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与两汉礼制及礼学

2004年6月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YantaiNormalUniversityJournal(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Jun.,2004Vol.21No.2

第21卷第2期

齐鲁文化与两汉礼制及礼学

丁　鼎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山东济南250014)

　　摘　要:所谓齐鲁文化是指先秦齐国和鲁国以东夷文化和周文化为渊源而发展建构起来的地域文化。齐鲁文化是秦汉以来中国大一统文化的主要源头。两汉时期所实行的礼仪制度与作为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的“礼学”基本上都是承源于齐鲁之学。汉王朝开国伊始,鲁人叔孙通就根据儒家学说为统一的大汉帝国制定了一套规范社会政治生活的礼仪制度,并编撰《仪品》十六篇与《汉礼器制度》,不仅奠定了有汉一代的礼制基础,而且为其后约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的礼制确立了基本模式。汉代的“封禅”与“明堂”制度也主要是在齐鲁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和确立的。此外,汉代的《仪礼》之学、二戴《礼记》之学与《周礼》之学也都与齐鲁之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关键词:齐鲁文化;两汉;礼仪制度;礼学《仪礼》;《周礼》;《礼记》;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17(2004)02-0005-06

　　论及汉代历史,人们往往强调“汉承秦制”,这

是就汉代的政治体制而言。来说,文化。的地域文化。先秦时期齐、鲁两国的文化虽然“和而不同”,在价值取向上有所差异,但在尊崇周代礼乐文化这一点上,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齐鲁文化是秦汉以来中国大一统文化的主要源头。两汉时期所实行的礼仪制度与作为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的“礼学”基本上都是在齐鲁之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笔者不揣浅陋,拟在本文中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

在这种崇尚礼学,、推崇礼制的学者群。这些尊崇儒家礼学的学者们在秦汉易代之际,为汉王朝的礼仪制度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当以叔孙通制定汉代礼仪与齐鲁学者参与设计“封禅”“、明堂”制度最有代表性。　　(一)叔孙通与汉代礼仪制度建设

　　叔孙通为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薛(今山东滕州)人。他是孔子八世孙孔鲋的学生,好儒术,精礼义,曾为秦代博士。陈胜、吴广起义后,叔孙通逃离秦都咸阳,依附项梁、项羽,后又于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

)率儒生百余人降附汉王刘邦。刘邦打败项羽,在秦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汉王朝之后,国家礼仪制度几乎付之阙如,百废待兴。当时朝廷大臣大都出身草莽,不知礼仪,甚至时常在朝堂之上“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

(《叔孙通列传》,P2722)

柱”,[1]卷九九不成体统。有鉴于此,叔孙通认识到国家政权的巩固及其合法性不能仅仅依赖武力和严峻的法律,而是还要有符合国人习俗的“礼”来确立社会秩序。于是他便审时度势,提出进行礼制建设,以解决这一问题。在征得刘邦的同意后,他从鲁地征召了30位精通礼仪制

一、齐鲁文化与两汉礼仪制度

　　众所周知“礼”,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在儒家看来“,礼”是奠定国家典章制度、维护社会安定、调节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规范。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起源于鲁国,在儒家思想的熏陶、浸染之下,齐鲁地区逐步形成了以尚“礼”为特征的地域文化传统。如《史记・儒林列传序》记载:“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礼乐之国

[1](P3117)

哉!”这段记载就形象地反映了齐鲁地区

　　收稿日期:2003-11-29

　　作者简介:丁鼎(1955-),男,山东莱西人,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5・

度的儒生,对传统礼仪予以变通,删繁就简,采取古礼结合秦仪并根据高祖要求,制定了适合当时形势需要的朝仪制度,帮助刘邦整顿了朝纲。叔孙通所制定的朝仪制度非常严格、隆重。举行朝仪时,不仅诸侯王及文武百官都要严格依“礼”进退奉贺,而且还专门布置御史执法,如发现不依朝仪行礼者便驱逐出班列,加以处罚。从而使诸侯王及文武百官朝见皇帝时无不诚惶诚恐,不敢喧哗失礼,一改以往缺乏约束的混乱局面。这种隆重的朝仪,使朝廷尊卑有序,严格了等级界限,确立了皇帝的威严。于是,汉高祖刘邦大喜过望,得意忘形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

[1](卷九九《叔孙通列传》,P2723)

也!”并颁令重赏叔孙通,任命其为九卿之一的奉常,①掌管朝廷礼仪。叔孙通趁机举荐了大量随从弟子入朝任职。这些入仕的弟子必然会尽其所能将国家的礼仪制度纳入儒家礼学的轨道,使汉代的礼仪制度进一步在齐鲁文化的影响下进行建设和发展。

　　,仪等方面的内容年),叔孙通由奉常改任太子太傅。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刘邦去世,太子刘盈继位,是为惠帝。由于“先帝(刘邦)园陵寝庙,群臣莫习”,于是惠帝又命叔孙通复为执掌宗庙礼仪的奉常,而“定宗庙仪法”。叔孙通在奉常任上,不仅参照古礼拟定了宗庙礼仪,而且还制定了其他许多礼仪。故《史记・叔孙通列传》谓:“汉诸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著

[1](P2725)也。”　　在制定各种礼仪制度之外,叔孙通还编写了

《射短篇》,P126)

《仪品》十六篇[2](卷十二及《汉礼器制

②③等礼仪法令方面的专著,不仅奠度》《、傍章》

定了有汉一代的礼制规范基础,确立了社会秩序,而且为其后约两千年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社会的

本模式和规范是由叔孙通率领鲁地众多儒家学者制定的,亦即汉代的礼仪制度是在齐鲁文化的深刻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当然,叔孙通等人所制定的礼仪制度是齐鲁文化在大一统的历史形式下与时俱进的产物,是将鲁地传统礼学服务于现实政治的积极尝试,而不是对儒家礼学的墨守。正如叔孙通在奏请制定朝仪时所说“:礼者,因时世人

[1](卷九九《叔孙通列传》,P2722)

(2)叔孙情为之节文者也。”通等人所建立的汉代礼仪制度使刘邦认识到儒家礼仪制度强大的政治功能,改变了刘邦对儒生的不良看法,从而改善了儒学的生存环境,初步奠定了儒家思想在汉初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二)齐鲁文化与“封禅”“、明堂”制度　　在古代国家礼仪中“封禅”,与“明堂”之制乃荦荦大者。“封禅”与,实际上在先秦,,并为后世帝王所沿　　所谓“封禅”是一种祭祀性的礼仪活动。“封”是在泰山上堆土为坛,祭祀天神,以报答上天的功

绩“;禅”是在梁父山(泰山脚下小山)扫除一片净土,祭祀地　,以报答后土的功绩。从泰山、梁父均在齐鲁之境推断,封禅泰山和梁父,大约起源于齐鲁地区原始人群对自然山川的崇拜。所谓“明堂”是古代国家礼仪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关于明堂制度的详细情形(如明堂的起源,明堂的形制,其用途和功能),古代文献中的记载既不明确,也不一致。人们大多是借助文献中的只言片语和传说作出想象和描述。

　　载入史册的封禅活动,最早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于统一全国后的第三年,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东巡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

[1](P242)祠祀。……禅梁父”。可见始皇之封禅当是

政治礼制确立了基本模式。对于叔孙通在汉代礼

仪制度建设中的重要贡献,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赞赏说:“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

[1](卷九九《叔孙通列传》,P2726)

化,卒为汉家儒宗。”诚哉斯言。

　　叔孙通“希世度务”“、与时变化”的制礼过程,实际上就是作为齐鲁文化主体思想之一的儒家礼学与代表大一统政治体制的皇权的结合过程。通过考察叔孙通制定汉代礼仪制度的过程,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如下两点认识:(1)汉代礼仪制度的基・6・

由鲁地的儒家学者们鼓动起来的。

①按《史记》本传作“太常”《,汉书》本传作“奉常”。郭嵩焘

(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云:《史记札记》“按《汉书・百官表》:

‘’奉常,秦官,景帝中六年始更名太常。’是时无太常名《汉书》,云拜通为‘奉常’,是。”

兹从郭氏之说。

②《周礼・天官・凌人》“大丧共夷盘冰”下贾疏云“:叔孙通前汉时作《汉礼器制度》,多得古之周制。”

③房玄龄《晋书》:卷三十《刑法志》“: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22页。

　　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位举行封禅大典和建立明堂的帝王。汉武帝的封禅活动也是在齐鲁之地的儒家学者鼓动下而举行的。《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武帝建元)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　安,荐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指武帝)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

[1](P452)

兴为者皆废。”《史记・儒林列传》则记载说:“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绾为御史大夫。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天子。……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

[1](P3121-3122)卒。”综合上引传》之文,“明堂”、举行“封禅”,她热衷黄老,不喜儒术,赵绾和王臧被治罪,明堂、封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赵绾、王臧及其师鲁申公

议而未就的明堂制度也在这次封禅大典后确立起来。据说在这次封禅活动中,武帝发现“泰山东北址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明堂汶上,如带图。及五年修封,则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礼毕,燎堂

[1](P1401)

下”。　　

综上所述,可知汉代的“封禅”与“明堂”制度主要是在齐鲁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和确立的。

二、齐鲁文化与两汉“礼学”

与齐鲁文化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传“三《礼》”及《大戴礼记》的传授与整理编订均与齐鲁学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兹分别言之如下:

　　(一)齐鲁学者与《仪礼》在汉代的传授　　春秋战国时期,齐鲁之地是我国公认的文化

[4]

中心。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焚书坑儒政策,使作为先秦齐鲁文化核心内容的儒学受到沉重打击,而作为儒学社会伦理观念和学术思想的“礼学”更是一蹶不振,几近绝灭。西汉开国后,唯赖齐鲁地区少数几位儒家学者私相传授,方使《仪礼》及其他先秦礼书得以传续下来,使儒家“礼学”不绝如缕,蹶而复振。　　关于《仪礼》一书在西汉初年的传授情况《汉,书・儒林传》有较详细系统的记载“: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颂(容)。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襄。襄,其资性善为颂,不能通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亦以颂为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为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诸言《礼》为颂者由徐氏。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

・7・

禅之议遂寝。窦太后去世之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于元封元年(前110年)到泰山实践了当年赵绾、王臧所提议的封禅活动。这次封禅大典的实施,还与齐人丁公和齐地千乘(今山东高青)学者儿(倪)宽有关。《史记・封禅书》记载“: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齐人丁公年九十余,曰‘:封禅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

[1](P1397)

牛,草封禅仪。”《汉书・儿宽传》记载:“及议欲放古巡狩封禅之事,诸儒对者五十余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马相如病死,有遗书,颂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书,以问宽,宽对曰:‘……其封泰山,禅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节也。然享荐之义,不著于经,以为封禅告成,合祛于天地神祗,祗戒精专以接神明。总百官之职,各称事宜而为之节文。唯圣主所由,……’上然之,

[3](P2630-2631)

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由此可见,武帝之封禅大典的举行,主要是在众多齐鲁学者的影响之下而实施的。

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通汉以太子舍人论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鲁夏侯敬,又传族子咸,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　卿,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传业。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荣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

[3](P3614-3615)

氏之学。”《史记・儒林列传》所载与此略同。

　　《汉书・儒林传》又载:”后苍字近君,东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经》,苍亦通《诗》、《礼》,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萧望之、匡衡。”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所载汉代初期传授《仪礼》的几位关键人物均为鲁人。比如高堂生、徐生、闾丘、夏侯敬卿等均明言“鲁”人。萧奋为瑕丘县(今山东兖州)人,孟卿为东海郡(治今山东郯城)人,后仓(苍)为东海郯县人,徐良为琅邪郡人,萧、孟、后、徐四人实际上也都属于齐鲁之地的学者。至于沛人闻人通汉、庆普,梁人戴德、、等,,鲁地区的礼学家,化。由此可见西汉初年齐鲁学者在《仪礼》传授中的重要作用。

　　(二)二戴《礼记》与齐鲁文化的关系

　　二戴《礼记》指西汉时期礼学家戴德与其从兄之子戴圣分别纂辑的《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即今传本)。这是两部先秦至秦汉时期论《礼记》说或阐释礼制和礼义的礼学文献选编本。　　关于先秦和秦汉间论说或阐释礼制和礼义的的礼学文献《汉书・,艺文志》载“:《记》,百三十一

[3](P1709)

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四

()[5]《序录》引刘向《别录》

篇。”可见在西汉时期流传着许多论说或阐释礼制和礼义的礼学文献。东汉经学家郑玄认为二戴《礼记》就是大小戴从这些礼学文献中选编而成的。郑玄《六艺论》说“:今礼行于世者戴戴圣之学也。……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

([6]《礼记正义・序》引,P1226)也。”　　魏博士张揖在《上广雅表》云“:昔在周公,缵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六年制礼以导天下,著《尔雅》一篇以释其义。……爰暨帝刘,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文不违

[7](P3)

古。”清儒陈寿祺在《左海经辨・大小戴〈礼记〉考》中推阐张揖之说,认为《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百三十篇之《记》即是叔孙通所纂辑之“《礼

记》”,而“大、小戴《礼记》并在《记》百三十一篇中”。他说“:《汉书・艺文志》‘:礼家《记》,百三十一篇。’……然百三十一篇之〈记〉,第之者刘向,得之者献王,而辑之者盖叔孙通也。张揖《上广雅表》曰‘:周公著《尔雅》一篇,爰暨帝刘,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文不违古。’通撰辑《礼记》,此其显证。稚让(张揖字)所言必有所据。……通本秦博士,亲见古籍,尝作《汉仪》十二篇及《汉礼器制度》。而《礼记》乃先秦旧书,圣人及七十子微言大

[8]

义,赖通以不坠,功亚河间。”　　对于张揖、陈寿祺之说,近代经学家皮锡瑞甚表赞同。他在《经学通论》中说“:揖去汉不远,其

([9]《三礼・,P64)

说当有所受。”“《记》百之说,后人尚,尚难完、陈之说。然则“《记》百三十一篇”和二戴《礼记》的传授与纂辑均与齐鲁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叔孙通为鲁地著名儒家学者,自不待言;而戴德、戴圣虽为梁(今河南商丘)人,但据《汉书・儒林传》记载,他们二人同受礼学于鲁地学者后仓(苍),因而可以断言二戴《礼记》也均渊源于齐鲁之学。

　　(三)《周礼》与齐鲁文化的关系

　　《周礼》是儒家学者编著的一部理想化的政典,分述各级官职及其相关的典章制度。关于《周礼》一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一直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汉代著名学者刘歆认为它是“周公致太平之迹”,林孝存则以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

[10](P636)之书”。宋代的胡安国、胡宏父子则“以为

()《周礼・总论》

是王莽令刘歆撰”,[11]卷八十六清代康有

[12](P76)

为等人继承推阐了此说。清儒毛奇龄则认

[13]

为“:此书系周末秦初儒者所作。

”当代学者金景芳先生认为“:《周礼》一书是东迁后某氏所作。

作者得见西周王室档案,故讲古制极为纤细具体,但其中也增入了作者自己的设想。例如封国之制、畿服之制一类的东西,就是作者自己设想所制

[14](P46)

定的方案。”刘起　先生认为“:《周礼》成书有一个发展过程。第一步只是一部官职汇编,至

・8・

[15](P650)

迟成于东周春秋时代。”彭林先生则认为:“《周礼》成书于汉初”“,《周礼》一书的作者当是与贾谊同时代的人”“,《周礼》成书的下限,当不得晚[16]于文景之世”。　　在关于《周礼》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的诸说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与杨向奎先生的观点。他们均认为《周礼》当是战国时齐国学者依据西周文献及齐国当时制度加以理想化而编定成

　　郑玄礼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不仅特别重视三《礼》在整个经学系统中的地位,而且将其他经义也纳入礼学的阐释系统。正如清儒皮锡瑞所说“:郑学最精者三《礼》。其注《易》,亦据《礼》以

[21](P21)

证《易》义广大,无所不包。”郑玄礼学的另一个特点是突出提升了《周礼》在其礼学阐释系统中的地位。本来,在汉代经学中“五经”,中的《礼经》是指《仪礼》《周礼》,不在“五经”之数。由于郑玄非常重视和尊崇《周礼》,因而便将《周礼》提升到其礼学阐释系统的中心地位。《礼记・礼器》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郑玄注曰“:经礼谓《周礼》也。《周礼》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

)曲犹事也。事礼谓今《礼》(指《仪礼》

[6](P1435)

也。”可见在郑玄的心目中《周礼》,为“经

书。杨向奎先生通过分析《周礼》中的社会经济制

度、政法制度和学术思想,并通过对《周礼》与《管子》一书的对比研究,认为《周礼》是战国时代齐国的作品,与《管子》一书有着“深厚的渊源”和“密切

[17]

的关系”。杨向奎先生还指出“:《周礼》一书,多同于《管子》,自清代乾嘉以来,学者多谓《周礼》一书出于齐。《周礼》出于齐,齐之礼俗亦多同于周

[18]

礼,则谓‘周礼在齐’,亦不为过。”顾颉刚也在《周公制礼的传说与〈周官〉一书的出现》一文中从《周礼》的内容及其与《管子》的对比研究入手,得出这样的结论“:《周官》但今本《周官》,定。”“,跟周公和儒家

[19]

根本不发生关系。”虽然笔者对顾先生认为《周礼》“跟周公和儒家根本不发生关系”的观点不敢苟同,虽然杨、顾二先生所提出的《周礼》成于齐人之手的观点尚非定论,还值得进一步探讨,但笔者认为杨、顾二先生发现《周礼》与齐文化及《管子》一书的“深厚渊源”和“密切关系”确实是独具慧眼的,诚为不刊之论。然则《周礼》一书当与齐鲁文化有着渊源关系。　　讨论齐鲁文化与两汉“礼学”,还应注意东汉时期齐地学者郑玄在“礼学”史上的突出贡献。郑玄为东汉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是我国学术史上著名的经学大师。郑玄先习今文经学,后习古文经学。他综合今、古,遍注群经,集两汉经学之大成,为两汉学术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郑玄的经学成就以礼学最为突出。《后汉书・儒林列传》云“: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

[20](P3579)为三《礼》焉。”此前《周礼》,《、仪礼》《、礼记》三种礼学经典都是分别传授,各有师承,至郑玄“通为《三礼》”后,才形成“三《礼》”之学。郑玄的“三《礼》”学,破除门户之见,广采兼综,融会贯通,博大精深。

礼”《仪礼》,只是“曲礼”,亦即《周礼》的地位高于《仪礼》。之学对后世礼,学家孔颖达说:“礼是郑

[6](P1550)

。”郑玄的三《礼》之学之所以取得划时代的重大成就,在经学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固然与其转益多师、沈潜经术有着重要关系,另一方面恐怕也与齐鲁之地礼学传统的濡染有着一定的关系。正如魏明帝曹　所撰旌表郑玄

之《状》所云“:大司农北海郑玄字康成,含海岱之纯灵,体大雅之洪则;学无常师,讲求道

([22]《集圣贤群辅录》下)

奥。”其中所谓“学无常师”云云,当是指郑玄破除今、古门户之见,转益多师;而“含海岱之纯灵”云云,当是意谓郑玄的经学思想是在海岱文化(齐鲁文化)的浸润濡染下而形成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书店,影印《诸子集成》

本,1986.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孙家洲.论秦汉时期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J].中

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4).

[5]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一[M].《四部丛刊》本.[6]孔颖达.礼记正义・序[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

《十三经注疏》本,1980.

[7]王念孙.广雅疏证:卷首[M].北京:中华书局

,1983.

[8]陈寿祺.大小戴《礼记》考[A].左海经辨[M].南菁

书院《皇清经解》,卷一千二百五十一.

・9・

[9]皮锡瑞.经学通论:三[M].北京:中华书局,1954.[10]贾公彦.序周礼废兴[A].周礼注疏:卷首[M].北

第五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17]杨向奎《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制作时代[J].山

京: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

[11]朱熹.朱子语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

东大学学报,1954,(4).

[18]杨向奎.周礼在齐论[J].管子学刊,1988,(3).[19]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与《周官》一书的出现[J].文史,第六辑.

[20]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1]皮锡瑞.论郑荀虞三家之义郑据礼以证易学者可

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

[12]康有为.新学伪经考[M].北京:中华书局,1956.[13]毛奇龄.经问: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

[14]金景芳.周礼[A].经书浅谈[C].北京:中华书

以推补不必推补爻辰[A].经学通论:一[M].北京:中华书局,1954.

[22]陶渊明.陶渊明集:卷十[M].《四部丛刊》本.

局,1984.

[15]刘起　.古史续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1.

[16]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第七章

(责任编辑　李　敏)

・“杨　艳　丽

　　一般把“侃大山”和“砍大山”看作异形词。但该依据通用性、理据性、系统性的原则。李行健先

(上海辞书不同的词典对这两个词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异形词规范词典》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现代汉语词典》出版社,2002)中词频统计的结果是:侃大山26,砍

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以“侃大山”大山0,可见“侃大山”的通用性强于“砍大山”;为主条,注明“也作砍大山”。《汉语惯用语大辞“侃”在《玉篇》中释为“乐也”,引申为“闲谈”,因此

(高歌东、典》张志清主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5)“侃大山”从理据上也容易讲得通;从系统性来看,则以“砍大山”为主条,注明“也作侃大山”。《汉语

(罗竹风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只大词典》

收“砍大山”。　　正如李行健先生所主张的,异形词的整理应

“侃”还可以构成“侃侃而谈”“、侃儿”等词,这些词

都和“闲谈”有关系,而“砍”则不能作为表“闲谈”的语素来构词。所以,综合来看,应该用“侃大山”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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