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下层民众的组成

　　[摘 要]英国工业革命是一场改变社会生活的历史巨变，作为短期内直接遭受工业革命负面影响的下层民众，其基本生存状况与组成值得关注。这篇论文阐述了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背景下，下层民众的基本构成是由农业工人、仆佣及制造业工人为主体，此外，还应包括乞丐、流浪汉、小偷及娼妓等其它下层成员。

　　[关键词]下层民众；农业工人；制造业工人；仆佣

　　在近现代社会以前，下层民众都是数量上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是社会财富的直接生产者，也是社会苦难的主要承受者，无论社会做如何转型，社会结构如何分化整合，绝大多数的下层定位是很难改变的。工业革命期间的历史仍然是统治者的历史，是精英的历史，下层民众作为一直以来的被统治者，是被历史所遗忘的群体。关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下层民众的构成，大多史学家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劳伦斯·斯通就将近代早期的英国社会分为许多不同的群体，包括“宫廷贵族、郡绅士阶级、教区绅士阶级、商人/专业人员阶级、城乡小资产拥有者、雇佣劳动者，及靠救济金过活的赤贫阶级”，[1]其中在社会阶层的归类上，除了上述的后两者，他通常把“农工、农夫及工匠”归为社会下层。舒小昀在研究1688-1783年的英国社会结构时指出：“英国社会下层既包括农业工人、城市工人、矿工和仆人等一批出卖劳力的工资劳动者，又包括游民和乞丐等一些潜在的工资劳动者，还包括渔民、牧民等一些个体劳动者。”[2]这两种观点都是针对英国前工业社会时期社会结构的划分，而随着工业革命的逐步推进，英国的社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进入新一轮的分化与整合时期。就社会下层而言，随着工人队伍的不断扩大，工人群体因种种“共同利益”而逐步形成一种群体意识，正如英国历史学家E. P. 汤普森所说：“事实上，这种群体意识是工业革命了不起的精神成果，它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更加人性化的生活方式，也是针对工业革命发生的一种裂变。也许这就是1832年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特立独行的地方。”[3]因此，我们认为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社会下层群体以工人为主体，还应包括乞丐、流浪汉、小偷及娼妓等其它下层成员。“英国的工人（working men， labouring men）即从事体力劳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到18世纪时，可以分为三大类，即从事农业劳动的农业工人、从事家务劳动的仆佣以及从事加工制造的各种工人”，而“制造业中的工人，包括作坊中的工匠及帮工、家庭手工业制中的手工工人，大型工作场地中的工人及工厂工人。”[4]下面，笔者就下层民众的生存情况做一个基本的展现。

　　一、农业工人

　　农业工人是因农业改良特别是圈地运动而直接产生的一个社会群体。圈地运动打破了英国农村原有的社会经济基础，大批农民被剥夺了土地，土地随之逐渐地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无地农民沦为可以自由流动的雇工。小农意识、与生俱来的土地之恋以及对城市工厂陌生生活方式的恐惧等诸多因素，使部分农民留在农村，沦为农业工人。国会派遣的圈地委员们也常常给小户村民们些许金钱以作圈地的补偿，给小地主们留下一小部分土地，但是多数失去生活来源的村民只能坐吃山空，小地主多半也没有钱作篱围地并下本钱耕种，往往只能把地卖给大地主了事。这些人有的沦为佃农，有的去城市或殖民地谋生，多数沦为乡村无产者。残酷的现实使他们再也不能够到公地上去放养牛、猪、鹅群，在小块地上开荒种菜，拾泥炭或草柴作燃料，或寻找木头作猪圈了。在南部和西部英格兰产煤的地方，他们连面包也不能烘烤，冬天只得挨冻。而没有牛和猪，他们一日三餐就单调了，南部只能吃面包和酪，北部则只能吃麦片粥和雀麦。[5]18世纪的英国保持着一种独特的土地制度。一端是一些大地主，另一端则是大量没有土地以工资为生的劳动者。[6]这些没有土地，只靠一双手，以工资为生的劳动者就是农业工人，工业革命前后农业工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767年密德兰的一个小册子的作者写道：“在几乎全部的开放教区里，都会有一些有房子的人，他们拥有数量不多的小块土地，并且有权利可以共同饲养一头母牛或三四只羊，靠着这些牲畜，同时经营小买卖和日常劳动得到的收入，他们过着一种非常舒服的生活。”[7]在圈地运动以前的多数情况下，大多数小农能够以一定数量的农牧产品来满足自身的衣食需求，过着自给自足、基本稳定的生活，这种生活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之后，情况就不大一样了。“1804年一位茅舍农曾告诉杨，‘正在进行的圈地运动将会瓦解英格兰；它要糟糕过十次战争造成的伤害。……在教区被圈占前，我有四头母牛，而现在我就连一只鹅也养不起了’。……在1793年剑桥郡马池的已圈地中，曾经有20个家庭的挤奶工人‘完全靠此来养活整个家庭；——而现在，他们则被降格为日工或被迫外出移民。这些人完全成为被雇佣者，他们自己没有任何共有的权利”。[8]处在工业革命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村下层群体在圈地运动中成为了社会最早的牺牲品，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冲击力使他们身心俱碎、奄奄一息，农业时代正在被一点点的侵蚀掉，他们在无情的命运面只能发出“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的哀叹和无奈。

　　二、仆佣

　　仆佣是英国社会下层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人数众多。早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一段时期内，英国仆役就为数不少。1694年，伦敦的40个教区里一共生活着28507人，其中就有5805人是仆役，占伦敦总人口的近五分之一。在被统计的一百个村庄的总人口中，仆役所占的比例达13%，……家庭服务已经成为一种茁壮成长的产业。[9]到工业革命时期，仆佣的数量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增长，他们成为社会中上阶层的附庸。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女孩子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机会，而看似比较清闲又可以学到人情世故的家政工作便成为了她们的首选。“家政服务是最为普遍的工作，甚至连中产阶级家庭也经常送他们的女儿去做家政服务，而聘请其他人为仆人。”[10]也正如斯通所说：“近代初期，住在东家的佣工并不像今天这样稀罕，而是一正常现象，只有最穷的家庭才雇不起佣工。从16世纪初第一次人口普查起到19世纪中叶，所有家户中约三分之一包含住在东家的佣工。”[11]这些仆佣在主人家中承担一切家务，包括喂养孩子、服侍主人、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打理庭院……随时服务于主人的一切需求，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在日复一日中永无休止。仆人做家务，领工资，以此出卖劳动力为生，与农业工人、制造业工人相似，雇主对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有严格的要求，他们居住在主人宅院中最简陋的房子里，与雇主有明显的等级差别。仆佣们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许多人有着类似18世纪初一个15岁女孩的经历，那个女孩告诉法官，她的女主人不仅用非常粗野的名字，如母狗、婊子等等来称呼她，并且还无缘无故地下死手打她。”[12]作家理查逊在《帕梅拉》中描述的女仆帕梅拉的最初遭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仆人在主人家中的境遇，由于主人B先生对帕梅拉仆人地位的蔑视，便动不动对她进行羞辱，甚至拘禁帕梅拉。 　　三、制造业工人

　　制造业中的工人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社会下层的主体，它包括手工工人和工厂工人。手工工人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大量存在。18世纪中期以前，英国从事制造业的手工业者，绝大多数还生活在大城市的郊区或是更偏远的乡村，其手工劳动主要在家庭里完成，偶尔还做些农活，能够相对自由地进行生产，收入也能满足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手工工人的日常生活比较单调，他们更多地专注于自己的小天地，不愿受外来影响，“闭关自守，与世隔绝，没有精神活动，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没有激烈的波动。他们当中能读书的很少，能写写东西的就更少了；他们按时上教堂去，不谈政治，不搞阴谋活动，不动脑筋，热衷于体育活动……”[13]他们那简单而默默无闻的手工技术哺育着工业技术的最初发展，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机器越来越多地代替手工工具，工厂越来越多地代替手工作坊，他们的生活开始逐渐被打乱，家庭手工业逐渐失去了市场，大批手工工人丧失了维持基本生活的收入，衣食没有来源、生活没有着落，不得不带着全家成群结队地从乡村涌入城市。在城市里，他们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住在城市里最糟糕地区的最破烂的房屋，卫生条件极差的贫民窟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工人们是英国工业革命的牺牲品，手工工人在这场变革中几近凋零，而工厂工人虽然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而兴起的群体，并且是工业革命顺利开展的主力军，但他们在工业革命中所创造的巨大财富与自身获得的些许利益是极不相称的。对工人们而言，工厂这一新兴的事物不仅不能使其发财致富，甚至是极其可怕的，“在棉纺工厂，这些人不分冬夏，每天14个小时被禁锢在（华氏）80至84度的高温之中。他们受到的各种规定的束缚连黑人也未曾遭遇过……我们屡次看到已婚的、怀孕后期的女工在这些永不疲乏的机器旁边从早到晚受奴役，耗尽了体力而不得不坐下来歇一会儿，这时，要是被经理看见了，就要因这个过错罚款6便士。”[14]工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他们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工厂工人既不得不在这里谋生，同时也害怕并讨厌这里的一切。童工在工厂里的待遇则是更加悲惨，一战后的一位英国卫生部的官员乔治·纽曼曾提到工业革命的早期童工问题是英国社会史当中最黑暗的一章。[15]“他们被鞭打，戴上镣铐，受尽挖空心思的残酷虐待；他们大多饿得骨瘦如柴，但还得在皮鞭下干活，有时甚至被逼得自杀，以逃避这一生的受虐待。”[16]可见，工厂工人的生活及工作条件极为恶劣，工厂工人与其他下层群体一样，都受到中上阶层的残酷压榨。

　　四、其它成员

　　乞丐、流浪汉、小偷、娼妓等其他社会下层成员也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社会下层民众的组成部分。这类社会群体没有稳定的收入，居无定所，依靠其它社会成员所不齿的方式维持基本的生存，是最为边缘的社会群体，也成为社会问题的焦点。圈地运动、人口增长带来了大量自由劳动力，而工业革命使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大批劳动者无法就业，相对滞后的保障机制无法从根本上救济这批人，于是他们不得不沦为乞丐、流浪汉、小偷、娼妓，当然在他们中间也不乏那些好吃懒做之徒，无依无靠的老年人以及被病患折磨的人。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大多数英国人，可能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人曾在其生命周期的某一段时期内生活在收入微薄、营养失调、居住极差、衣衫褴褛、病痛困扰的状况中。以致“在伦敦，1780年前后，妓女的数目高达5万人，其中不包括那些外室。仅仅在伦敦梅里本区一地，妓女就有1万3千人之多，其中有1700人合租了若干整幢的房子。”[17]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单伦敦就有……5千多名酒馆主和1万名小偷，总共犯罪的人数估计为11.5万人，而当时伦敦的人口还不到100万……而全国该阶层的总数估计为1320716人（包含100万受教区救济的人）。”[18]此外，一些穷人铤而走险、以劫掠为生，“像在安菲尔德猎场周边住着的人那样，‘他们臭味相投、成群结队地带着斧子、锯子、尖嘴锄、手推车和马匹出没于夜晚，上蹿下跳地去抢夺老实人的绵羊、羔羊、家禽……’”[19]

　　注释：

　　（1）[英]劳伦斯·斯通，著.刁筱华，译.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5。

　　（2）舒小昀.分化与整合：1688-1783年英国社会结构分析.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57。

　　（3）E.P.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6， p.830.[英]汤普森，著.钱乘旦，等译.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下）.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979。

　　（4）钱乘旦.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南京：南京出版社，1992：3，11。

　　（5）[美]戴维·罗伯兹，著.鲁光桓，译.英国史1688年至今.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75-76。

　　（6）[美]约翰·巴克勒，等著.霍文利，等译.西方社会史第二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92。

　　（7）Anon，[S. Addington？]， An Enquiry into the Reasons for and against Inclosing the Common Field （Coventry， 1768）. Cf. John Cowper， An Essay Proving that Inclosing Commons and Common-field-Lands is Contrary to the Interest of the Nation（1732）， p.8.转引自E. P. Thompson， Customs in Common， London： Merlin Press Ltd.， 1991， pp.176-177. 汉文版见【英】爱德华·汤普森著，沈汉、王加丰译：《共有的习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 　　（8）Annals of Agriculture， xlii（1804）， pp.27， 39， 323.转引自E. P. Thompson， Customs in Common， pp.177-178.[英]爱德华·汤普森，著.沈汉，王加丰，译.共有的习惯：166。

　　（9）W. A. 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 England 1714-1760， London： Edward Anold， 1984， p.57.

　　（10）[美]约翰·巴克勒，等著.霍文利，等译.西方社会史第二卷：422。

　　（11）[英]劳伦斯·斯通，著.刁筱华，译.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11。

　　（12）[美]约翰·巴克勒，等著.霍文利，等译.西方社会史第二卷：423。

　　（13）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3。

　　（14）[英]E.罗伊斯顿·派克，编.蔡师雄，吴宣豪，庄解忧，译.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的人文实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39，41。

　　（15）Hugh Cunningham， The Children of the Poor Representations of Childhood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 Blackwell， 1991：17。

　　（16）[英]E.罗伊斯顿·派克，编.蔡师雄，吴宣豪，庄解忧，译.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的人文实录：55。

　　（17）[德]爱德华·傅克斯，著.侯焕闳，译.欧洲风化史：风流世纪.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400。

　　（18）E.P.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55. [英]汤普森，著.钱乘旦，等译.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47-48。

　　（19）Mernorial of John Hale ，Clerk of Enfield Manor Court，to GeorgeII n.d.，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 Cjolmondeley（Houghton）Mss，45/40. 转引自E. P. Thompson， Customs in Common， p.41. 汉文版见[英]爱德华·汤普森，著.沈汉，王加丰，译.共有的习惯：37。

　　参考文献：

　　[1][英]劳伦斯·斯通，著.刁筱华，译.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舒小昀.分化与整合：1688-1783年英国社会结构分析.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E.P.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6.[英]汤普森，著.钱乘旦，等译.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下）.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4]钱乘旦.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南京：南京出版社，1992.

　　[5][美]戴维·罗伯兹，著.鲁光桓，译.英国史1688年至今.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

　　[6][美]约翰·巴克勒，等著.霍文利，等译.西方社会史第二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7]E. P. Thompson， Customs in Common， London： Merlin Press Ltd.， 1991. 汉文版见[英]爱德华·汤普森，著.沈汉，王加丰，译.共有的习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8]W. A. 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 England 1714-1760， London： Edward Anold， 1984.

　　[9]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0][英]E.罗伊斯顿·派克，编.蔡师雄，吴宣豪，庄解忧，译.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的人文实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11]Hugh Cunningham， The Children of the Poor Representations of Childhood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 Blackwell， 1991.

　　[12][德]爱德华·傅克斯，著.侯焕闳，译.欧洲风化史：风流世纪.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李强（1981-），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近代欧洲社会史；王世伟（1979-），女，内蒙古奈曼旗人，云南省政府研究室云南年鉴社编辑，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