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鸡就有蛋

　　“文革”刚开始，造反派嚷着要割掉一切“资本主义尾巴”，小家小户不能养除了人之外的一切动物，牛马羊、鸡鸭鹅统统都是“资本主义尾巴”。

　　有一对上海支青的孩子一岁多了，没吃过鸡蛋，爸爸偷偷从附近公社买了几十个鸡蛋，煮熟后剥了皮给孩子喂，孩子被这怪物吓得哇哇大哭。孩子哭，大人也哭，说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呀。

　　后来，管制渐渐有了松动，“老二连”的连长嘴上喊“割尾巴”，真要看到谁家偷着养个鸡，他也睁只眼，闭只眼。山高皇帝远，“革委会”的头也不愿来，说离着“老二连”二里地就能闻到连队养猪场的臭味。

　　后来，家家养鸡成了公开的秘密。父亲对母亲说：“我们也养吧，孩子太可怜，连个鸡蛋都吃不上。”母亲偷偷地到公社老乡家买了五只母鸡，一回来就给它们起了名：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幺。因为是偷着养，鸡窝就砌在地窝子里。早上，母亲将五只鸡轰到野地里吃食，到下蛋时它们就回到窝里。起初，五只鸡挺规矩的，本本分分，一心一意觅食、下蛋。后来，老幺就将蛋下在了别人家的鸡窝里，那家有一只大公鸡，老幺心花，每次下蛋都跑到那公鸡前表功似的“咯咯咯”叫个不停。老大本分老实，早出晚归出去觅食，风雨无阻回窝下蛋，对主人忠贞不贰，有蛋绝不下到别处。其它三只鸡表现一般，没有老大优秀，也不像老幺那么招惹是非，隔三差五总能贡献一枚蛋。

　　母亲发现老幺的秘密后，就每天早上摸蛋，谁肚里有蛋，都瞒不过母亲那双手。特别对老幺，采取了管制措施，一摸有蛋，就关进窝里，气得老幺“咯咯咯”大声抗议。

　　家里有了鸡，有了蛋，饭桌上不时出现炒鸡蛋、咸鸡蛋、鸡蛋汤，我特别爱吃母亲打的荷包蛋，用牙将荷包蛋咬个小口，嘴对着一吸，一股温热的蛋黄就流入口中，香香的，腥腥的。我过生日时，央求母亲打荷包蛋吃，不要老的，就吃嫩的，要满嘴流蛋黄。母亲狠狠心，一下给我打了十个，我一气吃下，真过了瘾。吃到最后两个时，蛋黄就有了一股鸡屎味。

　　用今天的眼光看，母亲是个创新型人才，她能将鸡蛋做出花样来。那时各家都蒸蛋糕，是放在碗里蒸的那种，其实是蛋羹。有一次母亲看到支青从上海带回的蛋糕，也就看了一眼，就自己制作蛋糕了。

　　必须说明的是，那两年我家的粮食不缺了，倒不是粮食定量提高了，也不是我哥俩肚皮小了，是每次麦子收割后，我们总是到麦地捡麦穗，油菜收割后，又到地里捡油菜穗，这都成习惯了，西瓜拔秧，洋芋收获，有什么捡什么。当时我家虽不能用“丰衣足食”来形容，但也不愁没米下锅了。有面，有油，有鸡蛋，做蛋糕的三种主要原料就齐了。母亲将和好的原料摊在平底锅上，再在平底锅上盖一块铁板，上下两头烧，燃料用的是干牛粪，牛粪文火，不紧不慢，持续恒温，这是烘烤蛋糕的最佳温度。用牛粪火烤蛋糕，特别香，老远就能闻到。第一锅蛋糕我哥俩都没吃上，让闻着香味来看热闹的人吃了。都说好，那蛋糕色泽金黄，香气扑鼻，鲜得就像小孩的脸蛋子。母亲还在蛋糕的外表撒了层芝麻，煞是好看。现在看来，就是纯正的黄金大饼。

　　如果说母亲开始制作的蛋糕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蛋糕，那么后来制作的蛋糕绝对是真正的蛋糕。母亲托支青从上海带回来柠檬粉、橘子粉、苹果酱等配料，制作出了七八种口味的蛋糕，美其名曰：柠檬蛋糕、橘子蛋糕、苹果蛋糕、香蕉蛋糕、枣泥蛋糕、南瓜蛋糕……上海支青说，味道不亚于上海蛋糕。后来，我家几乎成了“老二连”的蛋糕作坊，谁家孩子想吃蛋糕了，孩子的妈就拿来原料，再给母亲搭把手，一起制作，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后来，一些孩子的妈也学着自己做，但就是做不出母亲做的那种高雅的味道来。孩子他爸调侃道：“你也不撒泡尿照照，笨手笨脚的，能做出柠檬蛋糕来？”

　　母亲做蛋糕还不断创新，除了蛋糕品种越来越多外，蛋糕的形状和颜色也不断翻新，就像变戏法一般。

　　后来，母亲又制作月饼，比当时博乐县城买的月饼都好吃，买来的月饼硬得能将小孩的头打破，母亲做的月饼软、酥，用南瓜籽代替核桃仁，用萝卜丝代替青红丝，冰糖也是自己熬的。

　　有一天连长一边品尝着蛋糕，一边夸母亲手巧。没想到母亲说：“能吃上蛋糕，最该表扬的是我那五只老母鸡。没有它们的贡献，我手再巧，也做不出蛋糕来。母鸡是我们家的大功臣。”话一出口，母亲就后悔了，这不明摆着说自己家有“资本主义尾巴”吗。可连长装聋作哑。

　　有了鸡，才有了蛋；有了蛋，才有了蛋糕和月饼。这个生产过程再明白不过了，但在“文革”的那些年这无异于静悄悄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