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的诞生

一个大学的诞生

下雨的午后，白茫茫的雾从清水湾上升起，衬得远处黛青色的岛屿犹如神话里的仙山。学术廊里，吴家玮指点窗外的“无敌海景”，带一种笑看风云淡的口吻说:“全世界的大学我见得多了，哪一个有我们这么美丽的校园？”

◎鲁伊

吴家玮

此时，距离他决定放弃在美国30年的学术生涯、接过担任“香港第三所大学”创校校长聘书的那一刻，已经过去了近20年。16年里，就在当年英国殖民政府准备用来修建军营的一块山高坡陡、地无三尺平的荒地上，生长起一座现代化的大学——又一个香港奇迹。

这所马上就要迎来16岁生日的大学所拥有的并不仅是得天独厚的风景。2006年，在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公布的大学排行榜上，它的总排名居第 58，工学院名列第17，社会学院名列第52。而在《金融时报》推出的全球EMBA 项目排行榜上，它与凯洛格商学院合作的行政工商管理硕士课程，更高踞榜 眼。崔大伟（DavidZweig ），在加拿大出生、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大学拿到学位、在波士顿的塔夫茨大学教过书的社会学家，谈起为何最终选择在这 所大学落地生根，一个重要原因是，“依成立的时间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粤语里的“科技”与英语中“雾蒙蒙的”一词发音几乎没有分别，于是这个学校的人，喜欢带点促狭地叫自己“Foggy大学”。正如校名英 文缩写HKUST

（HongKo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 ），也会被恶搞成“香港压力大学”—— “HongKongUniversityofStressandTension”，看似抱怨的调侃，骨子里自有一种骄傲。的确，这是一所拥有一段不仅在香 港，甚至在整个大中华地区都绝无仅有、足资为傲的创校历史的大学。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英谈判，香港回归已成定局，而大陆的改革开放，使香港作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开始受到挑战。以往的两所大学和两所英式 理工学院，已经不能满足香港对人才的需要。在港督尤德和政坛人物钟士元倡议下，一所新的以科技为主的研究型大学，被提上日程。

“香港的高等教育，其实并没有规划，完全应需而生。”吴家玮说，“在很长时间里，香港是一个殖民地。殖民地需要什么人才？首先得英文说得好，然后，商 业社会里，需要有人懂经济、法律，还得有医生。”1911年创办的香港大学，以英语教学，主要目的为香港培养公务员，以及商埠所需的专业人士。这所大学的 毕业生，并不要求有很强的专业知识，但聪明、能干、英文好、适应力强，如今香港的大部分政界高层和商业成功人士，均出于此。50年代末，大批不会讲英文的 移民涌入香港，为了满足这些人的受教育需要，在三所学院的基础上，成立了用中文授课的本港第二所大学，即香港中文大学。60年代，香港制造业开始腾飞，对 大批专业技术工人的需求，催生了香港理工学院和香港城市大学。但所有这些学校都是以教学为主的英式学校，等进入到80年代，美国依赖现代科学技术为动力营 造的经济奇迹，才令一批有远见的香港人想到，一所研究型大学，或许可以帮助香港实现转型。

1986年春天的一天，打开信箱，吴家玮收到了时任香港第三所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长的麦法诚（IanMacpherson ）的一封信。信里说，香港要开办一所高科技大学，希望可以前来参观讨教。

这时候，吴家玮正在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任上。

吴家玮1937年生于上海，长在香港，17岁就被父母送到美国读大学。几经曲折，最后选择了理论物理专业，1973年，在西北大学获得物理学教授职位，10年后被聘为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华裔大学校长

麦法诚的来访，在吴家玮看来，十分蹊跷。他做理论 物理，属基础研究，与一般人眼中的高科技扯不上关系，而他担任校长的旧金山州立大学，是一座以教学为主的公立大学，与高科技研究型大学也不搭边。直到见面 两天后，麦法诚才掏出一封公函，是当时港督尤德写的聘请吴家玮担任香港第三所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的聘书。回想往事，吴家玮终于弄明白了其中奥妙:“当时的 筹备委员会，其他委员都是英联邦大学的校长。香港95%以上是华人，似乎应该有个华裔校长在委员会中作为代表。”当时，放眼天下，主要大学的华裔校长，吴 家玮是独一个。

开始时只是当提供顾问意见的委员，随着陷入日深，1987年，吴家玮被列入了校长候选人。9月，刚从旧金山飞抵香港，还穿着一身运动衫牛仔裤的他，匆 匆忙忙接受了评选委员会的面试。第二天，结果就已经透露。50岁的他，出任刚刚选定了名字的香港科技大学的创校校长。这时，他还没有来得及与妻儿商量，更 来不及与加州州立大学的校方打招呼。

在20年前，从已经功成名就衣食无忧的美国“连根拔起”，回到存在诸多未知因素的香港，平地上创办一所连影子都没有的大学，风险之大，可想而知。让吴家玮下定决心的，是与妻子的对话:

“老实告诉我，科大能够找到比你更合适的校长吗？”

“目前不能。可是我要十分辛苦拼搏，还未知做不做得好。”

“你大半辈子做的都是与华人和中国有关的事。这次最有意义的机会和挑战放在面前，假如不去，20年后会不会后悔？”

“我想会。”

“那就走吧。”

离美返港，吴家玮做了两件破釜沉舟的事。按照加州大学规矩，做满5年校长，卸任后一辈子可以保留“大学讲座教授”的职位，享受加州大学最高教授待遇。 加州州大系统总校长劝他保留这一职位，将来随时可以回头。吴家玮的回答是：“要把第一流的学者专家请到不以教育科研见长的香港，创立一所新的大学，我怎么 能给自己留后路呢？”

第二件，则是销毁了自己历年来积累了几大箱的研究笔记和论文原稿。他告诉自己，从这一刻起，主要任务将不再是自己的科研，带学生，发表论文。“大学校 长是一个每周7天24小时的工作，找人谈话，主持会议，读报告，写报告，接受媒体访问，接待宾客，招揽人才，参加各种会议典礼，筹资募款。他的职责，是创 办或经营一所好的大学，为其他的研究者创造好的环境和条件，而自己的科研工作，只能放弃。”

20年后，回首过往，他庆幸自己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做了正确的事。

谢定裕与余珍珠

香港科技大学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份吴家玮亲手编制的各院系人员表，时间是1991年8月1日，科技大学落成典礼前的两个月。表格里用英文字母N 、O 、 A和H 分别代表每个人的状况:洽谈过

（Negotiated ），已发出邀请（Offered ），已接受邀请（Accepted ），已到职（Here ）。数 学系的名录上，第一个便是谢定裕，他的状态，是N ，O ，A ，H 。

留一把大胡子的谢定裕是台湾人，研究应用数学，但也热心于民主政治，是70年代海外留学生保卫钓鱼岛运动的主力之一，也是最早访问大陆的留学生。来科 大前，他在素有美国最自由的大学之称的布朗大学当教授，1988年秋天，跑到西岸的旧金山开会，遇到了正在那里招募学者的吴家玮和创校副校长钱致榕。

那时候，香港科技大学的招募工作并不顺利。吴家玮和钱致榕把招募学者的学术标准定得非常高。当时在海外华人中，流传着一个说法:学术界有所成就的华 人，都被吴家玮和钱致榕找上门过。如果没被

找到，那就要反躬自问，在学术上是否有所欠缺。但在这些小有成就的学者中，很多人不愿舍弃在美国的研究和生活条 件，很多人对香港的未来缺乏信心，更多人对贸然跑到一所新创立的大学热情欠奉。素以说话不讲情面著称的丘成桐甚至放出风来，“只有在美国混不下去的人才会 回香港”。

最早加入香港科技大学创校队伍的，是一群50年代 从台湾出国留学的学者，谢定裕便是其中之一。“在出国留学上，台湾先于香港一步、大陆两步。同时，因为通常大学生毕业后服过兵役才申请出国留学，在美国读 到博士、博士后，留在大学中从事教学研究的人也比较多。这些人里，许多人根在大陆，有很强的‘中国心’，一旦有机会，最先跑回大陆的是他们，念念不忘要为 中国人做一点事的，也是他们。”在返回大陆时机尚不成熟时，已经确定将于1997年回归祖国的香港，成为一座很好的桥梁。带着要为中国的科技腾飞尽一份力 的心情，谢定裕很早就与科大签下聘书，出任数学系主任和代理理学院院长。钱致榕、孔宪铎、张立纲、陈介中，这些在香港科技大学初创时期厥功甚伟的校长和院 长们，都来自台湾，在当时香港的报纸上，甚至被称为“台湾帮”。

现任香港科技大学协理副校长的余珍珠，属于另外一个群体。生长于香港，自幼受港式教育，余珍珠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知识，只到鸦片战争。1970年到美国 留学，在伯克利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中，才对近现代史有所了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她看斯诺的书，读毛选，学习《人民日报》。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听 说中国在联合国需要翻译，就抱着为国家服务的念头，跑到纽约当起了同声传译，从1974年到1979年，一干就是5年，年年向组织打报告，申请回国服务。

“文革”结束，让余珍珠的“左派梦”幻灭。她开始回归学术世界，写论文，评教授，在美国的大学等级塔上一层一层上升。1989年，偶然间被朋友拉去普 林斯顿大学听了吴家玮的科大招募演讲，听到吴家玮在讲台上侃侃而谈自己的创校理想，不仅要创办一所大学，而且要创办一所好的、麻省理工学院式的研究型大 学，为国家服务，余珍珠的心动了。“那段时间，身边的朋友，电话突然变得特别勤。说不了两句，话题就转到，怎么样，想不想回去？”

已经忘了是怎样与吴家玮搭上了线，她只记得，两个月内，吴家玮每隔一个晚上，就会给她打一个电话，邀请她回香港参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创办工作。“那时候招募那么多教授，吴校长这么做的，肯定不止针对我一个人，这种精神和他谈起大学时开放的怀抱，的确让我非常感动。”

虽然感动，但余珍珠并没有马上回香港。先生在美国有自己的事业，而且也抛舍不下年纪尚小的孩子。1994年，她在美国的大学拿到终身教职，生活很舒服，有大房子、花园、草坪，但却突然惊觉，长远看，将只是重复自己——该是对自己的人生做个改变的时候了。

1995年，余珍珠请了一年学术假，到香港科技大学，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当教授。假满后，又续了一年。到了第三年，索性从美国的学校辞职。

“很愚蠢。”她自嘲地笑言，“在很多人看来，从一个美国还算不错的大学跑到一个无名的香港大学。好在薪水不错，还可以跟家人、朋友交代。”

在香港科技大学招兵买马阶段，由于香港的大学教职人员收入与公务员挂钩，各院系中同一级别的学者工资相同，对于在美国就业市场冷清、薪水普遍偏低的人 文学者来说，相当有吸引力。此外，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退休年龄为65岁，而在新加坡，退休年龄为55岁，港大和中文大学，也是60岁退休。一些年龄较大的 人文学者因之跳槽到了科大，曾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庄锦章教授，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看似与科技不相关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却是科大初创期间最先实现兵 强马壮的一个学术分支。

不过，余珍珠表示，薪水绝不是让她回港的最重要原因。“如果香港不回归，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选择来到香港科技大学。”

我做过这么一件事情

香港科技大学初创期间，香港报章流传一种说法，因为美国国防研究经费削减，招聘市场衰退，许多来科大的教授和讲师，工资是美国的一倍。对这种说法，吴家玮说，现在的工学院院长陈正豪，就是

最好的一个反驳实例。

1989年，加州硅谷，在英特尔公司已经工作了10年、担任开发小组负责人的陈正豪，收到朋友高秉强的一份邀请，请他下个星期，到一个地方参加一场宴 会。那是吴家玮位于加州的家。根据吴家玮的回忆，当时，他已经准备搬家回香港，加州的房子，空空荡荡，来的人，只能坐在地板上。

“那时候，在吴校长家里，基本上湾区我认识的华人教授都来了。其中一半以上，后来回到了香港科技大学。”陈正豪说。钱致榕在餐厅里向他发出邀请，听到数目，陈正豪坦率地说，“我在英特尔的薪水比这个高一倍”。

“钱致榕不太相信，我就把工资条给他看。他问我，英特尔的薪水为什么这么高？我告诉他，在工业界和在大学，是不一样的。”

尽管涉及最实际的薪水问题，在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陈正豪还是卖掉了在加州的车子和房子，接受了香港科技大学的聘书。“我太太说，你在美国住得好好的，为什么回去啊？我说，将来可以告诉我的儿子孙子，我做过这么一件事情。”

这种做一件生命中值得回忆的事、因而不计个人利益、务求尽善尽美的情结，存在于许多创校教授的心中。黄玉山，现任科大行政及总务副校长，回忆当年学校 还未建成、仍在海港城办公时的情景。“为了让学校一开学，图书馆就可以使用，当时的职员先开列书单，从世界各地把书买来，然后编好目，再保存到地下室里面 去。当时，使用无卡式索引、全部计算机化的图书馆，在香港，还是第一家。”为了节约购置研究设备的开支，主持香港研究界第一条微电子生产线的罗台秦，更想 出了从硅谷倒闭的中小公司中购进二手设备，重新组装的点子，造价上节约了20倍。

与创校时来自台湾和香港的资深大教授们不同，黄劲松进入香港科技大学时，还是一个资历很浅的年轻教师。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他是中国大陆第一批保送 数学系学生赴美留学的陈省身项目的15名成员之一。在美国，他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拿到博士学位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了一年研究，随后在犹他大学数 学系谋得教

职。1992年秋天，同属陈省身项目的朋友给他写信，告诉他香港科技大学正在招募人才的消息，黄劲松于是给当时的系主任谢定裕写了封信，询问情 况。没过多久，他便来到了清水湾边的香港科技大学。有趣的是，在当年的15个陈省身项目人员中，最后有3人到了香港科技大学，1人去了港大，另外1人去了 浸会大学。

当时，黄劲松是香港科大极少数的中国大陆学者之一。对他来说，薪水的增加和机会增多是选择科大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好的研究气氛。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身边的数学教授，每天谈的除了数学，就是数学，互相砥砺的气氛很浓厚。到了犹他大学，因为这是一个中西部的州立大学，虽然数 学系也很好，但我发现，身边人，谈话的主题开始丰富起来，篮球、旅游、打猎，数学上的进展，跟得并不很紧。”到了香港科技大学之后，黄劲松顿时觉得身处一 群年轻的充满冲劲的学者中，仿佛又找到一些麻省理工学院的感觉。

吴家玮非常得意于科大创校初研究人员的专注与勤奋。“半夜里，出来一看，教学大楼里的实验室还是灯火通明的。有人向我抱怨，‘校长，可不可以不要晚上 一两点钟给我们发邮件’。我接受批评，可一看，往往邮件发过去几分钟，回复就来了——可见他们也都不睡觉。”这种风气在科大一直得到了保留。即使已经放 假，食堂里，偷听邻桌的谈话，十有八九，是在争论一道数学或物理问题，而图书馆里，依然人流如织。

谢定裕指出，在科大创建初期，从美国的大学中挖来了很多潜力尚未被完全认识的年轻研究人员。这些人与科大一同成长，逐渐成为今日科大的学术骨干。如今 的黄劲松，在表示论与李群领域的研究受到国际数学界的关注，他的新书

《DiracOperatorsinRepresentationTheory 》，被 认为是科大近年来相当有分量的原创性学术成果。

20年前，当吴家玮和钱致榕6天跑遍北美9所大学、马不停蹄替科大招募教员时，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要创办一所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在谢定裕的回忆 中，吴家玮与他的一席谈话，曾让他热血澎湃，决定舍弃自己学术生涯中的最后一段，回到香港。后来，在他以

笔名“丁一”写的小说《海之角》中，隐约透露了这 席对话的片段:

“我的目标是10年以后能达到里海的标准，30年后达到卡内基梅隆的水平，60年后成为另一个麻省理工学院。能做到这一步，就很不错了。十几年后，我已不在这里了，人们看看这个学校，或许会说，×××办的这个大学还像个样子，只是当年他的眼界低了一点。”

如今，吴家玮已退休，但他并没有离开香港科技大学。他还住在学校附近，时常在校园里走走，看看他当年努力保留下来的瀑布，建议开的咖啡馆，花了一番心 思、从拗口的“香港新界西贡大埔仔”改成的“香港九龙清水湾”的门牌号。他会在要求下试着给自己做一个评价，结果很难:“如果从零分开始，按照做对的事情 一分一分往上加，可能会超过100分，但如果从100分开始，按照做错的事情或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往下减，可能会负很多。”■

• 同创香港科技大学：初创时期的故事和人物志

• 【作 者】： 著

• 【丛编项】：无

• 【装帧项】：平装 16 / 368

• 【出版项】： / 2007-10-1

• 【ISBN 号】：[1**********]63 / 7302159068

• 【原书定价】：￥35.00

• 【主题词】：社会科学－教育－书籍介绍购买本书

• 【图书简介】

这是一个香港故事，也是全球华人众多的故事之一。是什么推动香港要在短短几年内，创办-所世界级的科技大学？向来重商的香港需要高科技吗？20世纪80 年代，高科技挂帅，全球经济转型。1 991年香港科技大学提枪上马，短时间内成为著名大学，国际上视为学界奇迹。物理学家出身的创校校长吴家玮回首前事，首先称道钟士元的远见，继而把功劳归 诸胼手胝足同创科大的同事们。科大的建校过程不乏荆棘和考验，也充满了人情义气。刚柔并重的吴家玮，以细腻的文笔，追述当年。何以能舍美国大学校长之位， 回港创建科大？如何连年不断地三顾草庐，礼贤下士？作为科技大学，如何看待天然美景和人文素养？如何面对时势所造成的社会风雨？许多不为外人道的趣闻逸 事，一时叫你捧腹开怀，一时让你会心微笑。某些章节或许还会激发你的深虑和反思。作者自谦这是一部片面和短暂的回忆录。大部分篇幅描述初创时期的教授和职 员，也讲到自己的心路历程。但作者给予读者的，是全面的、前所未有的揭示：个人对香港体制的诚恳观察，以及一群教育界的理想主义者，回归故里，开拓新土， 以团队精神试图创造奇迹的故事。兼任物理学教授。

• 【作者简介】

吴家玮，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现为荣休校长及荣休科大讲座教授。 个人简历： 1937年上海出生，1954年毕业于香港培正中学。1955年赴美留学，在乔治镇学院攻读物理与数学，获理学士学位。其后转到华盛顿大学深造，先后取得 物理学硕士及博士学位。 教研简历 ：1966年加州大学（圣迭戈）（U niversity of Caifomia ，San Diego）博士后。 1968年西北大学（Norhwestem urivlversity）物理学助理教授 1970年伊利诺大学（LJniversitv of llinois）物理学客座副教授 1971年

西北大学物理学副教授 1973年西北大学物理学教授 1974年西北大学物理及天文学系主任 1979年加州大学（圣迭戈）热斐尔学院院长，兼任物理学教授 1983年旧金山州立大学（San Francisco StateUniversity）校长，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华裔担任主要大学校长 1988年香港科技大学校长，

• 【本书目录】

引子

一·落叶归根从旧金山到香港

创办香港科技大学是谁出的主意?

与狮共舞——钟士元的故事

科大筹备委员会——张鉴泉和李国能的故事

成家立业——留美三十三年

一些办学理念的根源

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经历和启示

助建中美桥梁——走向老家

进入科大筹委会——麦法诚的故事

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兼谈Gardner 、Arima 、Esaki 的故事

就这样决定了回香港——兼提H-gg-nson 和Birt 的故事

回港前夕——告别科研生涯

一位虚拟的科大毕业生——罗永强的故事

立足于现实，放眼于未来——续讲罗永强的故事

二·初见天日创建学术框架

学术部门的体制和架构

院长、系主任和学术支持服务单位负责人

学院学系的教研方向和范围

“二十五字教研模型”的来龙去脉——义务参谋们的故事

聘请资深教授——钱致榕的故事

四出聘贤——与钱致榕同甘共苦的三年

圣约翰大厦时期的无名英雄们

公务员出身的出色女将——黎黄美玲和梁玉楣的故事

三位能干的开国英雄——彭思梅、Scott 、crow 的故事

分顾内外的一对夫妇——秦家德和杜家磊的故事

开创图书馆和资讯服务的大将——周敏民和Ivey 的故事

学术部门的能人——George、刘信德、Jarnes 等的故事

带来资源的幕后人物——WatkirIs、Macwhinnie 、Gale 、林李翘如的故事 三·开垦新土精诚合作的英才

创校阶段的学术副校长钱致榕和他的接班人

圣人后代的学术副校长——孔宪铎的故事

才气横溢的学术副校长——张立纲的故事

理学院的院长们——雷明德的故事

工学院的院长们——张信刚和高秉强的故事

科技大学也搞商学院——搞得成吗?

工商管理学院和U CLA的帮助——陈玉树的故事

博雅教育——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齐锡生和丁邦新的故事

为何建立自创的研究及发展部门?

应用研发和成果开发的萌芽期——陈介中的故事

应用研发方面的三位奇侠——施德信、沈运申和王佑曾的故事

应用研发和与内地的精诚合作——兼谈林垂宙的故事

来自天涯海角的理学院“阳春教授”

……

四·从无到有 校园、体制、实现、期望

后记

附录

铭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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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3-21] 吳家瑋：建科大悟真諦 傳深圳再攻玉 放大圖片

本報珠三角新聞中心記者：熊君慧

香港科大創校10年間便成為舉世矚目的著名學

府，被國際視為「學界奇跡」，吳家瑋居功至偉。

做校長 的時候忙不忙？「忙，但還比不上退休之

後忙」；離開科大，吳家瑋最令人熟悉的頭銜仍然

是「香港科大創校校長」，走到哪裡，人們問得最

多的仍然是創建科大的 回憶、經驗甚至遺憾。而

記者在深圳見到他，問的第一個問題仍然是：深圳

創建科技型大學，你會不會再任校長？

實際上，不妨站在「5年」開外的距離，不提吳

家瑋「校長」的頭銜，還他一個真我：丈夫、父

親、外公。這三重身份在吳家瑋身上一層層疊加，

當年移民香港的開朗少年已經邁入古稀，雖然一如

既往地玩笑幽默，但已自嘲為「老頑童」。

深圳創辦科技大學的構想，是由深圳市市長許宗衡的一句話揭開神秘面紗：「本屆政府任內將建一所工科大學，我個人傾向於叫『南方科技大學』。」公辦、個人私立抑或國際招標，政府還搖擺不定，但定下目標：力爭用10年左右的時間，將該校辦成國際知名的高水平創新型科技大學。

深圳辦學 門類須全

「香港科大有的學科，深圳新建的大學都應該有，沒有的深圳也該有。比如科大沒有醫科，我覺得新建的 大學還需要有音樂、美術、設計、建築。」美麗的蓮花山畔，吳家瑋正在一家醫院接受例行體檢，其思緒卻又回到了離開5年的科大，「全世界都重視科技和創意， 但香港目前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一天到晚只忙著做買賣。科大最失敗之處是沒有影響到政府和工商界（向科技創新轉變）。」 起步稍晚 定位要準

或許科大是「自己的孩子」，吳家瑋很苛刻，談的多是遺憾，反而對「人家的娃」看得很中肯。「深圳是 一個重視科技產業的城市，科大的遺憾不應該在深圳重現。深圳大學我覺得已經辦得不錯了，但好像從百姓到官員都覺得不好，我覺得很不公平，沒有一所大學樣樣 都能做好。但深圳至少需要有兩至三所專注本科的教學型大學。」他說。

話匣子才剛打開，有位護士推著醫用小車進來，在吳家瑋手臂中抽取一管血送去檢測。「機器用久了零件就有問題，人老了也難免有這樣那樣的毛病，提早檢查很重要。建大學也一樣，需要領導者有超前的眼光。」

吳家瑋由此切入話題：「就如同香港當年創辦科大一樣，深圳以目前的GDP 和人口數量，再建一所大學起步已經晚了。有人在深圳政協開會時候提過叫我來辦，但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定位：究竟要一所什麼樣的大學。而這又在於深圳的制度能夠多開放，規模要多大，經費哪裡來？」

傾斜企管 創新科技

「一所綜合性的研究型大學，向科技創新、企業管理傾斜。」當這句話從吳家瑋嘴裡一字一句清晰地吐出 一句話，作為給深圳新建科技型大學的定位：「這個學校在某種程度上就像科大，不過因為當時香港已經有8所大學，所以科大有很多東西不能搞，深圳卻可以，比 如教育學院、醫學院。」剛剛做完身體檢查，吳家瑋卻已開始暢想醫學的未來，「未來醫學院不只是治病，而是修改DNA 來防治疾病，這是生物科技，就可由新建 的大學做，深圳大學可再成立醫學系，兩者可以合作。」

音樂藝術 補港不足

學物理出身，又創辦的是科技大學，吳家瑋在抱怨自己品味不高的同時，也認為科大在香港很難發展，因 為香港文化氛圍很弱。他執著地要在深圳新建的大學一圓「藝術夢」。「新建的大學一定要搞音樂、藝術，但不是產業性的。比如辦美術學院，就一定要為藝術而 辦，而不是為了產業而辦，不然就是畫廣告圖了。」談到藝術，吳家瑋順勢批評， 「中國有的地方領導樣樣都經濟掛帥，學術界也急功近利，這樣反而把經濟搞壞。」

「兩個最恨」 凸顯赤子學人心

校長最「恨」什麼？竟然是「中港」和「時尚」。溫文爾雅的吳家瑋，接受專訪時卻總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氣勢。記者的採訪簿中兩處五角星標誌，便是他的「兩個最恨」。

最恨「中港」亂劃分

今時今日，卸下「校長」頭銜的吳家瑋，身披的戰衣愈加厚重：全國政協委員、深圳市政府高級顧問，在 內地多個高校擔任校董會和名譽教授。他在上海、深圳都有物業，還邀子女到上海度暑假。吳家瑋其實對內地的感情更加深厚，但為什麼他「恨」別人談「中港」 呢？原來，在他心目中，內地和香港都是一家人，不希望用一「中」一「港」把兩者疏離。「國家是不是把香港當成一家人，香港人有沒有把自己當成中國的一部 分。」他說，「既然一家人，為什麼要以『中』和

『港』來區分？」難怪，現時內地和香港媒體、政商界經常探討的「香港與國內怎麼樣？中港之間怎麼樣？」之類 話題，無意中成為吳家瑋「恨」的對象。 最恨「時尚」這個詞

做校長的時候不喜歡批評人，現在還了「自由身」，吳家瑋敢於直言自己的喜惡。「我最恨『時尚』這個詞。現時年輕人買名牌車、名牌服裝、首飾這樣就算時尚嘛？我們在科技等方面不斷創新，讓人家跟著我們的步伐走，這樣才是時尚。」 兒女天涯四角 孫輩無緣姓吳

冬日早晨，蓮花山下草木扶疏，翠綠逼人，草坪上有父母帶著孩子放風箏、嬉戲。訪問吳家瑋的地點，正 是蓮花山畔的一所醫院。他在接受例行體檢，每半個小時護士會進來為他抽血檢測。吳家瑋邊吃早飯邊與我聊天，太太則靜坐在臥房讀外文小說，連最後記者邀請他 們合影，吳家瑋也擺擺手說：「算了，她不喜歡，還是拍我吧。」然後，就很配合的站在一幅畫前等待記者拍照。後來覺得甫士太僵硬，又選擇坐在電腦檯前，「這 是我最喜歡的狀態。」他說。

最大需要是「休息」

採訪接近尾聲，例牌問問吳家瑋現在最大的愛好是什麼。他回答：「休息，因為缺乏休息。」此話一出不由得讓記者感到非常不忍，因為是再三要求下他才抽出體檢的時間接受採訪，也理解了他再三推辭的原因。

三個女兒 落戶歐美

吳家瑋認為最好的休息，是在某一個地方住上2個月以上，不是不做事，而是不跑來跑去，一天、一個月都不用出差。「我覺得自己還年輕，就像40歲，可是醫生一檢查，該高的低，該低的高。」他說，還有心願就是到香港、上海、美國、巴黎看看女兒和外孫女。

吳家瑋形容自己的家庭是「天涯四角」：大兒子在香港，三個女兒分別在巴黎、紐約、舊金山。孫輩全是女孩，三個外孫女一個孫女，但卻沒有一個姓吳。「我的兒 子和兒媳婦達成協議，第一個孩子是女兒就和媽媽姓，這樣我的四個孫女都不姓吳。」說完，這位年近古稀的「外公」哈哈一笑。 「我們這一代是浮萍。」天涯四角，四海為家，吳家瑋想放慢腳步，卻身不由己。「07年都排不出時間和子女團聚，但女兒和外孫女夏天會到上海參加夏令營，藉 機小聚。」 子女難得一見，即使朝夕相處的太太，吳家瑋也抱有歉意。「結婚47年，卻沒有好好陪過她。中國的名勝古跡都沒有去過，自己雖然是杭州人，但對杭州的名勝僅僅停留在書本。」

「掉進了自己的陷阱裡」

還能工作多少年？吳家瑋很矛盾。「像我這樣兩邊有網絡的人不多，剛才我那個電話就是安排美國大學理事會在中國設立辦事處的事情。」他說著掏出手機，「若中美下一代關係不好，這個世界不可思議，我想讓中美青年多交流，互相了解。」

用吳家瑋的話說，就是：「一下子掉進了自己的陷阱裡。」

不論研究或博雅 最重要爭做一流

談大學發展，吳家瑋拋出「吳氏」著名的「一流」與「二流」的口頭禪：「一流的人帶來一流的人，二流 的人帶來三流的人，三流的人帶來的是上不了流的人。我擔心現在大家都要做研究型大學，結果不是出現一流的研究型大學、一流的專科大學、理工學院、博雅學 院，而是二流、三流、四流的研究型大學，三流四流就是浪費錢不用搞了。」聽上去像順口溜，其實很有道理。

奉勸學子 不要一窩蜂

吳家瑋奉勸學子「不要什麼都一窩蜂」。「人人都想去哈佛、MIT （麻省理工），連念醫科的人都想報 名去MIT （MIT 沒有醫科）。」他經常把這個故事當笑話講，「哈佛、MIT 真的這麼好嗎？這些高校有的學科好，有的並不那麼好，當年哈佛要我去教書，我 沒有去。」「這和你們傳媒也有關係。」忽然，他笑著指指記者，「比如媒體經常公佈大學排名，分數3.63、3.62。哪裡那麼準確？深圳如果建新大學，希 望不要追求排名。」

「沒有做校長之後這5年，我反而更忙。做了5年『空中飛人』，到北京、上海、深圳以及國外，去了很多地方，但都是工作。有時候我也問自己，還有多少年可飛？還是慢慢走，好好欣賞吧。」 ——吳家瑋2006年12月在深圳某醫院接受例行體檢時的感慨

吳家瑋教授

吳家瑋教授是瑞安集團有限公司的高級顧問。1988年至2001年間，他擔任香港科技大學的創校校長，現爲榮休校長及榮休科大講座教授。

吳家瑋於1937年在上海出生，1954年畢業於香港培正中學。1955年赴美留學，在喬治鎮學院攻讀物理與數學，獲理學士學位。其後轉到華盛頓大學深造，先後取得物理學碩士及博士學位。

1966至1968年間，吳家瑋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作博士後進修。1968 年到西北大學擔任物理學助理教授；1970年在伊利諾大學任客座副教授。次年返回西北大學升任副教授；隨即在1973年晉升爲正教授，並於1974 年開始（至1979年）擔任物理及天文學系主任。

1979年，出任加州大學（聖地牙哥）熱斐爾學院院長，兼任物理學教授。1983年，在45歲時，受聘出任舊金山州立大學校長，成爲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位華裔大學校長。

1964年以來，吳家瑋在物理研究方面發表了120篇論文及著作；在量子多體理論、統計力學、液晶、低溫物理、及表面物理上，都作了不少貢獻。在他指導下研究結業的博士生及博士後研究員達25人。

吳家瑋曾獲頒給多種榮譽及獎狀，反映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及公職上的貢獻。其中包括Alfred P. Sloan Research Fellow ，美國物理學會會士，加州科學院榮譽院士，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復旦大學、深圳大學、和北京大學的名譽教授，聯合國協會的羅斯福夫人人道獎，舊金山市的金鑰匙，及由舊金山市長命名的“吳家

瑋日＂。 1984至1986年間，擔任全美華人協會總會會長。1991年，獲得華盛頓大學頒發的傑出校友獎。 1995年，喬治鎮學院向他頒發了文學博士的榮譽學位；同年被深圳市政府命名爲深圳市榮譽市民。 1996 年，獲得明尼蘇達大學頒發的國際傑出服務獎、華盛頓大學的理學博士榮譽學位、及英國女皇頒授的CBE 榮銜。 2000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金紫荊星章。 2001 年， 獲法國總統頒授騎士勛章“Cheval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

1988年9月出任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後，吳家瑋擔任過香港政府工業及科技發展局和生物科技研究院監管委員會的成員，並被深圳市政府委任爲高級顧問。他爲多個香港、內地、和亞太區文教科技組織擔任理事或諮詢工作，包括香港工商專業聯會、長江開發滬港促進會，中國內地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復旦大學、華僑大學、和中關村科技園區顧問委員會，巴基斯坦的Ghulam Ishaq Khan工程科學和技術大學，新加坡的世界科技出版社，及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他現任新昌管理集團有限公司的非執行董事和非執行主席，並擔任上海實業控股有限公司、第一上海投資有限公司、集友銀行有限公司、萬威國際有限公司、聯想集團有限公司等的非執行董事。 1993年至1996年，中國政府先後委任吳家瑋爲港事顧問、香港特別行政區預備工作委員會和籌備委員會委員。 1996年，被選爲香港特別行政區推選委員會委員。 1998 年，被委任爲香港特別行政區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 2000年，被委任爲香港特別行政區創新科技顧問委員會委員及香港與內地科技合作委員會主席。

吳家瑋的簡歷，分別登載於「美國名人錄」及「世界名人錄」。

************************************************************************ 十年科大何以超越百年北大 作者：杨学涛 文章来源：凯迪网络 点击数：488 更新时间：2007-4-11

十年科大何以超越百年北大

（文/杨学涛）

教 育对一个国家有多重要？这个故事可见一斑：“二战”期间，伦敦几乎被炸了个稀巴烂，但德国人没有轰炸牛津和剑桥；作为回报，英国人也没有炸掉海德堡和哥廷 根（德国著名的大学城）。这是敌对双方希特勒和丘吉尔之间的“君子协定”。有意思的是，现代大学的理念恰恰也来自这两个国家：英国的大学重教学，德国的大 学重研究。美国则把这两个分支合并为一个主流，成为当前世界大学理念的主流。中国有一个大学忠实秉承了这一主流理念，并用短短10多年的时间迅速崛起，成为众口传诵的

“奇迹”，成为亚洲大学的典范，它就是香港科技大学（下文简称“科大”）。

香港科大坐落于在九龙清水湾，但与九龙的闹腾不同，它隐在峰回路转的山林。科大的竞争对手、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称赞这所青山碧水间的科大“是香港最近10年来最有成就的大学”。这个“成就”的层次非常高：2004年3月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法国欧莱雅集团在巴黎正式宣布，科大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叶玉如，荣获2004年度“教科文—欧莱雅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这也是中国科学家第二次获得这一有“女性诺贝尔奖”之称的奖项。与此同时，科大现任校长朱经武可能会获诺贝尔奖的消息也不断传出。

两位重量级的科学家，是科大数量庞大的科学家队伍的一个缩影，科大现有的500多位老师，100％拥有博士学位，85％ 曾于哈佛、剑桥、耶鲁、牛津等世界知名科研大学就读或任教，多数在研究领域成就斐然，即使放在全球范围内来考量，也算得上是精英。例如前校长吴家玮原任加 州州立大学旧金山校长，是首位被聘为美国大学校长的华人；前理学院创院院长钱致榕原先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顶尖的实验物理学家；前副校长张立纲则是头顶5个院士头衔（美国国家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和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等）的高级材料专家，等等。

1990年 代初，当很多教授来到筹备中的科大的时候，科大还像一个大工地，乱糟糟一片，科大的未来还停留在想象阶段。除了负责全球招聘教授的人巧舌如簧外，是什么力 量让大家敢于对一个空中楼阁抛出自己的赌注，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科大在往后的十多年里一飞冲天？现在，科大最早一批的拓荒牛差不多都已离开，科大的历史在先 行者的讲述中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他们一致认为，科大的成功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缺少任何一个元素，科大都不成其为今天的科大。

【科大前传】 生于忧患

香港特首董建华在科大十周年庆典上高度评价科大对于香港的贡献：科大的成立，对香港营造学术文化居功至伟。

要 在香港营造学术文化，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科大理学院院长、杰出科学家张立纲提起香港的文化环境时颇多微辞，“在很多工商界人士、政府官员以及市民的眼 中，教育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对比了三地对于教育的不同观念，“在大陆和台湾，念书是人们心目中的一个基本观念，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再穷不 能穷教育’，但对经济至上的香港人来说，教育并不是那么重要。”

香港过去150年的殖民历史中，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相当缓慢。香港大学创立于1911年，先是以医为主，孙中山即是在此毕业。52年后的1963年，香港才有了第二所大学——中文大学，但是，香港的人口在52年间又何止增加了10倍。 又过了三十年，才有了“第三间大学”——科大。在普通人的意识里，香港社会有地位的政府官员、工商业界人士都出身香港大学，香港大学的经历成了一种身份的 象征，众多的校友也早已营造出了一个名利场：场里的人互相认同，互相帮忙，共荣共存。对于科大的创立，大部分的香港人充满了狐疑，“要上研究性大学为什么 不去美

国？”、“建科大就是浪费纳税人的钱”……种种反对的声音，让科大从筹备期间就

面临着非同寻常的困难。

科 大的创立是在香港回归的宏大背景下完成的。很多人认为，香港回归后最大的问题在于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香港经济发展的力量逐渐由廉价的劳动力转化为科 技，逐渐由服务业主导变为高科技支撑。一位学者呼吁：我们再也不能依靠给欧洲和美国生产塑料桶谋生了。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则认为：如果我们成功地将香港转 化为科技经济，1997年对香港的冲击将会变弱；如果我们失败了，1997年发生任何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无关紧要了，而且，我们将失去繁荣。

1997年以后，香港和内地就会融为一体，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各自的优势也将合而为一，但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钟士元却认为香港应该和大陆在经济融合中扮演不同的角色，“香港应该以提供智力为主”。张立纲教 授则在香港城市大学的演讲中阐述：香港可以不只是中国与西方科学界的“桥梁”那么简单，“桥”接连两岸，但却无人对“桥”苦心经营。人人都说中国人才济 济、学术超着、技术精湛、意念丰富，而香港则财力雄厚，这话是真的；将两地的长处结合，一定大有可为，这话也是真的；但香港可以做的事情更多……香港需要 建立自己的研究实力，唯有这样，才可与中国及西方有效交流合作，作一道不同凡响的“桥梁”。

科大的创立表达了香港人成功迎接香港回归的一个决心，它的目标是用科学、技术和管理让香港成为一个经济的乐土。在这个目标的鼓动下，有两位被后来人称为有识之士的政府官员立下了头功，他们是香港第二十六任总督爱德华·尤德爵士（1982－1986）和香港“政坛教父”钟士元爵士。创办科大的构思由他们而起，他们眼光独到、意志坚定，为科大的成立做了奠定了根本性基础。

尤德爵士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参加了中英有关香港问题的谈判，并在任内达成中英协议，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他也是唯一一位在任内去世的总督。《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香港1997年 移交主权成为定局，尤德爵士深感人才储备的重要性，遂顶住政治风险，第一个提出了要在香港建立一所科技类大学的主张（后来有人建议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科 大）。尤德爵士的妻子帕米拉·尤德评价说：“他对香港年轻人的教育非常感兴趣，他认为香港的科技发展很薄弱，科技人才也很缺乏，而这些因素能够增强香港在 中国的主导地位。”尤德爵士和很多人讨论这个主张，并了解到很多人和他抱有相同的想法，其中，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是第一个响应者。

19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在世界上被孤立，香港作为中国商品集散地的优势不复存在。钟士元和很多深有远见的人一起，在香港建立起第一批制造业公司，并把产品用于出口，开创了香港的工业化时代。工业化需要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1960年代，时任立法局议员的钟士元提出了增强工科教育的建议并得到了政府的响应，1980年代初，香港理工学院（1994年升级为香港理工大学）应势成立。

尤德爵士提出建立科技类大学的建议时，时任行政局资深议员的钟士元积极推动科大建校，并于1986年5月被委任为科大筹备委员会主席，其后（1988年4月－1999年3月） 担任科大董事会主席。科大前学术副校长孔宪铎这样评价钟士元：“他精力过人，经验丰富，办事认真，处事果断，领导有方，对香港的世事、人事都能明察秋毫， 一针见血。我对他非常佩服。我更敬佩的是他对科大的那份爱心，科大像是他的一个孩子，他既感到骄傲非凡又感责任重大，你可以骂他本人，但不能骂科大一句。 我深信，在他的心里，他也爱吴家玮，虽然每次开会他俩有时争执。但不管如何，在香港的名流中，找不到一位比他更爱科大的人。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以钟士元爵士为主席的筹委会的努力下，科大于1991年10月10日开学，比政府确定的日期——1994－1997年间——整整提前了三年，而科大

从计划、设计、建筑到开学，前后只花了5年时间，创造了香港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香港回归后，钟士元被港府授予“大紫荆勋章”，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勋衔制度中最高的荣誉奖章。

另外，香港政府和香港赛马会对科大的建立也功不可没。前者对科大的投资当时可能是全世界高等教育一次最大的投资，而后者不但捐出19亿港币作为建筑校园资金，还负责了学校整个的建筑工作。

【元老列传】 中国知识分子特殊的漂流史

美国人信奉的民主是从《美国宪法》来的，200多 年前订立《美国宪法》的那批人，对美国的发展起了导向性的作用。科大虽只是一所学校，但道理等同。现在谁也不能假设，如果科大的创校校长不是吴家玮而是另 一个人，科大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因为吴家玮找的是这批人，换一个校长可能会找另外一批人，而这批人的想法就决定了科大以后的发展方向。张立纲说，科大对于 其他人来说，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对于吴家玮来说，科大就是全部。由于吴家玮在吃饭的时候都不忘谈论科大，“大家都被他烦死了”。

说 起找人，孔宪铎在多个场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我刚抵达美国不久，有一天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个人把一张报纸撕成碎片，然后又重新拼了起来，有人问他绝招是什 么？他说：“报纸的反面是一张人脸，只要你找对了人，一切就都对了。”科大是中国教育史上唯一一间由留学生回来办的大学，聘请的教员，三分之一生长在香 港，四分之一以上生长在大陆，六分之一生长在台湾，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其它任何一间高等学府能够聚集海峡两岸三地生长而从海外学成归来的专业人才，一 大批人因科大的热情争取而群聚在世纪末的香港，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漂泊史上相当特殊的一章。

最 早参加科大的一批人有着大致相同的背景：他们大部分出生在大陆，内战时正逢童年，随着家人去台湾，受完大学教育后再去美国深造。在美国学业（博士）完成之 后，多数在大学或者研究机构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而且都是在自己的领域内有相当的贡献。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心向中国，科大的创立是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选 择香港最好的一点是，既可以尽报国之实，又无报国之累。由于科大的目标是做成MIT （麻省理工学院），由于这批人都有台湾背景，科大一度被戏称为MIT （Made In Taiwan ）。

如果科大早办五年，这批人归来的时机尚未成熟，晚办五年，又都接近退休的年龄，所以说是科大赶上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另外，在科大创立的初期，香港教授的薪酬远远不如美国，要用香港教授的待遇向国外争取好的教授，具有相当的难度。可是，香港公务员（包括教授）的薪酬却在1988－1993年创校之初的五年内几乎翻了一番，到10年后的1998年，增幅高达2.7倍。孔宪铎分析说，这些都是拜“九七”回归之赐。“港府为了留住人才，一路的加薪。谁都不能不承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香港在150年的殖民地历史中，从来没有一次在十年里把公务员的薪酬加上二三倍，这是一个奇迹，也是科大的一个契机。 199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出现周期性的衰败，一大批新出炉的博士比也就面临着失业，这为科大“趁人之危”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在1990－1993年间，科大每年都

要聘请120位教员，其中70％的目标都在美国。而此刻，香港的经济突飞猛进，香港也从仅供观光购物的港口，变成了成家立业的“东方之珠”，为留学生归来积累了相当的吸引力。而一半中、一半西的文化特色，让回港创业的留学生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适应。

曾任职台湾地区工研院院长的科大副校长林垂宙把人看成是一所学校最关键的因素，“为什么美国那么富强，因为它的学生来自全世界，从45亿中挑出来，而北大、清华的学生则来自中国13亿人口，也许这就是区别吧。”科大的成功在于，最初找来的一批人都非常优秀，为科大定了一个很高的起点，这样，随后跟随而入的人才会是高水平的，雪球效应也才会是良性的滚动。难怪孔宪铎要对科大初期招兵买马的两位主将吴家玮和钱致榕“致以十二万分的敬意”。

卡内基研究所的领导人Dr.D.Brown 把请人的诀窍归纳为一点：“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这也是科大一以贯之的请人、用人原则。科大人文及社会科学院院长齐锡生教授曾经担心，这么一批有成就的人聚在一起，“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一群中国人是条虫”的规律会不会在科大应验。难得的是，大家虽然争吵不断，但对于科大根本的发展原则，大家从来没有怀疑过。

这 么一批“衣锦还乡”的中国人，来到了弹丸之地的香港，心中的自负自然少不了。据说，一些人到香港以后“总是摆脱不了那番回到故国有如天女下凡的心态”，

一 开口就说“科大没有条件和美国大学相比”，并自称“科大要成为研究性大学是因为香港没有研究”，一网打尽，一刀杀绝，招致香港高校同事们的一致反感，科大 方面后来不得不派人去其他院校“以求沟通，并望合作”，才是算灭了这把火。然而，科大的“狂”由此可见不是一般地招惹是非。

对于这段漂流的经历，多数的教授都怀有一种特殊的好感。用张立纲的话来总结，中国教育史上可能从来没有这么好的一个时机，这么好的教授聚在一起，做一件这么好的事情。“这种机会，很多人一辈子都碰不上，所以，我们都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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