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唐镜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唐 镜
摘要: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主要是指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的,并贯穿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注重人伦道德,追求崇高理想,肯定人的价值,重视群体和谐的理论和学说。其基本内容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道精神、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意识与宇宙情怀、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和进取精神、禀然大义的人格气节和高尚的情操、宽厚仁爱的道德追求。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 (2011)2-135-02 作者:吉首大学伦理学所教授;湖南,吉首,41600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其主流精华部分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浓缩,是我国历史上形成的种种传统美德的思想基础,是现代人文主义精神的重要思想渊源。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华,可以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添一份文化力。
一、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道精神
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人的评价很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文”、“人道”、“人伦”、“人性”这样一些表达人文精神的概念、范畴以及崇尚文明教化、高扬人的价值、倡导主体道
德、追求理想人格的种种论述已普遍被人们所采用。
1.远天近人。中国文化从不追求空想的精神“天国”,总是把理性的目光聚焦于现实人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强调的是保持和追求世间的幸福和快乐。这种“远天近人”的宗教态度,是孔子为我们开启出来的文化之原。人的生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都在现实的人生之中,在人际关系之中,在你我他的联系之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便是中国人的终极关怀。
2.人为万物之灵。中国文化强调天地之性人为贵,给人以很高的地位。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老了·二十五章》)邵雍认为:“惟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八》)“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中庸》)把人与天地并立为“三才”,而且只有人才能参与天地生化不息的进程。正是这种以人为万物之灵的观念,使得中国文化在其源头上就摆脱了宗教神学的羁绊,中国文化是以人为中心来建构、以人心和人生为观照,给个人设计、归属取向、社会理想都打上了鲜明的人文主义烙印。
3.以民为本。中国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尚书《夏书·五
子之歌》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夫民,神之主也。是已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民,神之主也。”(《左传·僖公十九年》)“民者,君之本也。”(《春秋·榖梁传》)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后来2000多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人众而不亲,非其人也”(《管子·霸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管子·牧民》)、“上观于贤,下听于人”、“人有非上之过,所谓正士”(《管子·桓公问》)的民本原则。这些思想和原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民主性精华的内容,值得认真总结。
4.以生为乐。中国文化教导人们追求一种快乐的人生。这就是孔子所主张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至远方来不亦乐乎”、“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孔子非常赞赏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回也不改其乐也”(《论语·雍也》)的乐观主义精神。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孔颜乐处”只看成是儒家的一种教义,“孔颜乐处”的真正含义就是要人们追求和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这种以生为乐的价值观,已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普遍意识、一种文化、一种民族性格。
二、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意识与宇宙情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命意识与宇宙情怀,不仅是人文的,而且是自然的神圣的。它追求人的世界、自然的世界、超越的世界
的联系与勾通,是一种生态的哲学人学。
1. 天人相通。所谓天人相通,是指天道与人道的相互联系、相互贯通。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天与人不是根本对立的,也不是截然分离的,天人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天的本性也就是人的本性,天道与人性实通一而无二。这就是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天地人只是一道也,才通其一,则余皆通。”(《语录·十八》)这种天人相通的理论,其目的就是要把自然与人文贯通开来,其实质是要说明和论证宇宙之根本乃是人伦道德之最高准则,道德原则乃是宇宙根本在人类社会的具体展现,宇宙之理也就是人伦日用之理。在人为性,在物为理,在事为义,都是宇宙根本的体现。
2. 天人协调。中国文化不仅讲人与万物一体的道理,而且更强调热爱自然、与自然心心相应、同气相感,强调在行动上要促使各种生命的蓬勃发展。《象传》说:“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右民。”《系辞》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地而无违,后天地而奉时。”这种“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仁篇》)“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的思想,把人与天地万物视为血脉相连、痛痒相关的生命整体,把人与宇宙看成是一个大家庭,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3. 赞天地之化育。在中国文化中,人在自然界的作用就是“参
赞化育”。“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中庸》)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在中国文化观念中,自然界是伟大的,但自然界的伟大是由人来完成的;自然界是有目的的,但自然界的目的是由人来实现的。由于人能够推致而实现其诚性,认识到天地化育之道,因此能承担起“赞天地之化育”的使命,这就是所谓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三、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和进取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传》)。中华民族历经多种变故,之所以能生生不息,并绵绵不断地在弘扬人文中开拓自我,所依赖的就自强不息的生命活力。这种生命活力在后来民族文化的发展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弘扬。
1. 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秦伯》)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滕文公下》)把自觉为国家民族承受苦难,作为担当大任的条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勿乱其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范仲淹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乐。”(《岳阳楼记》)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横渠文集·性理拾遗》)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既是一种宇宙情怀,也是一种德理性,更是一种文化自觉。“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之有责焉”(《顾夷武·日知录》)更是把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传递到千家万户,古往今来无数贤达的仁人志士,禀承这一民族传统,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形态。
2. 坚忍不拔的精神境界。中国文化强调“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子罕》)“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违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这就是中国文化所强调的人生态度,把困难、挫折、痛苦作为人生的财富,把坚贞不屈、不畏艰险、不惧挫折、奋斗不息作为精神追求。正是这种民族文化,锻造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
3. 人能弘道的入世精神。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哉?”“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第四》)为仁由己的人生态度对中华民族主体精神的培育有重要影响。孟子的“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朱熹的“实用其力”,“无不可至”(《四书集注》)王夫之的“圣人之志在胜天”,“修身以俟命,慎动以永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读通鉴论·卷二四》)都十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说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只要积极进取,就能有所作为。
四、禀然大义的人格气节和高尚的情操
中华民族历来有“见危授命”、“威武不屈”的精神。在国家和民族的危难面前,从来不乏志士仁人挺身而出,赴汤蹈火,表现出大义凛然的高尚气节和情操。
1. 不为权势、财富所动。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特别强调“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荀子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重死而持义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荣辱》)主张以道德情感来抑制其个人欲望,要求在“利”与“义”发生冲突时,“见利思义”、“舍生取义”。其目的是为了培养一种君子人格。这既是是个人道德修养方面的重要原则,也是个人道德践履方面的重要内容。
2. 临危赴难、勇于献身。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君子。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在危难面前,不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宁可牺牲自己来成全仁德,这才是高尚的人。这种“临大节而不可夺”、“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人生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
六、宽厚仁爱的道德追求
中国文化主张“自天子以至庶人一俟以修身为本。”(《大学》)曾子强调“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孟子强调“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荀子要求“君子博学而参省乎已。”
(《荀子·劝学》)要求人们时刻注意与自己的良心进行沟通,不断地唤醒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道德良心。
1. 仁者爱人。“仁”的概念和仁德的提出,可以说是孔子的一个伟大贡献。“仁”的内涵,最根本、最核心的是“仁者爱人”。“爱人”不只是一种心态,更重要的是一种善的意志,是一种理智的决断。“我欲仁,斯仁至矣。”(《荀子·劝学》)“仁”德提出的意义就是要“立人极”。所谓“立人极”就是要建立作“人”的标准。也就是说,人只有按照“仁”的要求去做,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孔子提出“仁”的价值理想,其目的就是要把人类社会中的仁爱精神和仁爱要求,化为每个人的内在自觉。
2. 君子人格。按照仁德的要求,做人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君子人格,一个是圣人人格。君子是对社会大众而言的。孔子对君子人格作了明确的规定:“君子泰而不骄”(《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仁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君子求诸己”(《论语·卫灵公》)“君子病无能也,不病人不己知也。”一句话“君子去仁,恶夫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君子人格的这种价值追求,锻造了中华民族温、良、恭、让的民族性格。
3. 趋善慎独。在中国文化中,善是一种崇高的道德境界,要达到这一境界,就必须有一种“慎独”的功夫。所谓慎独,就是在别人看不到听不见的情况下,必须谨慎从事,决不自欺欺人。也就是张载所说的“不欺暗室”、“不愧屋漏为无黍”(《近思录》)“道
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不见乎隐,莫显乎微,最君子慎其独也。”(《中庸》)慎独既是道德修养的方法,也是一种道德能力。慎独,能使我们避免患上独处恐惧症,避免良心、良知与良能被物欲所遮蔽,是避免灾祸的最好方法。
4. 谦和礼让。“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的作用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孟子说:“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滕文公上》)《礼记》曰:“君子睦以合族”。谦和礼让,是做人的基本品格。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这就在更大的范围内提出了人民间和睦相处的问题。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的命题,认为天下万民都是我们的同胞兄弟,世间万物都是我们的同伴朋友,表现了中华民族包融天下、泛爱万物的宽广胸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它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人民间友好和睦相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它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将发挥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1]韦政通:《中国的智慧》,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2]朱義禄:《从圣贤人格到全面发展—中国理想人格探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3]张岱年:《玄儒评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236页。[4]中国文化书院演讲录第一集:《论中国传统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139~152页。[5]唐镜:《德治中国—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论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