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胡同的吆喝声

胡同里的吆喝声

——岁月划痕之十四

我爱听侯宝林、郭全宝的相声《改行》，因为里边学吆喝学得太像了。

现在卖东西的也吆喝，可像相声里那么吆喝的几乎是没有了。不少的店铺、摊点都有喇叭播放提前录好的吆喝，不仅内容一定是忽悠，而且声音也是声嘶力竭，难听的要命。不知别人如何，反正我一听就反感，就是原先想买，让它一刺激也不买了。

为什么以前那样的吆喝声消失了？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一些行当随着时代发展，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另外就是经营方式发生了变化，不再走街串巷，也就不需要那么吆喝了。

我小时候住的是胡同，听到的吆喝声就不少，虽没有侯宝林唱的那么好，但许多吆喝也是声彻胡同，韵味十足。

比如磨刀的，那一声“磨剪子来抢菜刀！”就比如《红灯记》里的还要纯正好听。我就很奇怪，胡同里来的磨刀的并不是一个人，怎么吆喝声都一样呢？是有培训班培训吗？

有的磨刀师傅，除了吆喝，还吹喇叭——一种铜号，也有固定的曲调，一听就知道是磨刀的来了。

磨刀的家什比较简单，最早看到的就是肩扛一条长板凳，后来自行车普及，就不再肩扛，在而改为车带了。板凳上有手摇砂轮，有固定菜刀或磨刀石的卡具。他们在板凳上一骑就可以磨刀。

看磨刀师傅磨刀，感觉在“磨”上与普通人也没有多大区别，有

区别的是多出了砂轮打磨和“抢”的工序。由于一般家庭不具备此类工具，他们的磨刀就显得更为到位了。

增加这两道工序，主要是为了给菜刀的刃口两侧去薄。因为如果只磨刃口不去薄，刃口就会越来越钝。那时的刀剪主体是铁的，只有刀刃是钢的（包钢、夹钢或贴钢），正所谓“好钢用在刀刃上”。这样既可降低成本，又能保持刀剪的锋利和柔韧。

所谓“抢刀”就是用那个合金的“抢子”刮削刃口两侧的铁。我看磨刀师傅磨刀，觉得最有技术含量的就是就一点了。

这类听起来像有曲调的吆喝还有不少。比如锔盆儿的，他的吆喝是“锔碗啵——锔缸喽！”那个“啵”字我觉着应该是“盆”，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喊“盆”非要喊“啵”。锔盆儿的师傅不扛板凳，而是挑担子，担子上挂着小铜锣，一走叮当响，很是吸引人。我一直想看他们怎么干活，可没有机会。后来我吃饭时乱跑把饭碗摔了个大璺，母亲叫锔盆儿的锔，我才开了眼界。

锔盆儿师傅的担子，有一头是小柜子，柜子那一溜儿小抽屉里装着大小不一的锔子，他就用这些锔子把碗上的璺扒住。锔子的细腿要钉进碗里，但不能直接钉，要预先打个眼，据说打眼的那个钻头上面焊着金刚钻，要不怎么会有句老话“没有金钢钻儿，别揽瓷器活儿”呢？我亲眼看着锔匠在我的那个碗上用金钢钻打眼，再用一把很小的榔头把锔子钉进去，之后带着一排锔子的碗就又结结实实了。

还有修伞的，吆喝起来是：“修理——雨旱——伞！”前四个字悠长，而“伞”字短促、结实。那时候还没有铁骨架的尼龙伞，都是油

纸伞，就是《白蛇传》中许仙撑的那种伞。它的骨架是细竹条，伞面是棉纸刷桐油。修理时也围绕这两部分进行，开合不好了修骨架，一般是拆下坏的竹条换上新的。伞面损坏了则是用桐油粘一块棉纸，再刷上桐油。

我们家也让他们修过伞，打了补丁之后开合就有些不自如了，也不美观。后来补过地方又裂开一道长缝，就没有再修。我看着上面的竹条好玩儿，就拆下来耍，拿着它又蹦又跳，东劈西刺，结果不小心刺到了妹妹，被母亲训斥一通。

洋铁匠的吆喝声，也有固定的曲调，喊的是：“修理炉子——换壶底！”他们修理的主要是薄铁板、马口铁、薄铝板加工的产品，如铁皮炉子、烟囱、铁皮盆、铁皮壶、钢种（铝）锅、钢种壶。有的洋铁匠也补铸铁的东西，比如铸铁锅。

那个时代不管什么玩意儿，坏了能修，人们都不会直接扔掉。铁锅、铁壶漏了要换底，昂贵的铝锅、铝壶漏了就更得换了，所以洋铁匠们的生意特别好。

由于，他们修理的“白铁壶”以前叫“洋铁壶”，也有人叫他们“焊洋铁壶的”，又由于焊的时候要点小炉子，人们又叫他们“小炉匠”。他们最著名的代表是《智取威虎山》里的栾平。

印象中，我们家的锅和壶都换过底，尤其是烧水壶要换多次，换一次就矮一点儿，直到母亲觉得再换就装不了多少水了，才舍得扔掉。

现在，这些行当的师傅都很难见到了。社会需求越来越少，已没人愿意做他们的传人，他们的技艺就只能保留在文献中了。

除了修补匠人，到胡同里来吆喝的还有小商小贩。

印象中，来我们胡同卖豆沙的总是一个人，可能是为了强调他的豆沙经过了过滤，更为细腻，他称自己的豆沙为“澄沙”，他吆喝起来是这样的：“澄沙——的约澄沙！”。母亲曾用他的澄沙包过豆沙包，我觉得口感很好，与月饼里的豆沙馅无异。但母亲却只买过一两次，大概是因为她觉得太贵了吧。

那个卖澄沙的推着一个小独轮车，车板上用布包着一小团澄沙，我心想他走街串巷就卖这么点东西，能养家糊口吗？

与之类似的还有一个卖老鸡汤的，但吆喝的很没韵味，就直着嗓子喊：“谁买老鸡汤！”。这人年纪较大，有点跛，虽然一走一歪，但提在手里的罐子却能保持平衡，里面的鸡汤一点儿也洒不出来。他提的那个罐子，上着釉，梨形，个头不大，估计连一锅鸡汤都放不下。母亲也买过他的鸡汤，是论勺买的，放到了面汤里，感觉味道确实香于以往。

我觉得这东西也值不了多少钱，走街串巷地卖它没什么意思。后来经过公安局边上的马家老鸡铺，突然想到了他，猜着这老头没准跟鸡铺老板是亲戚。马家老鸡铺在保定有名，每天能卖不少，那煮鸡的汤肯定富余，大概倒了也是倒了，就送给他一些让他去卖，要不那汤怎么那么有味道呢？

有个卖豆腐的，吆喝挺有特色，就只喊两个字“豆腐——”，但那个“腐”不喊“腐”，而喊“fao ”。由于在饶阳老家时听母亲唱过一首歌谣：“苏——武——，有个老头卖豆腐，卖得不够本儿，回去

打媳妇，媳妇说不怨我，怨你给得多。”所以听到他吆喝，我就担心他的媳妇也会挨打。

还有个卖切糕的，和他有一拼，也只喊两个字“切糕——”，但那个“糕”字喊得带弯儿，要由高到低再到高，听着不像保定话，不知他是哪儿的人。

偶尔也有卖冰棍的提着冰棍壶串到胡同里，吆喝的是：“牛奶冰棍——，小豆冰棍——，电激冰棍——！”电激冰棍就是加糖精的纯冰冰棍，最便宜，2分一支，但后来就没有卖的了。

还有卖糖葫芦的，就吆喝“冰糖葫芦”。他扛着圆柱形的大草靶子，上面插满糖葫芦。那通红的大红果上能看到一片片的冰糖，十分诱人。不过那时的糖葫芦都没有包装，有风刮过就会粘上土，但没人计较。大人如果给孩子买串这样的糖葫芦，孩子会高兴得不得了。只是到了后来人们讲究起来，才有人的把糖葫芦装到玻璃柜子中叫卖。

现在，鸡汤是没人卖了。冰棍升级为冰糕进了冰柜，吆喝声也随着冰棍壶的消失而消失了。豆沙装入真空包装袋进了超市，无人再叫卖。只有豆腐、切糕、糖葫芦虽在超市有了一席之地，但还恋恋不舍街头市场，仍有沿街叫卖的。

小时候胡同里还有换糖稀的，也像草靶子上的糖葫芦一样不太卫生。小贩推的是带有方形铁丝罩的独轮车，车上不光有糖稀，还有糖瓜、彩色小糖豆，另外还有洋片、玻璃球、泥模、泥人等小玩具，但他吆喝的时候只喊“换糖稀呦！”

糖稀就放在铁丝罩里的一个小铜盆里，色泽黑红，黏稠透明，有

些像烤红薯冒出的糖油，看上去很好吃。他为了吸引孩子，往往不盖盖子，所以有风刮过，土也会粘上。可孩子不会想这些，只想着怎样才能吃到糖稀，我也一样。

他虽吆喝的是“换”，但拿钱买他会更高兴，只是那时的孩子手里基本上都没有钱，他才强调“换”的。可用来“换”的东西还不少，金属的玩意儿他要，塑料的玩意儿他也要，但他吆喝的时候是：“牙膏皮的换！化学的换！”

那时的牙膏袋是铅皮的，废品站收购2分一个，所以他也要。而所谓的“化学”就是现在的“塑料”。当时“塑料”这个词还鲜为人知，一般人都叫它“化学”，大概是因为它的生产加工与“化学”有关吧。那时家用的“化学”的东西主要有牙刷、梳子之类。

听他这么一吆喝，一些孩子就从家里拿来牙膏皮、破梳子之类，他收下后会用两根小竹棍在铜盆中蘸绕起一小疙瘩糖稀，递到孩子手里。拿到糖稀的孩子还舍不得马上就吃，要用两根竹棍反复缠绕，直到糖稀变成金黄色才放入嘴里，慢慢品味。

看着他们惬意的样子，我也回家找能换的东西。我的父母用的是牙粉，没有牙膏皮，但梳子和牙刷是“化学”的，于是我也悉数拿来交给了小贩，之后也得到了一疙瘩糖稀。

母亲看到我吃糖稀，问我从哪里来的，我只好如实以告。母亲生气地拉着我去找换糖稀的，可他已经走了。母亲狠狠拍了我的屁股，还大骂换糖稀的不是东西，欺骗小孩。

还有一种换洋火的小贩是面向大人的，她们的吆喝是：“棉花套

子换洋火。”那时火柴是2分钱一盒，一团旧棉花套子能换一盒火柴。她们收了旧棉花做什么呢？做黑心棉的被子？交给造币纸厂造纸？不得而知。

由于她们吆喝得旋律一致，极具特色，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又被孩子添加了一句：“换你不换我！”我们只要听到她们吆喝上句儿，就接着喊下句儿，把她们气得直骂街。

还有走街串巷收废品的，那时叫收破烂的，他们的吆喝的是：“破烂的卖！”

以上3种回收行当，前两种基本绝迹了，只有“破烂王”们依然活跃。但沿街吆喝的已经不多，主流是进驻小区，与物业沟通好之后，承包小区内所有的废品回收业务。他们不吆喝，把电话写在牌子上戳在小区门口即可。那些进不了小区的，则分为两种情况，有汽车的一般找个空地儿戳个牌子，就坐等收购，不吆喝。没汽车的则骑个三轮儿，在三轮儿前边挂个牌子，上写：回收废品，回收电器之类。个别的也带个小喇叭，用它播放录好的吆喝声。那种最原始的“破烂的卖”的吆喝基本上听不到了。

在胡同里的吆喝声中，完全没调儿的有3种。

一是收脏土的，居民每月每人向街道交几分钱的卫生费，其中一部分给他，他负责拉走各院的炉灰和脏土。他拉车进了胡同后就直接喊：“倒脏土喽！”我们听到后得赶紧往外端脏土箱子，因为他没有耐心等很长时间，你慢了他就走了。后来不知为什么街道把收脏土的给“炒鱿鱼”了，在胡同口放了个大垃圾箱，让居民自己把垃圾倒到垃

圾箱去。这项改革我觉得不成功，倒土远了不说，主要是放垃圾箱的那个地方总是又脏又臭。

二是卖水的，吆喝的也直接：“谁要水？”后来胡同装了自来水，卖水的自然也就不来了。

三是送煤的，他进了胡同就吆喝一声：“送煤了！”你如果在煤店买了煤，就得赶紧拿着票儿出去找他，不然他走了你还得等着他再来。

我小时候还没有小喇叭这么先进的玩意儿，但有些行当有类似的工具。

比如走街串巷理发的，就手持一个类似特大号镊子的家什，通过铁棍从缝隙中挑过，发出“当——当——”的声响。据说中国的理发业兴盛于清代，因为清代之前中国的男人留发盘髻，如现在的道士一般，所以不用理发。而清代强迫汉人剃头留辫子，“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所以就出现了剃头的。剃头的一般都挑着挑子，一头是炉子（烧热水），一头是放工具的柜子（可坐），所以就有“剃头挑子——一头热”的歇后语。而我看到的街头理发师已不再挑挑子，就背一个装工具的小包，你要让他理发，还得从自家搬凳子。那时理发馆已遍布全城，这种街头理发师只能算是理发馆的补充。而今理发馆已升级为“美容店”，但街头理发师还保持着当年的朴素，依然是刀剪和手动推子，唯一的改进是在路口的空地儿放了个凳子。

还有卖香油的，也不吆喝，而是敲木头的梆子。不过在家里发了购粮证之后就再也听不到那种“梆梆”声了。

还有货郎，则是摇拨浪鼓。我有个王姓的小学同学，住在紫河套，

她的父亲就挑着挑子摇拨浪鼓，不过她的父亲不卖针头线脑，而是买卖珠宝玉器。

另外，爆米花的也不怎么吆喝，他开盖时那巨大的喷气声，就是最好的吆喝。

胡同在消失，曾经回荡在胡同的吆喝声也在消失，不过随着时代发展也有新的吆喝声出现。90年代初就出现过“换大米”的吆喝声，郭达在小品中学得可谓惟妙惟肖。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吃副食多了，粮本的粗粮也就富余出来，所以才出现了“粗粮换大米”这样的事。

胡同消失，人们搬入楼房，就又出现了“换窗纱”、“擦洗油烟机”等行当。干这些行当的一般都骑自行车游走街头，这也需要吆喝，但我发现他们没有统一的吆喝模式，都是想怎么喊就怎么喊（有的用小喇叭），五花八门，与我小时候听到的大体一致、有腔有调的吆喝，已不可同日而语。

就是这么不入耳的吆喝，我觉得都可能会逐渐消失，也许吆喝会成为永远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