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北大演讲稿

主持人：柴静也是作为一名记者兼主持人，在大众传媒勇敢的追求真实和理性，主持公民记者的理念。她始终站在离新闻最近的地方，以记者坚定的职业精神深入一线调查采访，并带以冷静，客观的敏锐对观众社会现象，尤其是弱者传媒表达的问题进行犀利的分析与不断的求解。所以人的真正关键在于不断（0.30）发现真实的新闻理念。欢迎您的到来！（掌声）

下面是对两位评论嘉宾的介绍：

第一位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常务副院长，新闻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弘女士。（掌声）徐教授是高级记者，并且任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的社长，授予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副秘书长并且任北京大学财经新闻研究中心的主任。她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新闻实务，财经新闻和对外报道，并且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学者。欢迎您的到来。

第二位评论嘉宾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影视艺术系教授俞虹女士。她在艺术学院，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中国视觉组成专业委员会，高校影视教育研究会，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学研委会等机构任职。主要致力于电视传播与媒介文化的研究，并且担任了中国播音主持作品政府奖，传播里程最高奖金话筒奖和金鹰奖等活动的评委。欢迎您的到来！（掌声）

希望通过今天的论坛，大家能够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对什么是媒体责任，谁来规范媒体责任，以及媒体从业者如何在个体形成中担当这个责任，以及当今媒体形态的转变对媒体责任的影响等等问题上能够得到启发，并进行更加深入的观察和思考，谢谢大家！（掌声）

好，现在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柴静老师上台与我们分享她作为媒体人面对公共事件的一些感受。（掌声）

柴静：谢谢北大，谢谢大家。（掌声）

这么冷让大家等了这么久，真不敢见面(3.05)。感谢徐老师，余老师，能够在这个夜晚跟大家聚在一起。其实今天老师这件事情跟我说了很久，但是我的确一直很犹豫。其实我对表达自己，或者演说本身，一直是有一种确切的恐惧之感。(3：

30)对我说，应该用这样的方式,能够去影响他人。但我始终对影响这两个字有着很深的疑惑。

我的办公司里有个实习生，人大的，新闻系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他/她非常的工作勤奋，卖命。然后有一天我们聊。

我说，你做新闻，你想做什么？

他/她想了想说，我想做制片人。

我说，你做了制片人你想做什么？

我想做台长。

我说你做了台长想做什么？

他/她说我想影响别人。

我说你想影响别人什么？

他/她楞了一下，我还没想这事呢。（笑声）

所以，我觉得影响力这个，我们是要给它一个定义的喔(我们想影响什么)。昨天晚上局我们在聊这个事，一桌人吃饭，然后有这么一个事情：

岩松就说，影响，就是我要去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是办读库的张立宪啊，我们都叫他六哥。然后，严哥和老六说，如果读库你（4.41）要去影响没有影响力的人，你说这事还有劲么。

然后六哥就说，我觉得挺有劲的。六哥说，其实我办这个杂志不是想影响别人，他说我就是想让看书的人吧，看完之后觉得自己并不孤单，然后呢，还能踏实的，不再抱怨的去做好自己的事。

六哥这话倒挺贴近我心的。所以呢，后来我就想，今晚我来到这，不是想影响别人，而是想把我老老实实工作的事情和想法和大家分享，能够得到一些我的共鸣。

嗯，我来之前问我自己一些事，为什么我会选择做一个新闻记者，作为一个长沙铁道学院会计学的专业学生。然后，前两天我看了沃尔特•克郎凯特的传记，就有个细节。他小学的时候，他转学到一个陌生的学校。

然后第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就问他，说：2+2等于几？

然后克郎凯特就很积极的举手，老师（5:51）这个孩子，他站起来回答道：等于四。

老师说不对。

克郎凯特很确定自己的答案是正确的，就是四。

老师说，你站在那好好想想吧。

就这样，罚他站在讲台上，一直面对着所有在底下窃窃私语，在笑他的陌生同学。他忍住眼泪站了一节课。

课堂结束之后，这个老师（女教师）来问他，说，你现在知道正确答案了吗？ 他说，就是四。

然后这个老师说，错了，你应该回答，四，夫人。（轻微的笑声）

然后，沃尔特•克郎凯特说了一句话，在传记当中，那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后来我理解我为什么从事新闻这个行业，是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厌恶任何，哪怕是最

轻微的兵营化的集体式的一律服从。所以我想很多人可能选择新闻行业，就是因为它本身可以蕴含的独立性。嗯，我猜这大概多多少少是我自己从事的一个基础。

因为2000年的时候，我从来没想到做一个新闻记者。当时，中央电视台，我们的制片人，叫陈牤，给我打电话。

然后说，他说，我是陈牤。然后就留了一个停顿，希望我发出一个仰慕的尖叫。（笑声）

然后，我说，谁?（大笑）

他说，我中央台陈牤啊，我没给你讲过课吗？

我说，你哪个栏目的啊？

他就啊啊啊啊，我东方时空的。他说我们想要做一个节目，给白岩松找一个女搭档。要不咱俩谈谈吧。

我说，谈就谈呗。

然后我们就在梅地亚见面了。然后我一看他穿西夹克，长头发，还翘着二郎腿。行啊，我也翘着二郎腿（笑声）。

我们俩对着座，他打探我半天，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对家喻户晓有心理准备吗？ 我就想，中央电视台的人说话都这么牛吗？（轻微笑声）然后我就说，当时我才二十三四岁嘛，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我就跟他说，如果说成名是一种心理感受的话，我二十岁的时候就有过了。

他就楞了，他说，我说的是家喻户晓似的成名。

我说，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然后陈牤气得都乐了，（陈牤）你再说一遍。

（柴静）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他点了根烟，就问我说，如果你来做记者，你关注什么？

（柴静）关注新闻中的人。

可能就这句话打动他了吧，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来吧。

我说我不来（大笑）。

我那时在湖南卫视干的好好的，主持一个新青年的节目，借住在北京，然后，有节目的时候我才过去做。湖南卫视对我非常宽容，很自由。然后拿点稿费，我就回来继续生活。

我觉得说，我就对他说，我不适合持续做这个工作。

他倒也没勉强我，他说，就这样，你来参加一次我们的年会，玩一玩。 然后我就（8:55），那就去吧。

当时是2月5号吧，一上来之后，每个部门的年会都先发奖，对吧，评当年的十大劳模。我一看，这十大劳模长得，那就。（笑声）然后第一个就上来了，孙洁，是现在我们新闻部的副主任，在焦点访谈的。她就上来之后，拿了一卷卫生纸，圆轴的那种，然后说，我今天感冒了，没来得及写稿子，我就在纸上写了两句话，四项基本原则，两个基本点。（笑声）然后念完之后，居然把那个纸撕下来直拧鼻涕（大笑）。

我当时确实有惊艳之感，然后紧接着就开始放片子。可能你们有的人在网上看到过，崔永元做的记录片，叫做《分家在十月》。但是只有身在其中才会知道那个片子带来的那种震撼有多大。因为那个片子基本上是以讽刺中央电视台各级领导和各种名人，然后，包括他自己。

然后我们所有台领导都坐在台底下，那天挨个讽刺到。什么李挺诺夫硬挺着入睡的这个夜晚，拿着白岩松的那本书，说，痛并快乐着，这本书，以前用来垫脚！我在台下看着，我想，有点意思。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台下台长的钱包已经被哄

抢了。然后，所有钱就洒出来，纷纷飘扬。然后我手里面落了张100块的。我想，这地方不错，我来得了。（柴静自己也笑了）

其实现在想一想，就是因为中国的新闻人（10.35），365天的那一天里面，迸发出的一种自由的狂欢，就像崔永元在我形容的故事所代表的一样，我觉得，起码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霉怨的，或者有幽默感的人那么简单。(10:55)自由，意志和灵魂上的不受约束。我觉得他/她对谁都无所畏惧，在年会上他/她会调侃领导，但是永远在最真诚的东西面前会掉下眼泪。那时在我的意见里面，制作新闻人是这样的。但我忽视了一点，它这个年会，365天里只有一天。偏偏在第364天的时候，我就来了。

来了之后，第一天，我一进办公室，我看到办公室空地上有一张椅子，然后就有个人站在那说，你坐那。我坐下，话没说完，他给我套了块布，轻轻捻了捻我的头发（柴静应该在现场比划着吧。大家大笑）。然后（11.33）他对我说是我的化妆师。捻完之后我就像一小兔丫子一样。他坐在那里，刘海很高，像李秀成（11.38）那样。（大笑）然后立刻我的同事就跟我说，柴静去，给我们倒几杯水。平常都是我们伺候你们主持人，你们主持人也该伺候伺候我们。然后我就给他/她倒了几杯水。一开始被修理的过程。

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我以前就是文艺青年，实际上做新闻应该怎么做，我压根就不清楚。所以做到那个直播台之后，实际上发现我就不会说话了，我也很难写作。就是，一听到那套就管不着了，不顶用了。然后，新闻八股的那部分，我不太喜欢，也不擅长。所以，总会面临着说，你做一部分，然后大家说，你回去，再录吧，领导说，把你的结尾重新再录一遍。再录一遍，再录一遍。然后经常就晚上12点看着摄像，灯光带着那种非常忍耐的神色来了之后，人家一言不发，特别明显。录完了，我就一个人再走回去，人家都有点，自己都已经不会说话和不会写字了。

后来我碰见（12：46），他/她就和我讲说，白血病人的治疗到后期有种办法，就是血液全部都抽出来，然后再把新的血输进去。当时我就感觉自己是个血已经流光，浑身苍白的人。就是一个假小孩，内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那句话。那时我就鼓励我自己，走的这条路是正确的。

然后，因为我会碰到我原来的听众，他/她们坐很远的车到中央台来看我，然后问我说，你觉得你变得这样有劲么。

我说，怎么呢。

他/她说，你还能找到跟听众原来的那种信赖么。

我想了想，摇了摇头。

他/她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她说，你可不要变成最初你自己反对的人。这话让我非常的触动。我是为了追求独立，选择这份工作，但是我发现，我却不得不从众，那种痛苦，是很难忘记的。

嗯，但是到了一年之后，大概到了新疆地震的时候，然后我就被媒体派去现场。而我脚踩到那个地震之后的那个地面上，像果冻那样又柔软又有劲的地上的时候，然后我仔细往下一看，其实我是站在一户人家已经坍塌的茅草房的房顶上。然后，我往前走，就有一个不认识我的一个老大妈嘛，不知道为什么，就把我抱住了。老大妈就趴在我肩膀上，痛哭。我那时，就是，震动不已。我觉得我天天在演播室里面说的所有的那些赈灾啊，数字啊，术语啊，拼命想把头发梳的漂亮点，或者让自己尽早的能被领导通过，把这个新闻播掉的那些东西全部被抛掉了。 所以陈牤跟我说，你想做制片人，就必须找到欲望。

我就问他，我当时很拧巴，我说，人怎么才能找到欲望？

他说，忘掉自己，才能找到欲望。

我说，我怎么才能忘掉自己？

所以，到了那之后，我才发现，就是关心别人的时候才会忘掉自己，你真正关心新闻的时候才会忘掉自己。所以新疆的采访还给我留下一个终生不灭的痕迹，就是，我当时还像热血的年轻人一样，渴望做自己预期，比如说被传播的，被对方表扬的报道。

然后那我就做了一期，宣传公告所说，你赶紧来，明天有条大新闻。我去了之后，就发现小孩第二天把包从废墟里拿出来。这种新闻，你们可以从去年的5.12地震之后看到很多次。然后大家就开始升国旗，唱国歌，一起齐声《我们美丽的校园》。这个新闻，我当时做了16分钟，做的很用心，很好，然后领导就表扬了，我自己也挺高兴。但是，我收拾东西往回走的时候，就看到我报道当中的两个小女孩，没有走。她们鞋带松了，我就帮她们系起来吧，我就随便问她，你现在住哪啊。

小姑娘说，带我去看。

我就跟她去了。就是我发现她根本，她家都没了Ma,她和她哥哥，妹妹都睡在地上。地上放着两床被子，我把手伸进被子里面去摸，当时是零下12度的天，那被子是湿的，里面都是沙子。

我问，你们吃什么，喝什么。

她就拿了一个小铁皮桶，就带我去一个滴雨水的坑那，把那个枯叶叼开之后，乘了半桶水回来拿两个石头架着烧。我当时非常羞愧，因为就在5分钟之前我还跟全国人民说这群孩子已经高高兴兴上学了。我就想，在我的一生，不允许再作这样的报道。所以，当我面对一个孤立的事实的时候，这时我提醒一定要绕到背后去看一看，除非我自己亲手触摸，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否则，我不相信这些是真实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在一个月的非典之后，可能给了我更深的印象。就是我去人民医院，去拍他们的急诊室的时候，我看见急诊室，地板上，有大概22个病人的名字，后面写的全是肺炎，肺炎，肺炎，肺炎。

然后就有个同志和我说，其实他们都是非典患者，但是因为不能让外界知道，其实当时的急诊室还在不断的接诊病人，这就意味着说，所有不知情而进来的人，全部，他/她用了一个字，叫做ong在里面，就是所有人都ONG在一起。进来就感染，进来就感染。

我正好在（17：52）的时候赶上了人民医院的那次大转移。一月十九号，当时所有外界都不知道人民医院发生什么事了。我就看见，大概20多个，从那个楼里面推出来，他们连基本的，最基本的隔离都没有，电梯也都是公用的。他们为了把病人和正常人隔离开之后，就把病人坐在轮椅上，然后拿一块白布，从头把他/她包到脚。只有看到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包着白布的患者走出来。我当时数完这个数字我才发现，这二十几个患者比当天北京市公布的所有非典患者加起来的数字还要多。掩饰他们的方法是，把他们送上救护车之后，在整个北京城里转来转去，来逃避世界卫生组织的审查。你们可能知道这件事，我也知道这件事，或者我们可以猜到这样的事，但是当你们亲眼看到的时候，我觉得那种震动是不予言表的。

所以我采访这位急诊科的主任，他/她说我不愿意回忆这种事件，他/她说，牺牲的人太多了。

然后我劝慰他/她，我说，一定会痛觉，但是痛苦是衣种清醒，使得牺牲的人能够告慰，如果我们不能回头去讲这段历史，就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再发生。 后来我就做了这期节目，这期节目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说，假如非典再来一次，人民医院还是会这样。

嗯，所以对那时的我来说，在刚刚从事（19.28）现场记者的时候就赶上了非典，这是对我来讲最大的幸运，不是在于成名或者得到认可，而是在于我那时明白了，真相之可贵。所以，后来，每当别人在跟我说我看过非典报道的时候，我就会回

头问我自己，在四月十七号这天我在做什么。好，即使我去了现场，我在想什么，其实我在无意识的接受当地电视当中，我的同行传递给我的所有信息，我并没有狐疑，我并没有去分析，并没有去看清更多的消息源，我同样是那个被自己的无知和偏见遮蔽的一个人。所以我后来发现，通往真相之路最艰难的，是我们自己头脑中遮蔽我们自己的无意识。

所以我后来理解了康德为什么说，什么叫启蒙。刚才我特别提沈老师有段话，不知道就是我们士大夫当中像张载这样，总是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的情结。但是，如果一个人自己头脑当中都始终停留在无知境界（20：38）的话，怎么能以一种英雄主义的，居高临下的方式去启蒙他人呢？

所以，我后来就在想，启蒙思想的本意是什么呢。我后来在康德的书里看到这么一句话，他说，启蒙是人摆脱自身蒙昧和成见的过程，这就帮我找到了一个记者自身的定义。我去探知这个世界的真相，首先必须是揭开我头脑当中的困惑，其次我跟他/她人分享的事实和语言，然后让每个人得出自己的答案。

所以，后来我理解了，独立的想是非常困难的。每一个从业的人，尤其是我们年轻人，我们可以靠我们的血性，去说，我们并不（21.31）,我们警惕权利，但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做到这点。还有，在权利之外，还有什么我们需要避免，盲从和轻信的。也许，更大的一种威胁是来自集体的无意识。

就是我说，当非典刚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围坐在电视机前，张立（21：58）着每一个官方传递来的结论和数字，而不加验证，不加质疑的相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比较大的一个悲剧。所以，我后来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我起码要对未经验证的事实和数据，要有戒备。也要对任何不加探寻的结论和评论，也要戒备。

嗯，当在节目当中，我一直，一直对这个论坛，这个主题我是十分认同的，就是公民，什么是公民。我曾经采访过一个人，也就是在这个演讲当中曾经提到过，那个人叫做郝劲松，如果大家最近看上海钓鱼案的话，应该知道他，他是孙中界的师傅。

我大概是在四年前采访他，他当时在火车上买了一瓶水，然后他就问对方要发票，当时是五毛钱。然后对方就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然后郝劲松就很不高兴，就把铁道部告上法庭了。这个官司打了一次又一次，打了一年多了吧大概。

我当时问他，采访他的时候，我说，为了五毛钱，你觉得值得吗？

他说，今天我们可以牺牲五毛钱，明天如果我们不为自己的权利抗争的话，我们可能会失去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甚至是生命的安全。

然后我就问他，我就说，你觉得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

他告诉我说，看看罗莎•帕克斯，整个世界为她改变。

这是美国在民权运动初期的时候后，上个年代50年代末，美国人有个法律，就是规定说，黑人在乘公共汽车的时候，不能乘坐前排最好的位置，必须留给白人坐。然后罗莎•帕克斯，是个非常普通的，50多岁的女裁缝。有一天下班之后，因为人太多了，她就坐在了一个所谓的白人的座位上，这个时候有批白人就上车来了，有个白人男子，就站在她的面前，说，你把座位给我让开。

她说，如果是平常，或者如果是一个老人，或者说是一个女人，她都会让的。但是也许是我那天太累了，她说我只是讨厌屈服。

所以她就拒绝了，然后她就被捕了。被捕之后，由此就引发了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美国的民权运动。他们/她们拒绝做公车，他们/她们每天行走，他们/她们用非暴力的方式来抗议不平等。

所以，郝劲松告诉我，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什么。

然后，最后我问他，我说，你想要什么，他说，今天，我争取的是五毛钱的权利，明天我就会争取集会的自由，出版的自由，言论的自由。

我说，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他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后来，我就把他的这个故事写成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就叫《我只是讨厌屈服》。

再后来，今年三月份，我去采访一个事情，就是内蒙的吴保全案。吴保全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在青岛有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公司。但是当他知道，说在鄂尔多斯市有个农村，村民们不断的被剥夺掉自己的土地，然后盖成别墅。然后四处上访，都没有任何作用的时候，他就给他们提了一个建议，说，你们可以把这样的故事放在网上，引起更多的关注。农民说，我不会上网，他说，我帮你们来做，然后他就把这个故事放到了网上。点击率并不高，大概不到一百，但是他就被拘捕了，抓了他15天，说他是妨碍治安还是什么的。

抓了15天出来之后，吴保全没有回青岛，他就去了这个村子里面，去调查农民说的所有事情究竟是不是实情。调查完之后，他认为是真的，然后他就和他们/她们讲，说，我要去给你们请律师，我们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合理的解决这个问题。他不仅请了律师，还请了一个网络的记者。等他做完这些事情之后，他又被抓起来了。这次的罪名是诽谤罪，而且说他诽谤的是目前内蒙仍然在职的一个高级干部，因为他在信里提到了这个人的名字。

我们都知道，诽谤罪其实是自述案件。就是如果你认为你诽谤了我，那么你来告我。一般情况下，除非严重危害公共利益，才能够由公诉，就是检察机关来起诉。但是，这个案子是公诉，这个事情其实很普遍。大家都知道，王帅，包括我们之前知道的很多类似的案子，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我就去做这个事件。我在监狱里见到了吴保全，然后，这个人，因为这个事情，妻子跟他离婚了，他的企业也倒闭了，他一个人在里面住了两年，他不

知道自己能不能安全的活下来，出来。他低头望着我们，然后这个（27：40）时候面前他对他女儿说话了，他说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他女儿知道，说，我不是一个坏人。

最后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当时就跟我说，他看过一篇文章，叫做《我只是讨厌屈服》。（鼓掌！）

他说郝振松这样的人其实是我的榜样，然后他就说，郝振松说过，如果今天我们不去捍卫自己的权利，我们就可能失去我们的土地，财产，生命。他说，郝振松说过，权利如果不去捍卫的话，就只是一张白纸。

但他和我说这些的时候，他不知道我是那写文章的人。我坐在他的对面啊，我难以言述我的感觉。就是当你写下一些你自己想写（28.45）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有人也相信这些东西，并且他/她付出行动，可是他/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回到北京之后，就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吴保全，永远是这样抵抗不息（29：00）。尽管那么多媒体参与，他到现在还没出来。我的节目也没能够播，Ma,尽管我当时回来，连续赶了两天吧，但还是差了几个小时，没能播。

就是，所以，我就问我自己，我们这样的记者的表达和揭示，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呢。我们如果揭示了，如果有人共鸣了，这样对他们/他们好还是不好。这可能是我为我的职业感到最困惑和敏感的地方。确实是这样。直到现在，我想，我也没有一个最终答案。就是，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情会是这样的话，我会不会选择这样，我也不知道。

后来有一天，郝振松给我打电话，当时上海钓鱼案还没有发生。他很不顺利，非常不顺利，他回到了山西老家。

然后他就跟我讲，他问我，我应该做下去吗？

他就自己很疑惑，我就给他讲了吴保全的故事，说那个人是因为你是他的榜样，所以你有义务，有责任要坚持下去。

然后郝振松就成了孙中界的律师。所以这个世界上的因果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做一件事情在当下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和反应会是什么样的。但是这个世界上，像回声一样互相的震荡和作用，需要很长的时间，很远的距离，才能观察到，它最终的结果。

我只知道的是，郝振松当年打过的铁道部的那个官司之后，有一天他又上了火车，然后他要了一份饭，然后列车长就亲自帮他把这份饭端过来了（笑声），跟他说，您看，你是现在要发票呢（笑声），（停顿）还是吃完饭我给您送过去呢？ 我就问郝振松，你靠什么获得尊重？

郝振松说，我靠为我的权利所做的斗争。

总是，会有这些小小的公民，会推动我们做一些非如此不可的事情。所以后来我理解了，很多时候人不是为了成为英雄或者是为了惹事而去做一些事情，而是因为非如此不可，后来我想过这个力量究竟是什么。

嗯，我在全世界那些我最欣赏的记者身上都看到了这样一个品格，就像法拉奇一样。在来之前，我让王老师帮我打印了我自己写过的一个法拉奇的一篇文章，当中她采访了伊朗的宗教领袖，叫霍姆尼。

她谈到，为什么你们的妇女不能像男人那样去上学和工作，为什么去海滩的时候不能穿浴衣。然后她就说，你不允许她们穿，那为什么您可以穿着浴袍游泳呢？ 霍姆尼就说了一件事，说，这不关你的事，这是我们的风俗和习惯。如果你不喜欢伊斯兰服装，你可以不穿，因为那是为正当的青年妇女准备的。

然后法拉奇听完之后，就说，您那真是太好了，你这么说的话，我马上把身上这件愚蠢的中世纪披风扔掉。站起来之后，就把身上那件为了表示尊重而穿的披风脱掉之后，扔在霍姆尼脚下。

然后霍姆尼勃然大怒，暴躁如雷的冲出房间，然后法拉奇在后面跟着他说，你要去哪，您是要去方便吗？（笑声）然后直到对方消失之后，她仍然不肯走，她就坐在那，一直等，一直等了八个小时。直到霍姆尼的儿子出来承诺她说，明天他还会出来接受你的采访，她才走。

她就采访世界上的那些独裁者，她反对的人，持有权利可以，对其他人的生命漠视和玩弄的人的时候，她也获得对方的尊重。就像她去问以色列的沙龙，她指控他轰炸平民。

然后沙龙就抗辩说，没有，我们只轰炸了巴勒斯坦的解放组织的基地。

然后她就说，你不仅轰炸了那些地区，而且轰炸了闹市区，你轰炸了住宅，你轰炸了医院，你轰炸了报社，你可以去问问待在那的人，你去问问那些记者。 然后沙龙还在辩护，法拉奇就从书包里拿出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一群一岁到五岁的孩子的尸体。然后她就跟他说，您看，最小的孩子身上没有脚了，最大的孩子失去了小胳膊，他们，他们的手就这么张开着。

然后沙龙在这次采访结束的时候跟她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您不好（很难）对付，但是我很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你那样带着那么多资料来采访我，从来没一个人能像你那样为了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的危险。 所以，这就是记者。所以法拉奇在她给她的情人写的一本书当中，有过一段话，我念给大家听。

她说：“1931年，他带我去见一些希腊抵抗运动者，我们见到的不是一座偶像，也不是一面旗帜，而是3个字母0XI，希腊文的意思是“不”。这3个字母是一些渴望自由的人在纳粹法西斯占领时期在树上写下的，30年来，这个“不”字一直保存在那里，虽然日晒雨淋也不变色，军政府的上校们曾经用石灰浆涂抹掉它。但是，像变魔术一样，雨水和阳光很快溶化了石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个字母又顽强，无视一切，和不可磨灭地重新显露出来”。这个字叫，“不”。

大概前年，我在香港，碰到龙应台，然后在她家里面，吃饭聊天。

她知道我是中央台的记者，然后她就跟我说，我有句话想跟你讲。

我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说，你想，你想提醒我，你在《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结尾说的那段话。 她说，对。

那篇文章的结尾是，当时龙应台在德国生活，然后她就写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一个东德的国家电视台的主播，一位女主播，然后一直在被镜头追逐，追到无处可逃的时候，她终于面对了镜头，然后她泪流满面，面对着镜头说，请原谅我，告诉你们四十年的谎言。

嗯。对于，我想不仅仅是对于中国，对于全世界的记者来说，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说，不。这个不，不仅仅是指向一种具体的权利，它指向很多很多种权利，包括向群众妥协的权利，包括向无知妥协的权利。

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宗毓华的文章。这个华裔女主播，应该是在美国，也是所谓的华人在新闻界当中最高的成就之一。但是大家如果上网，留心的话，会发现两年前在网上有段视频，流传的非常广。是一个六十岁的女人，穿着玛丽莲梦露似的肉色的那种鱼尾裙，躺在一艘钢琴上，然后，唱，唱一个很肉感的歌。而且她被年轻人称作“走调女王”，这个视频一天的点击数就是50多万，她红了，这个人就是宗毓华。

我看了之后，非常的震动，因为七十年代的时候，是她陪着尼克松来访华的。她在天安门做的报道，至今受人尊重。她得了很多艾美奖，她是个曾经很受人尊重的新闻人。但是当她在40多岁之后，当她去采访的都是绯闻案的女主角，或者是法制案件中的连环杀手。她就不断的做这样的新闻，不断的做这样的新闻。她为自己辩解，这是一个商业时代，我们用不着去提倡什么严肃的新闻理念，我们

只需要娱乐和服务观众。她的结果就是一个躺在钢琴上的，穿着肉色鱼尾裙的60岁的女人，这是她职业生涯的告别演出。

嗯，看到这的时候我就想起钱理群老师。其实我之前不太看钱老师的东西啊，因为他身上始终有种鲁迅似的，战士似的精神气质，那种气质不是我熟悉的和亲近的。可是后来我看他的书，有一点给我特别大的触动。他就谈到说，在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当中，不仅让他对于曾经影响他的狂热的革命似的理想主义提升警惕，同时也让他对于普通的观众和读者提升警惕。

还有，当他坐在北大这样的教室的时候，当很多年轻人围着他的时候，他知道年轻人想听什么，他知道什么样的话能够让年轻人为他鼓掌，为他欢笑，为他留眼泪。然后他会发现他被解释（39：41）了，这种感觉非常鲜明。他也写到了我想89年的那些知识分子，实际上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情绪。

然后他也说到，也是这样一次类似讲座的时候，有个学生问他一个问题，说，有一天，您觉得您会有宗教信仰吗？

钱理群说，我尊重任何宗教信仰，但我不认为我有可能会成为任何信仰的信徒，因为我的人生经验告诉我，我决不能将自己交给任何一个他/她/它者。

这句话是带着血，带着眼泪，带着痛苦，凝结出来的一句话。我觉得对于中国的记者来说，可能就更需要很深的了解和理会。

柴静：其实，我觉得靠什么去避免盲从和狂热，起码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在刚做新闻调查的那几年当中，是有这样的一种，为弱者张目，为被侮辱和损害的人去呼吁的这么一种情怀。到今天我也并不否认这样一种真诚，我也认为它是新闻人很可贵的东西。是因为崔健说的对，“我们的病就是没有感觉”。我去做那些弱势群体的时候，包括在家庭当中那些被送去电击的网瘾的孩子，或者被虐待，

被冷漠，被羞辱的那些家庭成员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我们的社会使命感(41:28)，我们对于那些伤害（41:35）足够的信任。

嗯，但是在后来慢慢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了徒有同情和关切是不够的。我们做这个行业最初就像一个刚刚就业的实习医生，每天看见急诊室推来的那些病人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他们满身鲜血，然后我会感到痛苦（41：59），我们会抚慰他们/她们的亲人，我们会陪他/她们掉下眼泪。但是对于一个成熟的医生来说，他/她只有冷静才能解决这个病人的痛苦。

这一点，我觉得灾难新闻当中就更为鲜明。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可以看到去年在

5.12地震报道当中有很多典型的灾难新闻，嗯，这一点我觉得龙应台给过它一个很好的解释（42：25），叫做小女生新闻，或者叫粉红色新闻。就比如说，有个媒体记者就承接着报道，大家可能看到过，就是那个在电梯下被压了三天三夜，然后呢，也不是连线，说自己要寻找妻子，然后一救出来之后，这个人就死了。然后他死亡的过程都拍下来了，最后的时候这个记者就摇晃着陈先生的胳膊，一边哭一边说，陈先生你怎么可以走呢，你不是还要见你的老婆吗。然后这段话全部给播出来了，

这个新闻后来邀请我去评的时候，是作为年度国内的好新闻来评选的。我当时的感觉是，我觉得，这个记者很好，二十四五岁，对人的真诚感和感情能激起观众的共鸣。但是我会问我自己，换做任何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在这，是否都能做这条新闻？是的。也就是说，他作为记者，和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的差别。任何一个普通人在痛苦面前，都会施予同情，都会适当表现，那么什么是一个记者？

我后来看这个报道的时候就在想，我有未知没有能够被解开，当成天被压在废墟下的时候，我甚至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镜头去交代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他是被大概什么形状的废墟压住了，他为什么不能被解救出来，他身体的哪个部分受到了重创，他有失血吗，他有休克迹象吗，他有饮食或者饮水吗。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当新闻里我看到救援队员拿着一个器械来着时候，

没有人告诉我这器械是什么，他们打算怎么做，为什么没有用。最终他们把他拖出来的时候，是用什么方式拖出来的。最重要的是，当一个已经明显发烧了，肌肉坏死的人，用这样的方式突然被拖出来的时候，他面临的危险可能是什么，这个时候应该让他更多的讲话吗，还是不应该。然后他为什么会突然就休克了，为什么死亡来的那么快，没有人告诉我这一些。而我认为这是一个记者应该做的。 后来我在我的一个朋友的问章里当中看到这些东西，他是我的一个，就是，三联新闻周刊的袁越，他在网上叫土摩托。他是一个学科学的人，在美国接受生物学教育。所以他和四川台的这个记者是在同一个现场，同一时间，也是同时看到陈坚死亡的。但是在他的文章当中，我看到这么一段话，

他说，陈坚的死亡是因为当时坏死的肌肉当中释放出来的一种叫做肌红素，这些蛋白质，包括一些钾元素，救出来之后，随着血液的扩张，迅速进入人体之后，几分钟就可以导致人的死亡。这是他在现场就已经写下来的。

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就像医生一样，只有保持冷静，才能冷静的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对于一个记者来说，我们不仅仅是要停留在关键的层面上，我们还要去求解。

这一点，我觉得，嗯，我从像土老师和方舟子老师这样的理科男生上，学会了非常珍贵的东西。就我当时在写博客，我和老范去拍重庆公交事故。在飞机上我们俩就在聊，怎么拉这个结构，然后怎么采访罗俊怎么着。

过了一伙，我就发现有个中年男人，对我说，小姐，能冒昧的和你说几句话吗？ 我说，说吧。

（他）我知道你是谁，我能不能给你提个建议，你们做这个节目啊，不要光停留在技术层面上，还要关心人，每一个技术的后面都是生命。

我当时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就跟他聊。

他是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我们国家研究膝关节再生的顶尖的科学家，拿了个世界奖。但是他在跟我谈的时候，说过一段他的反思，就是说，他之前一心想建功立业，所以呢，就是用这个胚胎做干细胞的时候，他一心想做到世界第一。等他拿到这个奖之后，他在国外有一个演讲，底下就有个人，一个佛教徒，就站起来问他，说，那你用胚胎来做研究的时候，有没想过这也是生命吗？

他说他从来没有被人问过这个问题，也从来没有想过，但是等这个问题被问到之后，他才第一次去想，我这么做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应该，还是不应该的。然后我当时一直写博客，我也把原话，基本没有什么太动的，然后放在了我的博客上。

结果过了三天之后，我就看到方舟子老师的（47:36）发给我方舟子的一篇文章，就在说姓裴的研究员根本就不配再做这份工作。他认为，一个做科学研究的人，被一些非常无厘头的问题所困扰，然后他举了例子，胚胎在十四天之内根就本没有任何物理学上的光跟热的反应刺激，根本不可以称之为生命。

嗯，我当时觉得他说的话有点过激，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职业有反思，对这种生物学的伦理安全有反思的话，他好像不应该就因此被剥夺掉职业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后来爱因斯坦也很后悔，他曾经和罗斯福建议说要研究原子弹。我就把我的这样一个意见也写出来了。

后来这件事就成为一个新闻，裴研究员和方舟子就会有一个笔战，关于这件事情。但是，后来，我觉的，方舟子写了一篇文章，特别是那个题目特别触动我，叫《记者对真相要有洁癖》。当时他大概写了20篇文章斥责我，但是我觉得，他这篇，很有价值。（轻微的笑声）

其他那些程序（48:52）性我觉得不重要啊，我和方老还是很好的，他是我很好的采访对象，一直到现在也是。所以我觉得他这句话很有道理是因为，这句话里面有理科生的一种，特别，求真务实的一种精神。他说了两点，我很是同意。

第一点，你不要以为这是博客，就不是一个公共平台。你不是一个博客作者（49.15），你就是一个记者，在任何场合，你说的每一句话，你都是面对公众的，你都是一个记者。

第二，如果说，裴研究员说了一个结论，比如说他认为这个胚胎是生命，那么你首先应该去调研，你看看在世界的，科学的国际范围内普遍的共识是什么，究竟认为他的这个观点是错误，还是正确。我当时的确没有做索疑，我基本上，毫不犹豫的引用了他的话，我没有狐疑，我认为他说的是对的。但是当方舟子告诉我说，科学界还有另外一个生命的时候，我对生命并不知情，但是我并没有考虑这一点，我只是跟他在伦理层面上进行了争论。这是我的问题，所以，他说，记者对真相要有洁癖。对每一个事实跟技术，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评论一件事的是非和对错，才有价值。我觉得，后来，就是，这样的声音啊，对我有一种耻者（50：12）的影响。

就是大家如果可以看得话，可以随时在牛博上，一直有两种这样的声音在争论，就是，文科生和理科生，文科生和理科生。它会不断的争论，但是我始终喜爱这样的争论。因为我从这样的争论中得到的，或者说我从我自己错误中得到的，远远比我正确中得到的更多。

比如说，5.12之后实际上土摩托和连岳又有过了一个争论。

就是连岳在说，地震是可预测的，所以呢，政府发布信息有问题，地震局有问题。然后他也举了一些他自己的信息来源。

这时土老师又跳出来说，不是这样的，国际上是怎么样的，美国研究是怎么样的，即使最先进的研究也无法预测。

然后他们俩就争执很久。但是，我从方舟子跟土摩托这两个人身上，看到了一种理科生的精神，就是，他们不关求事，他们要先求实，再求事。他不会去附和官方，但他也不会，刻意去反官方，他只是尊重事实和逻辑。这一点，可能也是我

受益特别深的。因为你知道，尤其是在中国做记者，是很容易有长色感（51：

28）的，因为中国很容易分左中右，对吧。

所以去年的时候我做一期征地破局的报道，那期报道给我的影响也很大。因为那期，当时没有编导，所以我只能自己来撰稿，自己来做，自己来拿所有的文案。那时候是对你头脑的一个考验，因为那期节目我只采访了一个人，那么所有的文稿就（51：53）你认识事物的过程是否准确。然后我就到北大来找周其仁，因为周其仁是研究征地法律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专家，我当时看了他这方面的书，我觉得他写的文学上给我的快感很强。

我后来就把文稿拿给他看，周其仁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不管左，中，右，质量最重要。因为当时做这期节目当中，有过一个很争议就是，三中全会之前，土地流转是非常热门的争议问题。两派意见打的不可开交。

就是说，包括像秦晖老师，总之就是两派的学者吧。一派认为，土地必须完全私有化，给了农民，按市场规律自己来配置。

还有就类似罗许军（52:45）这类的学者，他们认为说，绝对不可能，那样会出现像印度那样的贫民窟和大量土地流失。

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大家是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进行了特别强烈的争执。当我拿给周其仁看的时候，周其仁提醒我，不要管左中右，任何一派拿出你的研究结果和质量来，你的数字是什么，你去了多少地方，你做了怎么样的调研报道，你做了哪些对比。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后来我就觉得，诶，这话很有启发。

额，我后来还有，就是，从牛博上另外一个作者，叫做刘瑜。你们可能看过她的书，叫做《民主的细节》。刘瑜就是，她之前在哥大和哈佛吧，接受的博士教育和博士后的一个过程。然后她就写了一本，就是叫《民主的细节》这本书，介绍美国的民主机制的运转。这当中她写博客的时候有过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去年美国大选之前，我是在美国。然后所有的美国人都已经疯掉了，大家看到的，大家都穿着奥巴马的T恤衫。我们在一块吃饭，就是当中有一个黑人的女医生就说了一些奥巴马你不好，他写的书不好，立刻就有人站起来和她翻脸了，我们不要同桌坐了，就是到了这样一个情绪。然后我在MSN上很多人就写了这句话，“We can change”，然后刘瑜就在博客里写了这么一篇文章《Change what》。

我觉得她这个特别有意思，我们不要光喊口号或唱流行歌曲，说我们要改变，（柴静）你要改变什么呢？你想怎么改变呢，改变的路径在哪，改变的危险在哪。然后能不能像话题那样把它细细密密的把它画出来，标出可能有的拐角处或者预警。有没有人去做这些特别细致的工作呢？

所以我后来，就是，给刘瑜这本书写推荐的时候，我那个文章的标语就叫《给我一个宾语》。所以我觉得，“给我一个宾语”可能是很多记者就需要的思维，就包括我。

我们通常提到一个结论，就是，美国打伊拉克，就是为了石油。那真的吗？如果是的话，也请告诉我一下，就是说，他们在伊拉克的石油产业究竟是怎么样的。美国人通过什么控制的，通过产权吗，然后目前的分配权是怎么样的，攻打之后又会是怎么样的。没有人其实真的去做这样的拆解和分解。我们就是，这是一个结论，我就给你了。所以我就觉得，从意识形态的高原走下来，回到事实的平原上来，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来讲话。所以刘瑜书里面有句话我很认同，她就说，很多时候我们的观点不同，不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或者智力不同，只是因为我们对事实的掌握。所以我后来就觉得，作为一个记者，最重要的就是，提供尽可能多的事实，不被意识形态所左右的事实，来让大家来做判断。

当时针对破局那期节目我采访的那个人，其实就是我在演讲的时候提到的那个裤子装着一块皱巴巴的蓝手绢，说起农村小孩失学，他会拿着这块手绢擦眼泪的陈

锡文。他是现在中文办的主任，是我所知的，非常让我尊重的一位政府官员。在采访他的时候，我才理解了周其仁所说话的意思。

就是左中右三派的学者，当时都回答不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目前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农村土地拆迁当中的争议，是因为《土地管理法》。但是《土地管理法》当中就决定了，比如政府可以办，把农民的地征过来，然后我再二手卖出去，对吧。等于说法律允许政府充当一个二手的中介。而且我从农民手里拿过来，这个价钱是《土地管理法》规定的，比如青苗费，我给你30倍补偿，也就够了。一般人问到这，就像已经找到杯子的底，就说，好吧好吧，法律规定了，说我给你30倍。所以说你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分，包括我以前做的农村土地征地拆迁的问题，都停留在说，法律规定要给30倍，你为什么不给够呢，你为什么不把安置补偿的公告贴出来让大家知道呢，仅此而已。

但是当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这个杯子还有个底，就是《土地管理法》本身有问题。不是说它合法了就没问题了，这是陈锡文说的。

陈锡文非常直接的告诉我说，这个管理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它给农民的只是补偿，不是价格。

什么叫价格？这是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得到的最大真理是说，在市场经济当中，我们要按价值规律来做事，对吧，要给出事物本身应有的价值。但是我们都知道，给农民土地的价值是极低的。为什么会这样，那这个蛋糕是谁来决定分掉的，谁来写下土地管理法的呢。我以前从来就没敢动过这个念头，就是《土地管理法》本身是错的。

好吧，他说完之后，我开始觉得，脑子里的一个东西，蒙尘很久的一种成见被打破了。我开始对这个东西有一个，所以你再往下追溯，你发现这是1982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啊。规定的就是说，农村土地一旦收回国有，政府就可以支配。这个有问题吗在？

在这个时候我才小心翼翼又带有诚惶诚恐之情去想说，会不会宪法有问题？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去先看其他人的书。但是即使是周其仁这样的专家，他都没回答

这个问题，在书里面留下这个疑问，说，为什么1954年的时候宪法里面没有这句话，1978年宪法也没这句话，到了82年宪法修正案就多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从哪来的，凭空冒出，他也回答不了。

然后我采访陈锡文的时候我就问他，陈锡文就微微一笑，就像，一直在等着别人在问他这个问题一样。他就跟我说，文革刚结束，然后城市人口大量的扩张，但是呢，我们在文革期间，我们有过农村的土改，农村的土地都是农民自己的，可是没有城市的土改。就是因为当时在80年代初的时候，城市的土地都是自己的，你能想像吗，今天不是了吧，今天我们只有70年的产权，对吧，买一个房子。但是即使到80年的时候，土地还是我们的，你只要靠一个地契，谁都侵犯不了你的权利。

然后呢，就有人觉得说，这个蛋糕得动一动吧。动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别人安排进，比如说安排进四合院，安排进你的小洋楼，那你为什么不说呢，是国家财产。然后(60.00)。我当时听陈锡文说到这段的时候，难以形容我心中的那种狂喜。 对于记者的职业是发遍内知，你问出一个从来没有人去考虑过的问题，而这个世界上竟然有人知晓答案。并且陈锡文也在试图，也就是他作为他的那个职位，他总是让我想到一个就是不断唇干舌燥的去重复那些真理的人。他在我的那个节目当中，非常的直接和大胆。他的建议就是，其实归根到底，就是民主两个字。 他认为农民就应该获得更多的自主权，谈判权，然后政府必须要退出这个市场，让农民自己来竞争，不过是一个稳定的，渐进的过程。当时我采访了他，大概场记下来我们谈了四个小时，他知道这么一个弱处（60：52）。他谈完之后就和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当时已经12点了，晚上。我看见他眼睛血红（61：00），他谈了很久。

他说，我知道你用不了那么多，但是我可以多说点，你多知道点。

我后来回来之后看完八万字的场记，我就发给他了，我就连我的文稿一块发给他了。我说，你自己看看，有什么不准确的地方你直接告诉我就行了。

后来几天之后我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里什么都没有，就是我的文稿。我的文稿里面他只改动了两处：

第一处是，陈锡文的头衔。我当时列了几个头衔，比如说中财办的中科办主任，中央台领导提名，他把这些全部去掉了，包括学者，全部去掉了，就留了一个中科办事员的身份。

第二点是，我当时写到，即使是像周其仁这样的经济学家，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把这句去掉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他不希望对别人不敬重。他不想（62：02）通过他的比较，觉得别人的学识不够，他把这个拿掉了。除此之外，8万字的场记，大家都知道，是速记员打下来的，额，只是对当时情况的一种记录，里面肯定会有很多错别字。结果他把这8万长文里面的所有错别字全部都给改掉了。 他知道这根本就用不了，我给他的都是那个文稿啊，能用的就是文稿啊，他就给我改文稿就行了啊，结果他把这8万字里面所有的错别字都给改了。我当时，说实话，我那个下午看着那个场记，我好痛苦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就是说，我知道从此以后我没有权利抱怨了。

就是中国的社会里，仍然有这一类的官员，在这个体系当中，就像我说的，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在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往前走的时候。那，我还有什么权利去抱怨，他已经60多岁了。后来节目播了之后，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这么多年我也看了你的很多节目，他说，其实我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是要让人们对明天继续有信心。他不是靠喊口号，也不是靠书评，也不是靠去很明确主义的去站在弱势群体的那一方。他只是要按照事物本身的逻辑去找出一个正确的社会，正确的规律在哪里。而且，为此，可以牺牲自己，可以忍受很多东西。所以从他身上我只是看到了中国大地上最优秀的一类人的头脑，就是这次我为什么做这次演讲。

我非常不明白这演讲为什么会流传，heng。因为当时我就想，我是很不愿意参加这个演讲的，因为主题很固定嘛，就叫做《为祖国骄傲，为母亲喝彩》。然后，我觉得这个演讲，我一向就不太喜欢演讲，但是我们台勒令我必须得去。

然后我就想我怎么办，eheng。我就得选一篇特别烦的稿子，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把我吃了。（笑声）我就给了首都主协，给那个秘书长。然后秘书长看了之后，过了几天，就临近比赛了，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想肯定没事了呀，因为初赛复赛嘛，他就给我打了电话。

柴静，这样，我们所有的评委都认为你应该进决赛。（大笑，柴静俏皮的停顿了一下）可是呢，你这个稿子不太合适，太不喜气洋洋了，你再写一遍吧。

当时为了防止我临场脱逃，我发现我们台派了几个领导，反正当天是押着我去的。然后抽签也是他们/她们帮我抽的。我当时就满腹牢骚，说实话，我就去

了。…(64:54)我也没准备稿子，然后呢，我抽的是14号。台上呢（65：00），他也上去了。大概可以想象，大概那个演讲一看两眼就知道别人念的是材料（65：04）啊。我的同行也很不容易，都准备的很细致，当然都充满着一种爱国之情嘛。这个我也，不反对，我就是觉得，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表达。

然后他们/她们写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几个人，我就把几个人写了下来，然后就把那个演讲给说出来了。实际上看那个演讲视频的时候，我觉得有个人看得很准，他/她说，我怎么觉得你是较着劲在说啊。啊，就和别人较劲一样。是，当我说到“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我们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有希望让明天更好。”我当时说完这句话，结果我一赌气扭头我就下了台，连句谢谢，什么都没说，上来之后我也没说大家好，就开始说。就是带着一种，带着一种好玩，如果我们要为祖国骄傲的话，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一个祖国骄傲。

嗯，我后来在这一点上，大概我原来也是个比较个人主义者吧，很少提国家和什么样这个概念。（66：18）说的时候，我觉得他/她提到了，其实，国家很多时

候会作为一个符号的名词来使用。但是，什么是国家，我觉得我从一个人身上得到的教育最深。这个我屏幕上也谈过，就是顾准。就是这个在35年之前死亡的，我们国家的，应该是第一个提出价值规律概念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学家。

然后他在五十年代的时候，52年的时候就已经被撤职了，是以完全莫名其妙的原因，就没有任何原因。现在去查档案，没有原因，他是上海财政局局长，一夜之间就被撤掉了。甚至不允许他作检查，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没有人告诉他犯了什么错误。他只是被剥夺了任何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然后他就去党校学习。 在党校学习的时候，他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因为他英文很好，他可以看到像《谈资》（67.11）那样的原著，他就研究说，美国人对资本主义的预言。说资本主义本身可以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因为我们当时都在全面刚刚推行计划经济嘛，才四年，就是最高歌猛进的时期。但是57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中央党校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就说，价值规律是有用的，结果台下一片死寂。然后就有个人说了一句：…(76:41)

顾准一定也有恐惧，然后他就在当时他的日记里他这么写，这个问题收起来吧，大概我也就老来黄山，结庐为伴，跟几个朋友听一听收音机，过一过家常日子也就算了。他已经看到那条红线了，他也知道危险，他劝自己，不要再走，不要再走。但是四个月之后，我看他的日记里面，他已经在写关于价值规律研究的文章了。他说他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力气去写这篇文章。他已经情不自禁的，但是又痛痛快快的，推开了那扇门。那扇门就是，其实就是马克思说的，科学和地狱共用的大门。但是当你推开那扇门的时候，你已经不可能再回头了。

他当时甚至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命运。他说，1965年之后，中国将是一场巨大的风暴。那时侯他在河南的农村，他住在监狱，大跃进。经历死人，经历他自己的浮肿，但是他仍然有一种哲学家的一种抱病旁观的冷静。那个冷静看得我寒毛直竖。他在日志里面写到，说，这个，农村人口大量的死亡，他就说，这也是一种质疑国家的方式。只有用这种政治挂帅的方式，能够迅速消灭掉衰老，和体弱的劳动力，使这个农业国家能够有什么什么的一个阶段。我觉得，他写的，他自

己也是那样，每天被驱使的劳动，他连站都站不住，他就跪在泥里面，用胳膊去耙地，然后去捡粪。他后来已经练到了说不用工具就直接可以把粪便捡起来。这是他的生活。

但是他仍然对自己有着这样的，就像隔着十万八千里去看（69：30），可是我又往后看到，大概两个月之后他的一篇日记，那篇日记像钉子一样刺了我一下。他就说，他在看到之前他写之前那段冷静分析的时候，他不能克制自己心脏的绞痛。（沉默）就是这句话让我彻底的理解了他。

他后来要去做一个经济学家，要去哪鼎力的大声呼吁，不是为了成就自己，他一直到死，他也知道他不能够发表。他所有东西都放在抽屉里面，只是通讯而已。他知道后代可能不会有人记得他，有人知道他想些什么。我觉得他只是为了这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这些让他心脏绞痛的人。其实我是从这个人身上，我才……坦率的讲啊，我才开始为我是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这种感觉很难言表，但是总会有这样的人的。让你知道，O（第三声），我是一个中国人。有这样的人，我们才能说我这六十年我们没有白过。尽管我们还很多人不知道他，但是我们的土地还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

他后来死的时候，他住的地方离我住的地方很近，都在三里河。很多时间我也会去河边走一走，或者坐在我的书桌前，发感慨看一看河的方向。每次这样的时候，我都在想，他到晚年的时候，因为他妻子在文革中因为给他捎材料已经自杀了，他的儿女一直到他临终之前也不肯来见他，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上和对一个父亲的感情当中，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言。他在临终之前，12月3号很快就要到了，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他签了一封认罪书，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忍受的东西。他一生中最难忍受的就是低头认错，但是他签了，他说，他希望能对孩子好一点。他留给孩子的话，是说，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

。所以我一直在想，当他末年的时候，一个人每天晚上从那个河散步，再走回去的时候，他心中有着怎么样的一种悲怆。相比起今天的我来说，我们都还有张书桌，我还能有一个灯光，有不受干扰的看书，写作的权利，所以还有什么权利再

去抱怨，你也没什么权利去发牢骚。因为你向后看到了历史，向前看到了大势。最影响我的就是顾准的乐观主义，他在临终前对吴敬琏说过一句话，说，你要相信，属于我们的时机是一定要来的，要为那样的时候做好准备。所以当吴敬琏成为市场改革的最重要的先驱的时候，她说过一句话，顾准改变了我全部的人生。 我到了三十出头之后，其实才知道了我是谁。我不是我自己，我是我的这个国家从千百年以来慢慢，慢慢，慢慢，文化积淀，所有的基因，其实都潜伏在我自己的身上。我身上带有他们/她们的基因，我也是他们/她们的孩子。但是前提是说，我们能不能够去思考他们/她们所经历的东西，并且能够继承他们/她们的意愿。所以遇罗克说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人的心中引起共鸣。这大概也是六哥办《读库》的想法。

嗯，所以顾准带给我的影响可能是，对这片土地的一种情感。但是我就想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只有一个顾准，为什么在整个的，大家知道说，当时国外有个关于文革的研讨会，请了很多海外人士，学者。有人就说，中国在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就没有出过像样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海外人士说的。当时李慎之就站起来说，不，我们还有一个顾准，有了他我们的知识界能够免予耻辱。但是我问问自己，为什么只有顾准，为什么是顾准。

后来我发现朱学勤也写过这样一篇文章，我觉得朱学勤的分析很有道理。顾准之所以能够在那种黑暗的轮盘当中独自向前掘进，有两点特别重要。

第一点是他的英文。顾准是十二三岁在西方的会计师事务所担任职员的人，他英文非常好，使他能够阅读西方的原著，这使他跳出了扎在中国知识分子头脑当中的泥巴（升调）。我们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德情怀，还有勇气，还有献身精神，但是我们可能缺少知识，和逻辑。

第二，就是逻辑。因为顾准是，曾经有段时间他非常沉迷于数学，他去研究西方的数理学。这种自洽的逻辑，使他形成了一种就是说，当你进入逻辑的时候，逻辑本身就把你推往，运往之地，这个是身不由主，这个是非如此不可的一件事。

所以我和王锡锌两个人合作了几次做节目，我们俩都有点化掉了，做完节目之后，其中有两次。

那两次，一次是谈餐桌消费。最近他谈的话，影响力非常大。他整个中央政府，整个政府体系应变下来，餐桌消费九千个亿。当时财政部公布的，其中一项吧，好像是29亿吧，差异非常大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从来没有被正式的在中央媒体中披露过。我当时很下意识的问他，说，你再重复一次。他说，九千亿。（柴静）你确定吗？他说，确定。我说，财政部这样一个数字。然后他说，所以因为这样我们要公开ma( 第一声)，对数字进行判断和分析。这是一期节目。

还有一期就是通过一个准结构调查的时候持刀抢劫的那个老人。他抢劫只是为了能够进监狱养老。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在课本上看到的《警察与赞美诗》的故事，它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然后我们俩就谈这个话题。坦率的讲，坐在台子上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谈，我们都不知道要往哪谈，起码我是不清楚的。最近这段可能还悟出道理（76：15），但是怎么问是我的事。他当时问我，怎么问啊，我说，不知道A( 第二声)。等谈完之后，我们发现这话题导引到了，就是，他说道，中央政府对农村养老的投入是零。我当时就下意识的，我说，你再说一遍？他说，是零（翘舌音）。这两期节目都给我们惹来些麻烦，就因为这两个追问。但是这两个数字给我，太惊讶了。我就像每一个普通人那样震惊。然后谈完之后，我还记得，我跟他两个人坐在那个，最后在滚屏之后有段音乐嘛，大概一分多钟，我们俩坐在那面面相觑。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是他还是我问了一句，我们俩怎么谈到这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柴静笑了）后来他下来，他鼓励我。他说，嗯，是你引导的好。我说，不是，我说，我没有引导你，我说，我们俩都是被逻辑引导了。

当我们真的对一件事情想要求知的时候，我们进入那个逻辑的时候，这个起点就自然而然的会把我们推往最后的结论，这个谁都回避不了。所以我跟他们/她们说，不是我要刻意的去为难谁，不是我要刻意的去揭示什么社会的丑恶。我不是一个什么愤青，或者是我要道德义愤的去做节目，不是这样的。是我进入那个逻

辑了，我被它带着走，我也没有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要访出毛病（77：

40），我就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所以从顾准身上，从陈锡文身上，从王锡锌身上，从这些人身上，其实，我看到的都是一样的。就是一种，没办法的，东西。（有些激动）它不是说为了成名，或者要怎么样，才要这样说。这就是逻辑，对不对。嗯，意识到这一点，我内心会比较安定一点。那么将来我会碰到什么，我知道也可能会碰到什么，或者….但是，这是一种非如此不可吧。

嗯，所以陈牤当年教给我说，做节目最重要的是逻辑的时候，我对他很不屑，我说，逻辑算什么，多没意思啊。我那时就特别喜欢花哨的，很感性的表达什么的。等他去世之后，我才理解，他给我讲这些东西的重要。

因为逻辑实际上就是真。而真与伪是大敌。

嗯，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在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也是被选择了。这个被选择了是说这个行业的内在规律要求你是这样，你要么就别做，做了，你就指能够遵循这样的规律向前走。

嗯，所以当陈牤去世的时候，最初我感到很愤怒。后来我也，不了（轻声）。我觉得，他其实一直也没有，没有死去，在我的心里面，每当我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会想，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说。记者身上有很多缺陷和弱点，但是他身上这种求真，穷究事理的力量，始终让我感到敬畏。

当年顾准说过一句话，说中国人的问题就是太聪明了。我们总是迅速认识一个事物的时候，比如我们看到一瓶水，我们就要从这瓶水中去探寻终极智慧，对吧。所以老子说，至柔可以克万物。至于为啥，他不说。（笑声）柔可以克的了万物吗？

所以我觉得胡适很有意思，胡适在思维发生转换有这么一个细节，很鲜明。就是，他在去美国之前，他也是很迷恋的，他一直在强调老子的这个哲理，说：至柔可以克万物。他什么时候会反对，额，甚至他参加的俱乐部，是黑胶俱乐部。他甚

至反对和日本人开战，他觉得开战只会让我们损失，他认为中国应该民怨或者应该怎么样。

但是后来他在美国之后，有次他去大峡谷，看到很大的瀑布，韦莲司两个人去的。 他就跟韦莲司说，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

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你错了，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水是因为有势能。（笑声）这句话开启了他的思维之门。我觉得他的传记中只提到一句，但是这一句非常非常的鲜明。

那么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实际上就是一个困难……额，就是应该怎么样去，把我们经常会寻求微言大义和终极智慧的这么样一种思维，在新闻工作当中变成一种穷究事理的笨拙憨态。六哥说，好东西是聪明人下笨功夫做出来的，这点我特别的认同。只有我们能够像古希腊的那些工匠一样，不是去寻求一个星座当中象征着黄泉的意义，而是去寻求天文学本身的价值，数学本身的价值，一个记者规律本身的技术问题，应该如何写作，如何导语，如何采访。只有我们真正去关心这些技术问题并且去实践它之后，我们才能说将来不管我们从事哪个行业，我们都有可能，能够让这个行业更好。谢谢大家（持续的掌声）

主持人：好，谢谢柴静老师。那现在让我们请徐弘老师。嗯，好，请许老师，于老师上台。

徐弘：柴静，嗯，我是今天第二次看到她走到北大的校园。因为，额，今年两会之后，新闻传播学院也请柴静来了一次，当时也是这样一个满堂彩。我非常希望大家不是因为追星，额，追著名主持人，追中央电视台的漂亮的著名主持人（笑声），美女主持人而来的。我希望即使是你们刚来的时候可能还有这么一点点意

识，但是我想听完了之后你们应该看到一个非常棒的公民和一个非常优秀的记者（掌声）。

我认识柴静呢，实际上她已经脱离了做小女生的新闻和文艺青年，当时她是在新闻调查，新闻调查栏目。那时侯她给我的印象，我参加过她们一两次评选，评节目。犀利，尖锐，咄咄逼人，非常厉害。都是做的那种揭黑报道，而且带着那种冷艳的气质。（笑声，掌声）见血封喉，她自己说她当时那种态度是见谁灭谁，见血封喉。（笑声）这是带着一种为了正义，为了真理，为了争相，为了弱势群体。

但是后来，我发现柴静变了，越来越平和，越来越娓娓而谈，越来越尊重对方，而且越来越具备一种讲故事，讲事实的能力。我想，今天她给大家讲了很多事情，大家记忆犹新，是非常多的，事实和故事。那么这个时候的柴静反而更显出了她内心的强大，这是一种精神力量的强大，这是一种态度的强大。我觉得这个转变，在柴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也是媒体人必须经过的一个转变。特别是，不好听的说，中央电视台必须要经历的转变。（掌声）因为是强势媒体居高临下，所以就非常擅长宏大叙事，就非常擅长那种微言大义，也非常的擅长一种宣传，说教，或者说是启蒙。

但是在一期又一期的节目里，我说的柴静变了，就是我认为其他媒体人的姿态变了。这个姿态变了，怎么变的，她今天讲她为什么当记者，讲了很多故事，我也不想再做任何具体的总结，因为我觉得任何总结都是无力的。她给大家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那种感受才是最真实的。那么，我想呢，她对这个新闻职业有个理解，就是这个理解有助于大家认识她的这种转变。她说呢…..记不下来，这段话其实我一直想背。

她说呢，她理解到媒体，她所从事的这个工作，实际上是要为大众提供一个公共空间。这个公共空间，是干什么的，是让不知者知情，让无声者发言，让异见者表达意识不同的意见的那个异见，让异见者表达，让争论者自由。（掌声）

我想她对这个媒体的这个定义，或者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媒体中间，从事这个媒体工作的一个定义，就是她对她自己人生的一种定位。那么实际上媒体就应该是一个公共平台，就应该是提供一个公民自由表达意见的公共空间，它就应该通过对公共问题的一种关注和讨论来推动这种公共事情的解决，用媒介的这种力量来参与公民社会的构建。所以我想，这种公共精神其实在媒体中间是应该最先体现的，每个媒体人最应该具备的就是这种公共精神。所以我刚才说，首先媒体人应该是做一个好公民，必须是做一个好公民。

那么在这样的平台上，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要保证的，其实这也是柴静的话。柴静是讲了一个市场，我是认为两个市场都应该流动起来。

第一个是，事实的市场，要让它流动起来。

第二个是，意见的市场，让它流动起来。

就是，大量的，来自不同信源的各种各样的事实要在这个市场。不能只是单一的事实，不能只是来自一个官方的，所谓权威机构的事实，应该是各方面，各个角度的，大量的事实进入这个市场，才能逐渐逼近事实的真相。另外要让各种不同的意见在这里碰撞，才能真正得到那个能得到事实的真相，这个能让我们知道道理究竟何在，公理究竟何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在对待这两个意见市场的过程之中，基准的态度，我觉得柴静体现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那么也是说我们任何一个公民参与这样的公共讨论或者是参与这样的一种行动所必须有的态度。

第一个态度就是，必须得学会倾听不同意见，而且得给不同意见的人有他/她发言权，一定要保护他/她的发言权。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每一个人在自己发言的时候，要是一种理性的，建设性的这样一种态度，而不是好像打到一切，批判一切，这就图一时之痛快。

所以在这个方面，我特别赞成刚才柴静说的思考和学习。柴静上次再给我们新闻系，新闻学院的同学在做讲座的时候，也是这样，没有任何稿子，随口而至。我

后来整理她整个的讲话稿，一共点了20多个人的名字。也就是说，她的读书量是非常大的。

那么我也要同样介绍上个礼拜到我们这里来，昨天柴静可能见到的，新华社记者王军。这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记者，写《城记》，他现在在写《梁思成传》。他也是，随口就是，二十个，三十本书就给大家开列出来了。所以一定要认真读书，大家绝对不要满足于现在网络上的那种碎片化的阅读。要进行系统的，深度阅读，要精读一些东西，啊，才能具备这样的一种思想力。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让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这是最重要的。你必须得有自己的思考，才能发言。

那么，额，就是这么几句吧，我只是对柴静再提一个希望吧。嗯，我看到了柴静曾经在前几天，额，先有个前提啊，新闻频道在改版，最后有一个节目是《24小时》。我前几天非常高兴的看到了柴静在《24小时》里主持了几期节目，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当然，额，你在《新闻调查》做的也不错，现在可能又要到《面对面》做几期节目，但是我真的是衷心的希望，如果你能在《24小时》这个栏目中间发挥更大的作用，让事实流动起来，让意见流动起来，你讲会做得更好。（掌声）

俞虹：额，其实我首先要想讲的是，我很感谢这个公民行动（91:03）中心能邀请我到这里来。其实我没想到是这样一个场，我特别关心，高兴的首先是这个话题。我对这个话题特别有兴趣，而柴静的事，我就觉得我更应该是，到场的。我们是师生，柴静和你们是校友，我是她的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掌声）

额，我听着她讲着，实际上我就忽然就觉得我仿佛又看到了她入学时的笔卷，看到了她的硕士论文开始的那种状态。其实她就是把观点都裹挟在那种文学式的叙述当中，把今天的主题《公共精神和个体行动》全部融合在她讲的，她自己的行动，以及和这相关的一个个个体的行动。从郝振松，到陈锡文，这一个一个的，具体的，最后到公众。

其实，不仅她把她自己的个体带给了我们，还带给了许许多多，一个一个的标榜，让我们从这样一个个个体的行动当中，来体会，认识公共精神是什么，个体行动是什么。她没有像我们作为老师在讲课中经常要讲的那种论述语，把观点阐述的头头是道，逻辑严谨。但是，那一个个故事，那种文学式的叙述，我想，它更能影响我们。而影响，是这个论坛的初衷，也是她开场的第一个词。影响，影响什么，影响谁，用什么来影响，那么我想这些当我们带着回去，去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演讲当中，它有很多关键词，没有离开我们。独立，从2+2=4的独立，从她接受陈牤，最后走进中央电视台，为了一个独立。到最后一步一步，落在了顾准，落在了逻辑，落在了她和王锡锌节目对话中的逻辑。

其实也让我想到了什么，以前我们讲文学的时候，我们讲过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娜琳那》。我们知道，托尔斯泰曾经讲过，安娜卡娜琳那最后之死，不是他的意向，他没想让她死，但是人物最后的性格轨迹，她必须死，由不得一个小说家来左右它。那个一个新闻记者，对于新闻事实的叙述，更由不得记者来左右。她还讲了方舟子的话，记者是应该有新闻洁癖的。

在我曾经供职的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我第一次走进这个楼层的时候，迎面是一整面墙的镜子。上面写着，新闻，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深深的打动了我，深深的吸引着我，深深的鞭策着我，在我的教学，在我的科研，甚至在我以后一直的言行当中。镜子，是不能走形的；镜子是需要有洁癖的人去维护它的真实性的。所以，我觉得，柴静所说的这些，真让我们感到了，这种力量。

）她选择了平等，选择了跟大家交流对话的平视的一种方式。但是她现在选择了站起来，站起来，我相信她在选择尊重。我不知道我是否理解对了。（掌声）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柴静进来的时候，讲的时候，她是坐着，她为什么坐着？（笑）她不体弱，她不年迈，她也不至于疲惫的不能站着跟我们说话，那么她一定有她的选择。（笑

所有的新闻人，所有的人，其实都在选择，新闻人她/他是要面向社会承担责任的。她/他要告知真实，她/他要引领社会。她/他的选择，直接影响了这个社会。所以，我觉得选择，特别重要。这里没有黑与白的中间色。

昨天是中国记者节，我们北大电视研究中心做了“生存底线和梦想”为主题的《今天我们怎么做记者》的论坛。下午我刚从中国教育电视台回来，做了她们/他们一个专辑。询问我的许多话题依然离不开底线。其实，我昨天想说的是，我最后的论坛，我的题目是，重归原点的思考。底线是个原点，是个常识，是个原初。做人，做善良的，有良知的，有责任人，是基础。记者，道德，良知，负责任也是基础。但是我们今天就把它当作一个话题来讨论，这本身是一个悲哀。这本身是一个悲哀。底线是不允许越过的，就像会计不能作假账一样，谁能说会计有理由说，我可以作假账呢。谁能说记者，因为市场经济我就可以做假新闻了呢。 但是我们今天需要来讨论底线，我们还要讨论梦想。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不讨论底线，只讨论梦想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情况。没有梦想，我想顾准不会这样生存。一个有生活梦想的人，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五彩斑斓的，是阳光灿烂的。一个职业记者的人，如果他/她没有梦想，没有理想，没有人文情怀的话，他/她无法引领我们往前走。底线是基础，我们希望梦想。媒介人要有尊严的话，要获得人们尊重的话，是由她/他自己做出来的。我觉得一个职业的尊严，它是来自这个职业的参与者他/她的所作所为；一个人，一个记者的尊严，我们是在看她/他对事实报道，选择，评论，认知的尺度与高度。很高兴我们在柴静身上，看到了这种值得尊重的媒介人，谢谢柴静。（掌声）

额，就到这里，不过我还想再说一点。柴静当时，这个，有一次北京台邀请我们两个人做了一次采访。柴静就举了这个例子，征地破局。当时她说，在我们的课堂里，在北大，给了她这种追问的精神。所以当她看到瓶底的时候，她不满足，她需要问法的背后的东西。我希望，真的，北大，其实在我们的课堂里，我一直觉得柴静也在引领着我们的课堂，我们在教学互涨。额，谢谢，今天依然这样子，谢谢（掌声）

主持人：好，那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同学们。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所以可能我们建议，提问的时间大概是在，提问大概有三个问题吧。好吧，大家可以珍惜这个机会。

）。我想问您，你是否保持当年的信念和力量？我想今天呢，你也在这里回答了您的师弟师妹们，跟他/她们说了你一直坚守这样的信念和力量。然后，我想问的就是说，简单的来说，咱们化作三句话。你这个信念和力量到底是指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想了解您接下来的一年和接下来十年里自己有个，就是说，生活上，工作上的规划（笑声）。另外，我还希望，您能多给我们一些忠告，一些简单的忠告。您好，柴静，我也是您的一个师弟。我想问您一个问题，（100：

10）以后您是不是经常有时间过来（现场突然出现笑声

柴静：你说的第一个问题啊。我有两个小故事回答。

第一句话就是，什么是信念和力量。我觉得崔健有首歌写的很好：现实是个石头，你的心是个蛋。现实是硬的（石头是硬的），但是蛋才是真的。

第二点就是，我靠什么坚持。

我当年的听众，其实，我从大概十八九岁开始作传播吧，在电台的时候是一种义无反顾的那种孩子式的想法去做的。但是这么多年来，然后我的听众朋友曾经给我留过一句言，说，你在新闻调查，不管你眼睛看到多少的混乱，不公正和苦难，请你一定要保持清醒，因为我们在看着你。

第二个细节就是，前两天我去看了杰克逊的那个电影，大家看了吧。这部电影有个细节，就是杰克逊和那个女吉他手同台，最后是一段他们俩的，高音完了之后，有一段solo（独奏）。然后女吉他手按曲谱演奏完之后，杰克逊跟她说，你等一下。

(杰克逊)说，你不要怕，向最高处区。

然后那个女吉他手就犹豫了很久，她就试了试。她把手摁在那吉他的最根部，然后弹出，我想是她从来没想象过的那种最高音。然后杰克逊一直鼓励她，一直鼓励她，声音跟她和在一起，就两个人有段非常妖异的合奏。

杰克逊就和她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你不要怕，当你在那的时候，我会跟你站在一起。然后，我在博客里写了这段话，下面有个读者留言说，你不要怕，当你在那的时候，我们会跟你站在一起。（掌声）

主持人：话筒传过去给同学，声音大一点。

谢谢柴静，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嘉宾。今天这次演讲，我也非常全面的了解到真相之可贵。但是最近发生的一个事情，却让我更有体会。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四川成都的著名的两所外语学校（私立学校），由于老师长期受到资方的剥削和欺压，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所以，上周五，也是在记者节的前一天爆发了罢工的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也令我们这些校友和许多非常也具有公民精神的热心公民，非常寒心的一件事是，当地的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等等著名媒体摄于已经进入中国富豪排行版多少位，是德瑞集团的那个董事长在当地的势力，把这件事完全按兵不动。我们这些校友和其他热心的公民在天涯论坛，腾讯，大成网，互动百科，等等地方，经历了和这些媒体的短兵相接。删贴又发帖，删贴又发帖，我在这就不详细叙述这一过程了。但是我就想知道，请问两个问题。第一，在触动这种些地方利益链头的情况下，央视媒体什么时候选择进入，进入的标准是什么，以及你们在选择进入后怎样显示自己的作用。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像这种媒体平台，它们这种删除和我们当初争执的时候和这些媒体达成的协议，并没有违反这些协议，或者说我们的言论并没有威胁到社会的安定与治安的情况下，它们的这种删除是否属于侵权行为。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如何维权？（掌声）

柴静：我说呢，我前两天本来要采访成都教育局局长，突然拒绝了这个采访，可能是为了这事。就焦头烂额，可能是因为这个。

但是第一啊，因为我是一个调查记者，在事实不清楚之前，我很难评论。比如说你说谈到是民办教师是因为工资不足而导致的，这个我想需要更多的细节和求证才能得到最终的结论。是这样啊，就包括成都之前的突然大幅度的教育改革，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我也不是非常的清楚。所以，我觉得需要去探究更多的真相。但是如果能够通过发帖的方式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尤其是专业媒体队伍进来，这样会更好。

其实你刚问我第二个问题，如果说碰到这么一个情况，中央电视台应该怎么办。我自己是很留意的。是因为我曾经有过一次经历，就是，在江西有调查过一次民办高校招生的黑幕。

当时因为很多的学生给我的邮箱写信，就说他们/她们在招生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被欺诈了，是一种广告式的，传销式的招生。然后我就去江西做这个节目，之后我也跟教育部门就沟通了，采访了教育机构负责人。但是半年之后，这个事情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后来我们就想，只有播出节目，就播出节目了。播出节目的当天晚上，然后江西的学生，就这个学校里面，把整个教学楼全烧了。然后是80人的死亡。就是，大家也会发生一些社会上的人就事或趁机闹事。然后第二天，可能又，爆发了更大的危险，课上。

那期节目，我并没有因为这期节目受到什么明确的惩罚，但是我和我的编导事后反思了很久。就是，我们不能说我们媒体，我说我披露出来，我就尽到了我所有的职责。至于它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效应，完全去不管和罔顾。我觉得起码我首先没有去考虑带学生这么一个信息因素。所以当一个火药桶已经酝酿酝酿酝酿很多时间，你越来越积累它，然后你给它一根火柴，会发生什么。火柴本身，也许你可以对我说，你没有什么责任，但是你无法不去面对这样的后果，尤其是那样无辜死去的人，对吗。

所以，我认为在中国的，言论上的一个自由，是兼具更大考验的。我当时无条件的捍卫跟追求这样的自由，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政局环境会积累出更大的挑战，你不能像一个西方的记者那样，仅仅披露吃一个事实就够了。你必须去事前评估和考量，当你披露之后会碰到哪些因素，你可以有更多办法去避免这些危险的发生。可不可以有更良性的一些沟通的方式。

包括我觉得就是，最好不要把政府当作假想敌。这一点我觉得，很多的媒体，尤其是最近对北大医院的报道，我觉得也存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当然可以说，他们/她们拒绝了我们的采访，所以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放大另外一方的声音，或者以我们先入为主的看法去给这期节目定调子。坦率的讲，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但我后来就是觉得说，如果你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剥夺了你的某种权利，那我不能反过来说，我也变成他/她的一部分，同样也剥夺他/她的……所有公平(108:12)。不是这样的。公平意味着尽可能的为被指正者说话的权利，哪怕这个被指正者可能是伤害你的人。

所以我记的，印象很深的是，我在广东，采访过一个市长，当时采访周济案。他对我们非常粗鲁，我没见过那么粗鲁的市长。极其无理，在镜头面前暴躁。后来我们把他拍下来了，拍下来之后，也就够了，咱们回北京。到晚上十一点多钟他意识到了，可能麻烦来了。他就来找我，说，你能不能再采访我一次，我一定好好配合。（笑声）当时我的同事很生气，因为他实在太糟糕，然后都说，（同事）我们不要采访他，我们明天一早就走了。后来我想了很久，我还是采访了他。采访了他，12点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我之所以采访你，是因为尊重我的职业。我说，我希望你以后也能够尊重记者。谢谢。（掌声）

柴静，您好。就是，刚才您也说了，面对这么多媒体还有官方提供的信息，要去质疑，对吧。（笑声）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凭什么去质疑？这个，您看现实社会，正如您刚才说的那样，官方，媒体，面对大众，一直在面不改色心不跳的

说…..(109:36)比如华南虎照，比如说躲猫猫，包括就您刚才讲的非典，像这些

信息，事实上我也不相信，我也在质疑，质疑这个事情。你比如说那个杭州案出来之后，也有人出来说在质疑啊，质疑那个七十码事件到底是不是，质疑那个出庭的是不是真胡斌。可是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他被抓了，然后因为散布谣言被抓了。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普通的公民得到这样的一个真相居然这么难，那么我们追求真相的自由和根据到底在哪里。我们会不言乏力，不言放弃，但是我们的自由呢。其实讲到这里，我的问题更多是一个孤立吧。很高兴后来听到你说，你说到这么一句话，就是记者应该尽可能多的提供更多的真实的事实，让群众去判断。我也希望，就是，你作为央视这样的大媒体，能够通天的媒体，希望你们都能做到这一点。（笑声）然后现在就是说，我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感觉央视媒体都在…其实我以前是特别喜欢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什么的，感觉做的很有力度。而且我现在已经不能看《焦点访谈》了，感觉它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焦点访谈了。我就是想问，那个，央视事实上有没有这样的倾向，就是在不断的，怎么说，那叫敏锐度在下降吧。或者还想问一个问题，中央电视台像你这样的记者多吗？（笑声，掌声）

徐弘：我来回答。（掌声）大家知道，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实际上是一种团队作业，也就是一种系统。所以在一定的情况下，个人优于系统，但同时系统又优于个人。我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这种精神。能够出柴静，能够出这样的主持人，出这样的节目，跟这个系统中间还是有一种力量在支持着有关系。她反复在讲陈牤，嗯，应该说他陈牤是我们俩共同的朋友。嗯，如果你们知道陈牤的故事，就会知道背后的这种力量，也就是说在很多关键的时刻，是系统优于个人的，也是系统把柴静推出来的。（掌声）

柴静：简单补充两句哈。因为，华南虎案我也做了，然后孙伟铭飙车案我也做了，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传统媒体并没有完全失声。在很多大家关注的问题上，它

们还是在积极的推进。只有一两像陈牤老师所说的，是一直存在的，那我就讲这一两项究竟是什么。

有一天也许我不做新闻了，然后或者像陈牤这样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依然存在的是，而且它会越来越强，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是我们现在，必须面对一种力量跟市场。而现在中央电视台也必须不得不如此，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去期望焦点访谈那样有几任总理再给你去做批示，然后每个总理说，好吧，你看着坚冰的时候你去做吧。我觉得这是一种很不靠谱的力量。真正靠谱的力量，就是说，当遥控器由你们决定，广告由你们决定，而中央电视台必须靠你们生存的时候，这个力量就大了，就牛了，就不会找事了。（掌声）

呃，柴静，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那个，就是媒体在报道一个事件之后，然后公众他/她在不断的追查这个事实真相之后，然后发现媒体它并没有，就是，把事实的真相反映出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那么媒体需要道歉吗？

柴静：你这个问题挺专业的，是因为我做过一期报道，叫《被起诉的杂志社》。这个杂志社是当时温铁军办的，就是叫《中国改革》。然后它发了一篇报道，是发广东的一个国资公司，叫侨房公司。然后侵犯下岗工人的权益的这么一篇报道。侨房拒绝了采访，哦，不，侨房没有接受采访，它没有跟侨房公司正面打交道，它就直接把这些工人的话就做了一篇文章。当然他的文章当中的证据基本上还是确凿的，之后侨房公司就把《中国改革》告上了法庭，索赔590万。

然后，你知道，之前这个，基本上企业告媒体的官司，都是莫的（114：52），就是媒体都是输的。因为你必定掌握一个不确凿的信息，对不对。然后，你很难保证你的媒体完全是真实的。这个案子是在广东的白云区的法院判的，我采访的这个法官是个年轻人。然后他就判了《中国改革》杂志社赢，就不需要赔一分钱。

他的理由是，第一，媒体的失实，媒体所报道的失实，不是绝对目的上的失实，也不必要是。就是不必要绝对真实。它只需要以所有人的常识，能够推断成合理的基础做支撑就可以了。在当时当地，你作为一个普通人，你能够判断这个事应该是正确的，你让对方实报了，你没有刻意的恶意的诋毁或者扭曲，那你就不算失实。

最后一点他说的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衡量的价值就是，你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社会的文明程度就有多高。谢谢。（掌声）

大家好，非常感谢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额，刚才您提到独立的问题。其实从我的经历，然后我会经常问我身边的朋友，你有没有独立的想过一个问题。也许这是一个北大的讲道，我觉得很多人是善于思考的，但我觉得大多数的人是不善于思考的。而且，我觉得，真的，不要笑。而且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中国的一个劣根性，我就发现，有些人是不愿意思考而且是随众的。像你刚才说的，说句实话，我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理解央视不公布些新闻的，因为这是国家媒体，不可以全部的公布。不过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像前两天有件事，我是….（117：00）杂志的一个志愿者，然后我当时想做一个看完《建国大业》这部电影的一个感受。突然有个小孩就跟我说，他/她就说了一些很反面的，负面的东西。最后他/她加了一句，最近我买了一个代理，感觉墙外的空气好新鲜啊。我听了这句话，感觉有些可笑，因为他/她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因为最近我发现一些很多负面的新闻。就是媒体，比如前一段时间有个小孩装进了气球里面的

&*^$@#(117:35)，还有前一段时间我跟@#￥%&￥(117:38)宝洁首席科学家谈过，就是说，日本某种程度上承认在过去的二十年时间里，对中国的报道是失实的。还有，热那亚。（能不能直接说问题）好好好，我想说，您能给青年人一些忠告吗，(笑声)如何正确的对待国内跟国外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谢谢您，不好意思啊。

柴静：去年，我在美国的时候，跟美国的国务院官员聊过一个事。因为当时刚好就是，CNN的辱华的那个事出来，然后我就问他们那个官员。我跟他们说中国人的反应是怎么样的，然后华人的那个官员一脸委屈，他说，他们也天天骂人白痴。我说，那为什么从来不禁止他们。他说，因为我们尊重宪法。然后，老曹还特地送了我一本美国宪法的汇报，发给我，（笑声）(118:39)大点声给我念，很好啊。

他有他的职业，他的职业会受到一些压力，但他仍然尊重法律。因为他知道，媒体的责任，就是要，有一部分就是要，平衡跟监督。但是，我觉得怎么样能够保证它的真实，并非是要靠你去封杀一个有（118：58）的媒体，或者你去羞辱一个不事实的报道。我觉得，最重要的就像市场经济一样，对吧。我们在一个市场当中，你让它流通起来，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会自然而然的发生竞争。

我们有非常不入流的报纸跟媒体，我们也有《南方周末》，《财经》和《新闻调查》。所以，只有通过逐层的竞争，然后，才能够，才有可能诞生出一个好的媒体。我个人是很反对通过一个政策的保护，确定一个，你就是优秀媒体，从此主流媒体就来做最好的报道。我认为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我是在通过跟我的同行的竞争中成长的。我不仅是在和电视台的同行的竞争，我在跟南周的记者，我在跟财经的记者，我在跟网络上的很多的公民，我在竞争当中才提高了我对新闻中的感觉和素养。所以我反对垄断，我觉得，垄断是对所有人的伤害。那么就把大门打开吧，让自由像空气一样流动，让生命中的所有东西都做这样的成长。谢谢。（掌声）

徐弘: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柴老师住的离北大比较远，所以大家，照顾一下。

很荣幸啊，最后一个问题（笑声）。是这样的，那个，我也看顾准，然后也很关注很多的个体行动者。但是往往在顾准和个体行动者，我读到的，跟柴静有些不一样，很多时候我读到的是很悲伤的，最后的结果。包括柴老师刚才说过的那个

律师，他也曾经想过是不是要回山西。这种情况经常的发生。再回到我们最近看到的这些论坛，我们今天还谈的问题是公众精神和个体行动者。但是，这个，这个，我们谈的还是个体行动，就是说，这件事情，是这样一个一个人就能去解决的吗？还有像我们那个大讲堂门口写的啊，新闻行业，我们第一个话题先是生存，第二个是底线，第三个才是梦想。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但是谈到的还是生存问题，还是谈到的是个体行动问题。我想问的是这样的，我想问的是，柴静你接触过很多的有智慧的人，也接触过社会最现实，最本质的一些问题，你经常接触这些。另外你也接触一些国家领导人啊，或是体制内的一些力量。我想问的是这样的，就是说，以前呢，我们寄希望于一些别的东西，现在很多人都寄希望于，就是体系内，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比如说我们很欣赏，比如说像那个，我们的总书记，我们的（121：44），我们很欣赏。我想问的就是，体制内是不是有可能有这种力量，你能不能看到这种的可能性？（掌声）

柴静：嗯，我在我的演讲中提到过两个人，我也在这里给大家复述一下。 第一个人是十年前我在飞机上遇到的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

当时她拿出药瓶再涂药，我就帮她要了一杯水。然后问她，怎么了。

她说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一个江苏人，她说来北京看病，她的胃不舒服。这是她第一次离开西藏。

一个星期之后，当时下雨嘛，我就把她送进旅馆里面去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去看她，她已经在医院里了，然后她说她已经确诊是胃癌的晚期。

但是她没有任何的，她跟我开玩笑什么的，她就说，她旁边还放了一个箱子，说，这个箱子里面是她三十多年吧，她背着一个相机，去了西藏很多很多地方。她和很多人交谈，然后把他们/她们写在稿纸上。就积累了一大箱子。这些人当中有官员，也有喇嘛，也有三陪女，有很多很多的人。

然后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她是一个拉萨一中的老师。她也知道肯定发表不了，那是十年前的嘛。然后她就跟我讲，说，我记录这些，是为了一百年之后，人们看到的时候，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

好吧，这是一个体制外的力量。

我最后演讲时要说到的那个人是，我七年前曾经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也已经六十多岁了，你经历过很多事情，那你怎么保持你当年的情怀。

他就跟我讲，说，去年他去河北去视察的时候，然后他就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走另外一条路。他就看见一个老农民，坐在路边上，旁边放着一具棺材。他觉得很奇怪，他就下车去看。然后那个老农民就跟他说，他自己得病了，但是太穷了，没法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然后，这个老人就从自己的兜里面拿出五百块钱，给了这个农民，说，你回去吧。然后他就拿着他的东西走了。

他跟我讲完这个之后，说，我告诉这个故事给你，是希望你知道，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这人是温家宝。（热烈的掌声）

所以最后还是让我重复一下这段话：

这个国家是由一个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你我这样的人，构成的，创造的，决定的。如果我们追求真理，如果我们寻求独立，如果我们捍卫我们的宪法权利，如果我们不言乏力，不言放弃，如果我们能够一钉一耙的为这片土地付出，我们就能够说，我们为祖国而骄傲，我们就能够说，我们能让明天更好。谢谢。

（持续而热烈的掌声）

主持人：非常非常感谢柴静，谢谢。也感谢徐弘老师和俞虹老师，我想今天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同学会关注柴静老师，绝不仅仅是因为是我们央视的美女主持。更多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有尺度和有高度的，具有职业精神，具有公共精神的媒体人。那么我们想，更多的也许是我们今天从您的演讲当中，更多的是学会看到

您所经历的阅历，您所对生活的理解，和您和我们大家一起去学会，如何去思考和面对现实生活。

好，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光临，谢谢！（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