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全面爆发期间冯玉祥的抗日活动

　　摘要：“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逐渐加大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冯玉祥将军一心抗日，在从1931年到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的这六年中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这些活动对于抗战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冯玉祥；抗日活动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3）—07-0014-01 　　冯玉祥在1930年中原大战中败北以后，他的部队被遣散，冯军集团土崩瓦解，虽然其旧部还不少，但是都各自为政，表面上他们对冯都还尊重，可大都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冯玉祥由郑州退到晋城，再转到晋祠，最后定居在了汾阳峪道河。 　　“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9月20日，冯玉祥从孔祥熙的电报中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9月23日变发表通电，回复孔祥熙，从这一份通电中，我们能够看到冯玉祥坚持抗日的态度。在通电中，冯玉祥首先批评蒋介石“专横暴戾，阴险狠毒，对民众则甘言欺骗，压迫宰杀；对舆论则操纵钳制，颠倒是非；对军队则纵横捭阖，利诱威胁；对外交则认贼作父，妥协屈服”。因而冯玉祥认为：“此时欲谋救亡，唯有介石即日通电认罪，即行停职，听候国民公判，始能统一革命力量，一致对外。”他号召“全国同胞，巫应猛醒，否认媚外政府，从速组织代表民意之机关，各抒意见，共救危亡。团结全国民众之力量，一致对外。督促全国军队，开赴前线及各重要口岸，正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而为正当之防御，雪此无上之奇耻。中国存亡，在此一举！”。 　　在全国抗日救亡高潮的鼓舞下，冯玉祥又于10月21日发表了著名的马电，提出了抗日救亡的十三项主张。其主要内容如下：（一）努力备战，充实国防，激励军心。（二）对“真正革命有功之人员”，“应迅速查明起用，稗得为国效力。”（三）恢复党的民主制，整顿党的纪律。（四）首都似应迁于适当地点，以免帝国主义炮舰之威胁。（五）恢复民众运动，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恢复各种民众组织，加以军事训练。（六）“厉行减缩政策，裁并骄枝机关。”（七）“实行财政公开，应用预算决算制度。”（八）“严订官吏读职贪污之惩戒条例，以清吏治。”（九）“拟定生产计划，以合全国之必要消费为原则。”等等。这些内容，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冯玉样当时的抗日爱国主张。 　　从冯玉祥9月23日回复孔祥熙的电文中不难发现，当时，冯玉祥认为蒋介石是抗日救国的障碍，要抗日救国，必须促蒋下野。 　　由于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直至国民党内爱国人士的反对，蒋介石被迫于1931年12月15日宣布下野。得知蒋介石下野的消息后，冯玉祥喜出望外，认为抗日障碍已除，团结抗战的局面会形成，因此当胡汉民，孙科等电邀其参加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时，便决定离晋赴京，当时冯玉祥的随从人员劝阻他说，蒋介石虽然下野了，但他的原班人马还在，你去了很危险，还是不进这个虎穴为好。冯玉祥则表示：“你们的心肠很好，可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是日本人侵略，国家民族处在危难关头，蒋介石不但不抗日，又佯装下野，欺骗舆论。如我冯玉祥不出来号召抗日，就对不起天下百姓。假若蒋介石仍记旧日的私仇，一心加害于我，纵然我死了，也是死得其所尸。”然而，蒋介石的下野只是暂时的，1932年蒋介石重新上台，同汪精卫合作一起执掌政府，这时候的冯玉祥也只能寄希望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政府能够扭转大局，团结抗日。然而蒋介石政府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却仍然妥协退让，与日本进行淞沪协定谈判，报国无门的冯玉祥愤然转驻山东泰安，在泰山隐居下来。 　　在泰山的冯玉祥并没有忘记抗日，他来到了宋哲元担任主席的察哈尔，以实现自己的抗日主张。1932年10月6日，冯玉祥到达察哈尔首府张家口，开始将抗日的要求付诸于武装行动，准备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然而，南京政府却不愿看到出现冯玉祥在察哈尔率军抗日的局面，蒋介石集团对抗日同盟军进行攻击，并且给冯玉祥加上了宣传“赤化”的罪名，甚至给宋哲宇压力，逼迫宋哲宇让冯玉祥离开察哈尔。对此，美国学者Youli Sun评述道：“南京方面清楚，同盟军从两个方面构成了威胁。第一，它以公开的抗日行动破坏了南京的新政策，而且，公众舆论越来越不满于政府的妥协政策。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蒋的老对手冯再次控制了一支独立军队。这对蒋来说，可谓生死相关之事。所以，南京从一开始，就决心扑灭民众抗日同盟军。而且有趣的是，南京甚至与日军联合起来镇压冯军。”这样的情况下，冯玉祥最后不得不解散同盟军，因为冯玉祥意识到在重重压力下，如果一味坚持，对抗战的益处并不大，而且也不利于保存宗哲元部的实力。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抗战戛然而止。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被迫解散以后，1933年8月17日，冯玉祥怀着悲愤沉痛的心情，第二次来到泰山。冯玉祥在泰山期间，继续派人联络各方抗日反蒋力量，发展抗日救国的民众运动。 　　1935年10月。蒋介石电邀冯玉祥速去南京“商讨”党国大事。蒋介石10月19日电谓：“党国要计，均待商讨，甚盼大驾早日惠苍首都，共商一切。匕”10月30日蒋再电冯玉祥：“六中全会在即，中央同仁均盼兄如期来京出席，弟尤切望把晤，稗得亲承教训，而慰契阔之思。”冯玉祥经不住蒋介石的拉拢和诱惑，同时考虑去南京可以利用公开场合宣传抗日。比偏居泰山有利，遂于11月1日到达南京。冯玉祥到达南京后，感到蒋介石对抗战有悔过的诚意，并且数次在日记中有所表露。 　　11月26日冯玉祥在日记中写到：“介石所答之话为最谦下，为最和平，更为最诚恳，灾为我最满意也，此次可谓之不白来了。”基于对蒋介石的重新认识，在这一个阶段，冯玉祥同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有了共同的语言，由对立开始走向了联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1936年6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发动两广事变，打出反蒋抗日的旗号时，冯玉祥一再诚恳建议，希望能使两广事变和平解决。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防力量免受损失为抗日战争保存了力量。在冯玉祥看来，“如果国内再生劣实，为亡国之使命符也。”并且“为对两广的事，我以为如自己打起来，中国必亡了。”因此他才极力使得两广事变放在和平的框架下去解决。 　　日军的步步紧逼使得国民党内部一些将领认识到，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不利于全民族抗战和打击日本侵略者的。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当天中午，李烈钧得悉后，急告冯玉祥。事变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也致电冯玉祥。告知发动西安事变的动因，并要冯玉祥“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是”。12月13日，冯玉祥致电张学良，规劝张以“同挽国难”的大局为重。自己愿为人质，请张“释回介公”。可是，实权掌握在军政部长何应钦等手里，他亲任“讨逆军总司令”。下令“讨伐”张、杨。并且调集大军沿陇海路西进，并扬言轰炸西安。形势剑拔弩张，内战又将掀起，冯玉祥优心如焚。他从大局出发，力排众议，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此时的冯玉祥虽无实权，难发挥大作用，但他反对使用武力，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奔走。他提出的和平解决要早于中国共产党，对促成和平解决起了一定作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得国共再一次合作进行全民族抗日战争成为可能，中国的历史即将进入全民族抗战的新时期。 　　从九一八事变一直到西安事变，冯玉祥坚持抗战，不管是在蒋介石妥协退让的时候通电蒋介石下野还是自己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以及到了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致力于和平解决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冯玉祥都为抗击日本的侵略而进行的努力。可以说，冯玉祥将军的确为了抗日战争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