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根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作者：王学俭张智

思想理论教育 2009年12期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09)15-0010-06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奇迹”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中国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机遇”受到前所未有的追捧，这也使得“中国模式”的研究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格外关注。本文主要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模式”成功的意义做一论述。“中国模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但我们认为“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新中国60年来的实践，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

　　一、关于“中国模式”

　　模式主要指体制，但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制度的属性，不存在可以脱离具体社会制度的抽象的体制模式。所以，本文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模式”，首先是指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或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实践中初步明确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其次，“中国模式”指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所走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或世界视野来看待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也称为“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从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解释可以看出，“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实际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指向的内容大致相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集中反映，只是二者的研究视角有所不同。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主要内容，但是在考察视角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着眼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取向，是从中国看世界；而“中国模式”是一种社会发展路径，是相对于拉美模式、华盛顿共识而言的，是从世界看中国，是从世界视野考察我国的现代化。

　　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快地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也大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认为，中国发展的模式，很值得他们借鉴。那么，中国的发展模式有哪些成功之处呢？

　　1.飞速发展的经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是“中国模式”最突出和最令人赞叹的成就。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世界的平均速度。从1978年到200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我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四，GDP的规模也从1978年占世界总量的不到1%上升到6%。从1978年到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3786元，实际增长6.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140元，实际增长6.3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中国在1980年建立四个经济特区，在1992年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中国的发展总体上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的68.5%。在现代化进程方面，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做得最出色的。

　　2.综合发展的战略。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在于采取了以比较优势为中心的综合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主要内容有：其一，在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方面，中国找到了平衡点，即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其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群众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三，不断地总结和汲取自己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不断进行大胆而又谨慎的制度创新；其四，确立了先易后难的优先顺序，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其五，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的、协调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的发展战略。

　　3.积极稳妥的步骤。30年的改革开放一直坚持积极稳妥的步骤，避免走极端。首先，中国的改革就其本质而也是一场革命，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其次，中国的改革就其过程而言是渐进变化的，这种渐进式的改革累积的效果，深刻地改变了计划经济，循序渐进地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政治改革方面不赞成激进的政治民主化，坚持中国主体，坚持中国特色，走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不迷信西方民主。中国的这一做法，保持了社会政治稳定，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

　　4.特色鲜明的制度。“中国模式”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而是有着自身鲜明的制度特色。中国不搞私有化，也不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但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程度比西方国家强大，是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一种自力更生为主导，同时又是全方位开放的模式；中国没有推行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三权分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文化领域允许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

　　5.与时俱进又独立自主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模式”的实质内容，它是与时代潮流相随、与世界文明相伴的道路，是一条与全球发展既相联系而又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中国模式”的实质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做出的一系列自主选择的集中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坚持走自己的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理论创新推进实践创新，不断总结和概括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同时在其指导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

　　如果说“中国模式”有什么成功之处的话，对此最精辟的概括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提到的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当然，“中国模式”也并非完美无缺。作为一种发展理论、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模式”成功的根本

　　新中国60载的伟大实践，特别是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前所未有的创新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形成了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在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国模式”成功的根本。

　　1.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模式”成功的根本

　　(1)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引着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以后，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又不断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进程，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祖国统一大业取得新进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在新世纪新阶段，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朝着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迈进。新中国60年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最成功的一条，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就是“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1]60年的伟大实践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60载的卓越实践告诉我们，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懈探索，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引，我们的实践就会陷于盲目性，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提供了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精神支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在当代中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意志和愿望，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伟大智慧的结晶，是凝聚党心军心民心的强大精神力量，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特别是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和极大的挑战，更需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凝聚力量。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模式”才能更具吸引力和凝聚力。

　　2.“中国模式”的成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在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中，我国不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1)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改革开放的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不断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条件下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经济体制和不适合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不仅破除了社会主义制度一旦建立似乎就不存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教条主义，也纠正了长期附加给马克思主义的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左”的错误认识，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创新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 自我发展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2)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学说。改革开放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还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

　　(3)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学说。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也不可能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而必须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它将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如何分阶段、有步骤地建设社会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的学说。

　　(4)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学说。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能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要建设社会主义还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认识基础之上，关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均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问题也都取得了突破。解放了思想，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发展和创新。

　　(5)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学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集中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吸取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发展的战略思想，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三、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模式”的发展

　　面对国际国内的新形势，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扎根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模式”来说，仍有待于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在人民论坛关于“你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专题调查中，74.55%的受调查者认可“中国模式”，其中60.25%的受调查者认为“中国模式”还是在探索中的一种发展模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模式”，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继续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指导“中国模式”的发展和完善，需要解决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上的几个新问题。

　　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突破性发展问题

　　毛泽东曾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发展。发展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非突破性发展，主要是坚持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已有理论，通过实践对它的内涵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它的外延和适用范围有了准确的认识，及时总结这些经验，形成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的丰富和补充；另一种是突破性发展，即由于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有理论不能用来直接指导新的实践，必须分析具体实践，形成解决新的实践课题的观念和经验，总结这些经验并上升为理论，形成突破性的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开拓性的事业，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没有现成的答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已有的成果最主要的是突破性发展的成果，新的形势和实践有待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继续突破发展的理论。发展应主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是抓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性。本土性即扎根土壤是中国实践，这是突破性发展的基础，离开了这一点，它就是无本之木。因此，要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根“矢”射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的”，真正从形式到内容形成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联结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解决好外源性理论与内生性理论的结合问题。

　　二是体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世界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思想文化多元化、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纵深发展，所有这一切都蕴涵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使未来“中国模式”的发展充满变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如何与民主法治、市场经济、多元文化等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突破性发展的关键。

　　三是展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即它与其他思潮的共生性、共同性和普遍性。一方面，它同西方社会、当今时代的社会思潮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些共同关注的基本问题；另一方面，它吸收中西方文明的成果，吸收其他理论的精华。没有世界文明的滋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会成为无源之水，这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突破性发展的必要条件。

　　2.处理好文明多样性与全球化矛盾中的实际问题

　　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态，它不会因为全球化而消失，但诸多民族文化在全球化冲击下流失也是不争的事实，人们在尊重和维护文明多样性与融入全球化问题上并未形成真正的共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处理好文明多样性和全球化矛盾中，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能否在融入全球化中找到的自己的结合点与生长点？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各种文明在保持各自特色的前提下开拓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问题在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如何在多种文明融合的过程中，寻求到更多的结合点，与其他文明共同维护和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同时又能找到自己的生长点，保持自己的特色，做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其次，能否正确把握和化解文明冲突产生的矛盾？多样化文明的冲突必然产生矛盾，尤其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情况下，这种矛盾的产生不可避免，比如对自主、民主、独立、平等等为标志的现代文明观念就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文明优劣论，或者将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都看作是不可调和的。问题在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否准确把握矛盾的本质特征，找到化解矛盾的科学方法。再次，能否构建不同文明对话和交流的平台？全球化的过程终将是不同文明共存共生的过程，问题在于面对西方势力利用全球化推行西方文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如何用包容的心态打破跨文化沟通障碍，构建中西文明平等对话的平台，使不同的思想、观点通过交流、对话达成共识，推动不同文明的交融发展。

　　3.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竞争共处的实际问题

　　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态势看，目前总体上是“资富社穷”、“资强社弱”、“资攻社守”，但世界仍将是“一球两制’，而不是“一球一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将长期共存。对现实的中国社会主义而言，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取代关系，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完全是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规律得出的”；[3]更重要的是要看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继承关系，寻求与资本主义竞争共处。社会主义不能脱离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在“空地”上另起炉灶，而是要在继承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自己。列宁说的好；“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4]为此，他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著名公式。毛泽东后来也提出了“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这就要求我们探索如何与资本主义竞争共处的新思路。首先，要确立新的竞争共处理念。江泽民指出：“当今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关系，集中表现为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与竞争。这种全球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特点，在二十一世纪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5]我们需要认清自己在以经济、科技、国防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劣势地位，探索形成利用后发优势、赶超发展的新理念。其次，要处理好竞争共处中的合作关系。目前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需要全世界超越意识形态来共同努力解决，我们要超越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主动学习、借鉴、利用资本主义合理的东西，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时间、效率、效益、信息观念，这些东西本身没有阶级性，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需要的共同财富，更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需资源。再次，要在竞争共处中进行必要的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合作共处不表明马克思的“两个必然性”理论是错误的，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变的“趋同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之间的斗争仍将持续，我们能否在合作共处中灵活而正确地运用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发展自己的力量，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需要思考的一个战略性问题。

　　“中国模式”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种积极回应和参与全球发展的社会发展模式，是坚持社会主义、强调民族特色，同时又倡导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处竞争、对话合作”的社会发展模式。马克思曾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6]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透彻研究这些“最实际的呼声”，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才能认清自己的当代使命，才能为“中国模式”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

作者介绍：王学俭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张智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