顺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维护规范的、健康的市场秩序；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特别是公平的、公正的分配制度，组合好人力资源、市场要素，优化配置科学技术、土地、资金等要素；加大科学技术投入，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转化为生产力，加快制度创新。总之，加强制度建设，走最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有利于建设高效、公平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中国还是可以未老先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