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美关系的现状与发展对策
马克思主义学院
研究生课程考试试卷
浅论中美关系的现状与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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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美关系的现状与发展对策
摘要:虽然中美两国领导人达成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共识,中美双边关系也不乏可圈点之处,但是两国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研究界仍然存在相当强烈的悲观论调。在一些具体事务上,中美之间摩擦不断,不能不使人担忧中美关系的前途与命运。中美关系处在“十字路口”,中美关系何去何从对两国来说都至关重要、都是重大战略问题。要确保中美关系拐向正确方向,就必须坚持不懈地推动中美关系良性互动。
关键词:中美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 战略问题
自奥巴马政府推出“重返亚太”战略以来,中美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凸显。习奥“庄园会晤”达成“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这之后中美关系也出现了不少利好消息。但是,中美之间仍然摩擦不断,战略互信若有若无,双边关系前景依然扑朔迷离。中美关系到底处于何种境地?中国应该怎样看待中美关系?在发展中美关系上,中国应当发挥什么样的积极能动作用?本文将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分析。
一、中美关系的两个面孔
中美关系是一对极其复杂的双边关系,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既有令人欣慰的积极一面,也有不尽如人意的消极一面。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中美关系“历经风风雨”“但总体是向前的”,并且“得到了历史性发展”。中美关系中积极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双方达成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共识。2013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达成了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02014年3月,习近平与奥巴马在海牙会面时,奥巴马表示“愿与习近平主席共同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同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明确指出,中美两国已达成携手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之共识;.2014年11月,奥巴马在北京参加APEC会议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两国元首再次确认这一共识。尽管在中美两国国内都存在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质疑,但是两国元首的态度是明确的。
第二在全球性问题和地区安全上的合作日益密切。从反恐到防核扩散再到应对气候变化、金融危机,中美两国总体上是合作的,尽管在一些具体事宜上有分歧。在双方都关注的一些重要地区,如东北亚、东南亚、中东,两国虽有竞争,但也是以合作为主线。当然,中美关系的成绩单还可以拉得更长一些。然而,看到中美关系中积极的一面时,绝不能忽视其面临的挑战。虽然自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一直波折不断,两国战略界也一直充斥着“唱衰”中美关系的声音,但是挑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峻。正如有专家指出的:“从网络安全到海洋争端,中美关系紧张趋势在日益上升。”以网络安全问题为例。
近些年来,中美两国在台湾、西藏、香港、南海东海领土争端等问题上纷争不断。对此,中美两国学者有不同的解读。比如南海、东海领土争端问题,在中方看来,美国介入端意在利用日本、菲律宾等国来牵制中国;而美国学者则认为,中国在海洋争端如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菲黄岩岛争端以及南海争端中“激进”的外交政策,意在打破地区平衡,并以牺牲美国盟友为代价,且这些争端突出了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的挑战,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极大威胁。
在西方媒体中,中国经常被描述为“不遵守知识产权、生产含铅玩具、欺
凌竞争对手、忽视人权、操纵汇率、攫取资源的巨兽”,甚至有人据此断言,“中美之间贸易和能源之战不可避免”。《时代周刊》宣称:中国力推亚太自贸区(FTAAP)对美国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 TPP)战略构成严峻挑战,而后者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最重要环节之一。中国在APEC会议上给出的潜台词是“这是一个新时代,我们要按我们的规则来玩游戏”。《经济学家》则认为:APEC“北京峰会虽有成就,但是大国敌对仍然威胁着太平洋。”对中美之间“旧益上升”的“紧张趋势”,一些专家指出了原因所在。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指出:“战略不信任是中美关系的核心挑战”。在中美两国都很有代表性的专家王缉思、李侃如合作撰写的一份报告也强调:“中美之间缺乏互信的问题日益严重”,且“不信任本身具有侵蚀性”。可以说,战略互信缺失是中美关系继续前进的最大障碍。2012年月15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发表重要政策演说时就指出,战略互信问题在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中占据首要地位。
二、中国国际战略视野中的中美关系
对中国来说,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战略是促进中美合作,而非对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需要继续凝聚共识,排除干扰,坚定信念。经过65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5年的大发展,中国的实力地位已今非昔比。然而,中国距实现“中国梦”的目标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贫困人口总量仍然居世界第二位。因此,中国需要继续埋头苦干,集中精力谋发展。正如中共“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要国家的基本安全不受到威胁,中国就不会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既定方针。而且,按照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即使将来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综合实力居世界首位,中国也不会对外扩张,谋求霸权。邓小平早就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不仅现在不称霸,将来发展起来了也不会称霸”。“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战略方向决定了,中国在国际战略上仍然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发展思维,、“和平思维,、“合作思维”,而不是“革命思维,、“斗争思维”。落实到对美关系上,中国要尽最大努力寻求合作,避免冲突对抗。
从中国国际战略视野来看,美国对中国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中美经济关系有很强的互补性,这就使得美国这个经济伙伴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金融危机后的复苏势头显示出美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潜力,比如制造业的回归、页岩气开发及与之相关的能源自给趋势,预示着美国这个经济伙伴的重要性将持续下去。其次,美国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开放对象。在全球化时代,对外开放是所有谋求经济快速发展国家的必然选择。当年邓小平启动对外开放时,非常重视对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开放。1979年1月29日,正值中国农历大年初一,邓小平启程访美。在访美期间,陪同访问的一位资深国际问题专家曾问邓小平,中国为何要开放,又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邓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目的,除了获取资金、市场、技术外,更重要的是学习管理经验、搞市场经济的方式方法,特别是创新精神和经验。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中共“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虽然中国越来越强调自主创新,但是“自主创新不是闭门造车,不是单打独斗,不是排斥学习先进,不是把自己封闭于世界之外”,而是“要更加
积极地开展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用好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美国作为公认的科技大国和创新大国,无疑能给中国提供许多可以学习、借鉴的东西。第三,中国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离不开美国的合作。中国要集中精力谋发展,就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个国际环境,首先是世界总体和平局面。在这方面,大国负有特殊的责任,也一直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其中美国的作用无疑是不可替代的。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美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方面肩负共同责任。”第四,中美在推进全球治理上有巨大合作潜力。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许多全球性问题都在影响着中国的外部环境。随着中国更加开放、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更加突出,这种影响还会越来越明显。推进全球治理,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的合作。中美作为综合实力位居前位的两个大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上加强合作,既是履行大国责任的需要,同时也符合两国自身的长远利益。正如迈克尔·斯温所言:“中国同样受到恐怖主义的袭击、拥有核武器、同时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全球性疾病的孵化器(庞大的人口数量、潜在的疾病的动物源),只有中美合作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没有中美两国的密切合作,要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是不可能的。”第五,美国是中国若干安全领域的重要伙伴。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11个领域的安全。其中,有些领域,比如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信息安全领域,美国是威胁因素;而有些领域,比如经济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领域,美国则是合作力量。经济安全作为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基础,对实现国家总体安全十分重要。
在经济安全中,最为关键的是金融安全。美国作为世界头号金融大国,对国际金融稳定的影响力是别国不能匹敌的。中国拥有巨额美元外汇储备,两国金融关系极为密切。在刚刚过去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美两国在应对危机上进行了很好的合作,这种合作是互利共赢的。资源安全对中国这样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来说,无论对总体安全还是可持续发展,都至关重要。中美在资源安全上有巨大合作空间—从控制油气价格到页岩气、核电等新能源开发等诸多方面,美国都可以提供可学习、借鉴的东西。核安全如果出了问题,会涉及国防、民生、环境乃至政治安全等诸多方面,甚至造成巨大灾难。对中国来说,核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核设施遭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二是核恐 怖主义;三是周边有核国家发生核事故导致核污物扩散到中国境内。中美在防止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分享核技术和维护核安全经验上有巨大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总的来说,尽管中美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在上升,美国是中国诸多安全领域的最主要挑战力量,但也是中国发展及一些安全领域不可替代的合作伙伴。
三、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良性互动?
发展中美关系固然需要两国共同努力,但对中国来说,更需要表现出积极的姿态,推动双边关系良性互动和正向建构。中国除了需要持之以恒地促进各领域的合作共赢外,当下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推进。
第一,推动两国战略界增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提出后,虽然得到美国官方的响应,但是两年来,从学界的研究状况来看,美方显得沉寂一些,远不如中方那样热烈,双方明显存在温度差。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当初美方提出“利益枚关方”时,中国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才接受这个提法。更何况美国人习惯于自己提出概念,让别人去接受。不管怎样,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而且与时代潮流相契合。而几
年前美方提出的“两国集团”就有点旧时代的“集团政治”味道,中国不接牌也是有道理的。对中国来说,应当利用各种机会就“新型大国关系”问题进行交流,促进双方形成更多的共识。实际上,有些美国学者已经对“新型大国关系”有所认识。
哈佛大学的埃里森教授就撰文指出:“新型大国关系对两国元首来说是一种机会也是一种责任,,“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能让中美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所以“两国应努力让新型大国关系成为现实而不仅仅停留在口号”。还有学者认为,虽然“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理念目前充满了争议,但是对于中美两国寻找一条成功的相处之道是非常关键的,,“中美两国应共同致力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清华一卡内基全球事务中心主任韩磊提出:为了建设具有发展力的“新型大国关系”,我们需要让民众相信“新型大国关系”体现了两国的国家利益。
第二,增进战略互信,确保两国不冲突不对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第一条就是“不冲突不对抗”。这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也是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主要目的。要确保不冲突不对抗,就需要有战略互信。习近平主席提出从四个方面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其中第一条即是“增进中美相互理解和战略信任”,这其实也是含蓄地说明两国间存在战略互信缺失。随着中美关系升级为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战略不信任是中美关系的核心挑战和最大的问题”。前摩根斯坦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琦用“非常失望”来总结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果。他认为,中美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变成了“一系列的演讲和照本宣读的话题”,最主要原因是没有解决“中美关系日趋严重的、最大的威胁—战略不信任问题”。他进一步分析道:“投资协定对中美双方来说是共赢的”,然而“投资协定缓慢的谈判进程”是不争的事实,引起这一现象的原因则是“不断上升的信任赤字”即战略互疑。
中美之间的战略不信任或战略猜疑确实存在。从美方来说,尽管中方一再强调中国是和平崛起,不是一个谋求以武力“破坏现状”的国家,但是美国不愿相信中国的宣示,认为中国的战略意图并不清晰。从中方来说,美国的一些战略意图也是值得怀疑的,比如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战略、美国对中国周边问题,尤其是对东海、南海争端的态度以及TPP建设将中国排除在外等,都显示出美国要“遏制”中国的意图。
中美战略互信缺失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根深蒂固的权力政治思维。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具体因素也促成了两国之间的互信缺失。王缉思提出了三个因素,包括“自中国于1949年建国以来,两个政体之间就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政治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双方“对对方国家的决策过程、政府与其他实体的关系理解和鉴别不够,“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实力差距缩小”而导致的“心态微妙变化”等。兰普顿则认为“在中国言过其实的实力面前,美国对自身弱点表现出过分的担忧”。这些学者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只有找到了病根才能对症下药。 第三,加强相互尊重和认知。将“相互尊重”作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条内涵,寓意深刻。旧型大国关系中的同盟关系,往往都以一方为主,很难有相互尊重。中美关系不可能走向同盟关系,这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特性和外交理念所决定的。中国一贯珍视独立自主,主张国家之间平等相待,强调不结盟、不搞集团政治。所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双方要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的核心利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发展模式、民族特性,乃至大国地位。加强相互尊重,除了双方强化意愿外,还要增强相互认
瓶“在中美两国关系中,认知也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错误地认为中国将是我们的主要挑战者,坚信它是一股“修正主义”力量,并将我们的外交和防务政策建立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之上,那它将成为我们的敌人,这是自我实现的预言。
中国也将根据对我们的感知来制定安政策,这将导致一场悲剧”。中美之间发生的看上去没有相互尊重的事件,许多都是由于认知不够造成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过去美国对中国的两种认知—威胁、相互依赖,建立在美国霸权和文化至高无上的基础之上”。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美国很难对中国有足够的尊重和信任。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不是任何一方的事情,而是需要中美双方互动。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积极主动精神和能动作用,无疑是释放正能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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