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收入倍增计划"

　　近日，江苏、广东、山西、湖南、山东烟台等十余省市的“十二五”规划建议，都提出实施收入倍增计划。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日前也表示，我国要尽快出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在房价、物价无边上涨的大潮里，旨在让国民未来几年收入翻番的“收入倍增计划”无疑让国民振奋。

　　

　　为何要倍增

　　

　　收入倍增计划最初来自于日本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1960年，为推动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日本政府开始推行以“国民收入增长带动经济总量增长”为核心的新经济运动。在接下来的10年里，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350％，国民收入增长率达340％，老百姓实际收入增加了一倍，也让日本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可以避免国家跌进“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新兴市场国家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如贫富差距等矛盾集中爆发，导致经济增长回落或出现长期停滞。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目前已接近中等收入的上限(中国人均收入目前已达到3885美元)，基尼系数早在2006年就已达到0.49，超过了0.4的警戒线，并以每年0.1％的速度递增。而且，我国仍是偏低中等收入国家，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劳动收入的增长均低于GDP和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据公开资料显示，1997年至2007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至39.74％。有专家指出，中国已离“中等收入陷阱”不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认为，为了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政府就必须有责任、有能力让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得更快一些，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应尽早提上日程。

　　

　　收入倍增的可行性

　　

　　苏海南说，人社部现在做这样一个“收入倍增”的安排，不管是对外宣布或者是内部掌握，都是应该予以考虑并作出决策的。

　　在客观条件上，中国GDP增速现在还在8％以上，最重要的是人均GDP已经达到了4000美元，已有条件实施收入倍增计划。

　　近年来，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大大增加，总量已经相当可观。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达68477亿元人民币，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则达到80000亿元人民币。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早就明确要求提高居民收入的增长、劳动收入的增长所占比重，要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今年年初，国家“十二五”规划已经初步确定，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速目标为7％，与经济增速7％的年均目标一致。这表明专家此前建言讨论的“十二五”规划中的居民收入10年倍增计划已经付诸实践。各地的“十二五”规划也开始着手于实施收入倍增计划，江苏省将于今年启动居民收入7年倍增计划――7年后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年收入将有望达到45400元和17800元；湖南长沙拟实施低收入群体收入倍增计划，到2015年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0000元和20000元以上；上海浦东新区已启动“农民收入倍增计划”，浦东农民收入有望在“十二五”期间实现12.5％的年增长，到2015年实现翻番，达到25000元。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哪些人的收入应“倍增”

　　

　　实行“收入倍增计划”的用意在于，在强调发展经济的同时，能够让民众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这也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所在，更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必需。

　　日前，海南海口市和湖南长沙县同时出现“针对部分特定人群(拥有行政编制的人员)公开销售公寓、别墅”的事件，让人深思――国民收入究竟要让哪些人先“倍增”起来?显然，优待少部分特定人群的做法有悖于“让民众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的目标。

　　收入倍增计划的重点受益人群应是一线产业工人以及广大的农村人口等低收入人群。如果未来5年这一群体的收入得不到提高，那么收入倍增计划就很难实现，收益分配改革本身也会失去方向。

　　要分好财富这块“蛋糕”，就要以公平为支点，消弭现实中存在的种种扭曲性因素，深化垄断行业的改革，调整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收入结构。尽管，在现实语境下，要消除社会中存在的种种特权行为，需要一定时间，需要一个过程，但不论如何，一个起码的要求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能被演绎为“特权者收入倍增计划”。

　　当前，我国已从以衣食住行为目标的生存型阶段转向民富优先为导向的发展型新阶段。民富优先的发展，能带来老百姓收入水平的提高，是扭转收入分配差距的重大选择。要达到收入倍增、民富优先的目的，就要加强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有计划地把应该纳入而未纳入的人切实纳入进来，真正实现应保尽保；从多种渠道增加困难居民补助，把收入分配的“底”托好。特别是对低收入困难群体、对农民来说，可以加大财政定向转移支付的力度，例如给特殊人群发肉贴、菜贴，给低收入家庭适龄入学儿童发放助学补贴，这样可以间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整体收入。

　　

　　收入如何倍增

　　

　　从全国各地已经召开的地方“两会”可以看出，“收入倍增”俨然成为了一个热词。但如何明确衡量“倍增”的标准，如何真正让收入倍增，就必须要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

　　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常委陈万志建议，“在增收的衡量中，可以保留平均数，但我们更应该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数字，拿来作为衡量国民收入增长的关键数据”，“不能拉通计算采用平均数，否则低收入群体的状况就很容易被平均数掩盖”，“倍增”不能被歪曲成了“被增”。

　　从长期来看，要成功实施“收入倍增”，就必须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在发展理念上，政府层面必须由经济增长的发展目标向居民收入增长的发展目标转变，抛弃现在的“唯GDP”发展理念。例如，提高央企的“红利”上缴率，把这些钱拿来促进成长型中小企业的发展，提升企业效率，增加工人的薪水。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要加大公共品投资比重，增加国民的“实际消费能力”，将加大公共服务投入等作为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方式。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从制度上遏制两极分化趋势，消除公权力和垄断资源结合造成的分配不公的趋势。

　　另外，收入倍增计划是一个宏观的大盘子，在具体落实的时候，不是人人收入都能翻番，只能力争让大多数人的收入有大幅度增加。

　　

　　收入倍增有难度

　　

　　南京市政协委员张武特意对收入倍增计划进行了核算，他说：“城镇居民收入6年翻番，每年增幅13％；农民收入5年翻番，年均增幅14％。连续5年保持这样增速难度相当大。”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在“十二五”期间，穷人收入翻番，富人的也翻番，“倍增”的最终结果是，穷人与富人的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而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只有保证了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才有资格去谈“收入倍增”。

　　目前，我国要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的难度主要来自于几方面。一是来自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资本是属私人所有的，涨工资的权力完全掌握在企业老板的手中，企业老板很有可能拒绝政府提出的为其员工实施的收入倍增计划。从现实情况看，民营企业几年前出台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不少民营企业中形同虚设。二是来自于垄断企业。众所周知，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垄断企业员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少数国有金融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更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如果垄断企业执行收入倍增计划，最终很可能导致更大的分配不公。三是来自于物价。伴随收入倍增，有可能产生物价“倍增”。现实生活中，物价上涨过快，特别是事关民生的房价年年攀升，因此即使大部分人实现了工资倍增，如果衣食住行的基本物价得不到有效控制，收入倍增计划的效果也将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