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系的特点_等级制度

中华法系的特点

-等级特权制度

2007~2008学年

学期测验论文

姓名：薛 豪

学号：2007102834

专业：法律硕士 研究生

Ken 中华法系的特点之一：等级特权制度 第 2 頁 2 2013-11-13

中华法系的特点-等级特权制度

前言

我国古代东周时期，由于铁器等生产工具普遍使用，经済型态进入转变阶段，生产力水平得到提升，同时教育逐渐普及，形成诸子百家争呜的现象，国家、人民思想开始解放。此时，做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在战国时期法律制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奴隶制法律转变为封建制法律。法律体现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长达四、五千年攸久历史的中华文明，以及逐步形成的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创新与反思，开拓了许多令人赞叹不已的智慧结晶与光辉成就。本文将就中华法系的特点之一：等级特权制度，延续学生在课堂报告时所做之课题，进一步展开，做相关文献汇整及个人阅后心得整理的短篇论述。

在中华法系中有许多的特点，它与世界上其法系既有相似、累同之处，但又有本质上与内容上的区别，以下是其特点的实质内容及相关案例论证。

等级特权的法律起源

曹魏《新律》正式将“八议”定入法典，与此同时还有“官当”制度出现，确立了维护贵族官员的特权制度。“八议”是指对八种权贵人物若触犯法律、做出犯罪行为以后，在审判上给予特殊照顾，所谓“大者必议，小者必赦”，官府不得随意专断，必须上奏朝廷论处的一种特殊对待。而《晋律》在沿用“八议”的同时，规定“除名比三岁刑”、“免比三岁刑”1。虽不能确定晋代以“除名”、“免”抵罪，但这种相比的做法，实为以后“官当”之制的滥觞。

八种权贵人物分别是“亲”（皇帝宗室亲戚）、“故”（皇帝故旧）、“贤”（朝廷认为有大德行的贤人君子）、“能”（政治、军事等方面有大才能者）、“功”（对国家有大功勋者）、“贵”（有一定级别的官爵）、“勤”（为国家服务卓著有大勤劳者）、“宾”（前朝皇帝及后裔）。

“八议”之说源于《周礼》“八辟”。周有“刑不上大夫”，汉有“先请”之制2，但未形成完整体系。曹魏总结前代经验，制定魏律时，使“八议”成为封建法典的主要内容之一。“八议”入律，使贵族官僚地主阶级享有特权，驾于一般法律制裁之上，为统治阶级中的不法份子大开方便之门，以及统治阶级利益的保障起到重要作用。

举例来说，东晋成帝时，庐陵太守羊聃为非作歹，滥施刑杀，一次错杀无辜190人，“有司奏聃当死”，但因景献皇后是他的祖姑，属“议亲”之列，免于处死3。南梁武帝时，“王1 〔晋〕杜预：《注律序》

2 汉代曾有人（应劭）提议援用“八辟”，但未被确认

3 参见《隋书•刑法志》。后来其甥琊太妃请命，免其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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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皆长而骄蹇不法”，“或白日杀人于都街；劫贼亡命，咸于王家首匿”4。晋时傅玄就曾指出：“八议”是“纵封豕于境内，放长干左右”5。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多行“九品中正制”，朝廷用人以家世门第为标准，为保证世族地主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进一步扩大了官僚在法律上的特权，“官当”制度应运而生，继晋之后的梁，在官身犯，只处罚金6。官品从一阶当刑二年；免官者，三年以后照原官阶降一级叙用7。《陈律》则正式使用“官当”一词，规定品官犯罪判五年、四年徒刑的，准用官职抵二年刑，余刑居作外，属公罪过误，可处罚金；判二年徒刑的，可用赎刑8。

随着法律典章、制度的逐渐完善，等级特权制度在唐代时期达到顶峰、日臻完备，形成中华法系的特点之一。及至明、清始为加强官吏控制而取消某些贵族官僚阶级的特权，例如“官当”，但如“罚俸”、“降级”仍可为特权使用。

等级特权的实质内容

 秦汉时期

形成维护特权的制度，在法律上保护特权阶级的一定利益，主要是指对贵族、官员中的犯罪者减免处罚。例如《具律》规定，“公士、公士妻及„年七十以上，若年不盈十七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又规定，“上造、上造妻以上，及内公孙、外公孙、内公正耳玄孙有罪，其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耐以为鬼薪白粲。”有的学者指出，“律文『有罪当刑』之『刑』乃为肉刑，与『完』相对，『完』指不施加致伤肌肤之肉刑。张家山汉简所见有爵者之减免刑罚仅涉及肉刑与徒刑，不包括死刑9。另外，贵族、官员的法律特权还表现在对侵犯者的加重处罚一。例如《贼律》规定，“其毋伤也，下爵殴上爵，罚金四两。殴同死（列）以下，罚金二两。”受害者的爵位高于加害者，就从重处罚加害者。《贼律》又规定，“以县官事殴若詈吏，耐。所殴詈有秩以上，及吏以县官事殴詈五大夫以上，皆黥为城旦舂。”这是说因公事殴打谩骂低级官吏，被判处耐刑（剃鬓须），而殴打谩骂有秩以上官员和五大夫以上爵位者，则被判处黥为城旦舂（最重的徒刑附加黥刑）。受侵害官职与爵位的高低决定了加害者受刑的轻重，可见法律对贵族官员之特权的保护相当细致周到。

 唐代时期

– 八议制度

1) 议亲：皇帝袒免以上亲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缌麻以上亲，皇后小功以上亲。简言之，就

是皇帝及后妃的近亲属。

2) 议故：故旧。疏议曰，宿得侍见，特蒙接遇历久者。皇帝故人旧友，关系久而甚深者。

3) 议贤：有大德行。疏议曰，谓贤人君子，言行可为法则者。 4 《隋书•刑法志》

5 《太平御览•傅子》，卷五二

6 参见《隋书•刑法志》

7 参见《魏书•刑罚志》

8 参见《隋书•刑法志》

9 李均明：《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适用刑罚原则》，载《郑州大学学报》，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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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议能：有大才艺。能整军旅，莅政事，盐梅帝道，师范人伦者。曾显示才能出众的官员。

5) 议功：有大功勋。疏议曰，能斩将搴旗，摧锋万里；或率众归化，宁済一时，匡救艰，

铭功太常者。即为国家建立过显赫功勋而在太常寺有记录的人。

6) 议贵：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即国家高官或有国公以上爵位者。

7) 议勤：有大勤劳。疏议曰，大将攻恪居官次，夙夜在公；若远使绝域，经涉险难者。即

勤于公务，久有“苦劳”之人。

8) 议宾：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也就是前两个王朝皇帝的嫡系传爵后裔，所谓“天子不臣”

而视为国家宾客者。

八议之人获得什么样的特殊对待呢？《唐律疏议》说：“礼云刑不上大夫，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也。其应议之人„若犯死罪，议定奏裁，皆须取决宸衷，曹司不敢与夺。此所谓重亲贤、敦故旧、尊宾贵、尚功能也。以此八议之人犯死罪，皆先奏请，议其所犯，故曰八议。”这些特殊待遇，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项：

1) 八议之人犯罪，法司不得直审判；只能将其罪状、身份等奏报朝廷议处，这就叫做“条

录所坐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10。

2) 尚书令在办公大厅主持会议商定处理方案，奏请皇帝圣裁，叫做“都堂集议，议定奏裁”。

《唐律疏议》说，“议者，原情议罪，称定刑之律而不正决之。”《狱官令》规定，诸狱囚应入议请者，皆申刑部，集诸司七品以上于都座议之“11。不知“都堂”和“都座”是否一回事。

3) 皇帝一般会下旨减轻处罚，赦死刑为流刑。即使仍为死刑，一般赐死于家。流罪以下则

例减一等。

4) “犯十恶者不用此（八议）律之罪”12。这是从北齐律“重罪十条”的“不在八议论赎

之限”13而来的。

总之，“八议”之制，作为官僚贵族特权制度，重在“议”和“减”二字。前者是程序特权，后者是实体特权。

– 上请制度

所谓上请制度，就是一定范围的官僚贵族犯死罪时，法司进行审理后，列举罪状，拟出判决，并开列其应该享受“奏请”特权的理由，不通过宰相，直接奏请皇帝裁决。

《唐律•名例律》规定，“诸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应议者期以上亲及孙、若官爵五品以上，犯死罪者，上请。”《疏议》说：所谓上请，就是“条其所犯及应请之状，正其罪名，别奏请。”所谓“别奏”就是“不缘门下，别录奏请，听敕”。简言之，对于皇太子妃、八议之人的近亲属及五品以上高官，在其犯死罪时，可以依法审判，初拟判决后，报皇帝圣裁；这种奏请，无须像平常奏请一样经过门下省（中枢行政机构），可以越过宰相机构直接上奏皇帝；最后“听敕”即以皇帝的敕令为真正判决。 10 《唐律疏议•名例二》

11 《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员外郎”条引《狱官令》

12 《唐律疏议•名例二》

13 《隋书•刑法志》言北齐“重要十条”有“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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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请”特权适用者的范围要大于“八议”，其身份也低于“八议”。因此，当“上请”者的实际特权比“八议”者小，只是“上请圣裁”，没有“都堂集议”的程序。可以说，广义上的“上请”包括“八议”之人，“八议”之人当然有“上请”特权；但狭义的“上请”之人只是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到五品以上这一部分人，他们没有被“议”之特权。

除“上请”特权之外，应“请”之人犯流刑以下罪，当然减刑一等，这也是一个显着特权。但是，如果他们犯的是“反逆缘坐”（因亲属犯谋反、谋叛、谋大逆之罪而应连坐者）、杀人，监守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等罪者，不适用“上请”。

– 例减制度

狭义上讲，就是对于一定范围的官僚贵族犯流刑以下之罪，照例减刑一等。这个范围，大约是两种人：一是七品以上官员，二是应“上请”之人的近亲属（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所谓例减一等，就是流刑减为徒刑，徒刑则可以从徒三年减为徒二年半。

不过，广义的“例减”还应包括：(1)应“八议”之人流罪以下例减一等；(2)应“上请”之人流罪以下例减一等。

法律规定有些情形不得减刑：应减之人若犯应处加役流之罪、反逆缘坐应处流刑之罪、过失采伤父母祖父母之罪应流、犯不孝罪应流，以及依法逢大赦仍应流放之人，“各不得减赎调除名配流如法”。对于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犯过失杀伤罪应处徒刑者，故意殴伤他人致残应流放者，男人犯盗罪应处徒刑以上者，妇女犯奸罪者，均不得减刑或收赎。

法律还规定，一人兼有议、请、减三特权者，唯得以一高者减之，不得累减。但是若系从坐应减、自首应减、故失应减、公坐相承应减，同时又有议请减待遇者，可以累减。

– 赎刑制度

《唐律》规定的赎刑制度，是指一定范围的官僚贵族犯流刑以下罪时，依法可以以缴纳资财代刑。这些官僚贵族主要指三种人：一是应该“八议”、“上请”、“官当”之人，二是九品以上官员，三是应“例减”之官员的近亲属。此外还包括“五品以上妾犯非十恶者，流罪以下听以赎论”。

赎刑的金额标准，法律有明文规定，例如流刑是铜80斤到100斤，徒刑是铜20斤到60斤，杖刑是铜6斤到10斤；笞刑是铜1斤至5斤。死刑在皇帝特旨赦免时也可以赎，赎金是铜120斤。

《唐律》也规定有些情形不得赎刑：加役流、反逆缘坐流、子孙犯过失流、不孝流、会赦犹流等五种情形不得赎刑；对于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犯过失杀伤之罪应处徒刑者不得赎刑；故意殴伤他人致残应流刑者不得赎刑；男人犯盗罪应处徒刑以上，妇女犯奸罪者，不得赎刑。

除作为特权的赎刑外，还有“疑罪从赎”的赎刑。

– 官当制度

所谓官当，是指一定范围的官员和有爵者犯罪，依法可以官或爵抵当徒刑。

《唐律》规定，官员以官爵当徒刑时，若系私罪，五品以上官可以抵当二年徒刑，九品以上官可以抵当一年徒刑；若系公罪，可以各加当一年，即五品以上官当三年徒刑，九品以Ken 第 6 頁 2013-11-13

上官当二年徒刑。

流刑也可以官当，三等流刑都视同徒刑四年，用官爵当之。

如果官爵和刑罚之间有“差额”怎么办，唐律规定，“罪轻不尽其官，留官收赎；官少不尽其罪，余罪收赎”14。官当者并非永远丢官，而是“期年以后，降先品一等叙”。

《唐律》还规定，有职事官（含散官、卫官）、勋官两种官职者，先以职事官职中的高品级职务来当，然后再以勋官来当。“若有余罪及更犯者，听以历任之官当”，就是用两种官职当完以后还有罪没有当尽，或官职当完以后力犯新罪，可以用过去“历任之官”抵当。15

– 关于免官、免所居官、除名

从前人们一般把免官、免所居官、除名也视为唐律中独立的特权制度，其实不妥。 这几个制度，实际上只是对享受议、请、减、赎、当特权者的“配套处罚”。就是说，在受到议、请、减、赎、当优待后的替代处罚的同时，还是要配套有一些行政处分，免掉官职或者除名。

所谓“免官”，不概是以下三重含义：(1)对象。凡官员，犯奸盗略人及受财而不枉法之罪，犯流徒之罪狱成（已判决）逃走者，祖父母、父母犯死罪被囚禁而作乐及婚娶者；(2)内容。二官并免，即既免除职事官（含散官、卫官），又免除勋官；(3)附加待遇。“三载之后，降先品二等叙。”简言之，这些犯罪不可能仅以“免官”来抵刑16，只能是在依法处其它刑罚之后再配套“免官”。这样规定，大概是为了显示对公务员犯上述几类罪行（在依法应予特权同时）加以行政处分以肃官纪之意。

所谓“免所居官”，大概是三重含义：(1)对象。凡官员，其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者，其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委亲之官者，在父母丧期生子及娶妾者，兄弟别籍异财者，冒哀求任者，奸淫监临（管辖）所属杂户、官户、部曲及婢者；(2)内容。“免所居之一官”，就是免除其实际任事的官职；若兼带勋官者，免其职事官。简言之，就是免除其最实际有权力的官职。这一处罚比“二官并免”的“免官”要轻。免所居官，也是种配套处分。例如《唐律•职制律》规定，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讳、委亲之官等行为，徒一年半。那么这里的“免所居官”显然是与“徒一年半”配套的处分。(3)附加待遇。“期年以后，降先品一等叙”。一年以后可以降一级叙用。

所谓“除名”，大概是三重含义：(1)对象。凡官员，一恶、故杀之罪，或因亲属犯谋反谋逆而应缘坐，已判决而逢大赦者；监守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者；杂犯死罪者；犯死罪在禁身死者；免死别配者；背死罪逃亡者。(2)内容。“除名者，官爵悉除，课役从本色”，就是彻底免除官和爵，贬为庶民，依法承担赋税徭投义务。这也是在依法应受其它刑罚的同时作出的配套行政处分。(3)附加待遇。“六载之后哳叙，依出身法”。就是六年之后可以比照秀才、明经之类出身的标准重新做官。例如“三品以上，奏闻听敕；正四品，于从七品下14 《唐律疏议•名例三》

15 《唐律疏议•名例二》，以官当徒“条注“历任之官”云：“历任，谓降所不至者”，疏议

曰：“听以历任降所不至告身，以次当之”。唐律中的“降”有二义，一指与赦类似的普遍减刑，二指官员“降级”。“降所不至告身”，大约指官员们早已拥有的、谓尚未经过“降”的职务身份

16 例如《唐律•职制律》规定，“祖父母、父母及夫犯死罪被囚禁，而作乐者，徒一年半” Ken 第 7 頁 2013-11-13

叙；从四品，于正八品上叙”17等。

这三者作为对官员们的配套行政处分，是有轻重等级之分的。除名最重，免官次之，免所居官最轻。如果考虑到这三者是与其它特权制度配套适用，考虑到这三者有“重新叙用”等附加待遇，则将三者视为配套特权也未尝不可。至于“免所居官比徒一年，除名者比徒三年，免官者比徒二年”之规定，是为“诬告反坐”而设，并非以免官、除名抵当徒刑18。

– 其它优惠待遇

唐代律令规定的官僚贵族法律特权远远不止以上几条。例如其它法律优遇尚有：(1)不得擅自拘禁和审问。《狱官令》规定，“诸职事官五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犯罪合禁，在京者皆先奏；若犯死罪及在外者，先禁后奏。其职事官及散官三品以上，敕令（收）禁推（问）者，所推之司皆覆奏，然后禁推”19。即使是皇帝下旨特令收禁审讯的官员，承审官还须“覆奏”即再次向皇帝奏报后才可以拘审；(2)允许“责保参对”。《狱官令》规定，“诸应议请减者，犯„公坐流、私坐徒，责保参对。其九品以上及无官应赎者，犯徒以上„款定，皆听在外参对”20。所谓“责保参对”，大约相当于今日取保候审；(3)不得拷讯。《狱官令》规定，“诸应议、请、减者„并不合拷讯”； (4)散禁、锁禁而不必戴枷杻。《狱官令》规定，“诸应议、请减者，犯流罪以上，若除、免、官当者，并锁禁„„其九品以上即无官应赎者，犯徒以上，若除、免、官当者枷禁，公罪徒并散禁，不脱巾带”。

案例分析-裴景仙乞赃案

 案件史料

武强令裴景仙犯乞取赃积五千匹，事发逃走。上大怒，令集众杀之。朝隐执奏曰：“裴景仙缘是乞赃，犯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属缔构，首预元勋。载初年中，家陷非罪，凡有兄弟皆被诛死。又景仙独存，今见承嫡。据赃未当死坐，准犯犹入请条。十代宥贤，功实宜录；一门绝祀，情或可哀。愿宽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则旧勋斯允。”手诏不许，朝隐又奏曰：有断自天，处之极法。生杀之柄，人主合专；轻重有条，臣下当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为赃，数千匹止当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枉法当科，欲如何辟？所以为国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随人，曲矜仙命„又景仙曾祖寂，草昧忠节，定为元勋，位至台司，恩倍常数。载初之际，被枉破家，诸子各犯非辜，唯仙今见承嫡。若寂勋都弃，仙罪特加，则叔向之贤何足称者，若敖之鬼不其餧而？舍罪念功，乞垂天听„伏乞采臣之议，致仙于法。古乃下制曰：“罪不在大，本乎情；罚在必行，不在重。朕垂范作训，庶动植咸若，岂严刑逞戮，使手足无措者哉？裴景仙幸藉绪余，超升令宰，轻我宪法，蠹我风猷，不慎畏知之金，讵识无贪之宝，家盈黩货，身乃逃亡。殊不知天孽可违，自愆逭，所以不从本法，加以殊刑，冀惩贪暴之流，以塞侵渔之路。然以其祖父昔预经纶，佐命有功，缔构斯重，缅怀赏延之义，俾协政宽之坎，宜舍其极法，以窜遐荒。仍决杖一百，流岭南恶处。21 17 《唐律疏议•名例三》

18 参见《唐律疏议•名例三》“除名比徒”条

19 〔日〕仁井日升：《唐令拾遗》718页，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

20 〔日〕仁井日升：《唐律拾遗》，716~717页，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

21 《旧唐书•李朝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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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今译

武强令裴景仙索政钱财，累计达五千匹，事发后是罪逃走。皇帝大怒，召集百官，欲将其当众处斩。李朝隐进奏道：“裴景仙仂因索取贿赂，罪不至死。而且裴景仙曾祖父司空裴寂（唐朝开国功臣、唐高祖旧臣）为开国元勋。武则天初年，裴氏家中被陷害，兄弟都被株连，剩下裴景仙独存。根据法律，其索取钱财不应当判处列刑，而且其可以适用有关’请’的规定。鉴于裴景仙祖辈忠贤；而且一门绝祀，于情可怜。希望能够免除死刑，将其投之荒远，方为公平。”皇帝下诏不允许。李朝隐又进奏道：生杀之柄，为人主所专；然而定罪轻重，法律有条文，臣下应当恪守。贪赃枉法的行为，属于违背天理而得财，赃物满十五匹处以列刑；索取钱财的，因为是索取所得，赃物数量达数千匹也只是应当处以流刑。现在如果因为索取钱财犯罪就要处斩，以后如果有贪赃枉法的，应当怎么处理呢？所以治理国家要尊重法律，恪守律文，不能因人用法。…而且裴景仙曾祖父裴寂，为忠良之臣，国家元勋，官至台司，备受皇恩。武则天初年，被陷害而家破人亡，子孙死于非命，只剩裴景仙传承血脉。如果不顾裴寂功勋，加重裴景仙的刑罚，岂不是有违贤明？…请求采纳我的建议，依法处理裴景仙之案。”皇帝于是称：“定罪不是根本，在乎本于人情；刑罚贵在必行，而不在重。朕垂范作训，岂是为了严刑峻法，屠戮生灵，使人手足无措？裴景仙轻伤法律，败坏风俗，取财无道，犯罪逃亡。殊不知天孽可违，自身难保，所以没有严格依据法律而处以重刑，本是希望惩治贪暴之流，以绝贪赃之路。然而祖父曾经辅佐有功，鉴于功赏，如能适用政宽之典，则可以不用处以极刑，而将他发配边荒。于是处以杖一百，流放岭南荒蛮之地。”

 法律评析

– 案例涉及贪赃的处罚，也涉及了唐律中官吏的特权制度

唐律中规定有“六赃”，即强盗、窃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其中坐赃指官吏或一般人不是由于收受贿赂或盗窃的原因，而是为公或为私收取不应收取的财物 唐律对坐赃之罪规定处罚较轻，律条规定：一尺笞二十，一匹加一等；十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同时规定，如果官员或强豪倚势向他人乞索得赃者，其处罚比“坐赃”罪减一等，就是说，满一以笞十，满一匹笞二十，二十匹徒一年，三十匹徒一年半，六十匹徒三年。而且罪亦止于徒三年

本案中，裴景仙为武强县县令，虽累计获赃数量巨大，但是属于“挟势乞索”，应当按照“坐赃”罪减一等论处，依律最高只能判处三年徒刑，而不应当判处死刑。皇帝出于法律的威慑性考虑，加重裴景仙的处罚，欲判处其死刑，属于以“情”破“法”

– 裴景仙未被判处死刑，主要是出于三点原因：

1. 裴景仙为裴寂唯一的后代，就我国传统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言，处死裴景仙有

违伦常。因为在此情况下，统治者一般者会考虑从轻，正因为如此，唐朝才有“权养留亲”之规定

2. 唐律中有关于“请”的规定。在唐朝，“请”实现了制度化、法制化。“请”亦称为“上请”，

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保护贵族、官僚特权的一种司法制度。在国家律令中，明确规定某些贵族和官僚犯罪审判官无权判决，只能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奏请皇帝裁决，而皇帝往往不依法而减免刑罚。《唐律疏议•名例律》第9条“请章”规定：“诸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应议者期以上亲及孙若官爵五品以上，犯死罪者，上请，流罪以下，减一等。”Ken 第 9 頁 2013-11-13

同样，《唐律疏议•名例律》第9条“请章”亦对于不适用的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其犯十恶，反逆缘坐杀人，监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者，不用此律。”即将涉及危害皇权统治秩序与经済利益等行为排斥于“请”之特权之外。裴景仙曾祖为开国元勋，可以适用“八议”中的“议功”，因此其可以适用“请”。同时，其所犯为“坐赃”，不在“请”的例外之列，所以可以从轻处罚

3. 李朝隐认为，法律的权威是不能被破坏的，既然法律规定“坐赃”最高刑罚为“徒三年”，

则不能超越法律的界限。法律不能因人而异。这个案子发生在唐朝玄宗开元十年，在唐朝发展前期，法律的统一性还是能够得以坚持的

结论

综合上述所言，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强调“于礼以为出入”，即用儒家伦常礼教作为治世的根本原则，指导吏治。同时吏治在德礼指导下给予相应的特权保障，如此才能符合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保护，并取得到治国治吏的良好成效。

统治阶级的特权源于《周礼》的“八议”，确立于曹魏时的《魏律》，逐渐发展与补充，在唐朝达到制度完善与法律完整的辉煌时期，将封建礼教的传统观念，同行政管理与法律作用有机结合，构造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基本模式，对封建后世产生深刻的影响及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而此一法律体系方面的特点，也反映当时治国经验的丰富与成就。

等级特权应该是中西法律制度中的共同特征，但中华法系以“八议”为中心而展开的多项实质特权内容，才是我国古代中华法系的重要特点之一。

参考文献

1. 赵晓耕主编，中国法制史原理与案例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 赵晓耕主编，中国法制史教学案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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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韩玉胜主编，刑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 孙国华、朱景文主编，法理学，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7. 林榕年、叶秋华主编，外国法制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8. 李雪梅、薛豪，中华法系的特点：唐律是维护吏治的有力工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

国法制史课堂报告，2007

Ken 第 10 頁 2013-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