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写作网---------台湾现代诗歌纪年

说  明

一、许多新资料（如“日据时期”台湾现代诗研究近十年来有很多成果）本年表未能利用。仅初步理出了这一条发展线索。

二、世纪之交的台湾诗歌呈现多元化面貌，头绪繁多，应是本年表的重点，却未能反映。容以后再作补充。

三、编年之要在纪事，本年表纪事却详略不齐，材料不足之故也。

四、编年典范，首举《春秋》。《春秋》之奥在“笔法”，所谓“春秋笔法”也。孔子修《春秋》，不拘拘于人物之褒贬及事情之之评价，而着力于确定史实。史实显而义自见。虽不能至，心向往焉。

1895

甲午战败，台湾划归日本管辖，成为日本的殖民地，直至1945 年日本战败。整整半个世纪，台湾受到日本文化的相当深入的影响。

此前一年，被誉为台湾新文学奠基者的赖和诞生。赖和（1894——1943，台湾漳化人），虽然只发表十几首新诗，却为台湾新诗奠立了基础。他称自己的诗是“吹奏激励民众的进行曲”。特别是控诉日本廉价批购土地而造成农民流离失所的《流离曲》（1930）及为纪念“雾社起义”而写的长诗《南国哀歌》（1931），都以其鲜明的民族意识和关怀民权的人道思想，表现了日本割据时期台湾人民的痛苦心声和大无畏的抗争精神。

1906

台湾新诗奠基期的另一位卓越诗人杨华诞生。杨华（1906——1936，台湾屏东人）一生贫弱多病，多次因参加抗日活动而被日本殖民当局传讯、拘押。1936年他再次以所谓“不稳分子”的莫须有罪名被捕，出狱后，终因时局的窒人压力以及贫病交相煎迫，悬梁自尽。他短暂的一生留下了二百多首诗作。特别是写于狱中的题为《黑潮集》中的五十几首小诗，把个人坎坷的命运和追求，放在台湾的历史“黑潮”中来表现，从而揭示出一个不甘蹂躏的民族，对于异族压迫的勇敢抗争和对未来的自信。

1921

台湾最早的白话文杂志《台湾民报》及《台湾》等报刊开始介绍“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最新创作。包括胡适、郭沫若、刘半农、俞平伯、康白情、冰心、徐玉诺、西谛（郑振）等人的诗作。“台湾的新文学运动，最初是从语言改革（提倡白话文）出发，继而抨击旧文学，最后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学作品产生。”（黄得时《台湾新文学运动概观》）

1923

文学杂志《南音》创刊。

1924

《台湾民报》开始逐期发表施文杞、杨云萍、张我军等人的诗作。

1925

台湾第一个文艺杂志《人人》创刊。张我军大部分写于北京的诗集《乱都之恋》在台北出版。这是台湾第一部新诗集，也是第一部新文学创作集。

1926

《台湾民报》举行第一次全岛性的新诗征集和评选。征得新诗五十首，成为台湾首次有一定规模的新诗创作活动。一些诗人，如赖和、杨华、杨守愚、陈虚谷、王白渊、陈奇云引起社会关注。

1930

《台湾民报》于8月辟出《曙光》专栏，专门刊登新诗作品，为台湾新诗的创作提供了发表园地。一时新诗作品数量大增，开始出现具有一定风格特征的诗人群。

1932

巫永福与张文环等一起在日本组织台湾艺术研究会，写诗、小说、剧本。巫永福（1913——，）早年流学日本，后来有诗歌结集。（《永州诗集：爱》）

1933

《台湾文学》创刊。

1934

《福尔摩沙》、《台湾文艺》、《先发部队》等杂志创刊。该时期的台湾文学受到日本大正时期民主思潮的影响。

1935

“风车诗社”成立。《风车》诗刊创刊。发起人为杨炽昌。杨炽昌（1908— ， 台南市人），三十年代初留学日本，曾受到当时日本文坛“超现实主义旋风”的推动，在日本《椎木》、《神户诗人》、《诗学》等刊物上发表超现实主义的诗作。1935年回台后，即将法国的超现实主义理论和作品译介台湾，并联合张良典、林永修、李张瑞等人成立“风车诗社”，创办《风车》诗刊。在诗学上，《风车》主张“主知的‘现代诗’叙情，以及诗必须超越时间、空间，思想是大地的飞跃”的观念。（杨炽昌：《诗人之感觉》）追求纯正的艺术表现，以超脱现实政治的羁绊，成为台湾诗歌现代主义的先声。

20世纪二十、三十年代之际，是台湾新诗相对兴盛期，1937年时日本对华侵略战争全面爆发，短暂的兴盛期即告结束。随之日本统治者推行强制性的“文化同化”政策。其一时作用非常大，以致光复后，许多新一代的诗人大多不能掌握汉语。

1942

以台湾籍诗人为主体的诗歌团体“银铃会”成立，其成员有张彦勋、詹冰、林亨泰、连锦等。接着出版油印诗刊《绿草》（1947年后改名为《潮流》，其诗风“推崇写实主义，从对客观事物的感受出发，以平实的笔触回馈现实。

1945

台湾光复。汉语文化逐渐复兴。

《新新月刊》创刊。刊登中文和日文双语诗歌。

《台湾文化》创刊。1945年至1949年，台湾出版的报刊杂志约有43种，其中日报15种及周刊、月刊28种，可很少有纯文学刊物。一些光复以后的报刊中文与日本并用。反映了过渡期的台湾文化状况。当时有学者指出：“先时的台湾文化和中国的汉民族文化比较，还没有中国化的地方甚多。今后如何双管齐下去推动世界化和中国化”。（黄得时：《台湾文化应该走的方向》，刊是年9月《新新月刊》）

同年9月，以“一匹狼”姿态出现的杨逵创刊了以“介绍祖国的革命理想与文学作品”为宗旨的《一阳周报》。刊名“一阳”取《周易》“一阳来复”之义。

1947

元月《文化交流》创刊，只发行一期。

1948

8月《台湾文学》创刊，杨逵任主编。

1949

《公论报》于9月创办一个纯文艺周刊，由何欣（江森）主持。重点介绍台湾本省作家作品，同时译介20世纪英、美文学。

1951

《新诗周刊》（《自立晚报》副刊）创刊，为大陆诗人赴台后第一家纯诗刊物。创刊人为覃子豪、钟鼎文、夏箐等人。以抒情为主旨，富于东方情调。

覃子豪（1912——1963，四川广汉县人）就读中学时，即有才名。1932年赴北平，就学于中法大学孔德学院。接触法国浪漫派诗人雨果及象征派诗人凡尔哈仑、波特莱尔、马拉美等人作品，进行创作，并终身蒙受其影响。1935年留学日本，参与留日学生文化政治运动，并与雷石渝、王亚平等从事新诗歌运动。与李春潮、夏植芸等建立文海社，出版文艺刊物《文海》。去台前，诗集有《自由旗》。

钟鼎文（1914——，安徽舒城人）被誉为“台湾诗坛三老”。早年就读上海中国公学时，即以“番草”的笔名在戴望舒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发表诗作，从此作为“现代派”的一员，与诗结下不解之缘。其作品结集于《三年》于1940年出版，诗风交织着潇洒和梦幻般的愁怨。抵台后，最初出版的诗集是《行吟者》（1951）

1952

余光中《舟子的悲歌》出版。余光中（1928——，）祖籍福建永春，生于南京。少年时代正逢战乱，随家庭转徙于苏皖一带沦陷区和西南大后方。这段经历成为他后来创作的“情结”。1947年由重庆返南京，考入金陵大学外文系。1949年转入厦门大学外文系，开始在报刊发表诗作。同年移居香港，次年转入台大外文系插班。《舟子的悲歌》是余光中毕业时出版的初女诗集。

1953

纪弦独家主持的《现代诗》出版（2月），他同时揭出“现代诗社”的招牌，这是20世纪五十年代台湾最初出现的一个民间诗歌团体。当时纪弦住在成功中学的教职员宿舍，编辑这份自己既是社长兼发行人，又是编辑兼经理的刊物。在《现代诗》创刊宣言中，纪弦明白表述自己对传统（中国的和西方的）的叛逆态度：“唯有向世界诗坛看齐，学习新的表现手法，急起直追，迎头赶上，才能使我们的新诗达到现代化”。

纪弦（1913——，河北清苑县人，祖籍，山西省）是台湾“现代派”的创始人，也是台湾现代诗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原名路逾。小时候住北京，1924年定居扬州。1933年苏州美专毕业后，到南京举办画展。1934年起专事写诗，在上海创办《火山》诗刊。1935年，结识刚从法国归来的现代派诗人戴望舒，“晤谈甚欢”。1936年，与徐迟、戴望舒合作，创办《新诗》月刊物。抗战后去香港，做报纸编辑，后流落上海。四十年代末参与“中产阶级运动”，所写的诗流露鲜明的政治色彩。1948年11月，离沪到台湾，教书，编报纸副刊。开始有意识地推进“现代派”诗歌运动。纪弦创办的《现代诗》，承戴望舒的《现代》精神，其艺术观念与李金发、戴望舒的主张也有密切的联系。“诗比小说抢先一步成为台湾现代主义的主流，原由很明显。纪弦为戴望舒所主持下的气数不佳的《新诗》杂志的同仁之一，在本世纪内1953年创办的《现代诗》杂志，显然又使1930年代那点微末的遗绪复活起来”。（李梵欧：《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主义》）

覃子豪《海洋诗抄》出版，是台湾现代诗坛最早一部有影响的诗集。诗人从他海上生活的许多侧面寄托一个浪迹天涯的旅人对家乡、故人以及青春、理想和追求。诗中涌动着经历坎坷而步入中年的诗人所常有的对人生不无悲戚的慨叹和依然健伟的自信。

覃子豪译诗集《法兰西诗选》出版。

方思诗集《时间》出版。方思（1925——，湖南长沙人），本名黄时枢。早年留学欧洲，主修社会学。据说他14岁时就开始写诗，但不轻易示人。最初发表为小品，间有短篇小说。1952年才将历年积存的诗作发表，立即引起诗坛瞩目，成为纪弦《现代诗》的主要台柱和后来“现代派”的共同发起人。继而又有《夜》（1955）和《竖琴与长笛》（1958）问世，在台湾引起很大震动，以致有人追慕他的风格，形成“方派”，包括阿莱、方旗、郑秀陶、薛柏谷等，余光中戏称为“方门弟子”。1958年移居美国后辍笔。

洛夫、张默在台北左营发起成立“创世纪诗社”。

蓉子诗集《青鸟集》出版，为台湾第一部女诗人的诗集。蓉子（1928——，江苏人）出生于一个教会家庭。基督教家庭的环境影响，宗教文学和音乐的长期熏陶，开启她最初的美感世界，并使她从中学时代开始就从泰戈尔和冰心充满睿智的小诗中寻找心灵共鸣。中学毕业后考入农学院森林系就读一年，便缀学到教会学校担任音乐教师和家庭教师。1949 年考入南京国际电台，同年2月调台北工作。于1950年开始发表诗作。当她的《青鸟》、《为寻找一颗心》、《晨的恋歌》、《为什么向我索取形象》等诗篇，相继在当时唯一能发表纯正诗歌的《新诗周刊》（《自立晚报》副刊）上出现时，便不断受到纪弦、覃子豪、钟鼎文等人的击节赞赏。覃子豪认为，《青鸟集》里“最成熟的、最完美的诗，都是表现作者自己的人格、希望和理论”，“她寻觅人性的完美，她赞赏婴儿甜睡的酒窝，初恋女子深深的眼眸，老人净洁的白发，她认为这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

彭邦桢诗集《载着歌的船》出版，列入“中兴诗丛”。不赞同纪弦“现代派”主张。

1954

纪弦《纪弦诗论》由现代诗社出版。

覃子豪与钟鼎文、余光中、邓禹平等成立“蓝星诗社”。

余光中《蓝色的羽毛》出版。并撰文反对纪弦“横的移植”和“崇尚主知”，主张维护诗的抒情传统。

洛夫与张默、痖弦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由洛夫执笔以《创世纪》社论形式发表的文章《建立“新民族诗型”刍议》，在诗学上提出“新民族诗型”主张。“新民族诗型”的基本要素有二：“一、艺术的——非诸理性的阐发，亦非纯情绪的直陈；而是美学上知觉意象之表现，我主张形象第一，意境至上。二、中国风的东方味的——运用中国文字之特异性，以表现东方民族生活之特殊情趣”。

洛夫（1928——，湖南衡阳人）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同年考上湖南大学外文系。一年后随军去台。“行囊中仅军毯，冯至及艾青诗各一册，个人作品剪贴一本”。（自叙《年谱》）他的外文系学业直至24年后（1973）才在淡江大学完成。洛夫最初的创作倾向抒情。

张默（1931年——，安徽无为县人）中学就读于南京。1949年3月去台投奔大哥。1950年开始发表诗作。“创世纪诗社”成立及《创世纪》创刊，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办诗刊、编诗选、搞诗展、写诗评、扶植年轻诗人保管、收集，整理台湾现代诗运动的资料文献等工作上。由他编辑的各种诗集、诗选不计其数。

痖弦（1932年——河南南阳人）于台北政工干校影剧系毕业，分发到左营服务，认识张默和洛夫，成为“创世纪诗社”的“三驾马车”之一。痖弦写诗很早，最早的作品是《我是一勺静美的小花》，在纪弦主编的《现代诗》发表（1953），引起关注。

1955

林亨泰《长的咽喉》出版。林亨泰（1924——，台湾彰化人）为“跨越语言一代”的诗人中的代表人物。1946年入台湾师范学院加入“银铃会”，并开始用日文写诗。受日本和歌、俳句影响。在以平实笔触表现个人对社会和人生的感兴和愁怨中，注意语言的锤炼和意象的显示。1949年出版日文诗集《灵魂之产生》，确立了他后来创作的艺术方向和基础。在台湾本土诗人中，林亨泰最早恢复汉诗写作，并作为“现代派”重要诗人开始在诗坛产生影响。

郑愁予诗集《梦土上》发表。纪弦在为这部诗集所作的广告称：“他的诗，长于形象的描绘，其表现手法十足的现代化”。他自己却认为所追求的是“流露得自然”和“明顺朴实”，以其对中国传统精神和艺术品位的继承，异趣于“西化”的“现代”。郑愁予（1933——，）祖籍河北，生于山东。在台湾诗坛被称为“中国的中国诗人”。（杨牧语）本名郑文韬。童年即随在军中担任显职的父亲转徙于大江南北。早熟，14岁即入北京大学班学习，次年处女诗作《矿工》发表在班刊上，另一首《爬上汉口》为《武汉时报》刊用。1949年春，他自费出版了诗集《草鞋与筏子》，时年16岁。同年入中兴大学法商学营，毕业后供职于雨港基隆。性爱登山，足迹遍于台岛名岳。1954年在纪弦主编的《现代诗》发表诗作，佳作迭出，名噪一时。

1956

1月，《现代诗》已由月刊改为季刊出满12期。纪弦在台北发起召开现代诗人第一界年会，宣布成立“现代派”。首次加盟者83人，后又增至102人，成为台湾诗坛声势最大的一次活动和一个团体。“现代派”团体由叶泥、郑愁予、罗行、杨允达、林泛、小英、季红、林亨泰、纪弦担任筹备委员。其他主要成员还有李莎、白荻、方思、辛郁、彩羽、梅新、张拓芜、黄荷生、楚戈、锦连、秦松、黄仲琮（羚野）、蓉子、罗门、罗马（商禽）等。在这次年会上，纪弦提出“领导新诗的再革命，推行新诗的现代化”的口号。并发挥了《现代诗》“宣言”的观点，把它概括为“现代派六大信条”，刊登在《现代诗》第13期封面上，并写了《现代派信条释义》一文加以阐述。纪弦所提示的六大信条是：“一、我们是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二、我们认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寄生。三、诗的新大陆之探险，诗的处女地之开拓。新的内容之表现，新的形式之创造，新的工具之发见，新的手法之发明。四、知性之强调。五、追求诗的纯粹性。六、爱国。反共。拥护自由摔民主”。

由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夏济安等主编的《文学杂志》创刊。

10月，纪弦《新诗论集》由大业书店出版。

覃子豪诗集《向日葵》出版。

方思诗集《夜》出版。

创世纪诗社编《中国新诗选辑》出版。入选诗人共138位，本土诗人仅17人。当时台湾许多本土作家，中文写作还不够熟练。大陆“语言霸权”突出地表现在文化教育各个方面。在语言运用上，公开场合禁止使用台湾话，小学生在学校里将方言要被处罚。当时所有的文艺组织，都不准使用“台湾”名称。直至70年代以前的文艺圈和诗坛基本上是“官话文学”（这是本文编者杜撰的一个词）一统天下。

羚野与叶泥等在嘉义《商工日报》上创办《南北笛》诗刊。羚野（1923——1995，安徽泾县人），原名黄仲琮。笔名或作予里，均由“羚野”二字拆分而来。与古典诗歌结缘甚深。15岁起开始随左杏村、许承尧习古诗。至1945年接触新文学时已积所作旧诗三百余首，在文风蔚然的县城小有名气，一读新诗，便全心爱上，然古诗之作从未停缀。以新诗名世。1948年在浙江《兰溪导报》上创办《诗队伍》周刊，同年以田犁笔名出版诗集《血的告示》。抵台后更卷入现代诗的风潮之中，为“现代派”的最早加盟者之一。

1957

罗门诗集《曙光》出版。罗门（1928——，海南文昌人）本名韩仁存。1942年考入空军幼年学校，1948年入杭州空军飞行官校。1949年到台。因腿伤退役，当过足球队员，办过农场。1952年考进民航。1954年开始写诗。最初曾加盟“现代派”，后来加入“蓝星”，是“蓝星”中最富于现代意识、最具有先锋色彩的诗人。

墨人、彭邦桢主编《中国诗选》出版。本土诗人只有白荻入选。

3月，纪弦在《现代诗》第十七期发表《抒情主义要不得》。夏济安《白话文与新诗》刊于《文学杂志》，后引起覃子豪反驳。8月，覃子豪发表《新诗向何处去》，提出“六大原则”和纪弦针锋相对。纪弦随即在《现代诗》第二十期发表《对所讲六原则之批判》。纪弦同期发表的文章还有《从现代主义到新现代主义》。

1958

白荻诗集《蛾之死》出版。白荻（1937——，台湾台中人）。原名何锦荣。中学时代就以《罗盘》一诗获1955年度诗人节新奖。他最初在《蓝星》上发表诗作，1956年加入“现代派”。后担任改版后《创世纪》编委（1959）、参与发起“笠诗社”（1964），是台湾诗坛上唯一涉足这四大诗社的诗人。《蛾之死》是强烈实验性的作品，诗人认定“艺术的唯一真谛就是创新”。

覃子豪诗集《时光的解剖》（蓝星诗社）出版。

方思诗集《竖琴与长笛》出版。

羚野与罗行相继任主编的《南北笛》创刊。

1959

向明诗集《雨天书》出版。向明（1928——，湖南长沙人），原名董平。作为“蓝星诗社”一员，诗人的早期作品具有鲜明的现代派特征，且似乎比别人更经常、强烈和直接表达一种孤独，落寞的“异乡人”情绪。

周梦蝶诗集《孤独国》列入“蓝星诗丛”出版。扉言上引奈都夫人的话为题辞：“以诗的悲哀，征服生命的悲哀”。叶嘉莹称周梦蝶是“一位以哲思凝铸悲苦的诗人”。周梦蝶（1920——，河南淅川人），本名周起述。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在他出世前4个月病逝，由母亲和两个姐姐在坚信中抚养长大。幼受私塾，至十几岁才插班小学五年级读了一年，考入安阳中学和开封师院。一度辍学，1947年再度入宛西乡村师范，同年加入青年军。次岁来台，于1956年退伍。孑然一身，漂泊不定，1959 年起在台北武昌街骑栈廊柱下摆设书摊，专卖诗集、诗刊及冷僻的哲学、文学读物。后习禅礼佛，每日默坐街头，冷对熙来攘往人群，俨然一入定老僧。1952年开始发表作品，得以结识覃子豪、余光中等，并加入“蓝星诗社”。人生坎坷，心境的悲苦，融入周梦蝶的诗中，使他的诗歌沉郁凝重。虽然同为“蓝星”成员，却大大异于覃子豪、余光中、邓禹平等的繁富、魅丽和轻灵。

《创世纪》扩版。改刊后的《创世纪》，对原先提出的“新民族诗型”主张进行反省，认为这是一个过于偏狭的本乡本土主义的口号，转而提倡诗的世界性、超现实性、独创性和纯粹性。认为梦、潜意识、欲望是探索人性最重要的根源，诗人不仅要有向上飞翔的超现实的能力，还要有往下沉潜的深入梦幻的对等过程。在艺术上则强调以直觉和暗示为前提的语言和技巧的多种实验，包括声音与色彩的交感，外在形式与内在秩序的矛盾和调和，想象与听觉的开启和切断，象征的运用和捕捉，以及张力、歧义、矛盾情景的酿造等等。《创世纪》把五十年代由现代派的主知和蓝星抒情互相牵制的现代诗运动，推向了以超现实主义为特征的另一个高潮。

夏济安编《诗论》（文学杂志社）出版。

围绕“象征诗体”与“现代诗”的关系问题引起争论。成功大学苏雪林在其为《自由青年》7月号（二十二卷第2期）撰写的《新时坛象征派创始者李金发》一文中，借谈李金发批评当今新诗“更是象巫婆的蛊词，道士的咒语，匪盗的切口……”谓大陆“变色”后，“这个象征派的的幽灵又渡海飞来台湾，传了无数徒子徒孙，仍然大行其道”，把新诗写得“随笔乱飞，拖沓杂乱，无法念的上口”。纪弦对此首先作出反响，认为“现代诗之一大特色，就在难懂”，婉转地表示不同意苏雪林的意见。覃子豪则在《论象征派与中国新诗——兼致苏雪林先生》一文中，认为“台湾诗坛的主流”，既不是李金发戴望舒的残余势力，也非“法兰西象征派的新的殖民”。新诗进步不可抹杀，谓苏氏评语“未免有失公平”，并讥苏氏为“不前进的批评家”（同上，第3期）。苏氏紧接着写了《为象征诗体的争论敬答覃子豪先生》（同上，第4期），对有关象征派的问题一一作出答辩。覃子豪又写了《简论马拉美、徐志摩、李金发及其他——再致苏雪林先生》（同上，第5期），除了论及象征派问题外，指出苏氏文风恶劣：“把诗作者比作‘巫婆’、‘道士’已欠诚意与严肃；比作‘匪盗’、‘贼子’就简直是在骂街了”。11月，苏雪林在《自由青年》发表《致本刊编者信》，表示不再争论。苏覃之争息。这场争辩从7月至11月短兵相接。可视为台湾后来一系列诗坛争论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