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1983:贾平凹13年写作成名之路

　　在我的书架上写有四个字：穷极物理。因为我无所知，所以我无所不欲知。一到夜里。躺在床上就习惯于琢磨，琢磨世上的事，琢磨别人，也琢磨我自己。自己亲近自己太易，自己琢磨自己太难。我说不清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得意时最轻狂，悲观时最消沉，往往无缘无故地就忧郁起来了；见人遇事自惭形秽的多。背过身后想入非非的亦多：自我感觉偶尔实在良好，视天下悠悠万事惟我为大，偶尔一塌糊涂，自卑自弃，三天羞愧不想走出门去。甚至梦里曾去犯罪：偷盗过，杀人过，流氓过，但犯罪皆又不彻底，伴随而来的是忏悔，自恨：这种自我的心理折磨竟要一直影响到第二天的情绪。 　　我说，我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坏人，是坏好人。 　　现在农历二月二的惊雷快要响了。一声惊蛰之后，我就是31岁了。讲经的人说，人死后是可以上天国的。如果确实有那么一个天国。人的一生是从诞生的时辰就开始这种长涉的吧?去天国的路应该是太阳的光线，那就是极陡极峭的了。一年一岁，便是一个台阶啊! 　　一位伟人又说了：作为一个作家，将来去了天国，上帝是会请吃糖果的。天国里有什么好景，自不可知，但糖果是诱人的。13年前的那阵，这诱惑便袭上我的心灵。于是从那时起，对于我来说，人生的台阶就是文学的台阶，文学的台阶也就是人生的台阶了。 　　一九七一年 　　我是个农民，穿着一件父亲穿旧了的长过膝盖的中山装，样子很可笑。因为我口笨，说不了来回话，体力又小，没有几个村人喜欢和我一块干活。我总是在妇女窝里劳动的，但妇女们一天的工值是八分，我则只有三分。半年后我被提升了，工分多加了五厘。我去砍柴，一程30里地，我只能背50斤。滚坡过一次，只说粉身碎骨了，偏大崖上三棵桦树拉住了我：独独的三棵桦树啊，我又活在了人间。邻居一位婶娘讥笑我不如人，我指着门前公路上一位妇女骑自行车，反诘道：“人家女人能骑自行车，你行吗?” 　　同伴们都开始定媳妇了，我没有。娘很急，四处托媒，我倒火了，将李太白的诗写在山墙上：“天生我材必有用。” 　　公社兴修一座大水库，我跑去了，干了三天，我拉不动车子，也抡不了大锤，被开销70过不久又去，毛遂自荐会写毛笔字，可以刷标语，于是大获成功。后来竟成“工地战报”的主编、编辑、记者、刻写、油印、发行、广播，集七职于一身。日子很清苦，工地偶尔改善生活，吃一次肉，每人三片；我吃一片，两片用蓖麻叶包了，夜里跑十里山路回去让娘吃。 　　为了活跃战报的版面，我学会写各类字体。学会绘画插图，学着写诗。有一首诗反应不错，有人鼓动让投寄省报去，说发表了可以得稿费。我心动了，誊抄清楚，赶回家去邮寄。但没有钱买邮票。向娘要，娘不给。我说：“借八分钱，过十天了，一定还五角!”稿子投去后，从第二天起。就留心省报。一天过去，五天过去，乡邮员一到工地，迎接的就是我。我把报纸从头至尾翻看。寻我的诗作，但是没有。就盼着明天的报，明天又盼着后天的报，如此半月过去，泥牛入海，毫无消息。忍不住问一位老大学生，他大笑，说：“编辑早把你的稿子揩了屁股了!”我失望了，再也不敢作投稿的事：欠娘的钱，娘忘了，我也装着忘了。 　　一九七二年 　　五月份，偶然的机会，我竟到西北大学读书了。 　　从山沟走到西安，一看见高大的金碧辉煌的钟楼。我几乎要吓昏了。街道这么宽，车子那么密，我不敢过马路。打问路程，竟无人理睬。草绳捆一床印花被子，老是往下坠。我沿着墙根走，心里又激动，又恐慌。坐电车，将一顶草帽丢失了。去商店，看见了香肠，不知道那是什么，问服务员，遭到哄堂大笑。我找不着厕所，急得变脸失色，竟大了胆儿走进一个单位的楼上，看见“男厕所”字样，进去，却见一排如柜一样的摆设，慌忙退出来：见有人也进去了，系着裤带走出来，便疑惑地又进去。水火无情，逼得我一拉那柜的门儿，才发现里边正是大便池子。 　　到了学校，第一次不睡土炕，总不踏实，老听见远处的火车声叫。真想娘，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老师要求每一个新生写一篇入校感想，不知怎么，我突然想作一首诗，结果写得很长。交上去，三天后，第一期校刊出版了，上边尽是教师们的诗文，作为学生的，仅仅是我那一首诗。消息不胫而走，我成了同学们中的新闻人物。我走路还是老低着头，但后腰骨硬硬的。心里说西安有什么了不起呢?诗这玩意儿挺好弄嘛!当年想当作家、诗人的梦，又死灰复燃了。 　　到城里的大街上去，风度翩翩的城市人乜视着我，我也回报着乜视，默默地背诵着1958年的一首民歌：“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一九七三年 　　我几乎天天在作诗了，夜夜像初下蛋的母鸡，烦躁不安地在床上构思；天明起来，一坐在被窝上就拿笔记下偶尔得到的佳句。一天总会有一首诗、两首诗出来，同学们都叫我“小诗人”。 　　在校刊上连续又发表了几首，我便有些不满足了，想冲出校门，杀到西安市去。我得空就往市里的一家报社和一家刊物的编辑部跑动了。我没有钱去坐车，我有两条能跑的腿。常常就误了吃饭。编辑部的大门，我看作如阎罗般一般森严。小跑去了，却总在门口徘徊许久，紧张得手心直冒汗。在编辑面前，人家不让坐，我是不敢坐的。他们的每一句话，我只是往心上记。我认识了两位编辑，脸色不好看，言辞又都生硬，但皆诚挚；每每看过我的习作，劈头盖脑砸一通后，又说比前一篇强了，要我再写，又提供一些书目去读。我太感激他们了。源源不断地将稿子送给他们，他们又源源不断地退还给我。半年多过去了，我写了十几万字的小说、散文、故事、诗歌，竟没有一个变成铅字。但我感觉良好，总相信我还能写。每写出一篇，为了刺激鼓励，我就偷偷一个人到校外食堂去，买四两面条，或是两个馍，一碗鸡蛋汤，慰劳一番。 　　我四处求教。但凡在文学上有一字指点，便甘心三生报恩不忘。有一次，同一位同学骑自行车去找一个诗人指导诗文。边骑边讨论，车过十字路口，竟忘了躲避交警，结果连人带车扣住，挨了一顿辱骂，两拳击打。要么罚款15元，要么没收自行车。我便眼泪汪汪。15元谈何容易?自行车又是借来的。雪地里仰天长叹。无奈，去商店讨了一张包装纸，买了一支铅笔，又买了一把七分钱小刀削了，趴在马路上写检讨，把罪恶的帽子全部戴在头上，把最求饶的语言全部连接。五个小时后，终于感动了上帝，自行车要回来了。诗文没有得到指点，但从此知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至今骑车上街，一到十字路口，老远就下来推着走了。 　　一九七四年 　　就在我完全没有希望的时候，我的第一次真正的创作，一篇两千字的散文，在《西安日报》上发表了。 　　这天是星期天，我抱着几件旧衣服到城中一家小店里去缝补。缝补的价钱很高，那个红鼻子的老头惹我生了一肚子气。路过 市邮政大楼前，那里有一个卖报的小摊，无意儿朝报摊上瞥了一眼，那报纸上显赫地有一行大字：《深深的脚印》。我立即目光直了，跳将近去，果然看见了铅字打出的我的名字。我锐声叫了―下，四周的人都看我，我自知失态，面烧如炭，赶忙逃走了。逃走得当然不很远，等四周的人散去，就想立即去购得十张二十张。但摸摸口袋，仅剩二角钱。我故意慢腾腾地满不在乎地重新走近报摊，说：“买十张，”“十张?”卖报人戴着眼镜，镜片一圈一圈像烧酒瓶底，看了我一会，说：“你这中学生，买那么多干啥?包辣面吗?”我很窘，想说：“谁是中学生，这上边的文章就是我写的呢!”但我不好意思说出来。卖报人只卖给一张，声称不要糟蹋了新报。我只好买了一张。 　　当天夜里，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诉了这一重大喜讯。信上说：“我开始有了脚印了。”但这张报纸我没有给父亲寄，因为报社赠我的样报还未收到，我要留着每天晚上温习一遍呢。 　　一九七五年 　　我写得越多，我越不是个好学生，班干部常常来提醒我“只专不红”的危险。一次一次写入党申请书，一次一次当班上宣布：党员留下，我便起身走了。我仅仅是一个团员，当同学提议让我作为团小组长的候选人时，有人就训起提名人：“你怎么能提到他?!”我那时很苦闷，恨自己不会找领导“谈心”，恨自己能写诗文而写的大批判文章总是不能让人家满意。有一位干部让我猜一条谜语：“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起来不吃饭，就往教室跑。”说是打人，问我是谁?我说：“我。”说完一个人跑到阅览室后的花园里，委屈地抹了一把眼泪。 　　我很想喝酒，没有钱。学会了吸烟，九分钱一包的“羊群”烟，每天规定根数来吸。那时正与一同学合作写一部抒情长诗，写得疲倦，掏烟来吸，竟遭到有钱抽“大前门”的学生的斥责，嫌其劣等烟草呛人。 　　诗写成功了，与别人的长诗合在一起出了书。我和我的合作者特意各筹集了二元五角，进城玩了一天，照了四寸纪念相，逛了一次公园，下了一顿饭馆，又买了一包高级烟，给那位斥责我们的同志敬了一根，说声“谢谢”。但是，当我们去一家小书店购买十本我们的书时，时髦的女售货员总是不理睬我们。这是个胖脸的女人，脸上白粉很重，眉毛也涂白了。我们喊她喊得紧了，她说“那是诗I看得懂吗?看了就不许退!”热热的心被一盆水泼凉了。我们说：“就要那本书。”傲慢的女子在我们拿书走出门时，还在奚落：“什么人也买诗集?!”我说：“哼，这书就是我写的呢!等着瞧吧，说不定将来你会给我写求爱信呢!”这话是我走出书店三千米远的一个拐角说的。两年后，觉得这种话虽然她没有听到，但实在是太粗野，想去对她忏悔―下，但去过两次，却再找不见她了。 　　一九七六年 　　一条破被子，一件小褥子，一条床单，一块塑料布，伴随了我三年大学生活。冬天的夜里很冷，就借同学们的大衣覆盖；一到下雪天，大衣借不到，夜夜只好蜷着。我至今笑着对一些朋友说：现在个儿不高，全是那时睡觉伸不直所致。夏天，一宿舍六人，五人有蚊帐，我没有；蚊子全集中到我身上，可幸那时比现在胖，有的是喂蚊子的血；只是那时还支援越南，要求学生献血，我被抽去300CC，补养费二十元，我舍不得去吃喝，全买了书。身子从此垮下来，以致到今日面如黑漆，形如饿鬼。 　　好了，总算毕业了。按条件，我是该回山区去教学，但省出版社的同志却硬要了我去。我摇身成了一位编辑，分住在五楼的一个六平方米的斗室里。 　　一九七七年 　　我自由了，可以尽情地抽劣等烟了，可以彻夜不熄灯地看书写作了，可以不发愁没稿纸了，可以不再四处搜寻牛皮纸糊寄稿信封了。房子很乱，到处都是书、纸，谁也不来敲我的门。我一进去，就进入了创作的境界，我什么也不担心，只担心发生火灾。有人要和我换房，我拒绝了，因为我没有手表，但隔窗就一眼能看清报话大楼上的大钟表，还能看见城市的日出。单位人讥笑这六平方米是个鸡窝，我却写了三个字贴在门框上：凤凰阁。 　　快活的日子没有多久，我便陷于极端的愁苦之中。社会上的复复杂杂，单位上的是是非非，工作上的绊绊磕磕，爱情上的纠纠缠缠，我才知道了一个山地儿子的单纯，一个才走出校门的学生的幼稚。我一面读中外名著，一面读社会的大书。我开始否定了我那些声嘶力竭的诗作，否定了我向自鸣得意的编故事的才能，我要写我熟悉的家乡的人和事，我要在创作中寻找我自己的路，想出的口号是打出潼关去。 　　稿子向全国四面八方投寄，四面八方的退稿又涌回六平方米。我开始有些心冷，恨过自己的命运，也恨过编辑，担心将来一事无成，反误了如今青春年华，夜里常常一个人伴着孤灯呆坐。但竟有这样的事发生熬眼到下一点，困极了，只要说声睡，立即就睡着了；如果再坚持熬会儿，熬逛了眼，反倒没瞌睡了。于是想创作也是如此吗々就发奋起来，将所有的退稿信都贴在墙上，抬头低眼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耻辱。退稿信真多，几乎一半竟是铅印退稿条，有的编辑同志工作太忙了，铅印条子上连我的名字也未填。 　　水泥楼上没有大梁，要不，系条绳，吊个苦胆，我要学勾践了。 　　一九七八年 　　创作是没有格式的，但有其艺术的规律，总算摸出点门道了。原来创作之大门，未走进去的时候，门厚如城墙；一旦走进去，却薄如一张竹纸。稿子的采用率逐渐在提高。我着了魔似地写，先安徽，后上海，再北京，再广州，这些大地面我至今还未去过，大地面的大刊物却被我的稿件几进几出。 　　《满月儿》在京获奖，赴京的路上我激动得睡不着，吃不下。临走时我一连写就了七八封信给亲朋众友，全带着，准备领奖的那天从北京发出。但一到北京，座谈会上坐满了老作家，坐满了新作家，谈谈他们的作品，看看他们的尊容，我的嚣张之气顿然消失。唉，我有什么可自傲的呢?不到西安，不知道山外的世界大小；不到北京，不知道中国的文坛高低。七八封告捷的信我一把火烧了。 　　颁奖活动的七天里，我一语不发。我没什么可发的。夜里一个人在长安街头上走，冷风吹着，我只是走。自言自语我说了许多话，这话我是给我说的，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所以，直到现在，请原谅我还是不能披露出来。 　　回到家，我把获奖证书扔给了妻子，告诉说：请把它压在箱子底，永远不要让人看见! 　　一九七九年 　　这一年，文坛上新人辈出，佳作不断。惊叹别人，对照自己，我又否定起我前段的作品，那是太浅薄的玩意儿了。我大量的读书，尽一切机会到大自然中去，培养着作为一个作家的修养，训练着适应于我思想表达的艺术形式。我不停地试探角度，不断地变换方式，我出版了三本小书，却不愿意对人提起这些书名，不愿意出门见人，不愿意让外人知道我是谁。 　　从夏天起，病就常常上身，感冒几乎从没有停止，迟早的晚上鼻子总是不顺通。我 警告着自己：笔不能停下来。当痔疮发炎的时候，我跪在椅上写，趴在床上写；当妻子坐月子的时候，我坐烘尿布的炉子边写。每写出一篇，我就大声朗读，狂得这是天下第一好文章。但过不了三天，便吸气了，视稿子如粪土一般塞在柜屉里。 　　冬天里，爱人调进了城，我的脾气却越来越暴躁了，动不动就发火，小两口常常闹气。每一次气都是我惹起来，每一次闹起来都以我失败告终。我知道这全是由我的创作不长进的烦恼所导致的，我恨死了我这个没出息的丈夫，一个孱头男人。 　　一九八0年 　　沉沉闷闷的一年，像一堆湿柴火，没有生焰，只是冒烟。终于攻出了一批文章，外界的反应不错，增加了我的信心。比较起来，我有些得心应手了，而且习惯了一种战法：思考了什么，就写出一篇；写出一篇，就写出一批：一批写完，就重新开辟领地。评论家们对我的作品有了注意，评价文章骤然多了起来，似乎是有些小名气了呢。 　　我的得意劲儿又滋生了，耐不得寂寞，耐不得孤独，喜欢听好听的。 　　有了小名，有了小钱，小家庭也完满了，两本小书又编辑了，好一个“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一九八一年 　　我什么都想写，顺心所欲。开始了学写中篇，开始了进攻散文，诗的兴趣也涨上来了。又爱起了书法，绘画，戏曲。又是没黑没明地干，又是洋洋得意地轻狂。 　　一九八二年 　　一批又一批作品的发表，我等待着它们的爆炸，等待着社会的赞美，但是，回答我的，却是评论家的批评。批评得多么严厉啊。随之，社会上对我的谣言四起，说我写得多，是掏钱雇佣了三四个人专门提供情节、细节呀；说我犯了大错误了，被开除了：甚至说我已被下放，赶出城去了。我懵了，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路该如何走。一个人在没人处真想哭。 　　明月夜里，我坐在城北的铁道边，一趟又一趟听着火车的轰隆声。 　　半个多月，我不再写一个字。我得好好想想，再一次将所有的批评言论翻出来，一一思考。我慢慢冷静，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在日记中写道：平凹，你要是个没出息的，你就沉沦吧，一蹶不振吧。要是把文学当作一生的事业，就不必为一时的成功而得意，也不必为一时的挫折而气馁。铁锤砸碎的只能是玻璃，宝剑却得到了锻炼。 　　我总结着我的过去：生活积累还是不深，理论学习还是欠缺，艺术修养还是浅薄。 　　我请人画了一张达摩图，决心从头开始：深入生活，研究生活，潜心读书，寂寞写作。于是，拒绝参加一切出人头地的会，躲避去文学讲习班上作报告，推辞到一些报刊创作颁奖会上领奖。 　　一九八三年 　　思考仍在进行，创作仍在继续，作品仍有奖励的，也仍有争鸣的。 　　各级领导给我亲切的指导，众多的读者给我热切的鼓励。我脱离了编辑部，在家专职搞起创作。我有时间了，平心静气地去从事我的事业了。我出奇地变得豁达起来：有奖，我也去领；有批，我诚恳接受：该笑，就放声大笑：该检讨，就认真检讨。我对妻子说：“现在，全家要保障我这个重点了!”出门11次，除了去年一些必须开的会议外，大都下乡去了。当然。不可能―下子吃个胖子，不可能立即拿出像样的作品。我将我的创作视为试验，或许这个试验很长，很长，甚至是整个一生。但我在鼓励自己，写吧，好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就看你的了!坚信只要我忠实于艺术，艺术必会有一天与我亲近的。 　　30岁了，自立之年。生日那天，我请了一次客，说：“朋友们，为了我的慢慢成熟。干杯吧!”我自己先喝醉了。 　　弹指13年了，13个台阶爬得我很累。妻子搬进城来，我先在西安北郊的静虚村居住，如今移到了城中的五味什字巷里。我构思了一幅画：我拽着碌碡在上台阶，我不敢松劲，一松劲，碌碡就滚下去了。可惜我画功太差，不能作出。我知道前面的台阶还很长，一级一级还很高。我体力不行，气喘得厉害。眼看着大队人马都从我身边一跃而上了，我只是揉腿，捶腰。但是，我的眼光在看着台阶，我说，要到天国去，要得到糖果，我的出路只有上台阶，只有沿着台阶往上走。夸父不到大海就喝死了，他死得悲壮。我或许在半路上也要倒下，但是即使倒下，我仍是一个上台阶的鬼。我在房子里重新换上了一个镜框，上边写了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的主角小鹿纯子的话： 　　“我的目标是――奥林匹克运动会。” 　　1984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