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创业史]革命叙事的经典化

　　摘 要：本文阐述了《创业史》革命叙事经典化的过程。认为柳青在“十七年”的政治环境中，对主流意识形态保持适当妥协的同时，形成了一种民族的政治想象。 　　关键词：《创业史》 经典 叙事主体 革命叙事 　　“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包孕性的转折期。在这个转型期，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在矛盾发展到极致并产生了裂变，裂变中既有借鉴左翼文学经验的趋势，又有将这种文学经验延续下去的趋势。“历史的事物只有在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族时，或是只有在我们可以把现在看作过去事件的结果……才是属于我们的。”{1}本文以《创业史》为例梳理“十七年文学”的影响，探讨文本在成为经典的过程中是“怎样写”的。 　　一、问题的提出：是不是经典？ 　　“红色经典”是建国后我党对革命文艺最理想的期待，涌现了诸多的优秀创作，如《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山乡巨变》《创业史》《红岩》和《艳阳天》（第一卷）等。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柳青及其《创业史》的多舛命运。1959年，《创业史》（第一部）在《延河》第4期发表，在最初的一年间，报刊赞扬的文章颇多。然而新时期以来，对于《创业史》的质疑一直在持续着，具有代表性的言论是认为《创业史》“合理地完成了主题的实现”，却又“钳制了生活的真正丰富多样性”{2}。对《创业史》评价的“高走低转”并不是唯一的，“红色经典”均面临这样的局面。学者们谈“红”色变，质疑“红色经典”文学的政治化写作，试图消解其经典性，在“红色”与“经典”之间，人为地树立起一个难以逾越的藩篱。如陈思和先生就不赞成“红色经典”的提法{3}，刘勇也认为红色写作“艺术水准根本不足以成为经典”{4}。这种“贬低”性的评价，源于文学史家们将“十七年文学”重新纳入到80年代的知识谱系中，并对二者的关系预先设定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如文学的/政治的、先进/落后、开放多元/保守单一等等，人为地割断了中国当代文学影响的同时，造成对“十七年文学”价值的重新遮蔽。 　　那么，《创业史》是不是经典呢？“‘红色经典’的核心意义在于它代表着共和国前期的一种文艺模式，一个时代的心灵和主调，一种历史此在性的原汁。”{5}理解“红色经典”的价值，就要了解新中国政治权力的更迭与转移中，以及柳青是如何重新确定主体角色构设及叙事策略，将“建屋”的个人理想与民族复兴糅合在一起的。 　　二、作家的时代抉择 　　对于《创业史》经典性的思考，需要分析作家在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心理及艺术理想实现的过程。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颠覆了五四的启蒙主义话语，形成了革命的历史话语。中共希望通过“文代会”规范中国文艺界思想混乱状况的同时，将民族复兴的事业与文艺战线的运动合在一起讨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农民、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所形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6}。建国后的作家期待一个官方认可的政治身份，这种身份认同上的危机意识与新社会文化理想的合一，糅合着新政治的权威与部分知识者的共识。作家需要抛弃资产阶级审美趣味，争取将手上的“黑”洗掉，将脚上的“牛屎”除掉。从“不干净”到“干净”，反映了建国后对作家的普遍存在的规训，这就要求作家深入田野、军队，抒发工人农民的心声，成为新中国的文艺战士。对于自己早期的创作，柳青曾自我谴责：“我太醉心于早已过时的旧现实主义的人物刻画和场面描写，反而使作品没有获得足够的力量。”{7}柳青的思想无疑具有极大的代表性，检讨自身的小资产阶级在思想生活各方面与人民群众的差距，反省个人文艺创作与人民革命运动方向的错位。这种错位，要求创作主体不再是沉沦的、彷徨的“我”，而应该是突入人民大众的、时代的、阶级中的“我们”。 　　我们注意到，柳青将个人的文艺思考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抒写他熟悉、理解、有价值，也更能反映社会本质的农村生活。1951年5月，柳青定居到陕西皇甫乡，像农民一样住了14年。背着烟锅、扛着被卷，裤腿有泥，这就是柳青按照毛泽东的《讲话》自我阐释的“皇甫”形象。《创业史》便是柳青皇甫经验的艺术表达。“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8}由现实中的“皇甫”形象到艺术作品中的农民文化品格的构造，柳青的自我理想在艺术形象“宝娃”身上得到继续。中国的农民与土地有着密切的关联，其文化品格是在地缘――血缘关系上逐渐形成的宗法制身份，描写农民往往绕不开对其文化身份的解释。可以说，乡土社会根本上就是礼治社会，礼治是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伦理律条。然而近代以来，频繁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以及西方商品经济的催生，中国乡村社会的宗族血缘关系开始出现弱化的趋势，进而影响了农民的行为。 　　《创业史》在题叙部分介绍了1929年陕北大旱，宝娃是涌向蛤蟆滩众多灾民中的一员。作为“外来者”，梁生宝逐渐获得了在蛤蟆滩生活的宗法制身份：勤劳（梁生宝表现出了对于创业“种庄稼”的热情，在铺着被子的炕上蹲着吃饭，防止瞌睡）、娶了媳妇（家人通过卖女换礼钱为其娶得一房童养媳）、得了名帖（按照豆腐客梁大两个儿子的“生”字辈取官名）。小说中的“梁生宝成了大人了……”不仅仅是对个体的成长过程的描述，而应该是对于个体文化品格的一种认定。但是，柳青在文中并没有描写中国农民与土地密切的关联及在地缘――血缘关系上逐渐形成的宗法文化品格，也没有将作为背景的蛤蟆滩视为乡土社会。我们在文中找不到约束村民的思想和言行的宗族血缘，蛤蟆滩也没有明显的礼治形态。严家炎曾评价梁生宝是《创业史》中“着力刻画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9}。而我认为，梁生宝应该是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涌现的农民出身的英雄形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柳青希望将自己的文艺创作融入到民族的、阶级的革命事业中去的焦虑心态。柳青忽略了梁生宝的宗族文化品格，转而突出其“养子”身份下的革命“异质”。在柳青这一代作家心目中，经历了建国初期的文艺规范运动，心中多少存着对于新政权的恐惧。如何表现时代，叙述历史，这是首先应该思考的问题。小说中，柳青花了很大篇幅叙述了作为民兵队长的梁生宝谈论新政权的土地改革对于他们生活的重大改变。然而，早期的合作社看似是一群鸡毛人物组成的，不能翻天覆地，甚至对于富裕户的叫嚣也只能忍着。合作组困难重重，却凭着惊人的毅力活跃贷款、砍竹筹款、买稻种、新法育稻等显示出阶级团团抱的优势，指出个人单干和小农意识的劣势。鸡毛人物注定飞天的“必然性”，恰恰说明了在作品与读者之间横空出现的政治意志的人格化力量。 　　从外来户到革命的领导者，梁生宝的成长经历成为时代与历史的象征。柳青通过这样的形象，将自己的“皇甫”形象融入到民族的、阶级的革命事业中去，从而获得某种官方认可的“干净”身份。 　　三、叙事策略的构设 　　目前，学界对于“十七年文学”的认识依然没有涉及特殊时代作家及作品中的社会情绪和文化设想。我认为，以《创业史》为代表的“十七年文学”充满了一种紧张的自我否定和继续写作的叙述策略，它是对“革命”中国文学规范化进程的某种“妥协”，这种“妥协”包含着“革命”叙述的“主体”实践，即共同想象（或塑造）民族精神，以激发崇高的爱国情感和阶级情感。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理解。 　　首先，新文化运动的目的重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希冀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权国家。然而，救亡的局势、国家的意志压倒了知识者对自由平等民主的追求，压倒了对个人权利的张扬和尊重。这一转变集中表现在“十七年文学”着重讲述中共发动和领导的“革命”本质，在社会制度层面提供具有约束力的思想和生活准则。《创业史》依据毛泽东关于政治新时期的判断叙述了一个农村梁姓家庭创业艰难的故事。柳青怀着对于农户的同情，这样写道：“庄稼人啊！在那个年头遇到灾荒，就如同百草遇到黑霜一样，哪里有一点抵抗的能力呢？”{10}梁三家三代创业，虽勤劳朴实，却遇到天灾人祸、战乱年景，创业理想均告失败。梁三创业的梦想，是个人的梦，是裹挟着浓厚的小农意识的发家梦想，丧妻/藕婚，无子/得“宝娃”，无农具/“捡”牛犊，在柳青的笔下跌宕起伏。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家庭中梁三与宝娃父子的冲突。在现代中国的文化观念中，父子关系牵扯着宗族与伦理内涵。父辈对子辈的压制、子辈对父辈的反抗，表现为封建宗族伦理制度对现代人性的压制。从“家”中出走，视“家”为坟墓、牢笼，是“五四”语境下父子关系的真实写照。但是，《创业史》则在父子冲突的伦理内涵中，加入了阶级观念和革命理性。解放后，梁家分得土地和农具，梁三老汉猛然挺直弯曲多年的腰杆，父子重新燃起创业之火。但梁三老汉只想盖一幢三合头瓦房院，做瓦房院的长者。梁生宝却热心组织合作社，带领贫雇农共同富裕，这使父子产生矛盾，“为什么那样机灵的小伙子，会迷失了庄稼人过光景的正路？”为了与困难户一道度过春荒，实现种植计划，梁生宝奔波百里，引进高产稻种。梁生宝互助组进山割竹、新法育秧，都获得了成功，用实绩显示了团结合作的优越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父辈顺从现实（建国前），并热心于个人发家；子辈明确阶级属性，与革命的对立面作斗争；“革命”成功，子辈对于父辈教育成功。“家”的故事，演变为阶级故事。浩然的《艳阳天》是为数不多的横跨70年代的作品。在该书中，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类似于《创业史》的叙述。只不过，《艳阳天》描写北京郊区东山坞农业社围绕“土地分红”和粮食问题发生冲突的同时，“阶级斗争”成为乡土伦理精神、民族精神的替代物。 　　其次，“家”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经验，形成一种“民族”的政治想象。{11}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的重叠是传统的乡土伦理关系的最大特征。中国革命对于传统的乡土秩序的颠覆与影响是巨大的，在瓦解乡土社会的同时，也对乡土的伦理制度做出了重新的理解和界定：“民族”被想象为阶级的意识形态。小说结尾讲述了灯塔合作社的成立如何“圆”了庄稼人的梦，梁三感动得自己有了人的尊严！最后，“梁三老汉提了一斤豆油，庄严地走过庄稼人群。一辈子生活的奴隶，现在终于带着生活主人的神气了”。梁三“庄严”感的获得，是基于否定百年来农民的劳苦史、饥饿史和耻辱史之后的一种政治喜悦。政治狂欢的背后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归属感，人民历史地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向崭新的政治胜利，自然而然在心中要获取一个类的归属。“民族”是一种符号，将农民作为“个体”与“阶级”牵连在一起，在“民族”的旗帜下，个体可以感受到与群体的存在。“民族”的理想成为阶级的意志。就这样，父子矛盾得到协调，从而获得了政治认同。 　　重谈《创业史》成为经典化过程，就是要思考一个我们一直无法回避的文学史问题：为什么现实中“红色经典”裹挟着红色巨浪一遍一遍地清洗着电视荧屏，尤其是那些出生于40年代前后的人们沉溺于“红色”所带来的精神狂欢之中，而专业的学者则弃“红”如蔽履呢？专业学者所采用的界定“经典”的尺度是否存在一定的问题。卡尔维诺曾经说过：“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12}本文所论证的就是《创业史》具有的“特殊的影响”。作家从事文学创作，就是适应时代的一种“想象”叙事。作为柳青来说，其在建国初期经历革命与艺术的角色挣扎，裹挟着独特的社会生活（尤其底层民众的生活现状）体验，展现了中国人在那个历史阶段独特的思维和价值判断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创业史》是经典的。 　　{1} [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46. 　　{2} 宋柄辉.“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J].上海文论，1988（4）. 　　{3} 陈思和.我不赞成“红色经典”这个提法[J].作品与争鸣，2004（8）. 　　{4} 刘勇.“红色经典”：虚假的命名？[J].文艺评论，2007（4）. 　　{5} 张法.“红色经典”改编现象读解[J].文艺研究，2005（4）. 　　{6}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室.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32. 　　{7} 柳青.毛泽东思想教导着我[N].人民日报，1951-09-10. 　　{8} 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J].延河，1963（8）. 　　{9} 严家炎.《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J].北京大学学报，1963（3）. 　　{10} 柳青.创业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以下有关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11}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6.在该书中，安德森对“民族”做出了如下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12} [意]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M].黄灿然，李桂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