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关系的再认识

作者：常黎峰

理论导刊 1997年02期

　　本世纪30年代后期，在经历重重曲折和努力之后，国共两党终于停止了十年内战，重新合作，联袂抗日，以此为标志，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奠定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抗击外敌侵略首次夺得完全胜利的根基。当时，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共产国际在这一重大历史事变演进过程中曾发挥重要而微妙的作用。对此，以往论者或语焉不详，或囿于单向思维的传统定见，未能从具体历史背景尤其是共产国际的特定身份入手去考察问题，进而没有准确地揭示出共产国际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演进过程中确立方针政策的深层内幕和实际上采取“双重性方略的”底蕴，而这又在相当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奉行独立自主原则、发挥根本作用这一历史实际的认识。有鉴于此，本文拟略作补述，以期能对这一问题有比较恰切的评估，并能从中获取有益于现实的历史启迪。

　　一、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与中国共产党“抗日反蒋”策略方针的确立

　　共产国际自1919年创立后十多年里，主旨是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和团结各国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群众，为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其中到20年代中后期，制定了以对外着重反对社会民主党，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对内强调反对右倾妥协思潮为基本特征的行动总方略。尤其是“六大”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认为，1928年以后是国际资本主义进入总危机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动总进攻时期。为此，它视“中间势力”为“最危险的敌人”，号召各国共产党人坚决摒弃和抨击社会民主党人热衷于“上层统一战线”的“叛卖工人阶级利益的行径”。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还应当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展开决战。

　　然而，进入3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的演变却使共产国际日益感到这种全方位进攻方略带有“左倾冒进”性，是脱离客观实际的，必须加以改变。

　　在垄断资产阶级的纵容支持下，国际上法西斯势力猖獗异常，并于1933年前后，分别在德、日、意三国夺取政权，实行赤裸裸的法西斯独裁专政。他们不仅完全抛弃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而且疯狂扩军备战，并在“消灭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对外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极力挑起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世界大战。由于法西斯专政不但残酷镇压共产党人、革命群众，而且对社会民主党人、进步人士也加以迫害打击，这就引起了包括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平进步力量在内的民众的一致反对，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准备了客观条件。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阶级关系的演变使苏联和共产国际开始认识到，当务之急不是发动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向资本主义营垒进行全面的夺权进攻，而是联合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一切民主进步力量，遏制法西斯势力的扩张侵略和战争冒险。

　　在上述思想氛围下，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有65个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进步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其中，王明、康生、吴玉章、林育英（张浩）等作为中共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最重要的议程是，讨论通过季米特洛夫代表执委会所作题为《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围绕建立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核心，全面阐述了共产党人的现实任务和斗争方略，指出，当前要阻止法西斯主义上台执政和推翻已取得胜利的法西斯主义，首要任务就是在全世界“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和劳动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成立战斗的联盟”。（《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第391—392页）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的任务，报告指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中国，根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政府卖国殃民的客观事实，根据人民革命力量已有相当程度发展的特点，共产党苏区必须成为“集合一切反帝力量进行中国人民民族斗争的团结核心”。共产国际“七大”的不朽意义在于完成了政策转变，纠正了“左”倾偏向，确立了全力以赴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奋斗的主导思想。它对于中共发起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制定新的策略方针产生了重要影响。

　　根据共产国际转变政策的新思想，中共迅速确立了以“反蒋抗日”作为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个策略方针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首先提出、通过《八一宣言》予以公布的。《八一宣言》的核心内容是指明了日本帝国主义欲灭亡中国的空前民族危机，揭露了蒋介石出卖民族利益、镇压人民革命的丑恶行径，呼吁全体中国民众团结起来，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八一宣言》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以血浓于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强烈民族情愫对促成全民族团结抗日产生了强大感召力，而且也向世人展示了中共以民族大义为重，竭力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磊落胸怀。而其主体内容及贯穿于中的“反蒋抗日”策略方针的提出同共产国际的支持帮助又是密不可分的。这从它诞生的背景材料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根据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形势的分析，在共产国际政策转变思想影响下于1935年6月起草，10月发表的。

　　如果说以反蒋抗日为中心内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共产国际直接影响下提出来的，那么，它的正式确立和实施则是由战斗在国内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完成的。

　　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后，为切实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和“反蒋抗日”方针，执委会和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立即派林育英（化名张浩）秘密回国与中共中央联系。林育英于35年8月下旬离开莫斯科、取道蒙古、向陕北潜进。11月下旬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陕北苏区定边时，毛泽东、周恩来正在前线指挥直罗镇战役。林育英遂向张闻天等同志传达了共产国际政策转变情况及《八一宣言》主旨内容，受到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和欢迎。11月28日，中共中央在张闻天主持下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发表《抗日救国》宣言，首次体现了《八一宣言》的内容。其间毛泽东在获悉共产国际新策略和《八一宣言》内容后，回电张闻天，明确表示：“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完全同意，宣言请发。”（见《党史通讯》增刊.1986年第1期，第91页）12月8日和13日，周恩来、毛泽东相继由前线回到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详细听取了林育英的汇报，遂即着手中央对新政策的确立。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相继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决议和报告全面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的特点及阶级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瓦窑堡会议及其决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反蒋抗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正式确立。它奠定了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基础。

　　二、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方针的演变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以“反蒋抗日”为基本方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全面铺开。当时，面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持续高涨，蒋介石却依然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他一方面调兵遣将，准备对红军发起新的围剿，另一方面采取高压手段，镇压民主运动，连续逮捕许多爱国学生和进步人士。这在客观上更显示出中央“反蒋抗日”方针的正确性。截至36年夏，中共围绕反蒋抗日着重进行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强党对白区工作的领导。36年初派刘少奇到北方局主持工作，他到任后着力纠正左倾冒险主义残余和关门主义错误，积极恢复党组织，宣传党的方针，巩固了“12·9运动”的成果，推动了白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二是联合杨虎城和张学良，努力造就红军与西北军、东北军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大联合。36年1月，发表《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次向张学良、杨虎城及其他一些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发出信件，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党中央还通过多种渠道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展开停止内战的抗日宣传，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三是为扩大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准备东出同日军直接作战，发动东征。36年2月，红军发布《东征宣言》，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在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下，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给顽固派阎锡山以很大打击。

　　正当中共中央以“反蒋抗日”方针为指导全面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之际，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却开始出现变化，出现了主张以“联蒋抗日”取代“反蒋抗日”方针的意向。这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来。1935年12月9日，中共代表团在《救国时报》上接连以中共、中国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名义发表的宣言和快邮电中，第一次把蒋介石称为“南京蒋总司令”，内称：“不论蒋总司令的军队也好，不论其它党派的军队也好，都应不记旧仇宿怨，都应以中华民族利益为前提，马上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一致去武装抗日”，“马上互派代表开始谈判，共谋国防政府与全国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之建立，抗日联军之编制，抗日联军军费之筹划等事宜”。（见《救国时报》1935年12月9日）然而，正当共产国际过早地倡导联蒋抗日，迷恋于国共再结连理美景之际，现实却泼来一瓢冷水。是年2月，蒋介石变本加厉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独裁暴政，国民党中宣部发布宣言，诬蔑共产党利用抗日煽惑人心，危害民国，并恶毒地宣称：“政府自不得不本蝮蛇螫手，壮士断腕之决心，为维护社会秩序，为保护国家之治安起见，当予以最后的严历之制裁。”（见国民党《中央日报》1936年12月载“告全国国民宣言”）随即大肆进行搜捕迫害革命人民和爱国进步学生的活动，制造新的白色恐怖。对此，共产国际于始料不及、惊怒之余，虽也一度重新加强反蒋宣传调门，但从总体上看，并未改变迫切要求“联蒋抗日”的态度。随后不久，1936年5月，共产国际便断然停止了反蒋宣传，并要求中共也立即实行“联蒋抗日”的方针。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为什么会很快发生新的变化，即主张以联蒋抗日“代替”反蒋抗日呢？笔者认为，首要一个原因是受苏联外交政策的影响所致。1935年中后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步骤，酿成“华北事变”，而英美采取了纵容日本以达到遏止苏联的“东方幕尼黑”政策。这种状况迫使蒋介石把目光投向苏联，期望改善与苏联关系，达到遏制日本侵略，并借助苏联对中共施加压力，迫其“归顺”的一箭双雕目的。苏联与南京政府关系的改善对共产国际新方针的制定发生了不言自明的影响。其次，它与苏联进而是共产国际为避免腹背受敌，有效遏制法西斯势力，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扩大和加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全球战略有关。随着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恶性膨胀，苏联安全日益受到严重威胁，斯大林多次谈到战争爆发的危险和建立同周边国家密切合作关系以对付德日侵略的重要性。这对共产国际的影响很大。季米特洛夫甚至认为，在严峻形势下，“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和社会民主党的基本部分达到反对法西斯和反对战争的斗争统一”，“必须扫除这条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共产党人》1969年第2期）再次，它也同苏联对中国红军、根据地实力锐减真实情况的知悉有关。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之际，并不了解中国国内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的危急形势，误以为红军“在川、黔、甘、陕、湘及鄂六省占有广大区域”，“中华苏维埃政权依然统治着伟大中国的一大部分版图。”（《季米特洛夫文集》第201—207页）直到“七大”结束后，陈云、潘汉年等辗转到达莫斯科，详细汇报了中央根据地和红军遭受严重损失情况，共产国际才知悉中国革命实力锐减的真相。据此，季米特洛夫和执委会成员于震惊之余，迅速建议中共驻国际代表团放缓反蒋宣传，并要求在宣传中区别国民党和蒋介石，实际上流露了变“反蒋抗日”的意向。上述三点因素就决定了共产国际很快放弃“反蒋抗日”而代之以“联蒋抗日”。这个策略方针的变化，从发展趋势和总目标上看，固然是正确的。但是，在国际“七大”闭幕不久的35年后期就作“联蒋抗日”打算，且很快要求中共转变方针政策则反映了共产国际主要是维护苏联民族利益，忽视中国革命利益的倾向，尤其是不合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因为直到1936年中后期，蒋介石并未放弃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反动方针，这同他当时继续抽调大军围剿红军，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的行动和对爱国进步力量的疯狂镇压可以看得很清楚。

　　既然蒋介石不肯放下屠刀，真心自动与中共合作抗日，就必须采取措施迫其就范。在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确立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的是不同于共产国际的灵活机动原则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一方面，中共没有过多地受共产国际迅速“联蒋抗日”构想的影响，采取一系列措施揭露国民党亲日派的反共阴谋，联合愿意抗日的派别、军队，壮大革命力量，为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参加抗日创造条件。尤其是在联合张学良、杨虎城建立西北抗日大联合以及对“两广事变”的分析中，显示了把民主革命同民族抗日统一起来的鲜明态度；另一方面，中共并未不顾时局演进特点、抱定“反蒋抗日”不放，而是依据形势的变化和实际斗争的需要，逐步酝酿确定了“逼蒋抗日”方针。5月5日，党中央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宣布东征的红军回师陕北，发出改变“反蒋抗日”方针之信号，与此同时，中共还通过秘密渠道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对其内部亲日派与抗战派纷争内幕及蒋介石对日态度渐趋强硬有了进一步认识，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终于在9月1日向全党正式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从而完成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转变。在当时，“逼蒋抗日”无论是同“反蒋抗日”还是“联蒋抗日”相比较，都更符合中国革命具体实际。

　　三、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逼蒋抗日问题指示”，其基本精神是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其中明确提出中共“是全国各党各派（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显然，它同共产国际倡导的“联蒋抗日”分歧很大。亦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甚为不满，甚至指责中共中央仍存在较强的左倾关门主义。但随后不久爆发的西安事变及其影响却证明了“逼蒋抗日”方针的正确性。

　　在对待西安事变及其蒋介石的处理上，虽然共产国际和中共很快都主张采用和平解决方法，但实质上两者主旨和策略重心有很大区别。中共主张和平解决实乃“逼蒋抗日”方针的体现，旨在以事变为枢机迅速促成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立足中国国情实际，注意了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辩证统一。而共产国际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则是早已拟定在胸的“联蒋抗日”方针的体现和延续，指导思想是不惜一切代价迅速促成以国民党为主体的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其考虑问题的立足点是苏联民族利益。斯大林当时反复告诫苏联驻华使馆人员要千方百计“束缚日本侵略者手脚”，以避免苏联“两线作战”，为此，他认为必须建立以国民党为主体的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因为“中共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的领导者，还显得太薄弱”，“蒋介石有英美的援助，而毛泽东永远得不到这些大国的支持”。（崔可夫《在华使命》，见《党史通讯》1986年第11期）

　　由于上述分歧，结果在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和具体解决上，共产国际同中共出现了令人吃惊的分歧。首先，对待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态度有异。总的看来，共产国际仰承苏联旨意，对张、杨此举非但不加肯定，反而斥责谩骂有加。认定张、杨是秉承亲日派授意，制造内乱的“强盗”。与国际的态度相反，中共则认为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乃顺乎民心的正义之举，为促成全国团结抗战局面创造了契机。并采取种种措施协助张、杨对付亲日派的“讨逆”叫嚣和蠢动，为尽快使西安事变在有利于全民族联合抗战基础上胜利解决而竭诚尽力。其次，在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蒋介石之处置问题上，中共与共产国际也有明显分歧。从表面上看，双方都主张释放蒋介石，但各自的出发点不同。共产国际认定唯有蒋介石才能承担起领导全国抗战的重任，认定国民党占主体地位的抗日统一战线对苏联远东利益至关重要。为此，《真理报》在事变爆发后，连续发表文章为蒋介石国民党摆功说项，大造舆论，说“过去一年里，中国所有社会力量都已在国民党周围形成了一种重要的团结”，“蒋介石统一全国的工作，正日获发展”，“南京政府已表现出领导抗战之意志与能力”。（苏联《真理报》1936年12月14日）这种悖乎事实的论析同共产国际、苏联对张、杨的斥责相互贯穿，实质上是主张无条件放蒋，以免有碍苏联热切希望的以国民党为主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说穿了，其考虑的出发点在苏联民族利益。而中共中央在克服了个别人一度产生的杀蒋复仇心理后，虽也主张放蒋，但出发点却在迫蒋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上，即实现“逼蒋抗日”的既定方针，实质是主张有条件放蒋，这个条件核心内容就是蒋介石必须停止内战，实行抗战。值得注意的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共产国际对于中共自“两广事变”来贯彻的“逼蒋抗日”方针持严重不满和保留态度。1937年1月2日，共产国际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指称：“中共过去以推翻蒋介石南京政府来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不对的，这个策略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不要老是叫喊蒋介石在西安作出了什么保证，也不应当提对日宣战”，尤其“不要提联合苏联”（见杨允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396页）由此不难看出，共产国际自1936年初就倡导的“联蒋抗日”之真实意图和主体目标是为了捍卫苏联民族利益。

　　然而，时局的演进却在进一步证明，渐趋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本着独立自主原则所制定的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最终到联蒋抗日的策略方针是合乎中国实际的正确方略。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由于西安事变所激荡的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战的压力和左派的抗争，国民党经反复讨论、权衡，终于接受了中共提议的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核心的决议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初步形成。随后，国共两党代表经数月谈判交锋，初步达成默契。7月15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促其发表。9月22日，在上海“八·一三”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抗日怒潮汹涌澎湃的强大压力和中共的敦促斗争下，国民党中央社终于公开发表了合作宣言。至此，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共由“逼蒋抗日”进入了“联蒋抗日”的新的革命斗争时期。

　　上述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关系的考察，充分说明了在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影响作用具有鲜明的“二重性”。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略的制定和确立，从根本上说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原则，正确对待共产国际指令、灵活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结果。这其中所蕴含的种种启示是发人深思的，很值得我们珍视和借鉴。

作者介绍：常黎峰 陕西省委党校党建教研室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