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教育改革三大败笔
一、大学教育的产业化
在任何国家，大学都是非盈利机构。但在中国，大学则是名副其实的产业，是一部赚钱的机器。邓南巡以后，整个国家的惟一目标就是赚钱，大学也无可避免。
在前些年，当经济增长缺少动力的时候，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还公然提倡把教育转化成为一个新增长点。政府提倡科教兴国，把着眼点放在“钱”上；大学的校长们想要提升自己，也把眼光落在“钱”上。
“钱”似乎成了中国教育改革的万能良药。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钱”并没有给大学教育带来任何希望，反而导致了无穷的消极后果。
把创收作为目标，自然带来教育质量的大大下降。现在的很多大学教授把赚钱当作正业，而把教学和科研作当副业。当然，连教学和科研也是以“钱”为目标的。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大学向有钱阶层屈服，教授向有钱学生屈服。大量有钱阶层的人士，如商界和政界的人涌入大学。他们中间尽管有很多好的学生，但不可避免的是存在着大量的文凭、权、钱之间的交易。
这样做对大家都有好处，教授、政治人物、商界人物都是“同学”，结成一体，对各自的未来都是增值的，惟一受损的就是教育制度。
在另一边，农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子女则缺乏接受大学教育的激励机制。考大学从来就是社会底层家庭改变贫穷状况和个人前途的最主要的一个途径。只要有可能，社会底层的子女都会拼命努力来争取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但在教育产业化的今天，社会底层家庭及其子女普遍缺乏动力。因为即使他们成绩最好，他们也承受不了高额学费的负担。这些年来，考上了大学却因没有钱而无法上大学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些学生或者其家长甚至因此走上了自杀之路。
对社会底层人士来说，受教育机会的被剥夺几乎等于生存机会的被剥夺。在中国的传统里，这种情况经常导致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现在也不例外，政权最终是要承担或者消化这样那样的政治后果的。
二、毫无理性的大学升级
从师范学校升为学院，从学院升为大学。高等专科学校不见了，专门性的学院不见了，代之以到处林立的大学。北京的学院路从前是名副其实，但现在全部升格为大学。
中国大学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多一些大学没有什么不对。但问题是迄今为止的大学升级毫无理性所在。升级的动力大多来自于政治。教育部没有一个理性的宏观图景，让各个地方自行升级。
为了地方利益，地方官员都希望自己的地盘里有大学的存在。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地方领导的政绩之一。地方领导喜欢，学校的领导更喜欢。随着专科升为本科，学校领导的行政级别也自然跟着往上升。没有什么不好，皆大欢喜。
这样做受损的也还是国家和学生。现在一方面是大学生大量积压，找不到工作而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是公司找不到有用的技术技能工人。在很大程度上，大学把大量的本来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培养”成了学无所用的废料。
中国现在是个工业化中的国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也会继续是。这种经济要求大量的技术型熟练工人，大学理应配合这种经济发展趋势，但却没有这样做。中国有大量的基础研究，但就是没有办法把它们转化成为产品。即使可以转化成为产品，但也没有好的工艺水平。这和德国、日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可以说，缺乏高技能的熟练工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制约。这种制约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会越来越明显。
三、假大空的并校风
为了赶上世界水平，这些年来中国到处出现合并风。企业的合并重组还说得过去，但大学的合并就显得毫无道理可言了。不知道这是领导层本身的思想还是从哪一个国家学来的经验？如果说大学升级的动力和地方利益有关，大学合并显然来自上层。
上层搞瞎指挥，下面就跟着做。什么硕士点、博士点，什么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什么教育科研基地等等，都要上面来批准。这样就强行制造出大学合并的激励机制来了。一些大学之间本来就是矛盾重重，但上面也要求强行合并。大的就是好的，大的就是先进的。
但是事与愿违。大学合并了，不但假大空，而且失去了各自的特色。什么都没有改变，什么也改变不了，只是一种变相的权力再分配而己。
教育改革关系到长远国家利益，并且是极其复杂的大事情，可惜的是，“钱”字当头的教改思想已经给中国的教育带来了弃之不掉的负面效果。这种思维方式不纠正，无论怎样的教育改革也会无济于事。一、大学教育的产业化
在任何国家，大学都是非盈利机构。但在中国，大学则是名副其实的产业，是一部赚钱的机器。邓南巡以后，整个国家的惟一目标就是赚钱，大学也无可避免。
在前些年，当经济增长缺少动力的时候，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还公然提倡把教育转化成为一个新增长点。政府提倡科教兴国，把着眼点放在“钱”上；大学的校长们想要提升自己，也把眼光落在“钱”上。
“钱”似乎成了中国教育改革的万能良药。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钱”并没有给大学教育带来任何希望，反而导致了无穷的消极后果。
把创收作为目标，自然带来教育质量的大大下降。现在的很多大学教授把赚钱当作正业，而把教学和科研作当副业。当然，连教学和科研也是以“钱”为目标的。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大学向有钱阶层屈服，教授向有钱学生屈服。大量有钱阶层的人士，如商界和政界的人涌入大学。他们中间尽管有很多好的学生，但不可避免的是存在着大量的文凭、权、钱之间的交易。
这样做对大家都有好处，教授、政治人物、商界人物都是“同学”，结成一体，对各自的未来都是增值的，惟一受损的就是教育制度。
在另一边，农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子女则缺乏接受大学教育的激励机制。考大学从来就是社会底层家庭改变贫穷状况和个人前途的最主要的一个途径。只要有可能，社会底层的子女都会拼命努力来争取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但在教育产业化的今天，社会底层家庭及其子女普遍缺乏动力。因为即使他们成绩最好，他们也承受不了高额学费的负担。这些年来，考上了大学却因没有钱而无法上大学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些学生或者其家长甚至因此走上了自杀之路。
对社会底层人士来说，受教育机会的被剥夺几乎等于生存机会的被剥夺。在中国的传统里，这种情况经常导致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现在也不例外，政权最终是要承担或者消化这样那样的政治后果的。
二、毫无理性的大学升级
从师范学校升为学院，从学院升为大学。高等专科学校不见了，专门性的学院不见了，代之以到处林立的大学。北京的学院路从前是名副其实，但现在全部升格为大学。
中国大学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多一些大学没有什么不对。但问题是迄今为止的大学升级毫无理性所在。升级的动力大多来自于政治。教育部没有一个理性的宏观图景，让各个地方自行升级。
为了地方利益，地方官员都希望自己的地盘里有大学的存在。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地方领导的政绩之一。地方领导喜欢，学校的领导更喜欢。随着专科升为本科，学校领导的行政级别也自然跟着往上升。没有什么不好，皆大欢喜。
这样做受损的也还是国家和学生。现在一方面是大学生大量积压，找不到工作而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是公司找不到有用的技术技能工人。在很大程度上，大学把大量的本来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培养”成了学无所用的废料。
中国现在是个工业化中的国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也会继续是。这种经济要求大量的技术型熟练工人，大学理应配合这种经济发展趋势，但却没有这样做。中国有大量的基础研究，但就是没有办法把它们转化成为产品。即使可以转化成为产品，但也没有好的工艺水平。这和德国、日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可以说，缺乏高技能的熟练工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制约。这种制约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会越来越明显。
三、假大空的并校风
为了赶上世界水平，这些年来中国到处出现合并风。企业的合并重组还说得过去，但大学的合并就显得毫无道理可言了。不知道这是领导层本身的思想还是从哪一个国家学来的经验？如果说大学升级的动力和地方利益有关，大学合并显然来自上层。
上层搞瞎指挥，下面就跟着做。什么硕士点、博士点，什么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什么教育科研基地等等，都要上面来批准。这样就强行制造出大学合并的激励机制来了。一些大学之间本来就是矛盾重重，但上面也要求强行合并。大的就是好的，大的就是先进的。
但是事与愿违。大学合并了，不但假大空，而且失去了各自的特色。什么都没有改变，什么也改变不了，只是一种变相的权力再分配而己。
教育改革关系到长远国家利益，并且是极其复杂的大事情，可惜的是，“钱”字当头的教改思想已经给中国的教育带来了弃之不掉的负面效果。这种思维方式不纠正，无论怎样的教育改革也会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