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什图人与阿富汗人的区别与联系_兼论民族国族之间的相互关系
普什图人与阿富汗人的区别与联系
——兼论民族国族之间的相互关系
冀开运
内容提要:在阿富汗国族形成的过程中,民族认同感同时发挥着积极和消极的作用。阿富汗现代国家的形成伴随着普什图族大民族主义兴起,普什图族是阿富汗国族的主心骨。阿富汗国内的少数民族备受普什图族的压迫和歧视,因此不认同阿富汗人的称谓。阿富汗国族的形成和巩固是一个艰难而缓慢的过程。 关键词:普什图人 阿富汗人 民族 国族 区别 联系
现在的阿富汗是国家名称,其全称为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外国学者认为该国拥有大约50个民族(参考文献:Sayed Askar Mousavi:The Hazaras of Afaghanistan,Curzon Press, P1),中国学者认为有21个民族(参考文献:彭树智主编:《阿富汗史》,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第16页)或30个民族(王欣:《从巴克特里亚到吐火罗斯坦—阿富汗东北部地区古代民族的变迁》,《世界民族》2006年第4期,第37页)。据中国外交部网站国家概况公布的数据,阿富汗现在拥有约2850万(2004年7月估计)人。其中普什图族占38-44%,塔吉克族占25%,此外还有哈扎拉、乌兹别克、土库曼等20多个少数民族。普什图语和达里语(即波斯语)是官方语言,其他语言有乌兹别克语、俾路支语、土耳其语等。逊尼派穆斯林占80%,什叶派穆斯林占19%,其他占1%。与此同时,根据新华网公布的数据,阿富汗拥有2775万(2002年7月),普什图族占40%,塔吉克族占25%,此外还二十几个少数民族。98%以上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90%属逊尼派,其余为什叶派。由此可见,人们对阿富汗境内教派结构和民族结构分歧很大。学术界所谓的“阿富汗民族主义”观点歪曲了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社会。阿富汗民族主义并不是国家民族主义,而大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是由阿富汗族人或普什图人形成并维持的,其目的是建立对如今称为阿富汗的这一地区的政治控制。为了实现其统治,就需要否认该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其他文化及其他语言的存在。为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重新书写该地区的历史并重新定义其文化遗产。因此,外部世界所知道的阿富汗是片面的,只是关于成千上万年来由阿富汗族或普什图人所居住的、讲古普什图语的人的历史及其社会。事实上阿富汗的历史文化是由居住在该地50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应该从这些民族的经历及其历史整体上来探视这个国家。
呼罗珊是阿富汗历史上的名称
如今的阿富汗在古代被称为阿利雅那(Aryana),150年前被称为呼罗珊(Khurasan)。然而尽管在历史上地域边界频繁变动,但呼罗珊比如今的阿富汗面积更大。如今阿富汗的边界及阿富汗这个名字是在过去近100年中逐渐形成的。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推荐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冀开运教授担任中国世界民族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常务理事.通信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 ,400715,[email protected]
从历史的角度上看,阿富汗作为国家名称是在18世纪下半叶出现的。伊朗萨法维王朝(1502-1736)和阿夫沙尔王朝(1736-1747)都建立了对呼罗珊西部地区的统治,印度莫卧尔帝国(1500-1800)在其东部地区建立了统治,而沙皇俄国在其北部扩张,印英也在其东部地区行使过统治权,所有这一切使这一地区的政治及社会结构动荡不安,国家边界和民族地理分布变化频繁。波斯萨法维帝国是建立在一些拥有独立统治权的大小各异的地方统治联合的基础之上,每个地方的民族不同,语言文化宗教各异。在波斯帝国解体后的2个世纪中,在其范围内形成了两个国家:伊朗和阿富汗。
这个新成立的国家被外界称为杜兰尼王朝,其创立者阿赫马德(Ahmad Khan,1747-1772)也没有给它命名。这一时期留下的2份重要文件中也没有用到阿富汗这一名称。我们只能根据推测来回答为什么这个新生的国家没有名称。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对这一时期(近100年)文件的研究表明,人们曾广泛使用呼罗珊这一名称,而近代阿富汗之父阿赫马德·汗(注释:1747年建立杜兰尼王朝,第一次把所有的阿富汗人联合在一个国家之中,他使阿富汗国家在外界受人敬畏,他把“阿富汗人” 一词不但用来指普什图部落的一部分,而且用来指包括许多部落和民族在内的更广泛的联盟。彭树智主编:《阿富汗史》,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第147页)认为他自己是呼罗珊之王。法尔杭(Farhang)记载如下:
18世纪中叶由阿赫马德·汗建立的这个国家在其统治期间被称为呼罗珊。据说,阿赫马德·汗的军师兼首相Sabir Shah对拉合尔的统治者说:“他(Ahmad Khan)是呼罗珊之王,你是印度度斯坦国王属下的总督。”(参考文献:Sayed Askar Mousavi:The Hazaras of Afaghanistan,Curzon Press, P3)
直到19世纪后半叶当地的史学家仍把呼罗珊作为该国的官方名称。就这个方面,法尔杭(Farhang)作了相关的记载:
Shir Ali Khan之父是 Amir Dost Mohammad Khan:‘那时我们仁慈的、慷慨的、卓尔不凡的国王Amir Dost Mohammad Khan从天堂降临,加冕为呼罗珊之王,建都于神圣的喀布尔。’(参考文献:Sayed Askar Mousavi:The Hazaras of Afaghanistan,Curzon Press, P3)
国外的作家也注意到直至19世纪最后10年,阿富汗的居民称其所居住的国家为“呼罗珊”。阿富汗人称呼毗邻米赫塔尔·苏莱曼(Mihtar Suliman)山脉之西的这个国家为呼罗珊。
旅行家维格涅(Vigne)曾于19世纪上半叶到阿富汗旅行并曾到Amir Dost Mohammad Khan宫中居住过一段时间,其后,他写了一本书,命名为《加兹尼、喀布尔及阿富汗游记》。文章的题目表明阿富汗所指的范围有限,只能指阿富汗人居住的地方,即苏莱曼山及其附近地区。
人们无法了解是谁在什么时候使阿富汗一词代替了呼罗珊的。现在所掌握的相关材料只有一份伊朗于1801年与英国订立的一份条约,约中第一次把阿富汗这一地名用作了现在这个意义。因此,我们推断阿富汗这一名称是外国列强为他们选择的,而非当地人自己选定的(参考文献:Sayed Askar Mousavi:The Hazaras of Afaghanistan,Curzon Press, P4)。
阿富汗斯坦是一个波斯语的合成名词,由Afghan和stan(地方、土地)两个词构成,表示“阿富汗人的土地”。如此,阿富汗斯坦原本只是指完全由阿富汗人居住的地区,即坎大哈及其附近区域直到印度河;在某些方面1800年前从没
用来指代过整个国家。在波斯语中,stan是一个频繁运用的后缀,如Golistan。stan也用来指地名,如Baluchistan。Stan用来指整个国家是一种相对较新的用法,这也进一步表明,阿富汗斯坦是个新造的名词,在如今的阿富汗还有Nouristan,和Turkistan,而在上世纪之交有哈扎里斯坦(Hazaristan)这一称呼。如今我们所知的阿富汗是一个由多个民族所组成的国家,阿富汗人或普什图人只是其中之
一。把阿富汗用来指整个国家,由此表明在历史上阿富汗人曾一度独占国家的统治权,他们力图区别对阿富汗人与非阿富汗人,拒绝尊重居住在这个国家土地上的其他民族。正是因为如此,居住在阿富汗的其他民族从不接受这一名称,尽管外界对此知之甚少,但在阿富汗境内是不争的事实。而呼罗珊一词因为对任何民族和种族的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在历史上呼罗珊作为国名使用了好几个世纪,这一名称受到了人们的尊重并被人们广泛使用。而且,呼罗珊文学和文化存在了14个世纪之久,其遗产蕴藏于波斯语的历史、哲学、科学、地理及诗歌作品与典籍中。有趣的是,19世纪90年代移居伊朗的哈扎拉人仍称呼他们自己为呼罗珊人。
自古以来在呼罗珊这块土地上居住的众多民族,他们共同参与呼罗珊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因此,从民族学上讲,把哈扎拉人、乌兹别克人、努里斯坦人、塔吉克人叫作阿富汗人,都是错误的。把该国境内其他民族叫作阿富汗人缺乏历史学和语言学上的依据。
阿富汗民族主义的狭隘性
阿富汗民族主义或普什图主义指的是以阿富汗族的民族利益至上的,超越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按此理论,阿富汗人有权统治如今被称为阿富汗的这一地区。而且,这种民族利益至上被认为是“上苍对阿富汗人的恩赐”。他们把这看作是建立一个主权国家所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行政结构的前提条件。阿富汗民族主义者认为,阿富汗的国民为“阿富汗人”。他们还认为,阿富汗国家为其建立,其后为其恢复,并统治至今。居住在阿富汗的居民被称为“阿富汗人”,普什图族与其他民族相比更具阿富汗人的特性。阿富汗逐渐成为国家名称,所谓的阿富汗族在民族学上被称为“普什图人”。
普什图人(Pushtu,pushtun)亦称“帕坦人”(Pathan)。普什图人是居住在从阿姆河(Amu Darya)至阿巴辛(Abasin)的人的民族名称:其疆域从克什米尔、卑路支斯坦和锡斯坦至印度洋。在阿富汗也叫做“阿富汗人”,是南亚和西亚的跨界民族。主要分布于阿富汗东部(41%)和巴基斯坦西部(58%);少数分布于伊朗和印度。共约2450多万人(1985年)。属欧罗巴人种印度地中海类型。他们起源于阿富汗苏莱曼山区的古代居民,居住区限在苏莱曼山区的库拉姆河谷与戈马尔河谷之间,在游牧和半游牧经济基础上形成了普什图人的独特文化和心理气质,并在源于东伊朗方言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普什图语。后来,普什图人,占据了加兹尼高原和白沙瓦谷地以及喀布尔和坎大哈地区,后来部分地融合了雅利安人和从中亚、西亚经这一地区入侵印度的各个人种集团(参考文献:彭树智主编:《阿富汗史》,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第96页)。当代巴基斯
坦的普什图学者认为,他们起源于早先在这一地区的雅利安人,后来相继融合了不同时代来到这里的希腊人、塞种人、贵霜人、突厥人、阿拉伯人和蒙古人等各个不同民族集团的血统。13-16世纪,许多普什图部落向东迁至印度语各族居住区。普什图人有400多个大小部落,每个部落由若干称为“赫尔”的部落分支组成,部落分支又包含着若干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家族。普什图人信仰伊斯兰教,大多为逊尼派。他们勇敢、好客、注重名誉、忠于传统、血族复仇、为避难者提供保护等等。“吉尔加”是普什图人里决定重大问题、解决部落内外纠纷的决策和仲裁机构。大多定居务农,或半农半牧,一部分以游牧为生,一部分从事工商业或服务业。普什图人英勇善战,乐意从军或当警察。现在城市和农村,平原和山区的普什图人社会差异十分显著。农牧民多为文盲,山区居民尚处于部落社会阶段。城市居民则深受现代文明影响。普什图人操普什图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受到阿拉伯语、波斯语及印度诸语言的影响,保留有若干古伊朗语特征,分南、北两大方言,有以波期-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文字。普什图语于1936年被定为阿富汗国语,在巴基斯坦则为一重要地方语言。普什图文学之父胡什哈尔·哈塔克提出了部落联合和民族团结的伟大思想,是普什图民族意识形成的重要标志(孟庆顺:《阿富汗民族独立的启蒙导师——胡什哈尔·哈塔克》,《西亚非洲》,1986年第2期)。1713年米尔·瓦伊斯在坎大哈建立普什图人的第一个部落国家(虞铁根:《米尔·瓦伊斯-阿富汗独立运动的先驱》,《西亚非洲》,1985年第2期)。
阿富汗统治者及普什图族在建立统一国家和推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功劳最大。阿富汗人因此滋生了种族优越感。他们把历史追溯到史前时代,强调雅利安根源(Aryan roots)。而对周围的民族,如哈扎拉人、努里斯坦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卑路支人产生民族歧视,学者对这些民族的研究也很苍白,阿富汗人对其他民族进行心理贬低(张文:《民族关系视野中的传统族群形象问题浅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34页)。由此方法延伸得出阿富汗人的统治是公正的,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信服的。而且他们还断言,在此段时间的阿富汗化的过程中,其他民族已经被同化,承认他们为阿富汗人。普什图语被认为是国家的官方用语,在整个国家教育中确定普什图语为必修的语言。阿富汗人的大民族主义不但几个世纪来统治了阿富汗的社会,而且对外国学者的观察和分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阿富汗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民族压迫和统治的工具在阿富汗的社会生活中已经实施了一个多世纪。不幸的是,外部力量,包括学者和作家,不合时宜地促使阿富汗大民族主义理论的形成(刘泓:《民族主义与国家利益—民族学视野中的阿富汗国家重建》,《民族研究》2006年第5期,第25页)。结果出现了阿富汗斯
坦作为一个国名的现象。也正是这些外国的作家把这种现象以神话的形式加以解释,才使阿富汗作为国名流传世界。
20世纪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种族优越论刺激了阿富汗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奠定了以阿富汗化为基础的国家政策。在现实中,阿富汗的民族政策强化了普什图人的优势地位。例如,经济投资的绝大部分被用于阿富汗人的聚居区。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从巴基斯坦迁入,他们被安置在全国各地,阿富汗部族享有免税权并可免除兵役,为普什图族学生特别建立并开设了普什图语的中学和大学,这种利益甚至惠及从巴基斯坦的迁入者;最后普什图语被定为全国行政及教育的官方用语。新政策所采取的影响最为深远的步骤是,从二十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在普什图科学院严格的审查下,以普什图主义思想为基础,由历史学会重新编撰了阿富汗的历史。为进一步达成此目标,他们对普什图语、其文化、传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以期建立解释和论证普什图民族作为优等民族的思想和信念。
与阿富汗所有民族相比较,普什图人是值得仿效的完美典范。尽管他们的着装形式及行为举止有一些有悖于伊斯兰法规,血亲复仇等,但在每一篇文章中都会不遗余力地描绘并强调普什图人的上述行为。而且在阿富汗各种课本中,每个普什图统治者,不管他们出名还是不出名,都会对他们的行为大加夸奖。(Shorish《阿富汗儿童课本中的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思想》,1985年 民族主义对乌玛的冲击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
西方学者忽视了阿富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事实。“当西方人用到阿富汗一词时,他们通常只是想到普什图人,而忘记了在这个国家居民中还有诸如乌兹别克人、哈扎拉人、突厥人、塔吉克人等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更别说其他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了” 。(Griffiths,《阿富汗》1967年,伦敦,Pall Mall 出版社,第65页)
外界对阿富汗的最初认识的通道是其西北边界的开伯尔山隘。在18世纪未,印英政府向西北扩展其势力时到达了该山隘。而此时呼罗珊王国的建立者阿赫马德·汗·阿卜达里去世,国内各种势力相互征伐。阿赫马德·汗 ·阿卜达里的继承者忙于征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暇为新征服的土地重新命名,因而呼罗珊在这段时间里一直作为其国名。与此同时,当英国在向兴都库什山进军的过程中,遇到了这片土地上被称为阿富汗的人。后来印英当局正式处理与喀布尔的关系。然而他们无法深入这一地区,所以对其他民族忽略了,为方便以见,他们称所有的居民为阿富汗人。
阿富汗人与英国人的对抗,在接下来120年中他们之间的3次战争以及在中间阿富汗人所展示出来的勇敢、自我牺牲、豪迈与直率,所有这些给许多旅行者留下了对阿富汗人特别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形象。(参考文献:彭树智:《阿富汗三次抗英战争》,商务印书馆,1982年)之后,阿富汗人的这些特征被广泛扩展至所有居住在该地区的人中间,这也包括居住在杜兰线(Durand Line)两侧的那些人。随着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出现及普什图主义者在阿富汗统治地位的确立,这种被夸大的脱离实际的记载和形象为阿富汗所接受,他们又对此进一步夸大和加以神化。
现在历史学家广泛接受和进一步发挥“普什图人优秀论”。他们力图从社会学的角度为普什图主义的种族歧视理论作出科学的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历史学家通过可信的史料来说明“普什图典范”的观念,这种观念由前面谈到的普什图科学院所创造,在普什图的法令中得以大力的提倡。其主要意图在于使阿富汗人的地位得以提高并使这种优势地位合法化。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阿富汗民族主义是狭隘的普什图大民族主义。阿富汗民族主义在有利于建立国家的同时侵蚀了对国家认同感,在打造国族的同时又瓦解了国族的沾合剂。
国族认同感的危机
从严格意义上说阿富汗不是一个民族社会,更不是一个公民社会,而是一个破碎的部落社会。“破碎”一词最能准确地描述阿富汗的部落社会,因此阿富汗危机的根源在于民族危机而非社会危机,现在阿富汗各民族还根本没有国族的认同(朱伦:《西方的“族体” 概念体系—从“族群”概念在中国的应用错位说起》《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国族认同危机是一个历史现象,一方面,这源于每个民族鉴于他们历史遗产及历史根源不同对社会认识不同而产生了矛盾和对立。另一方面目前他们的社会现实各异。为了实现国族的认同感,一个国家必须要代表这个国家地域范围内所有的居民;国家的名字必须要能为全体居民所认同;在文化上不能疏远任何一个民族,应该代表各民族的历史的社会的及精神的需求, 反映他们的愿望,体现他们的价值;建立一个在经济上和政治结构上都平等公正的社会。只有这样才能在“国族主义” 和“民族主义”这两个方面达成和解,最终实现个人对国家的认同。在阿富汗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普什图人成为权力中心,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就是普什图人权力的扩张过程,与此同时,阿富汗的少数民族受到了优势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上的疏远和边缘化,这从其国名中就可得知。他们的不满和疏远感导致他们的反抗和叛乱,而反抗和叛乱引起在政府的的残酷镇压,镇压使少数民族血流成河、背井离乡。他们对国家的离心力更大,这些被疏远民族就不会接受和认同压迫他们的国家。
阿富汗对国族认同感的危机根植于阿富汗落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阿富汗建立统一国家的时间很晚,统一国家存在的时间不长,频繁的外来征服和侵略打断了阿富汗的历史进程和对国族认同的过程。如果我们从民族关系的角度对阿富汗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在过去的100年不只是见证了普什图族在政治上的成功,也见证了阿富汗其他民族的文化、经济及政治上的落后,最为严重的是他们丧失了认同感。这些人从来没有被当作平等的公民来对待,也没有能获得在国家事务上的发言权,他们占据了阿富汗域内人数的绝大多数。然而,他们发现他们受到了排斥和歧视, 其原因包括国名,当局编造的历史、神话,政治结构、经济状况、语言及文化,他们倍受非人的待遇,受到胁迫,受到孤立。所有这一切不可心避免地使他们丧失了对国族的认同。
眼泪和鲜血迫使阿富汗人达成共识,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其原因在于缺乏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对阿富汗少数民族而言,中央政府从传统上意味着普什图族对权力的独占和统治,而整个社会则不可避免地日趋落后。在过去250年里,所有的政治、军事、经济契约和合同中,只有普什图族艾米尔、国王、总统的印章和签字。
阿富汗历史学家哈桑·卡卡尔认为阿布杜尔·拉赫曼(1880年-1901年在位)在1896年建立了现代阿富汗(参考文献:彭树智主编:《阿富汗史》,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第176页)。阿布杜尔·拉赫曼统一国家的过程就是镇压封建贵族和反叛部落的过程,其中就有对信仰什叶派的哈扎拉人的残酷镇压。阿富汗国内非阿富汗人尽管在人数上占多数,但他们却被边缘化,随之而来的是地区及全国范围内的歧视、恐怖、压迫及落后,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国族认同危机,成为了阿富汗向现代国家演进的主要障碍。
以各民族的历史构建阿富汗国家历史
在阿富汗长期存在民族歧视和部落歧视,在学术界缺乏对阿富汗少数民族的研究。阿富汗统治者禁止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历史真相会对这个国家运作方式的金字塔结构形成威胁,可能颠覆处于塔顶的统治者的权力和利益。对民族歧视和部落歧视现象一味遮掩并不能改变这一既成事实,甚至有可能加剧这种冲突。要获得任何一点改变和进步,最终只能通过把此问题向全社会开放,让大众都能直面这一问题并对此提出质疑,让大众认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要性。
阿富汗民族主义实质上是普什图主义,这一概念的确认和理解对于洞悉阿富汗国内的冲突至关重要,也有助于领会其缓慢的政治及社会进程,从中我们也了解为什么阿富汗没能演进为一个强盛的有效的现代国家。当国外以发展整个阿富汗的名义向其提供援助时,具有强烈民族优越感的阿富汗族的统治者从思想意识和实践上都是首先把这些钱用于满足和实现他们不断膨胀的种族主义欲望。普什图斯坦的想法,即叫嚣建立一个独立的普什图族的国家,尽管没有得以实现,但却具体表现了他们种族主义的欲望。
只要存在阿富汗种族主义并继续对其他民族压迫,就会有人来编造历史和谎言,来使阿富汗族人对国家政治权力的垄断加强并合法化。这一过程导致了整个国家的“阿富汗化”。这一过程伴随哈扎拉人的眼泪和鲜血。
只有对各个民族与部落及其从古至今的相互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我们才能对阿富汗的当前的历史重新作出评价。阿富汗的历史并非过去2、3个世纪的历史,也并非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历史,其地理范围及边界在历史上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如果我们仅以当前的边界来考察阿富汗,我们就不能准确揭示阿富汗历史的本质。
阿富汗的历史地理与整个中亚地区相互联系。中亚各国历史悠久,文化背景深厚,但这一地区的政治边界却变更频繁。如果我们用上述研究地毯的方法来研究阿富汗,则我们可以把阿富汗当作是历史织就的一条独一无二的地毯,经过成千上万年的历史的演进,这个国家成就了现在的形式、名称及地理位置。如果不深入了解其丰富悠久的历史,我们就无法理解阿富汗的现状。用此方法来研究阿富汗境内诸如努里斯坦人、乌兹别克人、阿富汗人、哈扎拉人、塔吉克人及其他民族在悠远历史进程中相互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精确地、客观地理解当今阿富汗的社会。
研究阿富汗先从对阿富汗境内各民族的个案研究开始。现代阿富汗的国界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是没有利用价值的。对民族学家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他要排除主权国家的范围来对人进行社会分类,而这种分类如部落等就不是按现代地理概念的国界来组成的(或许有时正好也自然的地理界线相吻合)。反之,政治疆域并非按人的社会组成来画定的。事实上,现代的政治疆域有时碰巧从一个村庄中间通过或从一片土地中或从一户人家的房屋中间穿过。阿富汗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是跨界民族,普什图人主要阿富汗境内和巴基斯坦;同样地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及塔吉克人都在多国居住。为了研究这些民族,有必要超越现在的国家疆域来考察他们。
经过对阿富汗部落结构及部落间各种关系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如今被称为多民族国家的阿富汗只不过是一个部落的国家。阿富汗的政治体系是以保护阿富汗族人的部落利益为基础的,以整个国家的阿富汗化为终极目标。只有对上述两个因素深入了解,我们才能真正认识阿富汗居民的国族认同感的危机。对国族的认同感,包括阿富汗所有民族的认同感,从任何一个角度上看都只是本民族或部落
的认同感及权力的获取。反之,我们所认为的国族的认同感是为所有民族所接受的,能加强并激励各个不同民族发展的认同感。相应的结果应当是建立以各民族共治的社会政治体制,社会各民族各阶层联合起来努力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朱伦:《论民族共治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原理》,《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朱伦:《自治与共治:民族政治理论新思考》,《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在这个社会中,部落冲突及宗派矛盾应以国家的团结为前提来解决;没有哪个民族或部落被疏远或被边缘化,没有哪个民族宣称他们高于其他的民族。
现在的阿富汗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想方设法建立中央政府权威,维护民族团结,淡化对部落的忠诚,让阿富汗所有的民族第一次有机会参与国家重建。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阿富汗各民族必须认识到民族自治和共治同等重要,民族认同和国族认同同等重要,国家统一需要各民族的妥协和克制。阿富汗的政治家必须认识到公正的民族政策才能造就一个国家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形成和谐的民族关系。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Pushtus and Afghans
Abstract:During course of the State-nation formation in Afghanistan,nationality identity plays a active and negative role.Formation of the modern state inAfghanistan goes with rise of Pashtunism,the Pashtun people is main power in state-nation of Afghanistan.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Afghanistan are oppressed and discriminated by Pushtuns,so they don’t identify with term”Afghans”.The format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state-nation in Afghanistan is a difficult and slow process.
(作者简介:冀开运:重庆市西南大学民族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世界民族关系,邮政编码:4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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