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柳宗元散文风格比较

韩愈柳宗元散文风格比较

作者： 张望

城

专业： 汉语言文学

指导老师： 付海东

韩愈柳宗元散文风格比较

张望成

摘要：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们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地创作散体文，并取得了辉煌成就。本文从文章的主题、创作风格等方面，具体比较分析了韩愈和柳宗元散文的风格的异同。

关键词：韩愈；柳宗元；散文；主题；风格。

韩愈和柳宗元是中唐时期的两位伟大文学家，他们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地创作散体文，并取得了辉煌成就。韩愈和柳宗元散文的风格的异同可以从散文主题、创作风格等方面比较把握。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和柳宗元“在理论上主张继承先秦散文‘文以明道’的传统”，在实践上也充分发挥着散文的“文以明道”的社会功能。所谓“文以明道”，意思就是文的作用在于阐明并宣传“道”，这里的“道”指的是历代圣贤相传、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以孔孟儒家为正宗的封建思想体系。

韩愈散文实践了其“文以明道”之社会功能：一是利用散文抨击社会的弊端。如《原毁》，由古代圣人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生发开去，通过“古之君子”与“今之小人”立身处世态度的对比，深刻剖析了“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社会不正之风，揭露了诽谤他人的思想和心理根源是“怠与忌”━━这也是我们

民族心理中的弱点。《原毁》“成为‘五原’中最受赏识的一篇”。又如古文寓言《毛颖传》，是韩愈于唐德宗元年间被贬至阳山所作，他通过兔毫制成的笔拟人化为毛颖“立传”，描写毛颖始而见用，有功不赏，“以老见疏”，讽刺统治者的少恩寡情，以及那些“老而秃”、“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的腐朽无用的封建官僚、执政大臣，作者也借此抒发了胸中的愤懑怨恨感情。二是利用散文宣扬儒家道统理论和政治主张。《原道》是‘五原’中最重要的一篇，它是对儒家基本思想的全面阐述。文章批判了佛教和老子思想，极力宣扬儒家的圣人之道。《读荀子》则对孟轲、扬雄、荀况等孔子继承人进行评价，加深了对孔子之道的认识。《论佛骨表》作于唐宪宗元和年间，正当唐宪宗迷信佛教的狂热时期，作者以大无畏的精神向唐宪宗进谏，从维护“先王之道”的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出发，强烈要求排佛灭佛。因为这篇文章，韩愈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三是借助散文表明自己对人生、社会的态度和道德操守。《画记》描写了一幅“杂古今人物小画”，尽管这幅画是下棋赢来的，作者“意甚惜之”、“虽百金不愿易也”，最后还是把它归还给原来的临摹者“赵侍御”，表现了作者的高风亮节。《送穷文》通过写主人欲送穷鬼，鬼表忠心不肯离去，借主人与穷鬼的口，向世人宣布对自身身处困境的不平和处世原则。四是描写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颂扬符合“道统”的人物和事。《圬者王承福传》是一篇为泥瓦匠王承福写的传，作者在文章肯定了王比那些“患不得之而患失之”的人要好，也从儒家“仁”的思想出发，批判其“独善其身”、为别人“不肯一动其心”，当然，这点就

是对王承福的苛求了。其他如《张中丞传后叙》等文也是极力颂扬了张巡等封建忠君人物。

柳宗元的“明道”散文也不少。《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先谢绝韦中立的从师要求，再谦虚而热情地向他介绍为文的经验与方法，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并指出应该以先秦诸子散文等“古文”为范本，学习古人文章的优点。《桐叶封弟辩》是柳宗元以政治革新者的身份批驳了“天子不可戏”的论调，表明了反对保守派神化皇帝的“道”。而在《封建论》里作者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封建非圣人意，势也”这一观点，以大量的史实论证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道”。

不过，柳宗元虽也主张“文以明道”，但在“道”的具体内容上，与韩愈不尽相同。韩愈所谓“道”，多伦理性质，其传道文章封建色彩较重。柳宗元虽也谈儒道，同样是为封建地主阶级说教，但唯物思想和政治改革主张却是很突出的。

韩愈文中的“道”，有浓重封建色彩，韩文中的“道”，往往具有孔孟儒家正统的伦理道德、政治和等级观念，表现在：（1）宣扬“仁政”观念。如《论佛骨表》在反佛的基调之下痛斥疯狂迷信佛教导致了民众“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要求朝廷严加禁止佛教传播，这正是韩公从统治阶级利益出发，从“仁政”的角度出发所发出的呼喊。（2）宣扬身份等级观念。如《原道》中“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栗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表明了韩愈“道”的含义中

君、臣、民等级是多么森严！至于《圬者王承福传》，更借王姓泥瓦匠之嘴宣传了劳心者之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3）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观念。《答李翊书》中，韩愈把“行乎仁义之途、游乎《诗》、《书》之源”视为写好文章的两个根本的修养，其中的“仁义”的“仁”就是博爱，“义”就是“行而宜之”，这一定义在《原道》里也得到了详细的解释。

与韩愈相比，柳宗元散文中宣扬的“道”，其唯物主义思想和政治改革的主张是很突出的。第一，柳宗元不少散文的说理论证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先进的世界观。如《敌戒》通过战国时期秦朝在与六国斗争中强大、天下统一之后反而在短短十来年的时间灭亡的事实论证了敌人“为益之尤”、“为利之大”，从侧面阐明了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对立事物之间的关系。再如《天说》记叙了韩愈和柳宗元之间关于“天”的一段谈话，柳宗元在文中认为：天、地、元、气、阴、阳本身是和谐的，但因为“人之坏元气阴阳亦滋甚”即人的认为活动使这种天然的协调丧失了，这是人的自身应该负的责任。柳宗元进而认为：当人们生活陷于困苦的境地的时候不要埋怨上天，应该好好地从自身找原因。这个闪耀着唯物论光芒的观点，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是难能可贵的。第二，与韩愈在政治上经常帮着大地主官僚说话的“骑墙派”的、有时甚至是落后的态度相比，柳宗元始终站在进步的政治立场上通过作品反映现实。如《六逆论》以《左传》记载的“卫州吁之事”引出“贱防贵、少陵长、远间亲、小加大、淫破义”等六逆的说法，批判了中国古代从先秦流传下来、衡量政治的“六逆”标

准。又如《蜡说》中作者仔细分析了人们祭祀的初衷，指出祭祀的意义在于告戒官吏多务实事，并在这样的前提下可以去掉那种繁缛的仪式。至于《封建论》《桐叶封弟辩》以及《捕蛇者说》等篇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韩愈自己的独到政治见解。

韩柳生活在同一时代，共同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其文学宗旨有相似的一面，但由于思想性格、人生际遇等的不同，也就呈现出不同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

韩文具有阳刚之美，雄奇刚毅，自由奔放，如长江大河，浩浩荡荡，一泻千里，抛雷夹电，气势磅礴文则含阴柔之美，清洁明澈，峻拔峭刻，如山溪之流，石潭之水，清冽芬芳，沁人肺腑，纯清透明。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由于他修养深厚文章讲究气势，所以无论叙事、论说与抒情，都有一股风发云涌的气势。《进学解》骈散结合，气势宏博。唐孙樵《与王霖秀才书》评此文：“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读之如赤手捕长蛇，不施控骑生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正是讲出此文的磅礴气势。又如《送区册序》，用85字叙写水陆交通的困难、城郭的荒凉、公务的稀简、文化的落后，僻陋的阳山便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风调雄肆。再如《张中丞传后叙》中“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以整饬的语言，充沛的气势，饱满的情感，赞颂了坚守睢阳的伟大功绩。

韩愈散文的气势雄健，首先得益于他发言直率，无所畏避。比如他在《与李翱书》一文中说：“孔子称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无箪食，无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其不亦难乎?”说自己和颜回处境不同，不可能“不忧而乐”。这话说得坦率，无所掩饰。他很好名利，想做官，现实使他把做官视为脱贫的途径，28岁时，他写信给当时宰相赵憬、贾耽、卢迈，请他们慧眼识英才，这英才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并说自己无家可归，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濒临绝境，不能不大声呼，请求救援。而他一旦得官，就认真做官，表现出刚强正直。唐宪宗迎佛骨，满朝人欢喜雀跃，纷纷祝贺，唯有韩愈著《论佛骨表》猛烈抨击。

韩性格再一个特点是恃才倨傲，忧愤深广。“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岳阳楼别窦司值》)。他到长安应举，曾认为不是一件难事，而实际恰恰相反。不过，挫折并没有消磨他的傲气。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杂说》中“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就是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之论。《进学解》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忧愤深广的文章。这种傲气，也表现为不合世俗，无所顾虑，好为人师。

韩愈心雄万夫、刚正不阿又善于钻营，想说则说，想做则做，不遮遮掩掩，做人可谓做得真切，这种个性表现在散文创作上便是气势充沛、骨力雄强。

柳宗元的某些政论文如《封建论》、《天说》等文也显得笔力雄峻，开阖宏肆，具有高屋建瓴之势。他的不少说理文在批判陈腐观点时笔端饱含着严肃而愤激的感情，读他的论理文，好像看到“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那种英气勃勃、所向无敌的雄姿。但这不是柳宗元作品的主体风貌，他作品大多行文精密，语言简洁，情思峻峭。

与韩愈长于议论不同，柳宗元工于记事，缜密精奇。柳宗元的寓言颖异，如《种树郭橐驼传》、《临江之麇》、《憎王孙文》等，想象联翩叠出，颇似庄子，而他把经邦济民思想，借新奇故事说明，在想象联翩叠出中又表现出一种论理严密特色，不像庄子的无端涯之辞，他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批评杨诲之文中引用庄子的文字太多，反而对文章的贯通流畅不利。所以，他自己行文注意精密。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往往即景会心，主观的情与客观的景契合无间，既寓了“意”，又妙合自然。如《钴铒潭西小丘记》，作者记载小丘修整后“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耳谋，潜漕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懒，达到“与万化冥合”的境界。这种空旷又寂寞的境界，是作者在极度痛苦烦恼之后转而追求一种精神寄托的曲折反映。但如果就此收束，仍嫌意犹未尽。于是又以曲折多姿的文笔发挥：先对小丘未能在繁华的京城而远弃荒凉的永州表示痛惜，

反过来又对小丘得到他与同游者的赏识表示庆贺，“贺兹丘之遭”，不过是自伤不遇罢了。故清人储欣评日：“寓意至远，令人殊难为怀。’《小石潭记》始终围绕一个“清”字描绘小石潭景物：其潭水“尤清冽”，可谓“清凉”；其石潭乃“全石以为底”，亦极“清澈”；其游鱼则“皆若空游无所依”，可见“清晰”；小石潭“不可知其源”，谓其“清远”；其四周“寂寥无人”，谓其“清静”。作者置身如此优美而凄清幽静景色气氛中，其情感则是“其境过清，不可久居”，将物境与心境完美统一起来。柳宗元在山水游记中倾吐了过多的牢骚，显出有《骚》的影响，这精神状态表现为峻峭，不像“离骚”那样壮大瑰丽。

韩柳能成功开创一代文风，与他们的创新密不可分。但同是在对新奇的追求上，精神却表现出明显不同。韩愈新奇主要表现在他文体的创新和语言上陈言之务去，柳宗元的创新则主要表现在见解的深刻上。

韩文的气势壮大，往往与怪奇结合在一起，苏洵说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是对韩文怪奇壮大而言。韩愈《送穷文》、《毛颖传》构思之奇自不用说，韩愈作赠序，摆脱前人赠别应酬的旧套，能对不同对，从一点生发开来，恣意发挥，叙友谊、述主体、议路变化莫测。《送盂东野序》一般人可能就人之遭遇论之，而他却想落天外，从天地外物写起，显得波澜壮阔、气势磅礴。

柳宗元“新”主要表现在立意深和出人意表上。比如《敌戒》中，他论敌人的存在有如良药之于病人，可以鞭策自己不断克服自己的不足。出语不凡，立意新颖，寓意深刻。《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一反常规，别人家遭火灾不安慰反而祝贺，表现了作者过人识见，在这种祝贺背后，寄寓了作者对不合理社会现象深沉的忧愤和感慨。这种新奇的立意更突出了柳文的峻峭。

明茅坤说：“昌黎之文，得诸古六艺及孟轲、扬雄者为多，而柳州则间出乎《国语》及《左氏春秋》诸家矣。其深醇浑雄或不如昌黎，而其劲悍汰寥，抑亦千年以来旷音也!”姗又说：“吞吐骋顿，若千里之驹，而走赤电，鞭疾风，常者山立，怪者霆击，韩愈之文 也。嘘岩尉另，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风凄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茅坤用形象的语言说出韩柳文的风格不同。总的说来，韩长于议论，雄肆奔放，柳长于记事，缜密精奇。

综上所述，韩柳的散文既有同也有异，两人都以“明道”作为创作旗帜，韩以道统自居，而柳虽崇儒却出入佛道。韩文如潮，柳文如江。韩文跌宕起伏，柳文思绪流动不绝，韩雄大而柳精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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