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密尔顿的建国思想及对美国的历史性贡献
摘 要:美国独立之初,在为美国选择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道路这两个根本性的建国方略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都做出了杰出的历史性贡献:一是大力促成了《美国宪法》的通过并为其获得批准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二是提出了“工商立国”的建国主张并为联邦政府采纳,使美国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三是就任联邦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以后,通过大力改革使美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财政金融制度,为美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汉密尔顿;《美国宪法》;工商立国;财政金融 中图分类号:D5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4-0091-05 作为美国建国的重要领袖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尽管没有像别人一样当上总统,而且在与其主要政治对手托马斯・杰斐逊的竞争中更是输得惨不忍睹,但是,他的建国思想和政治遗产却对美国后来的长期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从美国整个的历史进程来看,汉密尔顿的贡献甚至超过了美国的一些著名政治领袖,甚至包括林肯和罗斯福总统。美国历史学家朗・切诺在其出版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汉密尔顿或许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虽然从未成为总统,却可能比那些成为了总统的人有着更为深远、更为持久的影响”。 一、危急时期:年轻的美国何去何从? 从1781年《邦联条例》被正式批准生效到1787年《美国宪法》的制订,是美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而又非常重要的时期,即邦联时期。在这一时期,美国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政治也比较稳定,特别是民主的程度和各州独立权的行使都是较为充分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邦联制度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从而使美国国内的形势变得更加困难和严峻。因而,美国一些史学家将邦联时期称为美国历史上的“危急时期”。 邦联制度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央政府即邦联政府的权力很小。所谓邦联政府,不过是由各州代表组成的代表会议,也就是1781年前的第二届大陆会议。它既无独立的行政部门,也无独立的司法部门。只是为了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在其下面设置了外交、财政、陆军及海军等几个委员会。它能独立行使的权力仅有派遣外交使节、管理邮政、发行公债、规定度量衡标准及处理印第安人问题。而一些重大权力,如宣战、媾和、缔结条约、铸币、举借外债等均须得到13个州中至少9个州的同意。邦联政府在经济上的致命缺陷是缺少财政上的必要权力,既无权征税,又没有固定岁人和正常的财政预算,所需经费只能根据各州的土地价值向各州摊派。这使得邦联时期的国债不断增加,公共信用动摇,货币极度混乱,国家财政随时面临崩溃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根本就没有力量来办成任何促进经济发展的事情。例如,《邦联条例》规定,国会有权建立州间邮政,但邦联政府却始终没有经费办成此事。 第二,邦联制度阻碍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邦联条例》第二条规定:“凡未经本邦盟召集之国会明确授予合众国者外,各州保留其主权、自由与独立及所有权能、领域或权利。”这实际上意味着各州拥有的权力是一个主权国家除外交之外所享有的一切权力,例如征兵、征税、发行货币、自定关税和州内外贸易政策等等。尽管《邦联条例》也明确规定了州际关系:彼此友好、相互援助,如发生州际纠纷,由邦联政府负责组织法庭进行仲裁。但是,各州往往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处理州际关系时却背离了《邦联条例》的原则。例如,纽约州为保护本州产品而提高了外国商品的进口关税,但同时却把邻州新泽西和康涅狄格也列入了外国范围,由此引起了两州的报复,即对通过两州境内运入纽约的货物均征收过境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为波托马克河水道的归属问题,长期争执不下。同时,这种不统一的状况还严重地阻碍了对西部广阔土地的开发。例如,北卡罗来纳因争夺西部土地,痛斥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夹击本州,与两州积怨日深。总之,邦联政府的软弱和各州的“各自为政”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从而严重制约了美国的经济发展。 第三,邦联制度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对外贸易。由于各州都制定了符合本州利益的关税,结果造成州际摩擦,使外商坐得渔翁之利。例如,工业发达的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为保护本州工业,先后颁布了关税法案以阻止英货入境;但新泽西和康涅狄格州却执行相反的政策,欢迎英国商品入关。这样,英商就可以将工业品经新泽西、康涅狄格偷运入纽约和宾夕法尼亚,不仅获得巨利而且打击了美国工业。又如,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等州为保护国内航海业,禁止外国商船进入其港,但另一些州的港口却为其敞开大门。而一些没有外贸港口的州为了借用邻州港,却必须付出租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日益恶化。据统计,从1784年至1786年,美国从英国进口的货物总值为7591935英镑,同期向英国出口的货物却只有2486058英镑,逆差竟达5105877英镑。严重的贸易逆差使货币迅速外流。货币外流和出口受阻使产品价格普遍下跌,到1788年,各种产品的平均价格下跌了25%。其中,农产品价格的下跌更为猛烈,费城玉米价格从1783年7月的1蒲式耳6先令3便士下降为1785年的3先令5便士;面粉价格也从每蒲式耳28先令趺至17先令6便士。农产品价格的下跌。使许多农民破产,并加剧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了1786年谢司起义的爆发。 第四,邦联政府没有力量维护国家的稳定。由于财政极为困难,大陆会议和邦联政府长期拖欠军队薪饷,引起官兵的强烈不满,以致酿成了牛堡兵变。最后只是凭借华盛顿个人的威望,才将军队遣散。1786年秋天爆发了著名的“谢司起义”。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年底时已发展到15000人。起义爆发后,马萨诸塞州曾向邦联求援,但没有一兵一卒的邦联政府也只能置之不理。由此可见,当时的邦联政府没有解决危急、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更不用说如何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了。 显然,处于“危急时期”的美国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通过怎样的改革才能克服邦联制度的致命缺陷?美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建国和发展道路? 二、汉密尔顿在制订《美国宪法》中的杰出贡献 对于邦联政府的弊端和建立强有力中央政府的必要性,汉密尔顿很早就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1780年10月,他在写给纽约的爱国者艾萨克・西尔斯的信中说: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握有更多权力的政府”。在1781年7月至1782年7月,汉密尔顿以《大陆主义者》为题连续发表6篇文章,集中阐述只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治理一个大陆。而且,他在文中所列举的国会应该具有的职权,“几乎是完全预言了1789年采用的联邦宪法第一条第8款授予国会的那些权力”。1783年,他在给华盛顿的信中写道:“现在
剩下惟一的事情是,在内部建立坚固的制度,以保全我们的联盟,以避免我们的国家成为欧洲列强任意踢来打去的一个皮球。总之,使我们的独立真正成为一种幸福。” 1786年9月,汉密尔顿作为纽约州的代表参加了安那波利斯会议(有5个州、12名代表参加),在这次会议上,他起草了一封致各州的信。在信中,他以简洁有力的语言阐述了美国的混乱状况和面临的危险,指出了邦联政府存在的严重弊端和组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必要性,呼吁各州在1787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在费城集会,以便“考虑合众国的形势,进一步拟定在他们看来为使全国政府体制足以适应国家紧急情况所必要的条例。”这一倡议,成为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起源。 1987年5月25日,来自12个州的55名代表聚集费城,参加制宪会议。经过四个月的激烈争论,终于在1787年9月17日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成文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简称《美国宪法》。尽管新宪法并没有达到汉密尔顿的预期“要求”,但中央政府还是被授予了大部分的重要权力。因而,汉密尔顿欣然接受,代表纽约州在宪法文件上签了字,并坚定地投入到维护新宪法的斗争中去。㈣ 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该宪法至少要得到9个州的批准才能在全国生效。而当时很多人对这部新宪法是持怀疑、反对和抵制态度的。为使广大民众理解和接受新宪法,推动新宪法的批准,从1787年10月到1788年8月,汉密尔顿邀请麦迪逊和杰伊以公开信的形式,用“普布利乌斯”的笔名先后在《独立日报》、《纽约邮报》等报纸上发表85篇文章,宣传解释新宪法。在第一篇文章中,汉密尔顿就明确指出了设立新宪法的重要性: “对目前邦联政府的无能有了无可置疑的经验以后,要请你们为美利坚合众国慎重考虑一部新的宪法。这个问题本身就能说明它的重要性;因为它的后果涉及联邦的生存、联邦各组成部分的安全与福利,以及一个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引人注意的帝国的命运。” 汉密尔顿共写了51篇文章,并把所有的文章汇编为《联邦党人文集》。该文集在当时的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以至于不断再版和重印。华盛顿对文集称赞不绝,“视此书为珍宝”,并赞扬汉密尔顿的文章最有“说服力”。可以说,《联邦党人文集》对新宪法获得批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正是在确保接受制宪会议成果的这最后的决定性的斗争中,汉密尔顿对宪法事业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在这实际上是一场伟大的政治革命的最后阶段,他比其他任何人都作出了更为重要和富有成效的贡献。” 1787年《美国宪法》的通过和1789年按照《美国宪法》建立的联邦政府,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制度创新。他们建立起了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较为合理的政府组织,从而为美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对此,麦迪逊是这样说的:“美国舞台上出现了许多有利于私人权利和公众幸福的新变革,子孙后代会因这些变革、全世界也会有所借鉴和感激这种大胆精神。如果革命领袖不采取前所未见的重要步骤,也不建立一个并无先例的政府,合众国人民可能至今还是被错误指导的议会的悲惨牺牲品,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在某些破坏他人自由的政体的压迫之下从事艰辛的劳动。这是美国的幸福,我们相信,这也是全人类的幸福,美国人民追求一种新的和更为崇高的事业。他们完成了一次人类社会史上无可比拟的革命。他们建立了地球上尚无范例的政府组织。他们设计了一个伟大的联邦,他们的后继者有义务改进它,并使它永存下去。” 宪法和政府是一个国家最根本性的和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因为它们不仅决定着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向,而且会直接影响其他的主要制度安排(如市场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就美国而言,1787年的《美国宪渤和1789年联邦政府的成立为美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前提和保证。从此,一个长期稳定的、强有力却不专制的中央政府取代了以前松散的、软弱无力的邦联政府。在这以后的两个多世纪中,除南北战争以外,联邦政府保证了美国始终处于一种政治、社会高度稳定的状态,这就为美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很好的社会环境。而且,联邦政府在美国后来的长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多方面的重要作用,如领土扩张、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西进运动、修建铁路、发展教育科技等等。可以说,《美国宪法》的通过和联邦政府的成立是美国迅速崛起并发展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起点。 三、汉密尔顿为美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工商立国 联邦政府成立以后,美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成为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对此,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和国务卿杰斐逊有着截然不同的主张:汉密尔顿主张“工商立国”,而杰斐逊则坚持“农业立国”。 由于长期生活在乡村并受重农学派的影响,杰斐逊主张美国应以农业立国,建立一个以自由农民为主体的民主共和国。杰斐逊认为,农民具有高尚与纯真的道德,小农是民主政治的群众基础,而且农民的职业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因而,以农业立国可以保持社会公德,防止民主共和制度的蜕变。同时,他还认为,与欧洲由于人多地少而只能发展制造业以养活过剩人口的情况不同,美国西部广大的土地可以容纳大量人口,因而完全没有必要发展制造业。 汉密尔顿则主张美国应该实行“工商立国”,即大力发展商业和制造业,由农业大国迅速转变为工商业强国。早在1775年,他就曾指出,北美各地自然地理状况相差很大,资源丰富,而且欧洲移民中有很多工匠和技工。只要各地建立商业联系,互通有无。北美就完全可以兴办自己的制造业,而“制造业一旦建立起来,并在我们中间生根,就会给美国伟大、光荣的未来开辟道路,并能对付任何暴君的干涉。”1782年,汉密尔顿在《大陆人》第5号文章中指出,自中世纪后期,鼓励商业和兴办制造业就逐渐成为各国竞相采用的政策。“英国自伊丽莎白时代开始,制造业便得到国家的鼓励,商业势力开始向全球扩展。法国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工商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西班牙和葡萄牙更是捷足先登,在世界各地抢占了大量的商业据点;连俄国和土耳其这些地处东方的国家也致力于商业和增加制造业的产量。”1789年10月。就任联邦政府财政部长不久,汉密尔顿在与英国密使乔治・贝克威尔的谈话中说:“美国是个新兴国家,但可惜生来是个农业国,而不是一个制造业国,这种状况对美国十分不利。” 在强调发展商业的同时,汉密尔顿还非常重视机器制造业。他指出,英格兰由于“发明了在纺织工场中使用机器,国内各种织物的产量有了巨大增长。”“使用机器对于提高一国工业总产量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一种可增加劳力的力量,因而使用机器可以提高总的生产力”。由此,他进一步认识到农业国在与制造业国的经济交往中所处的不利地位。这是由于制造业使用机器的程度高于农业,其产出就超过了农业,
故“一个需从别国购买布匹而不是靠国内制造业供应的国家会受到损失”,“因为进口制造业产品注定将纯粹农业国的财富刮走”。因此,从国民财富来看,“将欧洲制造业国的情况与只有种植业的国家相比,其悬殊是惊人的”。因此,美国应该迅速发展工商业,否则就不可能改变经济上的不利地位。 1791年12月,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该报告批驳了当时普遍存在的重视农业、轻视工商业的观点,以及农业国的制造业可以不要政府保护,任其自然便可兴盛起来的论点,并详细论述了为什么要鼓励制造业以及怎样鼓励和支持制造业。在参照西欧各国政策的基础上,报告提出了11条保护制造业的措施,包括:征收保护关税,禁止原材料出口,免除制造业出口关税,对制造业发放奖金和贷款,鼓励发明和引进技术,提供便利汇兑和信贷,改进国内交通设施等。尽管这份报告当时受到国会议员的冷遇,未获通过,但是它却对美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誉为“美国工业化的宪章”。而且,报告中提出的一些措施后来也被美国政府所采纳。 面对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关于建国道路的激烈争论,联邦政府最终选择了“工商立国”的发展路径。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抉择。因为,一个国家一旦选择了某种发展方向,则这种发展方向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会得到自我强化,也就是说,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必然导致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可以说,由汉密尔顿提出并被联邦政府确定的“工商立国”的发展道路,是美国其后能够实现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并一举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根本起点和重要动因。 四、汉密尔顿与美国财政金融制度的创建 联邦政府成立之初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财政问题。据财政部的初步统计,到1789年,国债总额累计已达7712万美元。如果不能解决这一问题,联邦政府不仅不可能有所作为,而且连日常开支都难以维持。1790年1月9日,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国债的报告》,即《关于公共信用的第一份报告》。其中心内容是以承诺、偿还旧国债并发行新国债来恢复业已动摇的公共信用。 由于政府的长期拖欠,当时国债大部分在一些投机商手中,其实际价值大约只相当于面值的二十分之一,而且还在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贬值。在制定偿债法案时,有人提出可按国债的现行价值偿还,这样不用筹措很多资金就可以使政府头疼的国债从此一笔勾销。汉密尔顿坚决反对这种近乎赖债的做法。在报告中,他坚持必须严格按面值偿还国债,并付给6%的利息。他认为,国债实际上是政府与个人之间签订的契约,政府如不按约偿债,必将使契约上的财产权利得不到保障,而且政府就再也不能有效地举债,从而动摇整个公共信用。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建立良好的公共信用是最重要的”。对资金匮乏的美国来说尤其如此。因此,发行国债不仅是缓解财政困难的一种手段,而且是扩大商业信贷和资助制造业的资金来源。“国债如不过度的话,将成为国家的福利,并可成为联系联邦的有力纽带。”可见,汉密尔顿对于国债的认识很有些现代经济学思想。而当时斯密和李嘉图对于国债能否增加资金,促进经济增长是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 对于如何偿还国债,汉密尔顿提出的办法是:建立联邦正常的税收制度,以保证政府获得稳定可靠的岁人。1790年10月13日,他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公共信用的第二份报告》,即关于建立税收制度的报告,提出对国内产品征收国产税和消费税,用以偿还债务和平衡财政收支。 18世纪末,银行在美国是刚刚出现的新生事物,汉密尔顿是这一新事物的积极倡导者和推进者。实际上,这也与他的工商立国的主张有着内在的联系。为此,他向国会提交了第三份报告即《关于建立银行的报告》,提出了建立美国银行的计划。他在该报告中指出:“在所有试图发展商业和工业的地方都要以银行信贷作为重要支持,银行业对制造业的支持更是处处可见。”报告认为,美国的特殊情况使建立银行显得尤为重要。美国基本上不产金银,移民带来的资金也很少,再加上对西部土地的开垦占用了大量的资金,这样就严重制约了制造业的发展。建立银行便可以弥补资金的不足,促进国内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同时,作为加强政府财政的重要措施,银行还可以代理联邦发行债券、货币。提供能起国库作用的稳定金库。他主张美国应该仿照英格兰银行,以私有公管的方式建立国家银行。他指出:“私人给政府力量以保护其权力和利益,政府则为私人间的商业提供便利,这样,工业会因此而得到扩展,产品会成倍增加,农业和制造业会兴盛发达,从而为国家带来真正的富足和繁荣。” 汉密尔顿关于国债和建立银行的报告遭到南方议员的强烈反对。经过长时间的激烈辩论以后,国会最终通过了这两份报告。这样,汉密尔顿的财政金融改革计划就得以实行,并很快取得了成效。改革的直接后果是使公众对联邦政府的能力产生了信心,从而使公共信用重新建立起来。国债法案通过后,财政部随即发行了年利率为6%的新国债用以偿还旧国债并支付利息。到1794年底,旧国债已全部偿还,同时发行了总额为6300万美元的新国债。新国债很快以高出面值的价格在市场上流通,使政府的财政得以重新运转。而银行法案的通过及其后美国第一银行的建立不但使政府获得了稳定的贷款来源,而且还使政府从其拥有的银行股份中得到了一笔固定的收入。从1791年到1802年,政府从银行共获得了111万美元红利,还从出卖股票中获得67.1万美元。尽管这笔钱数目不大,但对当时财政拮据的联邦政府却犹如雪中送炭。 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不但使联邦政府建立了以税收、国债制度为主要内容的较为完善的财政制度,而且还以发行国债、建立银行为契机,推进了美国金融业的变革。随着国家公共信用的迅速恢复和财政金融状况的好转,各种股份公司在美国大量涌现,证券市场及证券交易所也相继出现,从而使美国的金融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像经济发展一样,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也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汉密尔顿的财政金融改革为美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和长期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基础。杰斐逊尽管一直反对汉密尔顿的主张,但在成为总统以后,他还是认识到汉密尔顿所建立的财政金融制度是美国实现工业化所必须的,并实行了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对此,他曾说过:“在政府成立之初,曾有可能使之在正确原则基础上开始运行。然而,半为英国的半为汉密尔顿创造的契约毁灭了最初的希望。我们能够在15年内偿还他的债务,却永远摆脱不了他的财政金融制度。”这实际上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汉密尔顿建立的财政金融制度对美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 总之,在美国建国后成功实现长期经济发展并一举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历史进程中,汉密尔顿在国家政治体制构建、建国道路选择和财政金融制度建设等三个最为重要的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甚至是根本性的贡献,其历史功绩应该得到人们的理解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