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文明史上的奇观
总体说来，在春秋战国那样一个诸侯割据，长期分裂动荡的时代，稷下设于一国之中而历一百数十年之久，应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之一。
三位一体 功能多样
首先，稷下是“学宫”，是一个大师云集的高等学府。从一所大学所必备的要素来看，稷下至少有三点颇为突出：一是有固定、宏大的校舍和优越充裕的设施条件。所谓“筑巨室，临康衢……高门横闶，夏屋长檐，樽罍明洁，几杖清严”（司马光《稷下赋》）。二是有众多的师生在此展开教学活动。文献记载孟子“从者数百人”，田骈有“徒百人”，淳于髡去世时竟有“弟子三千人”为其服丧，稷下人数最多时相传有“谈说之士七千余人”（《太平寰宇记》），可见师生人数之众。三是有一定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措施。据考定，《管子·弟子职》即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从内容上看，饮食起居、衣着服饰、课堂纪律、课后温习、尊敬师长、品德修养等都有具体的规定，说明稷下的管理制度是周密、严格的。
其次，稷下具有研究院的性质。在中国文化史上，稷下是以百家争鸣的思想学术文化中心彪炳史册的。因而，郭沫若先生早就指出：“它（稷下）似乎是一种研究院性质，和一般的庠序学校不同。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稷下的主要活动方式：期会、讲说、议论、研讨、诘难、争辩，有利于学术的探究和深化。稷下先生大多为诸子百家学派的学者，他们知识丰富，见闻广博，有鲜明主张，有理论建树；谈说言事，著书立说，往往旁征博引，曲尽事理，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学术性。
同时，稷下为后世遗留下大量的学术著作，也是其研究院性质又一最重要的诠释。除《孟子》《荀子》为两位著名稷下先生的著述之外，《汉书·艺文志》著录了汉人所见稷下先生的个人专著即有：《孙卿子》《蜎（环）子》《田子》《捷子》《邹子》《邹子始终》《慎子》《尹文子》《宋子》等共十余种，二百五十余篇之多。20世纪以来，《管子》研究学者经长期研究、考证，大多认为：《管子》一书录著了大量的稷下学者的论文，甚至有人提出：《管子》是稷下学者的论文集。
再次，政治参议院。稷下是田齐统治者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广揽人才而兴办的，因而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不言而喻的。还在稷下创始之时，齐桓公（午）即“设大夫之号”，而“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说明到威王、宣王时，则进一步将这一基本政策落到实处，这就将稷下先生与齐国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而“稷下先生喜议论政事”（《新序·杂事》），他们“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史记·孟荀列传》），正说明稷下先生们也是一些热衷政治，凭借其专业知识、学术声望出没于政治风浪之间善于弄潮的人物，两相结合，就使稷下成为中外政治制度史上也许是最早的颇具特色的政治议事机构。从文献中我们发现稷下先生主要承担三种政治身份：第一，谋士：宣传主张，议政建言。与后代的谋臣不同的是，稷下先生常常将自己或本学派政治主张的推行与议政建言相结合，因而其议政往往具有宏观性、指向性、理论性和政策性。孟子向齐宣王建议实行“仁政”，既是治国方略，又是统一天下之术，有明确主张，有系统论述，有清晰蓝图，有具体措施，充分体现了稷下先生的议政特色。第二，谏臣：匡正时弊，直言进谏。稷下先生往往在重大问题、在关键时刻提出忠直意见。据《说苑·尊贤》载：淳于髡以古代先王与宣王相比，批评齐宣王好马、好味、好色，而“独不好士”，迫使宣王“嘿然无以应”，从而达到劝其尊贤治国的目的。《盐铁论·论儒》所载齐闵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则反映出稷下先生特有的进谏风格：既直言忠谏，又坚持主张不妥协，充分显示其斗争性、独立性。第三，外交家：排难解纷，出使外国。在战国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稷下先生是一支活跃的力量，他们往往在重要关头，奉齐王之命，出使别国，排忧解难，完成外交使命。如：邹衍曾出使赵国；淳于髡也曾“为齐使于荆”，并在“楚大发兵加齐”之时，受齐王之请“之赵请救”。又据《艺文类聚》引《鲁连子》载：“齐田单破燕军，复齐城，唯聊城不下。燕将守数月，鲁仲连乃为书，著之于矢，以射城中，遣燕，燕将得书，泣三日，乃自杀。”由上可见，稷下学者在齐国政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需要说明的是，稷下的多重功能是有机和谐地统于一体的，它的政治功能是以各派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为主体实现的；而其学术活动，既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又与教育实践紧密结合，使稷下成为兼具研究院、政治参议院功能的大学堂。
学术自由 堪称典范
稷下学宫之所以能成为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主阵地，主要在于它实现了真正的学术平等与自由。
稷下学宫是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国办大学，“喜议政事”是其基本功能，“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事主”是稷下先生的强烈愿望。因而，他们可以对齐统治者独立自由地发表政治见解甚至提出批判反对意见，而齐统治者则对各种意见，一概采取从善如流，平等相待的态度，这就是一种更为珍贵堪称典范的平等精神。因而，稷下的学术自由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尊重学士，平等礼遇。为了吸引大量学者来稷下讲学、争鸣、议政，齐国统治者采取特殊的政策为学者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来者，热情接待，精心安置；走者，以礼相送，重金馈赠；离后再来，仍然欢迎。政治上，齐国君主不以政治干涉学术，不以好恶而行褒贬，“礼贤下士”是战国时代的风尚，但齐国统治者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不仅为当时各国所少见，在数千年中国文化史上，也堪称典范。正在稷下学宫鼎盛之时，齐国发生了一次著名的稷下先生和齐宣王关于“贵士”的辩论。《战国策》记载：“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默然不悦。”接下去，宣王的左右和颜斶就士贵还是王贵展开了激烈辩论。出人意料，颜斶的“士贵”说竟占了上风，更叫人惊奇的则是辩论之后宣王的表态：“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愿请受为弟子。且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可谓历史上尊重学者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