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人水和谐

作者：陈阿江

江苏社会科学 2009年10期

　　笔者在“人水和谐——基于太湖、淮河流域的农村实地调查”课题设计时，主要考虑研究两种理想类型，即人水不谐的类型与人水和谐的类型，并在《论人水和谐》一文里，分析了这两个类型的基本特征。“人水不谐”型的主要特征是“污染—贫困—疾病—社会矛盾”的恶性循环态势，而“人水和谐”型的主要特征是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三者的关系呈现良性互动的多赢态势①。对“人水不谐”与“人水和谐”两个类型的研究，有助于把握基本类型的特征和规律。随着课题组调查与研究的深入，以及现实中对解决水问题的迫切期待，笔者发现阐明如何实现人水和谐，或如何从“人水不谐”类型转化到“人水和谐”的类型，是需要深入研究并且予以回答的。所以本文是《论人水和谐》一文的后续研究，着重探讨历时性的向人水和谐的生态社区转化的一般规律性问题。由于篇幅的限制，“再论”主要讨论转型中的“拐点”及与“拐点”相关的话题。有关历时性演变的其它方面的讨论拟放后续的“三论”中讨论。

　　本文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于“人水和谐”课题组2008年4-5月间在太湖流域苏南、浙北和皖南地区的实地调查，以及2009年3-4月间在淮河流域的苏北、鲁南、皖北和豫东地区的实地调查。

　　一、“拐点”问题

　　工业化国家大多经历过“先污染后治理”过程。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曾力图避免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但从现实来看，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要实现这一良好愿望并非易事。从经验层面上看，随工业化进程的加深，中国水环境的恶化触目惊心，呈“有水皆污”的格局。但若从长时段去认识这个问题，水体的恶化不能无限地持续下去，水质下降到一定程度以后“应该”好起来。这样的演变过程若以数学曲线表达，应该存在“拐点”。从已实现现代化国家的经验看，如日本，确实存在这样的“拐点”，即在水体破坏到一定阶段以后，水体的一些主要水质指标又好转了。

　　关于环境质量变化趋势的研究，有“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即对收入或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研究最具代表性。库兹涅茨曲线(KC,Kuznets Curve)是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对人均收入差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时发现的：收入差异先随经济增长逐渐加大，然后逐渐缩小，在坐标系里呈倒“U”型曲线。古斯曼(Grossman)等人引入库兹涅茨曲线对环境变化进行研究，发现经济与环境之间存在类似的倒“U”型曲线，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污染水平随经济增长而快速提高，到一定阶段以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环境污染则有所减少。

　　我国学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即中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跟进研究，从地区、全国或不同行业的研究看，所得到的结果并不一致②。笔者认为，轻易地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判断中国环境与经济的关系，意义并不大。其主要原因有三。(1)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相对还早，环境方面的很多问题还没有呈现出来。(2)有关环境的数据积累还比较少，已测量的如COD、氨氮也大可怀疑③，更何况还有大量的污染数据根本就没有检测，因此很难进行准确的判断。(3)区域发展的巨大差异性，假如某大城市的环境质量合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有可能是政府为了某个特别的事件，如奥运会前进行的污染企业外迁及一些行政性的强制措施，并没有从整体上解决环境问题。从社会学角度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只是在经济增长／收入与环境污染之间寻找它们的关系，而更复杂的社会背景却被忽视了。所以，本文试图通过对课题组实地调查的案例进行梳理、分门别类，探讨“拐点”出现的时机、社会背景及相关特征等，进而探讨一般社会规律性问题。

　　为此课题组对太湖流域、淮河流域的社区、企业类型进行了梳理、归类。首先对研究对象是否污染给予区分。然后着重寻找出现生态转机的类型，即是否出现“拐点”，这里的生态转机包括最高层次的生态自觉、中间层次的生态利益自觉和既没有生态利益自觉也没有生态自觉但被迫转变等几种类型（见表1）。

　　

　　“生态自觉”和“生态利益自觉”这两个概念，可以视为费孝通“文化自觉”概念的下位概念④。费孝通在晚年反复地谈论“文化自觉”问题。他所说的文化自觉是指“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这样，人们就会更理智一些，从而摆脱各种无意义的冲动和盲目的举动。”⑤概括地说，费孝通认为，通过理解和比较当下的自己（社会）和过去的自己（社会），了解他人的文明和自己的文明，以明确自己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⑥，这就是文化自觉的要义。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历史长河的大部分时间里，生态问题并不突出，所以虽然我们有大量的生态文明的实践，但对生态文明的理论总结不多。只是工业化以后，人类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生态问题才突显出来，生态文明问题也才成为学术研究的话题。笔者认为，“生态文明自觉”也是“文化自觉”式反思的重要议题。

　　本文所指的“生态利益自觉”是指自觉意识到生态或环境的“外部性”可以给系统（企业或社区）造成经济损失（成本）或带来经济收益。“生态利益自觉”仍然是以人类的利益为中心的，但它兼顾了人类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我”的利益与“我”之外的环境利益。“生态利益自觉”又可以分成“生态利益后觉”、“生态利益先觉”，两者主要是“先”与“后”的差别，具体的后文将进行专门的分析。“生态自觉”可以认为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表达，它均衡了人类与人类以外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关系。所以“生态自觉”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个理想。

　　上表是利用“生态”的“自觉”程度对相关案例进行的分类与归纳，我们希望从中能给以启示。

　　二、被迫的转型

　　从目前整体的情况看，大部分企业并没有主动地意识到企业应承担的环境责任，没有自觉的生态意识。环境意识调查中普遍的环境意识不足可见一斑。企业比较普遍地处于生态“无知觉”的状态中。本文只讨论企业污染环境并出现“拐点”的情形，而污染环境但不出现“拐点”的情形则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里，不予讨论。此类出现了“拐点”的企业，因为外部的强制力而不得不关、停、并、转、移（迁移），所以称之为被迫的转型。那些被迫转变的企业，往往是因为污染产生了难以逆转的社会影响所致。

　　如果水污染的显著程度足以让普通人的感官能够直接感受到，是引发广泛社会影响的前提条件。“2·20”水源污染事件就是这样一个案例。2008年2月20日，Y市居民发现家中的自来水有一股异味，“黄色的水，农药味”⑦。自来水有异味，普通居民被迫中断用水。江浙边界的“6·27”水污染事件也有类似污染明显的特征，河流有明显的黑水团长时间不消退，这些现象即使是没有专门技术的人也可以判断“水污染”的存在。事实上，造成上述污染事件的B化工厂，建厂八年来没有中断过排污，但是此事件发生前它一直在正常地进行生产。

　　根据事后媒体的披露显示，B化工厂是一家不足百人的小化工企业，主要生产氯代醚酮、工业氯化钾、结晶氯化铝及双氧水等化工原料。排放的污水中含高毒性的酚⑧。B化工厂处于村庄的南部。2009年3月27日下午我们来到B化工厂时，它早已被停止生产，但我们在工厂西约百米的地方下车时就闻到了强刺鼻的异味。原来醒目的厂牌名已被换之以“污水处理指挥部”这样的名称。B化工厂整个厂区及其东部的水体已经被改造为污染处理系统，正在进行净化处理。在我们去现场调查以前，以为它只是一个偶发事件，而我们在厂北的村庄访问才知道，这次轰动全国的污染是一个突发事件，而它的污染是自它的生产之日起就存在，村民长期遭受空气和水体污染的双重危害。此前，村民与化工厂进行多次交涉无果。村民曾经前后四次用土坝把村边与B化工厂连通的小河堵起来，试图把毒水拦在村外，减少污染影响。水利局的人以影响农田水利为理由，用机器把村民筑的土坝挖掉，村、镇干部也不允许村民筑土坝。村民也曾把化工厂污染情况反映到上级主管部门，甚至到省里反映情况。但污染问题从未真正得到解决⑨。村民反映说，因为村庄周围的水系被污染，村民不敢吃自己生产的粮食，把自己生产的粮食卖掉，再从市场购买。蔬菜也一样不敢吃，村民种自己吃的蔬菜则从远处挑水来浇。

　　对附近村庄的污染，以及村民的反对均不足于撼动化工厂。B化工厂走到“拐点”的真正原因是“2·20”水污染事件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受水污染影响的至少有三类社会群体。水污染影响的第一“波”是自来水用水人群。自来水用水人群数量多，而且是市民。在中国的城乡两分法里，市民的等级与农民是不一样的；在市民群体里，还有一定比例的官员、商人和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水污染影响的第二“波”是通过用水人群的社会网络关系传播出去的，如传统的口信、书信等，以及广泛使用的现代通讯工具。但与现代媒体所产生的影响比较，这部分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所以，通过现代媒体产生的第三“波”的影响最具有爆炸性。由于“2·20”污水事件是在2009年春天这样的背景中（震惊全国、激怒民众的“三鹿”奶粉事件才刚刚平息，其它的饮水安全、食品安全问题也还余音未绝）因此具有了极高的新闻价值，也正是媒体快速介入，进而快速而广泛地影响民众。媒体的介入，使“严重的社会问题”家喻户晓，引起民愤，“2·20”污染事件再次刺激了民众本已脆弱的神经⑩。

　　在这三大“波”的社会影响之下，地方政府已经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与江浙边界的“6·27”水污染事件中污染企业所属地方政府遮遮掩掩的态度不同，这次地方政府大刀阔斧地砍杀污染企业，而且直指企业主“没有环境意识，没有社会责任感”。不仅如此，按照龙台镇一位官员的说法，“整个区的化工厂将全部退出。本区从此以后不会存在化工污染问题了。”(11)事实上，B化工厂的污染是一贯的，这包括已经被政府查处的记录，包括附近村民长期的抗争，但是为什么以前得不到有效治理，而在这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呢(12)?社会影响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压力可见一斑。

　　地方政府对此次污染事件进行了快速的强干预，是与该污染事件被建构的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危害性、广泛性密切相关。对政府主要部门而言，其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是民众的压力，如有的网民直呼市领导的姓名要求下台，甚至辱骂“父母官”。在目前的机制下虽不足以引发官员下台，但显然构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另外来自上层乃至高层关于重视民生等方面的压力。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企业“拐点”的出现与其是否污染环境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企业的污染是否能引起足够大的社会影响，是否引起“共振”的民愤，并由此建构出民众和官员认为的严重的社会问题(13)。东井村的环境抗争运动可与之进行比较。

　　还有研究发现，东井村村民为驱赶污染工厂而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斗争。据了解引进污染化工厂时镇村两级干部以及化工厂的负责人曾向村民承诺，化工厂生产的是不会造成污染的感冒胶囊等日化产品，化工厂的水采用循环使用技术，对周围的水源和空气不产生任何污染。而实际上却是生产苯三酚、2，6—二氯苯酚、2，4—二氯苯酚、苯酚磷氯、硝基苯和142蒽昆等化工产品，而且污水不经处理直接通过农田中的水沟排入村庄附近的河流。村民知道被骗以后，先以拆烟囱、砸门窗、堵水道等破坏工厂的方式与污染企业进行斗争，结果以破坏工厂的罪名被派出所逮捕。后来在“精英”的带领下村民通过正常渠道找政府反映问题，四年无果，继而试图通过媒体解决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无奈之下村民诉诸法律……。在村民持续的斗争压力下，以及地方政府的规划调整下，八年之后污染企业才搬到工业园区(14)。

　　如果我们把视线稍微看得宽一点，就不难发现，这样被迫转变的企业，如果没有形成“生态自觉”，或者至少是“生态利益自觉”，真正的环境改善还是极其有限的。因为表面上看，搬迁企业解决了污染问题，而实际上是把甲地的问题带到了乙地，让显性问题隐性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

　　三、生态利益后觉

　　我们注意到，一些企业，如B化工厂，当它走到“拐点”的时候，也就走到了终点。这无论对企业还是对地方经济发展，都是非常遗憾的事。所以，我们的研究更关注那些从困境中走出来的企业／社区，观察它们如何走出低谷，走上生态—经济和谐共赢的道路。笔者把遇到困难而后认识到“生态可以与经济共赢”的类型称为“生态利益后觉”，而一开始就认识到“生态可以与经济共赢”的类型我们把它称为“生态利益先觉”。本节先讨论“生态利益后觉”，下一节再讨论“生态利益先觉”。

　　中国的传统农业本质上是生态农业。当前农业所出现的环境问题，主要是农业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一般译为产业化）理念与实践所造成的。所以解决农业中的环境问题时，农业生产似更容易寻找到生态与经济的共赢关系。

　　正如1990年代笔者在兴村螃蟹养殖中所出现的问题，就是典型的工业化理念所导致的问题(15)。“大养蟹”是典型的不顾生物生长的水生态条件而一味追求高产出的结果，而这样做的结果最后使养蟹经济效益下降、水生态条件恶化。经济效益下降，蟹农几乎走投无路的要放弃螃蟹养殖，走到了螃蟹养殖的最低点，即“拐点”。从这里开始，螃蟹养殖出现转机。兴村螃蟹养殖的转型与前述的被迫转型的污染企业不同。外界并没有对螃蟹养殖所产生的污染形成很大压力，压力主要来自养殖户内部的经济压力。为摆脱盲目追求产量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养殖户在实践中探索、开发了新的养殖方式。

　　新的养蟹方式可以使经济增长与水环境相互协调、共生互利。实践发现，种植水草、投养螺蛳，可以改善水体。种植水草，吸收水体的养分，清洁水体，同时为螃蟹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及部分饵料；投养螺蛳，“吃”掉螃蟹吃剩的“残羹冷炙”，在清洁水体的同时，综合利用剩余物质，为螃蟹提供优质饲料，降低养殖成本。在维持螃蟹养殖的生态系统平衡过程中，“水草、螺蛳”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它们充分利用工业化生产模式中形成污染的“剩余”养分，在清洁水体、提供螃蟹良好生境的同时，生产了螃蟹所需要的优质饲料，降低了生产成本。事实上，生态农业的最大法宝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变废为宝”，改善环境，提高经济效益。

　　与生态养殖的转变不同，另外一些“生态利益后觉”企业的转型主要源于外部的压力，黄石水库“水源地”里的企业就是这样的情景。由于市政府把大华镇所在的黄石水库列为该市的水源地，所以地处上游的污染企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在地方政府的严管之下，当地企业只能适应形势、改变现状。环境政策紧缩后，企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转变。关停企业。一些市场相对差的，或者本来要进行技术淘汰的小企业，借机关停，可获得政府的部分“奖励”。通过技术改造，实现清洁生产，达到环保要求，则可以继续生存下去。另有一些借机转产，发展一些有潜力的、无污染或少污染的行业。

　　企业转向清洁生产，虽然面临诸多困难，但也不是不可以克服。企业通常因为成本提高而不愿意进行污染控制，但我们对水源地企业的研究表明，实际上增加的成本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即使增加也是在可承受的范围内，技术也没有预想的那么困难(16)。当然，水源地保护政策对当地的工业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事实上，如果把黄石水库的水源保护问题放大到太湖流域，观察这样的转变，或许对了解太湖流域产业的整体性演变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尽管太湖流域的经济总量比淮河流域大得多，工业也比淮河流域发达得多，太湖流域的总体污染也比淮河流域严重得多。但在现实中，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性、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性，淮河流域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很严重工业污染，正如卯集皮革业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卯集皮革业曾是一个严重污染水体的企业，但与此同时，卯集皮革业也因为污染问题而“一波三折”，使其经济增长受到影响。具体地说，卯集产业的演变类型大致介于B化工厂与黄石水库上游企业之间。1980年代的卯集，一方面经济不断增长，家家都有小作坊，生产热火朝天。另一方面，由于规模小，没有专门的污水处理技术与设施，污染不断加重，成为经济繁荣而生态恶化的一个典型。后来，在媒体、下游受影响人群、政府等多重压力下，经过技术改造、经营组织调整以后，最后实现“脱胎换骨”，慢慢地“活”过来了。

　　如果以生态的视角看卯集皮革产业的演变，它有一个大而复杂的“拐点”，即中间有3次大的因为环境保护要求变严而使产业结构发生革命性的变革。这三次分别是：1995年的主要以淘汰大量的家庭作坊，保留和扶持一些成规模的工厂，要求这些工厂配套污水处理设施。2000年的治理只保留了20家有污水处理厂的皮革厂。这20家比较规范，都投资300万建设了污水处理厂和2004年再治理，使含皮革生产的工厂，只保了3家（一家拥有3000吨日处理污水能力，另外两家拥有日处理污水2000吨）(17)。这3家都有较大规模的污水处理能力，经济上比较合理，管理上也比较方便——企业的污水处理车间边安装了在线观测仪，上级部门的环保机构乃至国家环保部都能定时读到所监测企业外排水的COD和氨氮值。当然，从总体上看，卯集1980-1990年代初的繁荣景象，今天已风光不再。根据我们实地调查的情况看，原因是多方面的，毫无疑问，环境保护的要求很明显地影响了卯集的经济增长，此外还有市场变化以及区位优势等原因(18)。

　　四、生态利益先觉

　　说生态利益先觉是我们的愿望，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一方面，水污染很严重，现实与民众及高层政府对水体的期许有很大的差距；另一方面，最近十余年来，政府、媒体和民众施于污染企业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与前述的“生态利益后觉”者不同，“生态利益先觉”者必须认清目前发展的新局势，力避环境污染存在的经济社会风险，主动利用“生态”中隐含的技术效益和市场机遇，拓展生态—经济双赢活动。考虑长远发展的“精英”们需要，在还没有因为污染而非改不可的情形下，主动出击，改行清洁生产，或直接投资生态产业。目前“生态利益先觉”(19)企业虽然不多，但很可能昭示着未来发展的方向，它具有向导性。

　　正如Y油墨厂就可以视为工业行业中的“生态利益先觉”者。Y油墨厂地处黄石水库库区，而该地区被市政府宣布为水源地以后，除了关停、迁移的企业，生存下来的企业只能走清洁生产的道路。Y油墨厂处于水库上游，按照水源地的相关法规，这类企业是不可以存在的。但问题是，建厂的时间远远早于该地区被列为水源地。受访的厂主人认为目前他们的油墨生产，经国家相关部门的检测，产品是合格的、没有什么污染。厂主认为，他们继续生产几年，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厂主在做决策的时候，把“环境”这个变量放在国家政策及时势变化这样一个大背景中认真考量。他们分析了将来的走势，认为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政策越来越紧将是必然的趋势。所以仔细思量，比较了继续开三年再停和现在就开始转产的利弊得失。她说，现在转行，企业会有很大的经济损失，毕竟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客户销售网络就失效了，回笼应收款也是个很大的问题。考虑到早转可能多一些机会，可以及早抢占市场先机，所以再三权衡之后，他们最后选择稳妥转产的方案，而不是死守原来的产业(20)。

　　相对而言，农业由于其自身的特点更有可能走上生态发展的道路。从现实中的案例看，能走上生态农业之路的往往依赖于比较优越的自然资源条件。优越的自然资源是一个必要条件，但同时还要取决于多种因素和条件，这其中“生态利益觉悟者”即具备生态意识的企业家或社区精英的引领十分关键。在课题组研究的若干案例中，生态产业的发展均与“生态精英”的存在有密切的关系。

　　小坑生态茶叶的畅销，一方面是依赖于其十分独特的自然条件，但也与一个“外来的本地人”的“生态化”市场运作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抓住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对食品中的化肥农药等有害有毒物质残留的担心，用回归无毒无害的天然食品的影响逐渐增大产值。这种消费倾向，一方面源自于中国人传统文化中崇尚自然的心理，另一方面，又迎合了时尚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潮流。正是这位具备当地人、城市人的双重角色的一位转业军官意识到小坑茶叶潜在的巨大商机。他收购当地村民的茶叶，设厂加工，注册、品牌化运作，在城市设立“茶楼”（茶叶专卖店），提高了价格，也促进了销量。

　　还有永丰生态园以生态理念主导投资生态产业。该公司利用沿海滩涂上的一块土地，投资生态产业的建设，虽然我们还不能说永丰已经到了十分成功的地步，但在一些领域，已经见到效果，如生态园里建成的猪粪—沼气—燃料／肥料循环系统，把有效地自然资源很好地利用起来，而且确实维护了环境。永丰生态园的存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先导价值和象征意义。

　　总之，上述生态农业、旅游业的发展，对水环境的维持和保护是有积极意义的。首先，因为生态产业的存在，大大减少了农药的使用，甚至有的地方，如小坑在村口竖立起“不让农药化肥进村”的牌子，表明他们有决心不再使用农药化肥了。其次，生态产业的发展对其它污染行业的存在与发展产生重要的拒斥作用。比如，鹿湖风景区所在的地方曾经讨论过是否要发展工业的问题，大家大都认为引进有污染的工厂势必要影响水环境，进而影响已经发展起来的旅游业，结果没有引进外来污染工业。这说明因为鹿湖风景区的存在，它有力地排斥了外来转移污染企业的可能性。最后，带有观光性质的生态农业，或者本身就以旅游为目的的生态旅游业，在为观光者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对观光客进行了有益的环境教育。

　　因此我们认为，“生态利益自觉”型企业／社区的出现、成长，“生态精英”的引领十分关键。没有“生态利益自觉”的企业精英或社区精英，生态—经济双赢的产业或社区就不可能出现。“生态利益先觉”型企业／社区的出现、成长与早期的经济先发展村庄有很大的相似性，只是关键词“经济”被“生态”或“生态经济”替代了。但因为发展阶段不同，面对的现实、任务不同，所以精英所关注的核心理念也就不相同了。

　　水污染日益严重，也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在高层政府、媒体和民众的压力下，各种利益主体，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不得不思考环境的未来走势。一些因环境而变的企业，虽然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但观察和研究它们的转变过程及其中的一些规律性问题，是很有价值的。更详细的研究成果，我们将在后续的研究成果里展示出来。

　　注释：

　　①(15)参见本人在〔南京〕《河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上曾发表的《论人水和谐》一文。

　　②相关的文献参见吴玉萍、董锁成、宋键峰：《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研究》，〔北京〕《地理研究》2002年第2期；沈满洪、许云华：《一种新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浙江省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增长与环境变迁的关系研究》，〔杭州〕《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李义、王建荣：《陕西省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分析》，〔武汉〕《统计与决策》2002年第6期；陈华文、刘康兵：《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经验分析》，〔上海〕《复旦学报》2004年第2期；张晓：《中国环境政策的总体评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等等。

　　③2009年3月笔者和课题组成员在某监测站收集实测数据时遭到拒绝，仔细商谈才知道原因：实测数据要经过市环保局修正后才可以公布。笔者比对了“实测数据”和“公布数据”，发现有很大差别，所以放弃了系统收集数据的念头。

　　④《辞海》对“觉悟”有两个相关的释义，指“从迷惑中醒悟过来”和“佛教谓领悟真理”，其中佛教中的觉悟的含义对今天的学术反思更具价值。“自觉”强调的是自己的“醒悟”或“领悟”。

　　⑤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上）》，〔北京〕《群言》2005年1期。

　　⑥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下）》，〔北京〕《群言》2005年2期。

　　⑦“环保部4个小组到达Y市处理水污染事件”(http://www.apc001.com.html/xinwen/200902/21-5179.html)。

　　⑧《Y市水危机肇事者上黑名单仍顶风生产》，〔上海〕《新闻晨报》2009年02月23日(http://env.people.com.cn/GB/146189/147132/147142/8850422.html)。

　　⑨2009年3月27日对村民的访谈。

　　⑩“Y市水污染事件需要层层问责”，2009年02月23日08:20，来源：〔北京〕《新京报》(http://env.people.com.cn/GB/146189/147132/147142/8850425.html)。

　　(11)2009年3月27日与地方政府官员的访谈。

　　(12)更为戏剧的一幕是，当我们准备拍摄最后的几张照片离开的时候，镇、区、市府分管官员突然出现在我们课题组成员的面前。

　　(13)Hannigan,John,Environmental Sociology:A Social Constructionist Perspective (Second edition),New York:Routledge,2006.

　　(14)罗亚娟：《乡村工业污染中的环境抗争——东井村个案研究》，2009年，河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6)有关此案例的材料，参见课题组成员陈涛的《生态现代化视角下皖南农村发展的实证研究——兼论当代中国生态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南京〕《现代经济探讨》2008年第7期）及《从“大养蟹”到“养大蟹”的环境社会学分析——兴村个案研究》（《〔南京〕河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17)2009年4月7日对卯集镇镇政府张先生的访谈。

　　(18)首先是区位格局的影响。卯集兴起于1980年代，当时它承西接东的区位优势比较明显：中原地区饲养大量羊群，同时它又接近西北地区，有大量生皮货源。所加工制成的“熟皮”运送到东部地区制成成衣。但时至今日，货源远近这样的交通条件已经很难成为一个主要性的因素，而中原地区与沿海地区（如浙江海宁）的总体经济实力的差距，以及人才、技术、信息、市场等等，势必影响它的发展后劲。另外，皮衣还与“时尚”、“流行”有关。

　　(19)有的污染行业冠之以“生态工业园”，以遮掩人耳目，显然不属于本研究所说的类型，但也从另外的侧面反映了“生态”的潜在市场和社会需求。

　　(20)2008年4月30日对Y油墨厂厂主的访谈。

作者介绍：陈阿江，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南京 210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