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蔚蓝色海洋

面向蔚蓝色海洋——岭南文化散论之二

珠江水系不仅是多条江河总汇于珠江三角洲，而且有许多出海口，粤语称之为“门”，仅珠江三角洲就有8个门，其余沿海河口更是多得难计其数。这个特点，使得珠江三角洲的自然环境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是江海一体的。“岭南第一诗人”张九龄诗云：“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可谓将这一特点写透，写得很到位，将其海洋性、宽容性、共时性等特性及其风韵，写得象外有象，意境无穷。

庞杂的珠江水系，成就了珠江流域的文明，发达的水网运输系统，促进了当地的融合；漫长的海岸线，使广东成为宋、明、清以来重要的海上贸易地，广东得地利之便，领全国风气之先。

广东堪称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多元杂烩的广东人不再只是地理概念，还是人种学意义上的称谓，是文化传播和融合的概念，是一个有着独特精神气质和特征的群体概念。人口杂烩重要的成果在于文化层次的提高。“一代俊媳妇，三代好儿孙”，远程杂交的人种优势难以否认。

人口多元结构最深刻的成果是培育出岭南独特的文化精神。尽管有那么多移民，并且是以移民为主体的多元型文化，但岭南文化并不会被他人同化，而是继续保持并发展自身的特色，这是为什么呢？她的多元特色正是在长期移民以及由此带来多元文化的并存之中才得以产生。岭南文化的重商色彩，在四海商家涌入涌出的潮水中得以强化。重商在内外贸易相当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培养起来，自产自销的传统农业社会只能形成“重农抑商”的价值取向。就创新精神来说，新移民是颇具活力的创新群体。

谈及岭南文化，我们的眼前便有如许身影晃动：那是任嚣在筑番禺城，那是张九龄在开大庾岭，那是“好收吾骨瘴江边”的韩愈，那是“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苏轼，那是陈白沙的儒学，那是屈大均的新语，那是林则徐在虎门销烟，那是丘逢甲在保卫台湾，那是黄遵宪的人境庐，那是居巢、居廉的可园……

岭南曾经出现过的历史文化名人不计其数，从率秦军统一岭南、创建南越国的赵佗，到“巾帼第一夫人”冼夫人；从曾任潮州刺史的唐代古文运动领袖、儒学宗师韩愈，到为佛教中国化作出杰出贡献的禅宗六祖慧能；从曾任端州（肇庆市）知州的宋代著名清官包拯，到曾任惠州安置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这些历史名人在南粤大地又留下了多少文化遗存。广州的南越王墓、高州的冼夫人庙，潮州的韩公祠，南海的康有为故居，新会的梁启超故居。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出生在广东香山，这位“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关上了一扇封建历史的大门，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历经千载而从未中断，亦有岭南文化的一份功劳。岭南人有一种“天变不足畏，祖家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英锐之气。

广东南海丹灶镇是康有为的故乡。在那样的时代，中国的仁人志士，尤其是热血知识分子，在寻找救世良药，他们目光清澈、神情坚毅，艰难地探索和跋涉着。康有为就出现在这样的人群里。康有为从广东走出去，走向广阔的世界，给了世界醍醐灌顶的意识，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热潮。历史的烟尘不会遮没他，只会给他增加更多的光彩。精神不泯，山高水长，岭南和中华大地永存康有为的一脉香魂，散发着绵绵不绝的芬芳。

关于广东，经典大家都说了些什么？从苏曼殊对广东人“天然媚外”的痛切，到陈寅恪“中国将来恐怕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的预言；从胡适对广东“守旧”的感慨，到法国年签学派大师布罗代尔所指出的：“可能世界上没有一个地点在近距离和远距离的形势上比广州更优越。”时间阻隔不住这些声音的传播，即便不同时代、不同地域，这些声音依然互相碰撞，发出回响。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孙中山的《留别粤中父老昆弟书》，无不体现粤人对于国事民生的热情与担当。这些出自不同人物之口的声音穿过时间的屏障来到我们耳畔，于是历史变得鲜活可感，气息生动。

余秋雨说过：有陈寅恪在，谁还敢说广东没文化？陈寅恪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范，而且代表积淀很深的岭南文化，有岭南道家的“仙骨”；他是一种严谨而富创造性的治学精神的典型；他内涵着为学术和真理献身于象牙塔的慷慨情怀……他在岭南生长，他的精神是在岭南这种人文环境中发扬蹈厉的。

“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古人用这两句诗形容广东的地理状貌，山水风景，人文情状。从历史地理文化角度说，当年秦始皇大军南下两广时，即由“掌背”的最高处修驰道而南下，依南岭望远海而控制这一方土地，所以粤文化又称岭南文化。到了中古代和近现代，广东往往“风生水起”，领九州风气之先：中古代的对外领远洋贸易和中外文化交流之先风，接着是鸦片战争之发生；然后是康梁维新、孙文革命；接着是国共第一次合作为统一中国的联手北伐；到了当代，则有改革开放之先和“南风窗”的打开。岭南是中国从大陆经济大陆文化走向海洋经济海洋文化的缩影，岭南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开放文化的窗口。可以这么说，中国的近代史始于广东。

珠江出海口的伶仃洋，海水蓝得带点绿，带点白；海岸线蜿蜒曲折，一面凭海临风，一面青石嶙峋。伶仃洋出了一个文天祥，七百多年前，在国灭身囚之际，他以生命和热血在这片海域写就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起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这是一个民族灵魂的历史，这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滔滔珠江，哺育了这块充满生机的沃土。在近一个多世纪的流光中，这里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影响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一幕幕活剧在这里连台上演，推出了多少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谱写了多少光耀中华的壮丽诗篇。

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中华大地上走出了一位世纪伟人——邓小平。他首先选择这片热土，作为中华民族巨龙腾飞的出发地。于是，改革开放这一深刻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壮丽诗篇，就在这里落下了最初的一笔。

如果说文天祥给这片海域，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刚烈、凛然、悲壮的绝唱；那么邓小平则给这片海域留下了一个国强民富、坚如磐石的传说。在这里，我们深切感悟出历史的深厚逻辑，激动人心的景象总是诞生在江水与海水相撞的地方。

发思古之幽情，探时代之脉搏。历史的广东，曾经辉煌，但“瘴气甚浓，文化尚浅”的蛮荒之地的帽子也戴了很长的时间，从“后文明地区”一跃成为中国反封建帝制革命策源地和大本营，成为一切舶来思潮和舶来新事物首先登陆并首先发芽、长叶、开花、结果的中国第一块“现代化试验田”，广东为正处于历史转型期的中国“时势”贡献了无数响当当的英雄——甚至可以这么说，中国社会在逆世界潮流三百年后，之所以能够在十九世纪后期艰难地向“现代社会”转型，广东是标志性的肇源地。

闭关锁国政策的缺口，最早是从广东被打开的。广东经历了许多匪夷所思的历史阶段，使广东社会在扑朔迷离中异彩纷呈，广东人敢于饮“头啖汤”的开拓精神，广东作为近代中国一度的政治中心与外贸中心的地位，尤其是中国现代化的进军，是在岭南这一海滩登陆的，从历史返看现实，具有让人思考和振奋的意义及价值。

现在业界流传的广东文化有“基围虾”风格的说法。广东文化的性质与基围虾的习性非常相像。珠江三角洲一带处于珠江和太平洋的交汇处，太平洋涨潮时，那里的水是咸的，退潮时，珠江水进入，那里的水便是淡的。在这样的咸淡的环境中却盛产一种——就是基围虾。基围虾既不是海虾，也不是河虾，因为它的适应性很强，在海水或淡水中都能很好的生存。岭南文化不同于京派文化、海派文化那样带有明显的区域性，它和基围虾一样兼收并蓄，这便是岭南文化最大的魅力。岭南是中国最早和最广泛地接受海外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从近代起更是最先引进西方文化，同时表现出中、西和其他文化的特色。

广东人是海洋的族群，淳朴、强悍、充满朝气与活力，富于冒险性、开创性，敢为天下先，却又低调、内敛、善于兼容。今天，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前有所承，后有所开，岭南文化不断地被注入新的元素，在文化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与时俱进的文化宽容和文化理解，文化选择和文化创新。

2005年10月，瑞典“哥德堡”号仿古木帆船，驶向东方。经历长达9个月的海上航行，“哥德堡”号抵达第一目的地——广州。“哥德堡”号到访引起的轰动，让多少人燃起蓝色的梦想。迎风扬帆，御风而行的帆船更让人感受到与海洋的亲近。让曾经辉煌的“海上丝绸之路”跃然眼前，有如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发达国家对其航海史乃至海洋文明的珍视。由此反观，我们的海上历史却在灿烂内陆文明巨大影子下，被忽略和漠视，散落在历史长河里。中国近代史一再证明：向海而兴，背海而衰；禁海几亡，开海则强；海洋文明是我们无法越过的篇章。

星罗棋布于广东各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遗址，就像丝绸之路留下的吉光片羽，构成丝路广东最亮丽的风景线，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厚重的历史积淀，反映了广东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崇高地位。也可以说，一部广东历史最瑰丽的篇章是蘸着南海的波涛写成的。滔滔珠江水，哺育了岭南这块充满生机的沃土，涌现了许多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谱写了多少光耀中华的壮丽诗篇。南海之滨涌起滔滔开放大潮，珠江之水化作南海波涛，汇入烟波浩淼的太平洋。

面向蔚蓝，拥抱蔚蓝，国运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