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的意义

休 闲 的 文 化 审 美 意 义

黄 健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28）

摘要：休闲的文化审美意义在于建构健康、合理的人性，提高生活品质，强调高品位的人生，使人能够从世俗的功利性事务中摆脱出来，通过休闲的审美方式，补偿、慰藉、修复受羁押、压抑和分裂的人性，改善人生，提升人生，丰富人生，建构人生的美学意境，让生命更加充实和丰盈。 关键词：休闲；文化审美；意义

On the Cultural Aesthetic Meaning of Leisure

Huang Jian

(Humanities College of 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China，310028)

Abstract: About the cultural aesthetic meaning of leisure, its core idea make a principle to tell everybody how acquire limitless value and meaning certification of life for the worldly society, and make the ultimate aim of life to make life in plenty and rich. in addition, by way of leisure to make healthy human nature, and to raisei the life quality, it is the cultural aesthetic meaning of leisure,too.

Key words: Leisure; Cultural Aesthetic; Meaning

从文化审美的角度来审视休闲的意义，对于建构健康、合理的人性，提高生活品质，强调高品位的人生来说，乃是具有十分重要价值的。作为生命的一种形式，休闲在人类文化史、美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它是一种富有审美意味的生命形式，是优雅人生的一种美学形态，也是审美人格的一种崇高境界，具有丰富的文化审美底蕴，其功能特点旨在强调通过审美化的休闲理念的确立，使生命、生活富有高质量、高品位，使人能够从世俗的功利性事务中摆脱出来，通过休闲的审美方式，补偿、慰藉、修复受羁押、压抑和分裂的人性，改善人生，提升人生，丰富人生，在主体的人与客体的对象之间，也即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保持平衡，保持和谐，让生命获得文化审美意义上的充实和丰盈。

文化审美视阈中的休闲，在价值理念的建构中，强调了以和谐为本的核心价值观。

[1] 这也就是说，在将和谐的文化审美元素导入人生的审美理想当中，其目的是要建构主客体之间的和谐审美关系，并在精神层面上，强调无限的意义世界对有限的个体生命的超越。在现实生活层面上，强调对当下，对世俗，对日常功利心的超越，以获得身心的和谐愉悦，获得对生命意义、生活价值的深刻体验，获得人的主体性价值的确立。从中西两大文化对休闲的意义界定上来看，可以说，基本上是围绕着人（作为主体）与对象（作为客体）如何建构和谐审美关系来进行把握的。在中国文化的典籍里，对“和”（“和

谐”）的论述比比皆是。从最早的《尚书·尧典》提出“八音克谐”、“神人以和”[2] 开始，中国文化就十分注重人与对象，如人与神之间的和谐。 像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就记载了季扎观乐时赞美《颂》的言论，谓之：“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这里面所贯穿的乃是“和谐”的审美理念。儒家文化在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性文化当中，也十分强调“和谐”的人生审美理想，如所提倡的“温柔敦厚”的人生态度，其核心导向就是“和谐”，其涵义是主张通过克己、理性、诚实、顺其自然和保持与对象的亲近、亲切和亲情的态度来处理人与对象之间的各种矛盾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后来更是明确提出了“礼之用，和为贵”[3] 的思想，主张凡人、凡事、凡物均要有一个“度”的把握，应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4] 为度。显然强调主客双方的和谐，真正的目的还在于使主体获得身心的愉悦，使人生的矛盾、冲突得以缓解、调和。正如孟子在《孟子·尽心》中强调的那样：“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也如同道家所追求的那样，如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所说：“天地与我并在，万物与我为一”，“人与天，一也”。在这里，强调“和谐”作为休闲的核心理念，在于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这四大基本关系当中，将主客体融为一体，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然亲切。尤其是作为主体的人，在认识、审视、把握对象当中，更是强调要以博大的胸怀包容对象，包容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并在从中获得主体的无限愉悦，获得人生的和谐。那种由主客体引起的矛盾冲突，在和谐的休闲人生当中就将得以有效的缓解，那种不可测的自然力量和不可知的人为干扰因素，以及由此产生的恐慌感、压抑感也将随之消失，由之而产生的是主体包括客体，融于客体，超越客体的和谐感、愉悦感和身心自由感。

同样，在西方文化的典籍里，对“和谐”之美的强调和追求，也是其文化审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建构休闲人生的文化审美理想。被称之为古典艺术典范之作的维纳斯雕像，也堪称是古典和谐之美的范本，集中地体现了古代西方人追求和谐的人生之美的文化审美理想。早在公元前500年，毕达哥拉斯学派就认为美来自数的和谐，把音乐看作是各种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并由此提出“寓整齐于变化之中”的理论，来指导人生和艺术的实践。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在论述世界的构成时指出：“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和谐的，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同样，“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4]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古典和谐美理论的集大成者，他把美看作是秩序、均称和确定性，指出：“一个美的事物——一个活的东西或一个由某些部分组成之物——不但它的各部分应

[5]有一定的安排，而且它的体积也应有一定的大小。” 亚里士多德由此还提出了艺术（悲

剧）的“净化”（Katharsis，又译“陶冶”）功能之说，认为净化人生的要义在于要通过 远古时期巫术盛行，音乐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用来沟通、调和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向神传达人的声音。

艺术审美的作用，使人的那种“过分强烈”的情绪因宣泄而归于平静与谐和，恢复和维持宁静的身心平衡。他指出，艺术（悲剧）的主要功能是能够使人的情感“得到陶冶”。

[6] 亚里士多德的和谐美理论，集中反映了古代欧洲人（西方人）追求以和谐的单纯宁静为人生和艺术之美的理想，也可以说，古典和谐美的理念和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对整个欧洲（西方）社会、文化、文学、艺术、人生等各个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当然，中西文化和美学对于休闲人生的和谐之美的认识、把握与阐释，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各自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的。相比之下，中国文化和美学对休闲人生的和谐之美强调，更侧重于人的心灵情感和理智方面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和美学更侧重于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秩序方面的和谐。

以和谐为美的文化审美视阈中的休闲人生，突出了作为主体的人对于有限的个体生命追求无限意义的审美理想。表现在休闲人生的实践方式上，就是强调了人生的美学意境的建构。既然休闲不是消遣人生，消极人生，游戏人生，那么，如同生命的另一种形式——工作的生命形式一样，休闲人生同样需要有品位，有境界（意境），有神韵。王国维在论述词的境界时指出：“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自成高格，自有名句。”[7] 其实，人生境界也是如此。所谓境界，也即意境也。在文化审美的意义上，以“和谐”为最高意境的休闲文化，所突出的就是作为主体的人自身的和谐，以及由此走向主客体和谐一致的重要思想。和谐的休闲人生之美学意境，是人生的形与神、感性与理性、现象与本质、时间与空间、内容与形式，有限与无限等诸多方面元素的和谐统一。强调和谐理念中的休闲人生之美学意境，实际上也就是要确立一种人生范型，一种审美性质的人生范型，或曰诗意的人生美学范型，使之作为一种人生的理想，以指导人生的实践，使人在漫漫的人生旅途中，对“宇宙人生”能够做到“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因为“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8] 和谐的休闲人生之美学意境，其功能是能够使整个人生更加重情趣、重意蕴、重神韵、重精神生活的品质和品位，使有限的人生能够达到物我两忘、主客统一的诗意境界，真正实现海德格尔所致力赞美的“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人生理想。

人生意境是具有深刻的文化审美内涵的。从字面的涵义上来看，“意”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情感、情怀、理想一类的主观元素，而“境”则是作为客体的人生（生活）、环境等一类的客观元素。将二者统一在一起，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说，它就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对立统一，同时其重心则是侧重于人与客观对象之间对应、互动、协调所产生的一种主体感受和心灵情怀方面。在这当中，情与景，情与理，物与我，对象与人、主观和客观的浑然一体，以及由此所萌发的主体的满足感、愉悦感和幸福感，便是意境的主要内涵。显然，意境不是单纯的主观感受，也不是单纯的客观之物，而是主客观的和谐统一。表现在休闲人生的实践上，对意境的追求，也就是要强调在保持主客体的和谐统一当中，通过“美教化、厚人伦”的方式，陶冶性情，丰富情感，塑造人格，提高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休闲人生一旦获得这样的意境，进入这样的

人生美学境界，就能够使主体保持更为主动、积极的心态和蓬勃向上的精神，能够使人获得更大的创造性，更丰富的人生创意，如同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谈论诗的意境所指出的那样，诗一旦具有深邃的意境，往往就能够使诗获得“境生象外”的艺术功能，即诗的意境是在情与理、现象与本质、有限与无限的对立统一当中，以主体把握、超越客体的限制、束缚，以超出感性的个别事物的局限，而趋向理性的本质必然规律的方式，获得迈向无限自由的心境，就像后来的诗论家所说的那样，诗须“超以象外”，方能“得其环中”，获得“景外之景”、“象外之象”、“运外之致”、“弦外之音、”“味外之旨”的最高境界：“不著一字，尽得风流。”[9] 如果说诗（文学、艺术）是人生的反映，“诗言志”——诗道出人的心声，那么，诗所追求的美学意境，不也就是人生的美学意境么？进入人生的这种美学意境的方式当然会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以和谐的休闲人生审美方式进入这样的美学境界，应该说是一种最亲近自然，最顺乎人的自然本性的方式。

人生美学意境是具有独创（创新）意义的，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意志的表现。对人生美学意境的探寻，既是把人生的经验、教训、法则、法规等，从有意而为之的训练、操作、仿效、磨炼，通通化作为人的自然属性，吻合人的发展的内在要求的“天性”，升华为无意而为之的一种崇高境界的人生精神，同时，也是对人的存在价值和发展前景及其相关意义的探寻。对人生美学意境的每一次探寻，都是对人生终极意义的一次新的探索，是对人生最高境界的不断攀登。因此，从文化审美的角度来认识和把握休闲的意义，真正目的则是要更进一步地强调在休闲人生的生活方式当中，注入更为深厚的文化审美内涵，真正地将休闲作为生命的一种形式，来更深刻、更贴切地领悟人生的要义，使有限的生命获得无限的人生意义的强大支持，更加执著现实人生的意义探寻，正如林语堂所说的那样，要让世人都能够明白：“尘世乃唯一的天堂。”[10] 从方法论上来说，在这当中，应有三个方面的基本要素，必须予以特别强调：一是要始终具有人生的美好情趣，二是要深刻领悟人生的终极意义，三是要保持心灵秩序、心灵韵律的和谐，塑造美好的人格。

诗论家严羽在论述“诗有别趣”的特点时指出：“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而诗的最高意境在于：“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11] 作诗需要诗兴，需要对生活保持高度的情感体验，方能使所作的诗进入诗的最高境界。其实，现实人生也是如此。从文化审美的角度，强调和谐的休闲人生，当然不是让人在休闲当中打发时间，消磨意志，游戏人生，而是相反，是要让人们通过休闲的生活方式，始终都具有人生的美好情趣，为现实生活注入丰富的、纯洁的情感元素，让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使人能够在有限的生涯中领悟到生命的无限的意义内涵。亚里士多德在谈论写诗活动的情形时曾向人们说道：“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12]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所道出的个中奥秘，也就是说创作能够使人更深入地体察到人生的终极意义。强调和谐的休闲人生，在这方面也具有同样的道理。建构

和谐的休闲人生及其相关联的生活方式，则意在倡导一种高品位人生的建构，一种崇高境界的人生精神的培育。如果说“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13] 那么，休闲作为生命的一种形式，无论是在具体的过程中，还是在最终的结局中，不都是在强化人们在休闲生活中仍不失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深刻领悟吗？因此，和谐的休闲生活方式，也是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妙悟”，而要“妙悟”人生，就需要保持主体的心灵秩序、心灵韵律的和谐，才能由此达到“入神化境”的地步。严羽以作诗为例说：“诗之极至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14] 作诗入神化境，所求的是要使诗具备高品位的美学格调。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和谐的休闲人生，所追求的也是这样的美学意境——妙悟人生，深刻领悟人生的要义。显然，如果没有和谐的心灵秩序，和谐的心灵韵律，终日忙忙碌碌，不学无术，不思进取，算计人生，功利人生，就无法获得对人生的“妙悟”，无法提升人生的美学境界，无法通过“入神”而获得形神具备的人生意境的建构，使人生内容与形式、现象与本质、有限与无限，有形与无形等诸多对立、矛盾、冲突的元素达到统一、和谐。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陶渊明的诗以从容、闲适、妙悟的方式，道出了一种人生的哲理：尽管个体的生命有始有终，但每一个生命所负载的永恒的人生理想、人生情怀，乃是生命不死，灵魂不灭，精神永恒的印证，人生不能迷失这个终极性的意义。这是自然的法则，也是和谐的法则。和谐的休闲人生应该尊重、遵循这样的自然法则，真正地让人生，让有限的生命获得“伟大的充实和丰盈”。

参考文献：

[1] 黄健：《和谐——中国休闲文化的核心理念》[J]，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年第5期。

[2] 王世舜译注：《尚书》[M]，聊城：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内部刊印，1979.42

[3] 杨伯峻译注：《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0.8、30

[4] 转引自：《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5

[5][6][12] 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5、19、29

[7][8] 王国维：《人间词话》[M]，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71、378

[9] 孙昌熙等校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M]，济南：齐鲁书社，1980.102

[10] 林语堂：《谁最会享受人生》[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1

[11][13][14] 严羽：《沧浪诗话》[M]，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3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