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叙事特点

《史记》的叙事特点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史记》的文笔是优美而生动的。《史记》文章，一是简明，二是善于抓住人物的主要特点，寥寥几笔，一个个活鲜鲜的历史人物，就跃然纸上。殷盘周诰中那些诘屈聱牙的文字，被改写为平直易解的词句；新鲜活泼的民间口头语言，被大胆吸收，与各地的方言土语并列；当时极为盛行的辞赋文章的骈偶形式被大胆扬弃，从而大大扩展了长短相错的散文领域。

状人物。完璧归赵的蔺相如，舍身剌秦王的荆轲，叱咤风云的项羽，豁达大度而又不拘小节的刘邦，指鹿为马的赵高，自作孽、不可活而又其为人也小有才的李斯等众多人物，莫不栩栩如生。为什么栩栩如生？司马迁写人注重写个性。为文学家立传，总要转录其作品，同样，为政治家立传，也一定转录他的奏议和著作。能够代表人物个性的言行，再小也要叙述，不足以表现个性的言行，再大也要放弃。以廉颇为例，写他8次胜仗的赫赫战功，不过“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於诸侯”这样寥寥数语，然而对于他如何与蔺相如呕气，如何负荆请罪，又如何表示不服老这些琐事，却用尽浓墨重彩，大书特书。为什么这样写？战术战功，每个良将莫不尽有，不足以表现廉颇的人格，到是这些小事，可以看出廉颇的忠诚、气量虽小却又能识大体的个性。

这种细节的描写，文笔上也是很精彩的。比如写“项籍少时，读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短短60个字，就写出了这霸王的志大才疏。

记事件。写重大事件，司马迁言简意赅，准确而生动。比如记述钜鹿之战：“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於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有声有色！

“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9个字，打赢了这场战役；“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楚，自烧杀”14个字，道尽了这场战役的赫赫战功。

写张良为长者拾履，韩信入人胯下这类细节，同样也入木三分。不仅入木三分，同时把人物也写活了。

记言语。一篇《仓公列传》，只是皇帝对仓公的策问与仓公的对答。这种特殊手法，历代史书绝无仅有，因为实在是太难以仿效。更妙的是，司马迁善于攫取历史人物的精彩语言，恰到好处地写进他的《太史公书》，惟妙惟肖地为历史人物画相，为他的文章生色。比如《滑稽列传》里齐宣王所说的“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淳于髡关于“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的妙论；飞将军李广引刃自杀时所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谁能不与他的将士和百姓们一起哭泣！读到万石张叔之子张建发现奏事文书写错字时所说“误书！‘马’（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的诚惶诚恐，又有谁能不解颐？

品图书。关于儒家“六经”，司马迁一语中的地说道：“《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言简意赅，千载至今，遂为定论。他对《春秋》和《离骚》的点评，就写得更精彩：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

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矣。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

这种观点，我们当然不能苟同。但在当时，这无疑是一锤定音的。关于《离骚》，司马迁说：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谤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剌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义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淤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游于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皎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千古至今，遂为定评。

篇末论赞。好些篇章后面，都有司马迁以第一人称发表的议论，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太史公曰”。这些论赞，议论宏阔，笔势纵横，旨义深微，言词精练。或考证古史，或叙游历所得，或提求取材义例，或明其作述之旨，或褒贬人物，或纵论史事，或者隐含讥剌。要皆直抒胸臆，观点鲜明，构成系统的历史科学理论。从写作手法上看，这些论赞，无不都是从大处着眼，恰如其分，而又多是从小处着手，顺手拈来。《项羽本纪》的论赞是如此，《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等众多篇章的论赞，也莫不如此。

从形式上看，这些论赞整齐而又灵活。所谓整齐，是说《史记》篇前为序，篇后作赞，并在文中夹叙夹议以为史论。考虑到十表、八书和类传都是贯通古今的，把大段恢宏议论放在篇首作为序论，进行贯通性的概括，表现出强烈的理论色彩；本纪、世家、列传三者均叙人物，故在篇末作为赞论，褒贬人物，具有鲜明感情色彩；论传提示义例，《自序》集中阐明作述之旨，是为全书总纲。

所谓灵活，是说在整齐之中又有变通。《外戚世家》和《孟子荀卿列传》两篇，实质是类传，故作为序论以明其类。以孟、荀作为列传的标题，只是为了突出这两位儒学大师的历史地位，而其内容则是一篇先秦诸子类传。《剌客列传》作为一篇类传，本应编在《循吏列传》之后，却被有意安排在辅秦人物中间，与吕不韦、李斯、蒙恬诸人并列，以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安排，是太史公反暴政思想的委婉展现，因为剌客就其实质来讲，都是反暴政的。

要而言之，破体为例是《史记》的一大特色。全书五体，无不都有破例。质的规定性需要通过格式进行反映，但必须要有变通，才能曲尽其妙。历史丰富多彩而又变化万端，只用死板的格式，是不能对之进行形象反映的。立例又破例，充分展现了司马迁的卓越史识。后世书生轻议冢中人，孰知冢中笑尔书生气！

《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蔚成了一脉相承的主流。唐代，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就是效法司马迁提倡古文。后来宋元诸大家，明七子和清代的桐城派、阳湖派的古文，都是《史记》主流中的波澜。它如蒲松龄《聊斋志异》以及诸如此类的笔记小说等等，无不都是受了《史记》的影响。

孙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