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贡献和缺失

　　摘 要：进攻性现实主义在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之上发展起来，并形成了自己完整而独特的理论体系，把现实主义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作为一种理论范式，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提供了一种分析国际问题的理论工具，对理解国际实践和大国外交政策制定有重大的作用。同时，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也有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和弊端。从这个意义上说，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需要不断的发展与超越。

　　关键词：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约翰·米尔斯海默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一、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

　　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是相对于防御性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而言的。它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在2001年出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所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首要的目标不是权力的最大化，而是维持自身在系统中的地位，即维持现状、保护国家的安全才是首要目的，权力过大或者过小都会威胁国家的安全。而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则认为，“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原因是国际体系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得权力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当利益超过成本时，它们就会抓住这一机会”，进攻性现实主义是以国家追求最大化的权力为理论核心展开论述的①。

　　根据米尔斯海默的观点，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命题和前提假设：国际关系体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未来都将处于无政府状态；大国本身具备用于进攻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一国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大国是理性行为体。一旦这五个命题同时具备，就会产生推动大国萌发并采取针对他国进攻行为的强大推动力量②。

　　在进攻性现实主义视野中的大国关系模式表现为：第一、大国间彼此畏惧，且极不信任。大国间的畏惧主要是因为各个国家在体系结构中的位置不同、对国际权力分配的高度关注和拥有相互攻击的超强的国家能力。因此，在大国之间就会产生深深的不信任感，它们总是无法信任对方会做出善意的举动，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第二、国家必须采取自助策略。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整个国际社会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而国际社会是一个残忍的角斗场，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险恶环境，因为没有中央权威来约束国家行为，也没有中央权威对违反规则秩序的国家采取有效的惩罚，当它受到攻击时为了确保国家的生存，国家必须采取“自助”原则。第三、大国总是极其关注并追求最大化。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家们都承认，国际关系往往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力政治关系，“国际政治，像所有政治那样，是争取强权的斗争。”③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所采取的政策要么是显示权力、要么是增强权力、要么是维持权力，几乎所有的行动都围绕着权力进行。进攻性现实主义同意经典现实主义实现权力最大化的观点，认为国家对权力拥有无法填补的胃口，并不断采取进攻姿态，企图控制其他国家，“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④只有成为霸主之后，国家才会感到满足与安全，大国的最大理想是成为世界的唯一或地区霸主。

　　约翰·米尔斯海默对权力的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他认为权力以国家拥有的某些物质能力为基础。他将权力划分为潜在权力和军事权力。潜在权力是指它与对手竞争时所能调动的潜能的总和，以一国的人口数量和财富规模为衡量潜在权力大小的两大基础。一国的军事权力是指它的军事力量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及与对手的军事实力对比的情况。米尔斯海默看重一个国家的海军力量、战略空中力量、地面力量和核武器，认为那些大国往往具有庞大地面部队的国家，认为国际体系中最危险的国家往往是拥有庞大陆军的大陆强国，因为这些国家从根本上具有侵略其他国家的军事实力，而且能够保证从地面根本上获得战争收益。

　　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大国为了维持权力可以采取推卸责任的战略。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大国在面对另一个实力不断膨胀的国家时，国家做出的第一反应不是寻求建立和该国的均势同盟，而是更倾向于采取推卸责任的政策。即把遏制实力不断膨胀的国家的责任推卸给他国，让第三国家充当责任承担者。因为在战争爆发时，这可以带来避免与侵略者打斗的代价。①

　　基于以上的认识，米尔斯海默认为国际政治即大国政治。“因为大国对国际政治所发生的变故影响最大。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次大国—其命运都从根本上取决于那些最具实力国家的决策和行为。”②而大国安全竞争是零博弈，这就导致悲剧的必然结果。“国际政治从来就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交易，而且可能永远如此。……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每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然而，大国不止是为了争当大国中的强中之强，它们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主，即体系中唯一的大国。”③

　　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贡献

　　第一、发展了现实主义均势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建立均势”和“推卸责任”是大国用来阻止敌人颠覆本国的主要战略。在面临威胁时，大国常常会采用推卸责任的战略，在多极体系中，被威胁的国家能够而且经常推卸责任，米尔斯海默不仅在传统的联盟形成理论当中引入了“推卸责任”

　　战略，丰富了人们对大国采取何种联盟方式的认识，避免了华尔兹均势自动生成理论的缺陷。此外，米尔斯海默还论证了平衡的两极体系最安全、最稳定，不平的多极体系最危险。

　　第二、复兴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米尔斯海默在分析了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海权论和吉乌利奥·杜黑的空权论观点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马汉认为独立的海军力量是至高无上的，杜黑认为战略空中力量居统治地位。米尔斯海默认为，独立海上力量和战略空中力量作为两种胁迫手段，无法单独赢得一次大国战争，由于单用海上封锁和战略轰炸难以摧垮敌国的经济，大国一般通过摧毁敌人的经济和破坏敌人的战争机器来协助陆军赢得胜利。因此，这两种力量在整个战争中仅仅起到辅助作用。陆权才是大国地位的主要体现，“陆军以及支持它的海空力量是当今世界最高的军事力量形式”④。辽阔的海洋对国家兵力的投送具有极大的阻遏作用，一个国家难以征服全球成为全球霸主，因此一国最理想的目标是成为地区霸主。米尔斯海默还论证了浩瀚的水体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指出海洋对兵力投送的阻遏作用会极大地改变地面力量均势，阻止大国成为世界霸主。 　　第三、提出了“修正主义国家论”。进攻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促使国家为生存而担忧，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感到满足，相反，它们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大国总在寻找机会攫取超出其对手的权力，其最终目标是获得霸权。除非存在一个非同寻常的占有绝对优势的国家。这种观点不允许维持现状大国的存在，相反，体系中到处是心怀修正主义意图的大国。”⑤汉斯·摩根索称修正主义国家为“帝国主义”国家，亨利·基辛格称之为“革命国家”，而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认为“特别具有对抗性”的国家。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是国际体系结构而不是国家个性的属性促使它们以进攻的方式思维、行动和追求权力最大化；在无政府状态下，一国最佳的生存之道是牺牲他国之利，为自己获取权力，最好的防御就是一种有效的进攻。

　　三、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缺陷

　　首先，进攻性现实主义强化了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偏颇。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看，进攻性现实主义缺少创新性，其理论体系完全脱胎于古典现实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极端的表述。其对国际行为体的定位，从一般国家退化为大国，坚持现实主义理论国家中心的立场，忽略小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对大国追求的目标，从权力追求退化到权力最大化追求，以一种极端的生存逻辑主导国家的行为。对权力的理解，从综合国力退化到军事实力，过分强调国家间权力——安全竞争的零和性，忽视了各国在安全领域日益发展的相互依赖，而且对非权力因素在国家安全战略设计中的影响重视不够。从当今国际安全威胁来说，以领土征服为特征的传统安全威胁正日益被非传统安全威胁所取代。米尔斯海默背离了综合国力的较量，片面强调军事实力，认为军事权力远比其他社会经济因素重要，是构成大国的测量标准。“大国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它必须拥有充足的军事资源，具备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全面常规战的能力。”①

　　其次，认为国际社会将处于无政府状态，忽视了国家间的合作与相互依存。进攻性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的霍布斯主义性质，在他看来，国际体系中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国家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的战略，结果便常常导致冲突和战争。“国家能够合作，虽然有时合作难以实现，而且总是难以持久。两类因素制约了合作：对相对收益的顾虑和对欺诈的提防”②。事实上，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并不是完全地处于无序和混乱状态，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和秩序运转的。后来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虽然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但认为国家间存在着互补的利益，国际制度能够使国家间合作降低成本，提高合作效率，为双方提供对称的信息和沟通平台，使合作得以实现。约瑟夫·奈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随着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国家间的合作也在不断增加。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社会建构的，国家只要互相建构为朋友关系，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通过相互了解、尊重和妥协达成谅解与合作，建设共同遵守的国际制度，即可化解矛盾与冲突，促进合作。米尔斯海默的思想还停留在冷战对抗时期。在世界经济急剧变化的21世纪，国家间、区域间关系越来越密切，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BRICS”、“G20”、“BASIC”等合作组织的出现和在国际舞台上作用的增强说明国际合作是世界的大趋势。

　　再次，进攻性现实主义忽视了观念、文化、意识形态等非物质因素的影响。权力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无论是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还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他们都将权力概念当作理论构建的工具，认为权力分配是决定国际政治的根本动因。这些学说是谋求霸权的国家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毒化国际气氛、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刺激军备竞赛、挑起国际冲突与战争的理论依据。“不管国际政治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强权总是其直接目的”③。凡事都从权力变化的角度进行观察和分析， 将国家的民族性格、历史记忆、政府素质、外交策略、国民士气、意识形态等因素通通以无法进行衡量为由而基本上被忽略不计。这种对权力政治的过分强调甚至绝对化的做法导致现实主义的解释力减弱，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单一的权力政治分析模式已经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复合相互依赖时代的世界政治。冷战结束以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的盛行也说明了非物质因素在国际政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作用。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归根到底，控制人类共同命运努力的成败取决于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哲学和文化层面，正是它形成了指导政治行为的重要观念和思想。”④

　　最后，进攻性现实主义杜撰了中国威胁论。米尔斯海默认为国家的权力主要由潜在实力和军事实力来衡量，而潜在实力和军事实力增长的基础是人口和财富，而军事权力决定了一国的外交走向。“国际体系中最危险的国家是拥有庞大陆军的大陆强国。”⑤中国正是这种具有庞大陆军的大陆强国。整个国际体系中除了美国是维持现状国家外，其他国家都是修正主义国家，无时无刻不在寻求权力的最大化，一旦有机会都会以获取霸权为目标。作者推断，由于中国的人口规模以及飞速增长的经济，中国早晚会提出亚洲版的“门罗主义”，像历史上西方崛起的大国一样，凭借自身不断增长的实力挑战霸权国家的霸主地位。中国在未来将会比20世纪美国面临的任何一个潜在的霸权国家都更强大、更危险。美国应该对中国采取“离岸制衡”的政策加以遏制：美国在20世纪应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以确保其处于唯一的地区霸权国的地位①。而事实上，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历史、国情、社会制度都决定中国强大之后不会争当霸主。全球化加深了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发展经济、促进繁荣是世界各国共同目标，也符合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两国相互依赖的加深必将有助于缓解两国政治领域的分歧给两国关系带来的冲击。此外，在应付全球性问题如国际恐怖主义、全球环境恶化、跨国犯罪等上，中美两国具有共同利益和开展合作的基础。太平洋足够大，完全可以容纳中美两国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