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在武汉

程思远

１９４８年６月２８日，白崇禧在汉口就任华中“剿总”总司令。他的总部设在三元里一座钢筋水泥的建筑物里，有一小门通到他的私邸，以前就是日军华中统帅的公馆。白崇禧到汉口来担任华中“剿总”，有一段迂回曲折的过程。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白崇禧外调到武汉

１９４８年４月，李宗仁在第一届“国民大会”中，击败了蒋介石支持的竞选对手孙科，当选了“行宪”的第一任副总统。这一来可惹祸了。

蒋介石统治中国２０年来，集中党政军特之大成，从来是个人说了算，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他。像李宗仁这样故违其意，无视他的领导权威，并且在抗衡中把他打败了。蒋认为他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孙科的失败使他感到无限的屈辱。因为他一贯视为万应灵丹的“银弹”也不灵了。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一整套的报复 计划就开始付于实施。

最明显的报复计划，第一桩是把白崇禧从国防部长的宝座上拉下来，派何应钦继白为国防部长，而将白调为华中“剿总”总司令。蒋鉴于１９２７年８月上旬李、白在南方曾伙同何应钦迫他下野，时日虽已消逝，历史可能重演。因此对李、白必须分而治之，不能令他们共事一处。抗战后李、白各处一方，就是此种手法的体现。

白崇禧知道蒋的用心，也表示欣然遵命。但提出一系列的反建议，以此为他去就的先决条件。

未出先提条件“守江必守淮”

白崇禧曾于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０日受到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的接见。蒋介石说：“刘伯承、邓小平所率的中共中原大军已经进入大别山区了，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健生，你在抗战时曾指挥过长江北岸军事，现在请你在九江设立国防部长指挥所，指挥中原大军，保卫南京这个政治中心。”这是国防部成立一年多来将第一次授他以指挥部队的权力，这正是他一向梦寐以求其实现的愿望。过了几天，白崇禧的指挥所便在九江成立，以后又搬到了武汉。

白崇禧总结了这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认为“守江必守淮”，这是历史上行之有效的作战方计。为使这一方针易于贯彻，白崇禧提出了下列的建议：一、中原只能设一战区，以利于集中兵力，机动使用。二、华中“剿总”设在蚌埠，以利于紧靠南京，取得补给。三、采取攻势防御的作战方针，使中原大军运动于江淮河流山谷之间，完成守淮守江的任务。但蒋介石说：“徐州还须成立另一‘剿总’，由刘经扶（刘峙）负责。所以华中剿总只能指挥长江上游军事，而总部应设在汉口。”

白以为中原军如此分割使用，后来必肇严重后果。６月６日白崇禧在南京大悲巷雍园一号同李宗仁、程思远吃了一顿午饭，便溜到上海去了。他方从何浩若那里买了一幢位于虹口的敌伪产业，表示非等到蒋介石接纳他的条件，他就决不会回到南京。

黄绍竑赴沪折服白崇禧

白崇禧避去上海后，蒋先派吴忠信作说客，去上海劝白就华中“剿总”职。白不答应，使吴忠信灰溜溜地回到南京。

过了几天，黄绍竑忽然到上海，从他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１１０５号公馆打电话给白崇禧说：“健生，我来了，要同你谈谈。”

“你是那个人派来的吗？那我们便没有什么好谈了！”

“我当然是那个人派来的，但我所谈的却对你极为有利。”

“那么，我立刻到你那里来！”

不多一刻，白崇禧便坐在黄绍竑的客厅里了。

“你究竟贩卖些什么货色？”白崇禧迫不及待地问黄绍竑。

“我问你，你这两年在南京的生活过得怎样？”黄绍竑反问白崇禧道。

“有那个小鬼（意指陈诚）在旁边捣鬼，我哪干得出什么名堂？”

“仗打得这个样子，你还幻想为蒋家朝廷建功立业吗？你这个‘小诸葛’实在太不亮了！”

白崇禧瞠目结舌，不知所对。

“你听我说，”黄绍竑继续说。“你两年来在南京不过是一只笼中鸟罢了。现在老蒋放你出去，不是有一个自由天地在等着你吗？再说，现在德邻是副总统，蒋一下台就是他的天下，你在外面不是更有机会制造新的形势吗？！”

黄绍竑这一席话，把白崇禧说得心悦诚服，茅塞大开。后者把他左掌猛擦着自己的额头，意味着要把黄绍竑的话加以消化，还要细加探讨。

“你先回去报告老蒋，说我这两天就要回来。”白崇禧提出最后的结论。

白崇禧在赴武汉前，还对蒋介石提出两项建议。白说：“德公在南京做副总统，实际上无事可干。我以为总裁可以派他办两件事：一是要他定期约见各方面政界人士，听取关于政治改革意见；一是要他到全国各地去视察，宣扬中央德意。”

蒋介石尽管说：“是的，是的。”但他正害怕李宗仁竞选时提出那一套有关“民主改革”的怪论，哪里会接纳白崇禧的建议哩！

白崇禧要我去找何浩若做他的“剿总”秘书长，这表明他要积极争取美国的援助。但何正担任敌伪产业管理局长，这是一个“肥缺”，他那里肯答应。他反劝我回去告诉白，最好带一个黄埔学生去武汉，目的在使蒋放心。何浩若说：“如果健公亦以为然，最好是带袁企止（即袁守谦）去。他自助程颂公竞选被骗后，闭门谢客。他一定会答应的。”后来袁守谦果然跟白去武汉，但并没有当上“剿总”秘书长，而是“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袁在武汉不得意，不在话下。

白崇禧在武汉所指挥的部队，有黄维兵团、宋希濂兵团、张轸兵团、张淦兵团。实际上只有张淦兵团的第七军、第四十六军和第四十八军才是他的基本力量，这个时候，国民党除白崇禧这个集团外，还有东北卫立煌集团、平津傅作义集团、西北胡宗南集团、徐州杜聿明集团（原是刘峙）。但这些集团都是在解放大军包围中，前有强敌，后无退路，态势孤立，补给困难，只有白崇禧上有李宗仁在南京做副总统，下有两广做他的后方（广东省主席是宋子文，白示意黄要做好宋子文的联络工作），驰骋自如，大有用武之地，非其他集团所能比拟。

指挥徐州军事始允后拒

１９４８年９月，人民解放军解放济南。此一战役证明，人民解放军已有攻坚的能力，因而立即发动辽沈战役，而以首先打下锦州封闭关内瓶口为作战目标。锦州打下后，卫立煌集团就如瓮中之鳖，等候收拾了。

国防部长何应钦一听到锦州失陷，就认为如何策划中原军事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于是立即召集参谋总长顾祝同、次长刘斐、萧毅肃，第二厅长郭汝瑰举行会议，决定采取白崇禧前所提出的“守江必守淮”的方针，并请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所属的中原大军。据此建议，何应钦特派郭汝瑰厅长于１０月２３日飞往北平向蒋介石报告，行前顾祝同对郭说：“白健生统一指挥是暂时的，会战结束后，华中、徐州两个‘剿总’仍应分区负责。”可是蒋听了郭汝瑰的汇报，却指示说：“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郭返京后，何应钦即与白崇禧通长途电话，白一口应承，国防部当即以“酉敬阳挥”电下达此一作战指示。这是１０月２４日的事。

１０月３０日，辽沈战役以廖耀湘兵团全部覆灭而告终。蒋介石满怀忧郁地由北平飞返南京。同时白崇禧应召从汉口飞抵南京，参加是日下午５时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的军事会议。

会上，白崇禧还是答应统一指挥中原各军。可是，到了次日上午１０时举行第二次会议时，白崇禧变卦了。他一口推翻以前所作的承诺，认为徐州“剿总”把兵力像 “一”字形地平摆在陇海线上，要想变更部署已经不可能了。白崇禧的转变使蒋介石感到这可能是李宗仁在影响他，于是蒋把沈醉找来，布下一套暗杀李宗仁的计划。

１１月６日，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当黄百韬兵团于１１月２２日在徐州东面全部被俘以后，蒋令白崇禧调黄维兵团的２２万人马兼程驰援，目的在接徐州的杜聿明集团南归。由此就可知道，杜聿明集团过于突出，后面没有作纵深配备，这是多么错误的部署。白崇禧后来所以没有答应指挥中原军事，这是一个主要的关键因素。十分不幸，黄维兵团在东进途中被围于双堆集，杜聿明在突围途中被围于永城地区，蒋令这些军队“死守待援”。白崇禧认为这是错误的作战指导，讥为“螳螂战术”。因为螳螂一被蚂蚁困住就寸步难移，那只有等死而已。

拒绝调兵蒋白交恶

当黄维兵团在双堆集被围的时候，蒋召集宋希濂去南京，有所指示。宋返抵汉口去见白崇禧，说蒋也要他的部队东调，驰援黄维。白借此机会，批评蒋的作战指导方针。反对宋部调皖。白崇禧说，蒋作战没有集中优势兵力，而是将兵力平均摆在点线上，兵力愈分则愈弱，战线越拉就越长，坐使共军有机可乘，攻其弱点。及部队被围，又令“死守待援”，这就使共军易于集中兵力聚而歼之。这样逐渐补加上去，对战局毫无裨益，而自身反不免于被歼的命运。

白崇禧不特反对宋希濂离开华中，并且对宋施加影响，认为当前军心涣散，士气衰颓，我应争取喘息时间，以资整顿训练，徐图补救。白希望黄埔学生应对蒋运用一切可能渠道，提出建议，主张恢复国共和谈。宋把白这些意见转告华中“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袁守谦，袁推想白用心叵测，嘱宋尽快离开汉口。宋恐怕白派人跟踪，取道长沙、常德回到鄂西防地。实际上白那时正试图团结黄埔学生，不会采取任何不当手段。

后来蒋要把华中的第二十军东调，白崇禧坚决拒绝。后经顾祝同出来转弯，白始勉强答应。等到蒋再调用第二军时，白崇禧就以辞职为要挟。到了这个时候，蒋白关系濒于破裂边缘了。

两电主和迫蒋发表文告

正如司徒雷登所说，蒋介石在１９４８年下半年，亲自导演了一系列的希腊式悲剧。

８月１８日，蒋亲在丁家桥中央党部主持中央常会，通过《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次日（星期日）公布施行，以发行一种金元券来收兑全国金银外币。此一措施随着军事失利而惨遭失败，它迫使行政院长翁文灏引咎辞职。

还有甚的是：蒋干预美国内政，派陈立夫赴美，支持纽约州长杜威出来竞选总统。他以为共和党人入主白宫，将对蒋援助采取一种非常的办法。结果１１月大选揭晓，还是在职总统杜鲁门当选，这使蒋处于绝境。

１１月２８日，蒋派宋美龄飞美，向马歇尔、杜鲁门提出一套包括派高级军官来华指挥反共战争和年助１０亿美元的３年计划。杜鲁门政府在考虑后答复说：“现在局势恶化的程度，除实际调用美国军队以外，任何大量的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至此蒋开始考虑下野。

１２月５日，蒋召见吴忠信，说要他继吴鼎昌当总统秘书长。吴谦辞。蒋于是说出原因，蒋以为当前内外交困，他要引退，李德邻要出来当家，吴的任务是扶李上轿，等李嫁过门再定去留。吴把这消息告诉李宗仁，后者又转告白崇禧。

１２月１７日，蒋正式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３人到傅厚岗副总统官邸访问李宗仁，告以蒋有意下野，由李出来主持和谈。我把这消息通过电话通知白崇禧，白高兴得不得了。从此成日有几次打长途电话给我，打听有没有进一步的信息。他打电话用代号，说是汉口王先生，又讲着只有我能够听懂的桂林式广东话，意在提防窃听。事实上我们的电话均在特务监视之中。

白崇禧在电话中建议：李宗仁上台应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的上半段，即：总统因事辞职时，由副总统“继任”，而不是用下半段的“代理”。白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古往今来，无不如此。

１２月２４日，蒋正式发表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但他对下野问题不作进一步的表示。白崇禧迫不及待，于是日发出了“亥敬电”，由张群、张治中转给蒋介石，要求“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

到１２月３０日，白又发出“亥全”电，重申前议，谓“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

蒋介石以为白对他施加压力，不能不对和谈问题表态。１２月３１日晚，蒋召集李宗仁、五院院长和国民党中常委４０多人到黄埔路“便餐一叙”，笔者也应邀参加。吃饭时空气非常沉闷。蒋在饭后说：最近外面对和谈提出了许多主张，我以为应对此有所表示。现有一篇文告，请岳军当众宣读，希望大家表示意见。席上谷正纲反对发表此一文告，认为不能以下野来求和，说到沉痛时竟号啕大哭，ＣＣ分子亦从而附和之。蒋介石不耐，摔了一只茶杯愤然地说：“我所以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党内的某一派系。”言外之意，是白崇禧迫他下野的。

１９４９年１月１日，蒋介石的元旦文告照原文发表了。蒋在文告中说：“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人的公意是从。”

蒋派张群赴汉提出警告

在白崇禧两电主和的时候，长沙绥靖主任程潜和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也电蒋主和。河南、湖北两省参议会也发出通电，予以响应。河南省议长刘积学在致蒋电中还有这样的表示：“敬请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国事听国人自决。”蒋接电勃然大怒，以为刘积学敢于如此嚣张，完全是白崇禧在幕后策动，他不能默尔而息。

１月９日，蒋派张群飞汉晤白，白特通过笔者的联系，邀黄绍竑搭８日夜车来京与张同机飞汉。张群到汉口对白崇禧转达蒋介石的两点意见：一、如果我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什么把握？二、我如引退，必须由我主动，而不受任何方面的压力。

诚然，即使蒋介石下野，白能否与对方和谈，也在不可知之数。白崇禧为了开创和谈局面，特以８万港币的代价从陈纳德民航队那里包了一架专机送黄绍竑去广州，即晚转往香港找李济深，意欲请李出来主持和局。

黄绍竑于１月１３日到香港，黄琪翔告诉他，李任潮已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于去年１２月圣诞节前夕北上。黄绍竑扑了一个空，十分丧气。后经黄琪翔的联系，找到中共香港负责人潘汉年，告以白崇禧迫切求和之意，黄绍竑旋被告知：如白愿和，希派刘仲容经京汉路到石家庄一谈。

刘仲容是湖南人，在台儿庄大战时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派在五战区李宗仁处工作。１９３９年起开始为白崇禧服务。１９４７年初，蒋曾对白崇禧说：你家里的刘仲容，是一个共产党，白说：我只派他管家里事，他绝不过问军政事务。那时蒋白关系还好，以后蒋也不再说此事了。

白崇禧直到３月才派刘仲容北上。这是因为蒋介石下野后，白放弃局部和平的试探，而要由李宗仁出来推行全面和平了。

蒋介石对黄绍竑香港之行极为重视。蒋经国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黄绍竑由南京飞汉口，与白崇禧晤谈后，即转香港，与共党代表洽商和谈步骤，并提出两项具体意见：一、蒋总统下野后，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二、共党与李代总统进行全面和平谈判。

蒋介石下野白提组新阁

１月１８日，李宗仁派笔者去汉口晤白崇禧，告以司徒雷登已把他的座机从上海调回南京，准备在必要时送李宗仁来汉口，到时李、白应在汉口有所策动，迫蒋下野。司徒雷登说，蒋介石的元旦文告，显然已收回在两周前决定下野的诺言；如蒋再不引退，只能施之以压力。

等到１月２０日晚，白崇禧对笔者说，他不能再等了。因为张轸与刘伯承将军有联系，张今日来告，对方促从速行动。

他已拟一件电稿，正交李重毅先生在后面整理文字。准备明日发表。今晚要找一些人来谈谈。８时后，李品仙、张任民、刘斐、韦永成、刘士毅、邱昌渭与笔者在白崇禧的私邸里会齐，白又把张翼三与刘伯承将军有所联系的事再说一遍，并谓时不宜迟，明日吾人必须有行动表现，否则无以解除张翼三的精神包袱。

正讨论间，南京忽来长途电话给白崇禧，那是张治中打来的。张告诉白：蒋介石决定明日下野，南京报纸已为此发出号外。过了一会儿，李宗仁也打长途电话来，报告同样信息。至此，白崇禧舒了一口气，好似得到精神大解放一样，说：“现在好了，蒋介石明日下野，我们别再为明日行动的事操心了。但我们还要研究，看看德公上台应当有什么作法。”

这一夜，白崇禧提出三条意见，要笔者和邱昌渭次日带回南京交给李宗仁。这三条是：一、李宗仁必须是继任而不是代理总统，否则无法掌握政府权力。二、行政院长孙科应准其辞职，另以张治中组阁。张与中共领导人有旧，只有他可以推动和谈。三、要邀请何应钦回南京来，授以指挥陆海空军的权力。

白幻想１９２７年蒋下野后，李、白、何团结战斗取得龙潭战役胜利的精神可能再现于今日。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完全不切实际。

要求重播文告明确“引退”一词

１月２１日下午４时，笔者和邱昌渭从汉口飞抵南京光华门外大机场时，遇到李宗仁，他正来为蒋介石送行，但来迟了，不及与蒋话别。原来蒋的侍从人员故意说蒋在明故宫机场起飞，李也和其他党政大员一样，统统被骗了。

当笔者与李宗仁同车开抵傅厚岗公馆，白崇禧长途电话来了，初与笔者讲话，其后又与李宗仁讲话。白说：蒋介石的下野文告，在广播里听到了，通篇内容没有提到他的下野。这样是不行的，必须修改重发。白崇禧的意见，还没有引起李宗仁的重视。其后司徒雷登的顾问傅泾波来访李宗仁，提出了同样的意见，这才使李宗仁焦急起来。

李宗仁邀张治中陪同吴忠信来晤。张治中说：这篇文告今早由吴礼老拿来给德公签字，已经草成定稿：可是在今日下午２时举行中常委茶会中，潘公展、田昆山要求修改，并且改得面目全非，这是不对的。可否请礼老以秘书长的地位恢复文告的本来面目，重新播发。吴忠信听到这里，就大发脾气说：“文白，你开我的玩笑！总裁的文告已经播发，我再不能更动只字，你这样强人所难，我这秘书长干不下去了！”说完他拿着帽子就走了。李宗仁、张治中不料吴礼卿有这一手，当下十分惶惑，不在话下。

当晚，孙科来傅厚岗向李宗仁辞行政院长职时，李宗仁因为曾经征求过张治中组阁，张表示不干，故李对孙挽留。李对文告事对孙提起，孙科说：“何不把法学权威王亮畴（即王宠惠）先生请来谈。”王宠惠对李宗仁说：“蒋先生此次下野当然作辞职论，但他未经国民大会批准，所以李先生只能作代总统。”李偕王宠惠同去访张群，请张用长途电话同当晚还在杭州笕桥逗留的蒋介石商量，蒋居然答应加入“决定身先引退”这一段原已有的文字。这样，蒋的下野文告在１月２１日晚９时重新播发。因白崇禧的一句话提到的纠葛于是得到解决了。

府院对立国民党内部分裂

李宗仁当代总统后，于１月２７日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同意以毛主席１月１４日所提“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这有关原则决定，李事先未经提请国民党中央常会讨论，也未交号称“责任内阁”的行政院长连署。这一来，孙科发火了，不同李宗仁商量悍然把行政院搬到广州去。于是李宗仁在南京，蒋介石在溪口，孙科在广州，各自为政。国民党内出现了四分五裂的局面。

白崇禧看到这样一个局面，一面派刘仲容北上；一面派刘斐于３月１２日到南京向李宗仁建议，认为国民党内分崩离析，不利于李宗仁的领导地位，主张李向溪口、广州妥协，以谋内部团结一致，共赴艰巨。李纳其议，派立法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去粤迎孙科内阁返京，孙不答应。３月２０日李应李汉魂之请，自乘“中美”号专机飞广州移樽就教，敦促孙科返京。李此举得到广东实力派张发奎、薛岳、陈济棠的支持，孙科就范了，答应带行政院迁回南京。

到２月下旬，李宗仁由于得到上海工商界和知名人士的支持；何应钦、张治中应邀入京；“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自北平归来，表示“和谈前途困难尚多，而希望甚大”。颜惠庆、江庸、章士钊、邵力子４先生还在谈话中指出：“对于便利南北人民之通航、通邮诸问题，均经于原则上商得同意。”如此，李宗仁在南京的领导地 位得到加强了。

３月７日孙科回到南京，适值立法院在南京复会。孙擅自离开南京的行动，不为立法院所谅解，准备向孙提出严厉“质询”。孙看到前景不妙，于３月７日晚向李宗仁 提出辞职，继任人选，由白崇禧提出由何应钦继任。（此时白已由武汉来到南京长住）何应钦自２月中来到南京小住以后，又到杭州西湖去了。３月１１日，白崇禧偕张治中、吴忠信飞杭，邀何应钦出山，后经商请溪口蒋介石的同意，何才勉强应命。

４月１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从南京飞往北平，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进行和谈。４月５日，李济深突派朱蕴山、李民欣带来致李、白的亲笔信，刘仲容偕来。因他们不肯与新闻记者见面，被上海报纸指为“神秘客”。他们３人都住在大悲巷雍园１号白崇禧公馆旁的简易活动房屋内。李任潮在亲笔函和由朱蕴山带来的口信都如此表示：如果李宗仁愿签和平协议，将来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白崇禧在和谈代表团北上时，曾商定一项“划江分治”的腹案。这就是说，全国都将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领导之下，但人民解放军不必渡过长江，在长江以南由国民党军驻防。白崇禧在接见刘仲容时，问中共领导人对人民解放军渡江问题作出什么决定？刘仲容说：周恩来副主席曾经指出：“政治要渡江，军事也要渡江。”白崇禧断然地说：“如果中共坚持渡江的话，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好谈呢？”因此李宗仁不签和平协议，周不等到４月１６日黄绍竑、屈武带和平协定返京报告，早已有所决定了。

对待《国内和平协定》白黄分歧

４月１６日黄绍竑、屈武带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回到南京。白崇禧一看那个“前言”，就表示不能接受。

李宗仁为推卸不签和平协议的责任，派飞机送《协定》到溪口交蒋介石过目。黄绍竑闻悉此事，很不高兴，就搬到鼓楼医院养病去了。

４月１７日晚，李宗仁把广西、安徽两地的桂籍高级将领找来，听取白崇禧与黄绍竑对和平协议的辩论。黄绍竑为争劝自存之道，主张接受，而白崇禧则坚决反对。黄绍竑说：如德公签署《国内和平协定》，第一、德公在将来将被任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第二、健生的部队暂时可驻在武汉，将来可开到两广去，两广在两年内不推行土改。有这些优惠的条件，为什么不签呢？

白崇禧说：你们代表团北上时，并不是不知道我们的“腹案”，结果签了这样的条款，令人气愤！所谓两广两年内不土改，那正如我们吃鸡一样，首先食好吃部分，以后连鸡头鸡脚也吃下去了。会未终席而白已先走，黄绍竑愕然。

１８日晚在傅厚岗开会一次，也没有什么结果，李宗仁只好将《协定》交给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去讨论。２０日李宗仁、何应钦根据和谈指导委员会起草的电稿电张治中，要求展延签字日期，以便就若干问题再行讨论。２０日中午，黄绍竑在李宗仁私邸与张治中打了长途电话，获悉人民解放军将于当晚渡汉，黄知和局绝望，就乘搭吴铁城的专机飞往广州，从那里转去香港。黄绍竑从此与李、白分道扬镳，各奔前途。

杭州会谈主张与蒋“摊牌”

４月２２日，蒋介石在杭州笕桥航校约李宗仁会晤，即后来所谓“杭州会谈”。

白崇禧最初听到张群带来的口信，说蒋要举行这次会谈，他也在被邀之列。白以激愤的语气对笔者说：“我是不会去的，主要是要与老蒋‘摊牌’。”

白崇禧所谓“摊牌”是指蒋在１月２１日下野以后，仍在溪口指挥军队；下令运走上海所存金银外汇；使李宗仁虽然拥有“代总统”的虚名，而无掌握南京政府的权力。白崇禧原计划要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将长江下游的中央部队展延防区至湖口地区，以利于同他的华中部队紧密衔接，汤不理踩，白就要何应钦将汤恩伯撤职， 而何畏蒋如虎，不敢照办。

白崇禧认为，今日李宗仁居于无所作为的地位，实蒋介石在幕后操纵把持有以致之，今日和谈已经破裂，所处情势异常恶劣，蒋介石与李宗仁两人只能有一人当家作主。如果蒋不肯放手，李宗仁就让他复职，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权责不分，蒙混过去了。

２２日吃中饭以后，白崇禧对笔者说：我要赶回汉口，再晚天气变坏就不能起飞了。你要提醒德公，一定要与老蒋“摊牌”，不可再错过这个机会，否则后悔无及。

会谈开始，蒋拿出一纸文告对李宗仁说：这是一张我们两人的联合宣言，你代表政府，我代表党签署，表示共同奋斗，与共产党战斗到底。

李宗仁说：３个月来的和谈酝酿已成泡影，我对将来战局毫无把握，惟有请总裁重来领导，勉维大局。白崇禧所谓的“摊牌”，李宗仁竟用这样温和的语气说出来。蒋介石不等他说完，就插话说：“和平是你负责，战争也由你负责。”

蒋介石说：为加强今后党政合作，我建议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我当主席，你当副主席。今后中枢决定方针政策，先提交中央非常委员会审议，然后再交付政府实施。李宗仁意识到这是蒋强加给他的一付锁链。但当时不便反对，留给以后再说。

这次会谈唯一的结果是任何应钦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顾祝同的参谋总长向何应钦负责。这是李宗仁提出来的，为的是针对蒋介石指挥军事的一项抗议。

由汉返桂促李宗仁赴粤

李宗仁４月２３日不去广州而返桂林，主要仍想师孙中山先生当年在桂林组大元帅府故事，领导西南，促成和局。如能实现，当有重大政治意义。

４月２８日下午，李宗仁派笔者乘李品仙从汉口乘回来军机去汉口，接白崇禧返桂商上述重大问题。

２９日，白崇禧偕笔者乘汉口第四路空军司令罗机派出Ｃ４７号机返桂林，一到衡阳就知道桂林下雨，能见度很低，我们的飞机在桂林上空盘旋了很久，不能降陆，飞去柳州，也是一样。最后接纳机师的建议，改飞广州，及抵天河机场降落，已是万家灯火时了。当晚白崇禧住在东山农林上路六横路、他的内弟马仲孚家里，我则寄寓邻居、前中国银行桂林分行襄理丁世祺家。丁是抗战时期我当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时认识的。

白崇禧一到广州，何应钦和ＣＣ派主战分子谷正鼎、洪兰友、赖琏等就把他包围起来。何应钦说：“德公以代总统的地位，不依杭州会谈协议前来广州负责，却跑回桂林家乡去了，这算是什么作法？”ＣＣ分子则以全力吹捧白崇禧，誉为中兴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大有“我公不出，如苍生何？”之感。

通过何应钦、白崇禧两人的低斟密酌，国民党中央常会作出决议，推居正、阎锡山、李文范３人去桂迎李宗仁来粤主持中枢政务。５月２日居、阎、李３人与白崇禧同机飞桂，经过一系列商谈，结果写了一份《李代总统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委员谈话记录》。李宗仁在这文件中要求蒋介石将运去台湾的金银外汇、武器弹药通通交回广州中央政府，并请蒋介石“出国考察，争取外援”。５月３日居、阎、李等３人带《谈话记录》回广州，５月４日由何应钦备函派机送到上海交蒋介石。

蒋介石对李宗仁要求他出国，十分恼火，特在复何应钦的信中表示了下面的态度：“若谓中正不复职即应出国，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中正许身革命４０余年，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之领土，不信中正竟无立足之地。

在溪口时，曾对礼卿兄言：“前次他们要我下野，我自可下野，现在若复迫我出国亡命，我不能忍受此悲惨之境遇。今日所怀亦复如此。

且在过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碍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谈失败，又要我以牵制政府之罪，强我出国，并赋我以外交求援之责。如果将来外援不至，中正又将负妨碍外交、牵制政府之咎。国内既不许立足，国外亦无法容身，中正为一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这封信最后说：“德邻兄对中正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故中正惟有遁世远行，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

５月６日国民党中常会议决，又推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３人携带蒋的答复赴桂林，并迎李宗仁赴粤。实际上蒋对李宗仁提出的问题，都没有作出具体答复，满纸都是官样文章，莫可究诘其实际。但白崇禧看后说：蒋虽然表示“遁世远行”，但并非不想出山。白以为如李宗仁赴粤主持，则蒋势难立即复职。结果李宗仁就在陈济棠、白崇禧敦促之下，于５月８日从桂林飞粤。回顾李宗仁本来邀白崇禧返桂商量在桂林组府大计，而其结果反被白崇禧促到广州负责。李一到广州即被蒋玩弄于股掌之中，不能自拔，最后李不得不出走美国，而白则被蒋骗到台湾。此皆取决于当时瞬息一念之间，其后果固非白氏所能逆者见也。１９６５年７月李宗仁从海外回 祖国时，周总理对他说：“白颇自负，其实在政治上无远见。”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6册，第220-22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