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规划发展历程探析

[摘要]      中国旅游业“适度超前战略”迫切需要解读“向什么方向超前、超前多远才是适度的、怎样才能适度超前”等系统问题，这不仅是国家层面的战略，而且也是地方层面的战略

激情冲动中的“百家争鸣”阶段

三个条件的耦合作用，激活了中国第一代旅游学者的热情，大家开始从自己原有专业的角度出发集体无意识地肩负起了旅游规划的责任

从1979年到1988年的第一个10年，中国旅游业的“系统性供给短缺”和中国旅游学的“概念式思想启蒙”播下了中国旅游规划的种子，这10年的中国旅游规划可以界定为激情冲动中的“百家争鸣”阶段。为什么说是激情冲动中的“百家争鸣”呢？一是改革开放激发了中国老百姓的旅游渴望和国际旅游者对中国的向往，强劲的旅游需求增长迫切需要有效的旅游供给来满足。二是中国旅游业“适度超前战略”迫切需要解读“向什么方向超前、超前多远才是适度的、怎样才能适度超前”等系统问题，这不仅是国家层面的战略，而且也是地方层面的战略。三是旅游业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个新业态，中国学术界尚没有形成旅游学术领域，由谁来解读旅游业“适度超前战略”，俨然成为一个客观的现实问题。这三个条件的耦合作用，激活了中国第一代旅游学者的热情，大家开始从自己原有专业的角度出发集体无意识地肩负起了旅游规划的责任。这个阶段的“百家争鸣”具有典型的“三无”特征：

一是无流派——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们尚不具备进行学术整合的机会和条件。

二是无规范——没有学术整合的第一代旅游学者们不可能形成主导话语权的机制，因而难以形成旅游规划的规范。

三是无边界——没有规范的旅游规划在规划目的、规划主体、规划对象、规划方法、规划内容等等方面表现出“自由主义”的个性化倾向。这个阶段的旅游规划成果基本上局限在“旅游业是一个投资少、见效快、无污染的朝阳产业”理念框架之中，尽管如此，在激情冲动中的“百家争鸣”阶段，第一代旅游学者们的旅游规划实践还是值得褒奖的，因为他们毕竟为中国旅游规划培植了创新的动力、探索了发展的方向、创造了成长的机会。

激情燃烧中的“三国演义”阶段

“资源导向派”、“产品导向派”、“市场导向派”争夺旅游规划的话语权

从1989年到1998年的第二个10年，中国旅游业在实施“政府主导型战略”中开始追寻产业化的梦想，中国旅游学在引进创新中开始构筑学理上的框架体系，这10年的中国旅游规划可以界定为激情燃烧中的“三国演义”阶段。为什么说是激情燃烧中的“三国演义”呢？一是改革开放10年后的中国快速崛起，国内旅游与国际旅游双轮驱动中国旅游业日新月异。二是中国旅游业“政府主导型战略”在明确政府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刺激了政府发展旅游业的激情，尤其是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旅游业更是被提高到当地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高度。三是中国第一代旅游学者们集体无意识地推崇了“旅游业促进经济发展”的核心理念，第二代旅游学者们从各自原有专业的角度开始阐释“旅游的关联作用”和“旅游的乘数效应”，从感性的学术逻辑推演旅游的影响和旅游业的价值。可以说，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旅游需求与旅游供给扭曲的匹配关系，经过学者们“革命性地解构与重构”，直接导致了政府在旅游业政策上的激情燃烧，政府主导下快速发展的旅游业集结了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旅游规划的发烧友”。大致说来，这个阶段的“三国演义”就是“资源导向派”、“产品导向派”、“市场导向派”争夺旅游规划的话语权。“资源导向派”以1989～1991年编制出版的《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为法理依据，

俨然是旅游规划的主流，从而成就了来自地理学领域的学者们。“产品导向派”以“旅游六要素”为核心价值，以旅游功能为价值诉求，以旅游线路为价值支撑，1992年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1992国家学科分类标准把“旅游经济学”划归为一级学科“经济学”，旅游活动的经济学现象激发了政府和学者们的功利性思想，从而成就了来自经济学、城市规划、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们。“市场导向派”把西方引进的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科特勒“4PS”和波特“五力模型”奉为经典，1997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成为学者们强势争夺旅游规划话语权的法理动力，从而成就了来自管理学领域的学者们。这个阶段的旅游规划成果客观上被限制在“旅游业是满足旅游者吃、住、行、游、购、娱的经济部门”的理念框架之中，尽管如此，在激情燃烧中的“三国演义”阶段，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旅游规划发烧友”们还是在为旅游规划构建发展平台、探索运作规范、扩大社会影响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日趋理性的“规范化”“市场化”阶段

三个政策性文件，从政策层面上规避了第一个10年中旅游规划“百家争鸣”的莫衷一是，从技术层面上规避了第二个10年中旅游规划“三国演义”的自以为是

从1999年到2008年的第三个10年，中国旅游业在制度性瓶颈约束的大背景下，经历了1999年黄金周引发的旅游井喷现象、2003年SARS疫情导致的旅游大逆转、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波及的旅游危机等严峻考验，走进了供给结构性过剩的品质化旅游时代，这10年的中国旅游规划不仅在思维逻辑上而且在技术路径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对而言，第三个10年的中国旅游规划可以界定为日趋理性的“规范化”“市场化”阶段。这个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2000年10月26日以国家旅游局令第12号的形式颁布的《旅游规划通则》和《旅游发展规划管理办法》，以及2005年7月6日以国家旅游局令第24号的形式颁布的《旅游规划设计单位资质等级认定管理办法》。这三个政策性文件不仅规范了旅游规划的类型、内容和评审办法，而且对旅游规划的编制单位和项目委托形式进行了规范，从政策层面上规避了第一个10年中旅游规划“百家争鸣”的莫衷一是，从技术层面上规避了第二个10年中旅游规划“三国演义”的自以为是，对中国旅游规划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这个阶段的旅游规划实践开始了六个方面的演进更替：一是旅游规划最大的变化是从业性质的转型，即从第二个10年兼职性质的“旅游规划发烧友”演变为第三个10年职业化的“旅游规划执业者”；二是旅游规划编制者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演变为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三是旅游规划的编制运作从学者们的个体行为演变为法人单位的集体行为；四是旅游规划项目从业主直接委托编制者演变为通过招投标形式委托；五是旅游规划内容从学者们的自圆其说演变为政策性的规范界定；六是旅游规划成果评审从同行们的会审形式演变为大众参与的程序化操作。总体上讲，这些演变更替是积极的和有益的，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出现了暗流和潜规则：旅游规划招投标过程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旅游规划文本中的“八股文”格式、旅游规划内容中的“假大空”风气、旅游规划评审中的“程序公正而结果不公正”，等等，已经直接导致了“旅游规划好看不中用”现象的肆意蔓延或“旅游业大跃进中的产能过剩”，冲击着旅游规划“规范化”和“市场化”进程中的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有必要正本清源了。

（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  董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