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杨绛父亲杨荫杭先生

JIANGHUAIWENSHI

记杨绛父亲杨荫杭先生

智效民

杨

荫杭（1878—1945年）字补塘，笔名老圃。20年多年前，

内容。阅读中我发现杨荫杭有三个特点：一是满腹经纶，博闻强记；二是不写高头讲章，只写简短评论；三是继承了中国文人关心政治的传统。

《老圃遗文辑》一书后面附有杨绛的长文《回忆我的父亲》。文中提到杨荫杭的祖父在杭州做过“很小的小官”，杨小时候颇受祖父宠爱，记忆最深的就是祖父一边给他剥瓜子，一边教他背古诗。杨绛还说：

“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过一个小地方的小官”，所以两代人都是只有住宅没有田产的穷书生、穷小官（参见《老圃遗文辑》第934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版）。

李慎之先生曾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一篇介绍杨先生的文章，题为《通才博识，铁骨冰心》。文中写到：“补塘先生之博学多闻，往往使我挢舌不能下。无论什么材料，都是信手拈来皆成妙谛。尤其难得的是，它们并不是专门著作，而是排日作文、触事生感、随写随刊的东西。然而文章诗词、中外故实都准确得像从电脑信息库中调出来的一样，无怪乎杨绛先生要对我说：

‘我爷

读的书都是嚼烂了吃到肚皮里的。’博雅如钱钟书先生也深信凡老丈人之所引举‘决不会记错’。”文中杨绛所谓“我爷”，就是她的父亲杨荫杭先生。

读了李先生的文章以后，我也去书店买了一本《老圃遗文辑》翻看。这本书收集了杨荫杭上世纪20年代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的数百篇文章。这些文章都很短，却涉及中外历史、地方文化、社会不公、官场腐败等许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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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求学经历

1895年，17岁的杨荫杭考入天津中西学堂。该学堂由盛宣怀是年创办，第二年改名为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官办大学。辛亥革命以后改名为国立北洋大学，

1949年以后又改名为天津大学，成

为一所专门培养国防工业人才的学校。1964年我高中毕业时，曾把这所学校当作第一志愿，没想到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在考试之前就已经被打入另册。因此所谓考试，也就是走走过场而已。更有意思的是，到了2008年4月，该校校长曾邀请我和谢泳、丁东、傅国涌4人前去研究其校史，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前往。

话说回来，当年杨荫杭之所以选择这所学堂，是因为它不仅对学生一律免费，还在教员配备、教学计划、讲授内容和教科书选择、实验室器材等方面都采用美国模式，故有“东方康奈尔”之誉。另外，它还分为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两部分。头等学堂相当于本科，设工程、电学、矿务、机器、律例等5个专业；二等学堂不分专业，相当于预科，毕业后可以直接升入头等学堂。

1897年，该学堂因伙食问题爆发学潮，校方对此采取强硬态度，决定将带头闹事者一律开除。据杨绛说，当时他的父亲并未参与其事，但是在学校当局追查时，他因为看不惯那些事前慷慨激昂、事后畏葸不前的人，便挺身而出主动承担了责任。结果他被开除学籍，离开了这所条件优越的学校。

随后，他又考入刚刚在上海成立的南洋公学（上海交大的前身）。

人物述林

杨荫杭先生

该校也是由盛宣怀创办，聘请张焕纶与福开森分别担任中、西文总教习。它原计划分为外院、中院、上院和师范院4个部分，前3院相当于小学、中学和大学，但由于缺乏师资，只好先在师范院招了一个班的学生。有人对这个班评价很高，说它开创了中国现代师范教育的先河，是一所值得纪念的学校。

保送日本留学

1898年，杨荫杭被南洋公学保送到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深造。随后，国内发生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远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为了“联络感情、激励志气”，成立了一个宗旨不太明确的团体———励志会。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

“励

志会为庚子（1900年）东京留学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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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组织。其时各省学生东渡留学者不过百数十人，尚无何种结合，此会实为留学界创设团体之先河。有会章五条，不外以联络情感策励志节为宗旨，对于国家别无政见。惟是时革命思潮已风起云涌，会员中主张光复主义者大不乏人。激烈派如戢元丞、沈云翔等均任会中干事，故亦不啻一革命宣传机关。”（参见《革命逸史》初辑第99页，中华书局1987年1月第1版）

冯自由还说，早在1900年，杨荫杭与杨廷栋、雷奋等人就创办了《译书汇编》。该报以“编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如卢骚之民约论，孟德斯鸠之万法精理，约翰穆勒之自由原论，斯宾塞之代议政体，皆逐期登载。译笔流丽典雅，风行一时。时人咸推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自后各省学生次第倡办月刊，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之巨，不得不谓《译书汇编》实为之倡也”。后来，曹汝霖在回忆录《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也提到了这份杂志。

有趣的是，杨荫杭在日本还遇上过两件趣事：一是日本舍监偷吃中国留学生的皮蛋，被大家发现；二是日本下女把留学生带去的牙粉当作化妆品，涂抹在脸上。后来杨荫杭给杨绛讲这些趣闻轶事时，还使用了章回小说的标题：

“偷皮蛋

舍监尝异味，搽牙粉丑婢卖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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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也有记录，标题是《日教员窃皮蛋之笑话》。可见，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生活水平还是不错的。

东瀛归来译书

1902年，杨荫杭尚未毕业就返回中国。对于这件事，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中是这样说的：

“我

父亲一九○二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当时称‘东京专门学校’）本科卒业。回国后和雷奋、杨廷栋同被派往译书馆译书。最近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一本我父亲编译的《名学教科书》

（一九○三年再

版），想是那个时期编译的。孙宝恂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一九○三年）日记里曾提到这部书：观《名学》，无锡杨荫杭述。余初不解东文哲学书中‘内容’、‘外延’

之理，今始知之。”其中“名学”即

早年“逻辑学”的称谓。

关于这段话中“派往译书馆译书”，文后的注释是：“见西南交通

大学出版社《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

编》

（一）第72页。译学馆前身是‘北京同文馆’。庚子后，京馆改称译书馆。”此说法似有讹误。

“译学馆”是个冷僻的名词，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对它的解释是：

“清末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1902年初（光绪二十七年底）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后，于北京北河沿置房改设，名译学馆……”该词条与上述注释和介绍基本一致，只是没有“庚子后，京馆改称译书馆”的说法。

另据杨绛说：

“励志会里有激

烈派和稳健派之分，激烈派鄙视稳健派，两派‘势如水火’。我父亲属于激烈派。”据此我以为杨荫杭等人留日归来后，是不会选择北京同文馆的，他们不可能主动向清朝政府投怀送抱。

为弄清杨荫杭留日归来后的去向，我查找了相关资料。最后在宁波大学吴小鸥女士的《中国现代教科书之父张元济》一文中找到了答案。她说：早在1899年3月，张元济经李鸿章介绍担任了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开始编译出版各种新式教科书。其中包括《格致读本》《万国通商史》

《英国文明史》等著

述。1902年夏天，南洋公学留日学生雷奋、杨荫杭、杨廷栋从日本留学回来，被派往译书院任职。后来，杨荫杭编译《名学教科书》，杨廷栋有《法律学教科书》

《法制理科教

科书》和《政治学》问世，雷奋编著了《国家学讲义》和《地方自治讲义》。这些著述在当时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人物述林

杨荫杭等人是由南洋公学派往日本留学的。后来母校急需翻译人才，他们尚未毕业就提前回国，显然是为了解决母校的燃眉之急。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与北京“译书馆”虽然只差一字，却相去甚远，所以我猜测杨绛先生所谓北京译书馆云云，很可能是上海“译书院”之误。

杨荫杭等人编译的这些社会政治读物，虽然是南洋公学的教材，但却为整个社会提供了难得的思想资源，产生了很好的效应。后来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非常重视教科书的出版，显然与他主持译书院的经历有关。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903年，译书院因经费问题而停办，于是杨荫杭离开上海返回家乡无锡。

执教澄衷学堂

据杨绛说：

“我父亲回到家乡，

与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屏创办了‘理化研究会’，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我母亲形容父亲开夜车学理化，用功得背上生了一个‘搭手疽’，吃了多少‘六神丸’。”从这里，可以看出其科学救国的热忱。杨荫杭的妹妹杨荫榆后来去日本留学时，选择了东京女子高等师范的理化专业，也正是受了杨荫杭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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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杨绛说：不久她的父亲又到了上海，

“在《时事新报》馆任编辑，

也在上海《苏报》任编辑及撰稿工作并在澄衷学校、务本女校、中国公学教课”。

查《中国近代史词典》有关词条，可以发现这一说法也有问题：《时事新报》的前身是1907年创办的《时事报》，到1911年才改名为《时事新报》，而1906年杨荫杭已经赴美国留学了。另外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过两个《时报》：一个是

1886年在天津创办的《时报》，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曾担任主笔；另一个是1904年在上海创办的《时报》，由康有为的弟子狄楚青担任主笔。杨荫杭离开南洋公学译书院以后，他的同学雷奋和杨廷栋都在后一个

风华正茂的杨绛与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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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馆担任过编辑，所以我怀疑杨绛先生所谓《时事新报》，很可能是上海《时报》之误。

杨荫杭任教的澄衷学堂是宁波籍企业家叶澄衷在1900年创办的，胡适少年时代在上海求学，曾经就读于这所学校。所以他在《四十自述》中说：

“澄衷的教员之中，我

受杨千里先生（天骥）的影响最大。我在东三斋时，他是西二斋的国文教员，人都说他思想很新。我去看他，他很鼓励我，在我的作文本上写上‘言论自由’四个字。”

（参见

《胡适全集》第18卷第5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杨天骥与杨荫杭不仅是近亲，而且二人都在澄衷学堂当过教员，所以杨绛说：“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陈衡哲先生请我喝茶，曾见过胡适。他用半上海话对我说：

‘我认识你的姑母，

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苏沪土语‘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据说他那时在中国公学读书。钱钟书对我说，胡适决不肯乱认老师，他也不会记错。”1928年，胡适、徐志摩、叶公超等人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以后，钱钟书和杨绛都是该杂志的作者。钱署的是笔名“中书君”，写的是书评；杨署的是本名“杨季康”，发表的是译文。据说

当时杨绛和钱钟书正在热恋之中，有一次钱领她去看望自己的老

师叶公超先生。叶知道她是学英文的，便让她翻译了《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一文，发表在1933年

6月1日出版的《新月》第4卷第7期上。从此以后，杨绛便走上了翻译之路。

远赴美国留学

1906年，就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国内各种势力异常活跃的时候，杨荫杭远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开始对西方民主法制作系统研究。对于父亲这一选择，杨绛有如下评论：父亲出国以后，

“他原先的‘激烈’，渐渐冷静下来。北伐胜利后，我经常听到父亲对母亲挖苦当时自称的‘廉洁政府’。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1927或

1928年，我记得父亲曾和我谈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得失，他讲得很仔细，可是我不大懂，听完都忘了，只觉得父亲倾向于改良”。

1910年杨荫杭学成回国。他的硕士论文是《日本商法》，被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杨绛从来没听父亲提起过自己的学位和论文，倒是钱钟书是个有心人。有一次他在岳父书橱的最高层看到一本红皮书，经过询问，才知道这就是老岳父的硕士论文。那个时代的人对学位论文是不当回事的，他

人物述林

们认为如果只有学历没有能力，只能是一个两脚书橱。回国时，杨荫杭还路过欧洲游历一番，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风尚。

回国以后，杨荫杭经张謇推荐，在北京法政学堂任教。肃亲王善耆听说他精通东西方法律，便请他利

用晚上的时间为自己讲课。善耆是清朝末年锐意改革的一位皇室成员。义和团动乱以后，他引进了警察制度，修整了王府井一带的路面和大大小小的店铺，还建成了东安市场和文明戏院。此外，他还因为同情革命，主动释放了刺杀载沣的汪精卫。

据杨绛说：“辛亥革命前夕，

我父亲辞职回南，肃亲王临别和他

拉着手说：

‘祝你们成功。’拉手祝

贺，只表示他有礼貌，而‘你们’两字却很有意思，明白点出东家和西席之间的不同立场。

‘祝你们成

功’这句话是我父亲着重和我讲的。”由此可见，当时的大清王朝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

坚持司法独立

辛亥革命以后，杨荫杭就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不久，因北洋政府有本省人不能担任本省官职的回避制度，而被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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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荫杭上任后，曾接手一件恶霸杀人案件。据说此人仗着自己与督军有裙带关系，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甚至把杀人不当回事。民国初年，各省的督军、民政长和高等审判厅厅长，实行三权分治。当时浙江的督军是朱瑞，民政长是屈映光。屈曾为这个恶霸说情，但是坚持司法独立的杨荫杭还是以“杀人偿命，不能宽宥”为由，将这个恶霸判处极刑。为此屈映光在晋见袁世凯的时候，以“此人顽固不灵，难与共事”为由，先告了杨荫杭一状。幸亏袁世凯的秘书长张一麐也是江苏无锡人，在他的干预下，袁世凯亲笔批了“此是好人”4个字，然后把杨荫杭调到了北京。

不久，袁世凯称帝失败，黎元洪上台执政，杨荫杭被任命为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1917年，有报纸揭露许世英在担任交通总长期间，任用亲信担任铁路局长，并假借调查之名要求各路每月进贡1000元。另有报纸披露，许世英卖官鬻爵，济南铁路事务所所长、徐州车务段段长、浦口港务处处长等人皆因贿赂许世英而得到官位。更恶劣的是，许世英还在对外交涉中有致使国家财政损失上百万元的嫌疑。杨荫杭得知这些消息后，便下令传讯许世英并把他羁押起来。

许世英字静仁，安徽秋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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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近代中国政坛的著名人物。早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他就因为护驾有功得到清政府重用。1907年东北设立行省后，他被任命为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1910年，他奉命赴华盛顿参加万国司法制度及改良监狱会议，会后又考察了10余个欧美国家的司法制度，被视为近代司法制度的专门人才。辛亥革命期间，他与山西巡抚张锡銮联名吁请清帝退位，拥护袁世凯上台。民国成立后，他先后在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政府担任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和国务总理等职。

按理说许世英也是司法界元老，杨荫杭的前辈，但是杨却不顾一切地传讯了他。许世英被扣押后，许多人前来说情，致使杨荫杭家“那一夜的电话没有停”过。

对于这件事情，有人说杨荫杭在担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就与许世英结怨，因此这一次纯属报复。也有人说杨荫杭没有掌握充分证据就下令抓人，不仅是鲁莽之举，还有滥用职权之嫌。

最后，许世英被宣告无罪并辞去了交通总长的职务；杨荫杭也辞去高等检察厅厅长一职，于1919年离开北京回到无锡。

为此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中说：

“第二天，父亲就被停职了。

父亲对我讲过：

‘停职审查’虽然

还不如‘褫夺查办’严重，也是相当重的处分；因为停职就停薪。我家是靠薪水过日子的。我当时年幼，只记得家里的马车忽然没有了，两匹马都没有了。大马夫、小马夫也走了。想必是停薪的结果。”在《老圃遗文辑》中，附有当年刊登在《申报》上的《声辩中之高检长惩戒案》，其中有《司法部呈文》和《杨荫杭抗辩书》等文件，这应该是进一步研究这一公案的原始材料。

2009年5月，我有幸应台湾“中央研究院”邀请，参加五四运动

90周年纪念活动。活动期间，我在台湾大学附近的旧香居书店淘到一本《人间世》月刊社印行的《许世英回忆录》。据该刊发行人刘济民说，

《许世英回忆录》是在胡适的敦促下，通过记者采访的形式开始的。这本书“原拟分成上中下三集，上集为满清时代，中集为民国初年，下集为国民政府时代，不幸《人间世》在五十年九月间，突遭意外，被政府强迫停止发行一年，至五十一年十月复刊，回忆录仍继续刊载至年底，嗣因有某要人劝阻静老不要在《人间世》上继续发表回忆录，故不得已只有将满清一部分，勉强予以结束，至堪惋惜！”（参见《许世英回忆录》第2页，

《人间世》

月刊社中华民国五十五年二月十日

人物述林

初版）

刘济民还说：

“因为静老是我

们安徽人的乡长，他毕生为国家民族服务，清廉自守的精神与风范，实令我辈后生非常的敬佩！这是我要求替他发表回忆录的动机。”通过采访，他发现“静老一生做大官，但不爱钱……身后很是萧条，在他的故乡———安徽省至德县并未治产，还是祖遗的几间老屋，至于北平上海，亦无华厦别墅，美国银行更无存款。在近代史中凡是担当大任的安徽人，还没有发现到有贪污的劣迹。”

刘济民的话是否可信，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不过他的最后一句话，似乎有点武断。

加盟《申报》副刊

回到家乡以后，杨荫杭患了伤寒，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已经到了准备后事的阶段。据杨绛说：

“我

父亲在病中，经常得到好友陈光甫先生和杨廷栋（翼之）先生的资助。他们并不住在无锡，可是常来看望。父亲病中见了他们便高兴谈笑，他们去后往往病又加重。我虽是孩子，经常听到父母谈到他们，也觉得对他们感激……惭愧得很，我虽然常常听到杨翼之的名字，却从未见过面。更不知他的后人———我实在想见到他们，表达我的感激。”在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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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的后面有注释说：“1992年我得到杨翼之先生外孙女的信，欣知遥寄的感激已经寄到。”

1920年，杨荫杭病愈之后再次到上海，出任上海《申报》社副主编。

《申报》是中国近代史上创办最早、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也被视为新闻自由的典范。特别是该报副刊“自由谈”自1911年问世以后，始终以文人论政为特点，在主张民主自由、抨击社会时弊、揭露官场腐败、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杨荫杭已经年过不惑，能够加盟这家报馆并担任要职，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在杨绛整理的《老圃遗文辑》中，收集了杨荫杭1920年到1925年间，在《申报》发表的600多篇文章，都是短小精悍的评论，当时叫“时评”和“常评”。这些评论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这一点，从它们的标题中就可以看出。比如仅仅在1920年，谈论政局的有《今之时局》《湘事与和议》《张作霖与徐树铮》

《保定会议》

《我之废督观》《南军阀与北军阀》等；谈论财经的有《新银行团与军党》《新银行团

与内政》

《新银行团与田赋》

《新

银行团与铁路》《政客与灾民》《所得税》等；谈论移风易俗的有

《娶妾之罪恶》

《中国人嗜赌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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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禁烟之笑谈》《家庭改良之

第一步》《早婚与滥婚》等；普及

社会常识的有《论宗教》《乡曲主

义与大一统主义》《内讧时代之常识》

《释法》等；谈论历史借古讽今的有《谈史》《恶言考》

《太平

新义》

《虏获品》

《今小学》等。

这些杂文随笔不仅字字珠玑，篇篇锦绣，而且那信手拈来的史料功夫和发微探赜的考证本领，实在令人叹服。其中，他在《今小学》中对“党”字和“民”字的解析，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晚年逸闻趣事

1923年，杨荫杭因为不喜欢上海的复杂环境，便“迁居苏州，专营律师事务。兼为报刊撰文”。当律师要有律师事务所，于是杨荫杭便买下了被当地人称为“一文厅”的大宅院定居下来。

“一文厅”是明代高官徐如珂的宅第，当年徐因为得罪魏忠贤被赶回苏州服毒自尽，后来当地民众为纪念他，每家各捐一文修建此厅，故称为“一文厅”。杨荫杭买下以后，经过简单修缮住了进去，然后请张謇书写“安徐堂”3个大字挂在正厅。杨绛听父亲说：

“那是张謇

一生中末一次题的匾额。”杨荫杭这样做，既为宅第的故主留下痕迹，

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一种抱负。当时杨绛才十二三岁，正处在娉娉袅袅的豆蔻年华，因此安徐堂给她留下了美好的记忆。钱钟书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给杨绛的信中，附有“苦爱君家好苍坊,无多岁月已沧桑,绿槐恰在朱栏外,想发浓荫覆旧房”的词句，说的就是这个地方。

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中，介绍了杨荫杭晚年的许多趣闻逸事。比如他把律师的工作，称作是与别人“吵架”；他在法厅上为人辩护时，经常跷起二郎腿；他午睡的时候，喜欢女儿陪在身边玩耍；孩子要上大学，他完全尊重他们的喜好；杨绛从外地回来，他居然有心灵感应……

此外，杨荫杭还爱好收藏古代钱币。据说他在著名收藏家宣古愚的引荐下，曾经买到4盒古钱。这套钱币上自周代刀币，下至隋代五铢，极其珍贵。对于这件事，杨绛也有记忆。她说：

“父亲曾花一笔

钱买一整套古钱，每一种都有配就的垫子和红木或楠木盒子。一次父亲病了，觉得天旋地转，不能起床，就叫我把古钱一盒盒搬到床上玩弄，一面教我名称。我却爱用自己的外行名字如‘铲刀钱’、

‘裤子钱’之

类。我心不在焉，只想怎样替掉些父亲的心力。”杨绛读大学以后，杨荫杭突患中风，居然在法厅辩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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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出话来，从此便放弃了律师工作。后来他致力于《诗骚体韵》一书的写作，大概是自己觉得不满意吧，后来他把这本书毁掉了。这真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夫人在逃难中去世。战争期间杨荫杭流离失所，辗转于苏州和上海之间。由于在战乱中倍受煎熬，他在抗战胜利前夕去世，享年77岁。

对于父亲的死，杨绛在回忆中写下这样的话：

“我父亲如果解放

后还在人间，他会像‘忙人’一样，成为被‘统’的‘开明人士’呢，还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呢？父亲末一次离开上海的时候，曾对我卖弄他从商店的招牌上认识的俄文字母，并对我说：‘阿季，你看吧，战后的中国是俄文的世界。’我不知道他怎样迎接战后的新中国，料想他准会骄傲得意。不过，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大概是会给红卫兵打死的。”

这段话让我看到了她对“文革”的控诉。

［作者系知名文史学者，曾供职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著有《八位大学校长》

《长袍与牢骚：教科书上看

不到的民国》

《民国旧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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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杨绛父亲杨荫杭先生作者：

作者单位：

刊名：

英文刊名：

年，卷(期)：智效民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江淮文史2016(1)

引用本文格式：智效民 记杨绛父亲杨荫杭先生[期刊论文]-江淮文史 2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