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言[红高粱]的艺术特色

论莫言《红高粱》的艺术特色

摘要：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是现代主义小说的高潮时期，莫言以一篇《红高粱》轰动文坛。他以抗日战争为题材，以余占鳌伏击日本汽车队以及和“我”奶奶的爱情为线索，给我们展示了北方农民那种顽强的生命活力和像“红高粱”一样充满血性和反叛意识的民族精神。本文主要从《红高粱》的艺术特点出发，来研究作品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莫言 《红高粱》 叙事艺术 人物形象 民族精神

莫言的《红高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具有鲜明现代主义特点的“现代派”小说。小说以全新的历史观念表现抗日战争时期北方民众的斗争生活，极力渲染和歌颂存在于民众身上的那种原始生命力和像“红高粱“一样充满血性和反叛意识的民族精神。 《红高粱》曾荣获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被译成近二十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据此改编的电影《红高粱》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红高粱》通过“我奶奶”戴凤莲和“我爷爷”余占鳌的故事，以时空错乱的顺序，借用意识流的表现方法，叙述了昔日发生在山东某乡村的一曲生命的颂歌。在小说中“我奶奶”“我爷爷”完全不似以往的革命战争小说中的英雄形象，为了理想信念，为了国家民族去战斗去献身，而是在生命力的驱动下，去生活、恋爱、繁殖、杀人、 越货、抗日、牺牲。他们为解放生命而活，又为解放生命而死，无“是”无“非”（在抗日这一民族大义上不含糊），敢作敢为，他们可以说是生命意识层面上的“英雄”。 在艺术上，莫言以诡谲多变的风格和冷漠、粗犷、精致而不乏华丽的描述给人以耳目一新的陌生与惊奇之感，给人以悲剧的震撼之美。

一、新颖的叙事艺术

（一）民间化的历史叙事风格

纵观49年到《红高粱》以前的写实文学，从主流的矛盾式现实主义到“红色经典”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们大多以文人的革命式热情创作，把眼光集中在主流社会问题上。而以莫言为代表的新时期作家则开创了一种新的写实方式，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尽可能地突现出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显然，五四以来的“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的现实主义倾向逐渐弱化，到了莫言《红高粱》，他把政治势力之外的民间武装或民间社群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刻意突现出充满生命力的民间世界的理想状态，把一种充沛饱满自由自在的民间情感作为作品内在的精神支撑。

《红高粱》是一种对传统刻意的丢弃。把视角从社会的主流路上拖拽到山东高密这样

一个“政治中心”之外的纯民间地域。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一个抗日故事。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它的未开化的土地和自然的温床，让暴力和接近原始兽间的性爱关系成为一种可能（事实上，这种可能在中国许多地域都被作为“本应该如此”而存在）。之后的文学作品延续了这种边缘化角视野的创作倾向，甚至发展成为一种猎奇性的观众文学。但作为开创者的《红高粱》，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一个抗日战争背景下的民间故事，它丢弃了传统文人对政治的关注和爱国情结的张扬。

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最终走向了对十七年、文革文学的反叛或者说纠正。《红高粱》里没有二元对立的人物形象，莫言没有安排表面上善恶分明的人物，没有因为日本鬼子来了我们就要打仗而宣传爱国主义。人们大多是为了生存才抗争，而不是为了所谓的“民族大义”。另外，《红高粱》里“父老乡亲们”也不见了传统人物形象里的绝对善恶之分，“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余占鳌是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他的性格是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

50-70 年代现代历史小说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草莽人物，但必须要在他身边再树立一个负载政治道德标准的正统英雄人物，以此传达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思想内容，但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是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校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的本色。“我奶奶”具温热、丰腴、泼辣、果断，充满真正劳动人女人的美。她在临死前对天呼喊：“天赐我人情，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你认为我有罪吗?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癞皮烂肉的魔鬼，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辐，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哪......”正是建立在崇尚生命力与自由状态的价值取向上，作者描写“我爷爷”的杀人越货，写“我爷爷”和“我奶奶”的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与行为，才能那样自然的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的美。

莫言将自己摆在家乡高密的那片高粱地里，他不肯冷静，也不需要冷静，在文学的天地里，将他那巨大的画笔，蘸上血红的颜料，大笔挥就。一片片红高粱是背景，我奶奶，我爷爷，我，罗汉大叔，父老乡亲，甚至鬼子们，他们一个个都是活生生的，在红高粱的浸染里，渗入了与人性有关的东西。

（二）丰富的人称和时空交错的多重叙述视角的运用

莫言说：“《红高粱》之所以引起轰动，其原因就在于他有那么一点独创性，将近二十

年过去后，我对《红高粱》仍然比较满意的地方是小说的叙述视角，过去的小说里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而《红高粱》开头就是“我奶奶”、“我爷爷”就是第一人称视角，写到“我”的时候也是第一人称，一些到“我奶奶”，就跳到了“我奶奶”的角度，她所有的内心世界都可以很直接的表达出来，叙述起来非常方便，这就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很多，开阔得多，这在当时也是个创新。”[2]

《红高粱》设置了多重叙述视角，创造穿越时代，过去的历史时空结构围绕1939年

故乡高密东北乡这场抗日战争所发生的一些故事，想像力量在这里有了充分的展示。它能突破了线性的情节结构，随着空间的转换而调动，不仅战斗历程被剪成了拼贴的碎片，而且创造了故事正在进行的场面穿行的效果。像《红高粱》穿梭于战斗打响，罗汉大爷被捕以及逃离、奶奶出家、爷爷到烧酒坊当伙计等故事中。与以前的“红色经典”作品中的战争历史叙事却完全不同，它并没有把抗战的历史作为重心，而是借助这段历史，表现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家族祖辈的生存状态，展现最本真的美好人性，充满了对生命意识和生命活动的颂扬主题。

《红高粱》突破了传统革命历史题材叙事的规范，作品在视觉上，突破了传统战争历史小说普遍采用的全知的，带有战争性质判定性的叙事视觉，而是虚构了具有“亲缘”关系的叙述者——“我”和“我的父亲”豆官。建立了双重的叙事视觉。这样的视觉形成了多声部的叙述效果，使故事在“亲历”、“记录”与“评述”之间穿行。作品不断的由“我父亲”构建的叙事时空跳入爷爷奶奶心理的直接叙说，并不时的跳出“我”的评头论足，形成了现实与过去的对话。

《红高粱》中交织了两个故事。第一：是余占鳌与戴凤莲、二奶奶的风流韵事。第二

是高密东北乡土匪活动以及任副官，刘罗汉的故事。小说以二事件为主线，并通过“我”自己对家族先辈的传奇回忆串联起来。由于采用了回忆的叙事角度，叙述人突破了第一人称“我”叙事极限，获得全知全能的效果。这是小说的一个特点。同时小说采用时空交错的叙述模式，用心理时空来写现实，让读者随着“我”的“心理时间”一起去感受。这种叙事方法是在对读者传统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进行肢解。这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为了更自如地反映深刻的心理状态，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读者更深入地潜入人物的灵魂，在文艺作品结构上，通常就故意打乱时间顺序，使情节颠倒、跳跃„„使好端端的传统故事变得面目全非，使明白晓畅的情节变得陌生。俄国批评家施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长度„„”《红高梁》的叙事手法

遭到了众多非议，但非议者却在阅读习惯的揉搓中得到了心灵的洗涤，让读者在心灵的冲击中去思考人，去思考生命、自由、幸福的真正含义。

运用超越时空的叙述方式，既能把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自由的刻画，又能造成悬念。

陌生化的语言艺术

二、丰富的人物塑造

“作者无意于制作精细逼真的革命战争史的图画，也极少从如何处理战争题材的角度

构思，他只是要复活那些游荡在他的故乡红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要用笔绘染出一股历

［9］史的情绪、感觉和民族的生命意识。”因此，在《红高粱》里塑造了民族群体的化身：余

占鳌，奶奶，刘罗汉，“我”父亲等。而余占鳌和奶奶则塑造成了一个独特的具有反叛意识的北方农民形象。

“我”爷爷余占鳌是一个土匪司令，他具有粗野强悍的草莽性格以及富有原始正义感

和勇于抗争的英雄气概。作为土匪，他具有无拘无束的叛逆性格和土匪气息，但他除暴安良，勇敢抗争。

“我”奶奶戴凤莲，她“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的英雄，

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在她那不羁的灵魂里，流淌着野性，正义，仇恨，血气和情欲。她具有大胆反叛封建礼教，敢作敢为，豪放坦荡的个性。比如她在红高粱地里与余占鳌的野合，在弥留之际对天默祷：“天，你认为我有罪吗？„„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不怕进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奶奶的所作所为，自发地背叛着传统的礼教，展示了劳动者朴素的自我解放欲。她和余占鳌的烈焰般的爱情，像不息的野火燃烧，这就是人民原始生命

［10］力的高扬。“她的活法悖逆了传统的道德，然而，她的生命意识却给人以新的美感。”

《红高粱》的主人公们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都体现了民间民族精神的伟大，让我们看

到了祖辈们那不朽的灵魂。

莫言的小说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感官，他的创作改变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轨迹。《红高粱》

独特的艺术特点：整体的象征意义，审丑观念，叙事结构，语言特色还有人物的塑造，以崭新的风貌出现在现代主义小说的浪尖里，同时让我们看到了红高粱地里北方农民的那种原始的生命活力和像“红高粱”一样充满血性和反叛意识的民族精神。

三、人性自由与民族生命力雄强的主题意蕴

黑格尔曾经这样表述：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对这

种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来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广泛较普遍的意义来看。 因此，我们在象征里应该分出两个因素，第一是意义，其次是这意义的表现。无论在

小说抑或电影中，“红高粱”都蕴含着象征意味，即“生命力主题”。小说通过抒情的描写，传达出作者对高粱的热爱，其实是对故乡的热爱，对生命力根源的崇拜。“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优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每一个情节的叙述，几乎都加入了对于高粱的描写，它与先辈们伴生，本身就充满了生命意志。

红高粱在小说中作为一种图腾，是民族生机的征兆，宇宙大灵的幻化。它不断出现在作品中，是作者试图寓无形于有形，寓无限于有限；寓丰广于具象；寓永恒于刹那的追求。红高粱是千万生灵的化身，千万生灵又是红高粱的外现。天人合一，相生相长，让人体验到那天地之间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动。当我们看着红高粱们扬起“血红的头颅，顽强地向苍天呼吁”时，就不难明白作者所批判的“杂种高粱”所缺少的“风度和灵魂”是什么了。是的，那同样是我们民族的“风度”和“灵魂”，他象征着不屈，象征着苦难，象征母性，象征情欲，象征复仇，象征英雄主义，象征淳朴和狂放的道德„„几乎所有的故事情节展开都以这如森林般的红高粱为背景，它们“一穗一穗被露水打的精湿”“在雾洞里忧悒的注视着我父亲，父亲也虔诚地望着他们。父亲恍然大悟，明白了他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他们扎根黑土，受日月精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样看来，红高粱又不仅仅是一种比喻和单纯的象征，而是一种蕴含着智慧与博大生机的民族精神，在这种精神的召唤和主导下涌现出：余占鳌（爷爷），戴凤莲（奶奶），豆官（父亲），罗汉大爷，恋儿（二奶奶）等一大批高密东北乡的优秀儿女，他们不畏强权，不怕牺牲，与天斗，与地斗，与日寇斗，与狗斗，与自己斗。在巨大的自然灾变和民族灾难面前，他们表现出了中国农民最单纯的英雄气概。正是这种精神的洋溢和流贯使普通的形式和内容显得苍凉而又浑厚，浪漫而富有激情，这些“纯种的红高粱”已经远远超越了图腾的意义和价值，它是一种历史的伟力。倘若没有这样象征的深层底蕴，那么历史的灵魂就会流于空泛，高密东北乡就不是一块神奇的乡土，而作品的所有美学价值也将会黯然失色。正如莫言所说“没有象征和寓意的小说是清汤寡水，空灵美，朦胧美都难离象征而存在。

莫言能够就具备乡村自语的创作姿态，与他在乡村长大经历，经历过乡村的苦难记忆，接受乡村文化的深厚熏陶，有着直接关系，咋乡村近20年的生活中，莫言体会到了乡村的苦难，也感受到其中真挚的爱。体悟到了乡村的想精神，也接受了大地母亲的沉重和执着。他的《红高粱》这部作品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是因为它采用了魔幻现实的表现手法，具有独特的叙述视角，丰富的语言特色，独创性的农民形象，色彩斑斓、寓意深远的寓意，

凸显了高密东北乡人深厚的民族内涵。

莫言的《红高粱》是一部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和强烈陌生化手法贯穿其中的作品。小说主题的构造、人物选取、语言的描写、情节的衔接、环境的铺垫都刻画的非常完美。在主题方面，打破了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讲述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历史、歌颂正面英雄式的主题模式，站在民间立场上突出了其中的生命意识，展现了极富原始生命强力和自由精神的民间世界。在人物形象方面，改变了革命历史小说中二元对立的类型化人物塑造方法，创造出“我爷爷”“我奶奶”这样的集善恶美丑于一身的鲜活人物。在语言方面，莫言通过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方法、词语超常搭配、对比手法等，使读者获得新奇的审美享受。陌生化手法的有效运用，使得《红高粱》的语言更有张力，主题更加鲜明，内涵更加丰富，这是《红高粱》这一部不朽之作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小说时代的又一新纪元。

参考文献

[1]莫言《红高粱》，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8月北京第3版。

[2]莫言《我为什么要写《红高粱》——在《检查日报》通讯员学习班上的讲话》， 《小说的艺术》，春风文艺出版社[M]·2003年版

[3]莫言《红高粱》叙事艺术研究 ——《北方文学(下半月)》2010年01/03期

[4]什克洛夫斯基等著，方珊译，《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北京：三联出版社 1989年。

[5]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

［6］朱栋霖，丁帆，朱晓进 《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 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31页

［7］张学军 《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现代主义》.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05页，第122页，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