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沉默"的王小波
如果把中国的当代文学界看做一个封闭的场域,出版机构、评介系统和作家们的小团体便构成了其最主要的生产机制。而即便是出版过小说,杂文曾备受关注,在昔日的先锋派们早已完成转身的商业时代,去世15年后的王小波,也依然像一个场外人。谱系的沉默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将社会分割成许多不同的场域,并解释了其中的竞争与各种资本的角力。1992年他将目光投向文学界,完成了《艺术的规则:文学场域的纲目和结构》。这一年王小波40岁,辞去了北大社会学所的教职,决定专心去写小说。 “布迪厄所说的文学场,充满了各种权力斗争,但当我们把它中国化之后,它更像是个文学圈。”在北师大文艺学研究所所长赵勇看来,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坛并不存在着政治、经济的资本博弈,作家的得失来自于差异化的写作风格。“当时占据文学主潮的是先锋文学,所以出现了一大批像马原、莫言那样的作家,他们对接的是西方现代主义,而王小波接通的更像是后现代主义,比如他推崇的卡尔维诺,一般我们就定义为后现代主义作家,实际上他的创作手法更超前,所以很难进入谱系。” 站队的必要其实并不难理解,细数当今文坛主将,无论是余华、孙甘露,还是格非、毕飞宇,无不是20年前先锋写作的旗帜性人物,而与之对应的除了王小波外还有路遥。 “我觉得路遥就是文学场角力的结果。先锋作家在当时拥有极大的文化资本,包括杂志把关的编辑,他们都非常倾向精英文学,所以路遥的《平凡世界》也都被出版社拒绝。”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师桂玲认为,《平凡世界》后来的长销,即说明作为文学场里的另一种资本,市场经济在当时处于弱势地位,也反映出文化象征资本的主导性。换句话说,在当时出版社与读者渐行渐远的时代,自由写作的王小波并不拥有发出声音的任何机会。但事实上就在辞去公职两年后,华夏出版社便出版了他在内地的第一本小说集,取名《黄金时代》。(1990年的《唐人秘传故事》为王小波的姐夫帮他自费出版) 女侠式的编辑 “我一开始真是不想给他出。”作为《黄金时代》的责任编辑,赵洁平被普遍认为是出版界最早发掘出王小波的人。“因为它一上来就很另类,什么破鞋不破鞋,在当时的语言环境里没有人把这些挂在嘴上。”但通读令她改变了看法,“读完以后我发现它对社会的思考还是很透彻的,让人要直面矛盾和现实,我比较喜欢这样的作品。” 而在李银河看来,赵洁平几乎是当时唯一能出版《黄金时代》的人。“她是侠女式的那类人。我们找过北京的四五家出版社,都被拒绝了。有些人也能看出好来,却没有这个能力,但她的爸爸是赵凡,以前北京市的副市长。她觉得为这么好的东西值得冒险。”1994年7月,趁着领导出差的机会,赵洁平签发了《黄金时代》,首印1万册,之后又一次性追印了2万册。 打破规则的代价是,赵洁平为此大病一场。因为擅自签发,她受到了领导的严厉批评, “我觉得她心里一定很难受。像她这种高干子弟,心气是很高的,根本不必惹这样的事儿,不是有很大的问题,领导不会批评她。” 虽然过去了整整20年,李银河依然记得赵洁平的委屈,“她的同学都是北大中文系的老大学生,分散在各个文学刊物,她告诉我有一个外地文学刊物的编辑说‘也就是你愿意出这样的书’。”而谈到大家不愿意的原因,赵洁平坦言性描写并不是关键,“主要还是他那种写法,他不是一个按规矩写作的人。” 事实证明,即便是借机出版,也并不能使王小波空降至文学圈。因为风格迥异,《黄金时代》没有进入正规的发行渠道,“订货会不能参加,不能打广告,书店不卖”。于是也就有了日后被广为流传的王小波推着满载《黄金时代》的自行车与赵洁平一起向书商小贩兜售的情景。“我一个人还卖过好几次呢,只要路过书摊,有人问我‘还有吗?’我就自已花钱从社里买下来,背上好几本给送去,很沉的。” 比书更沉的是赵洁平的心情。“小波最早把所有东西都给了我,整个题目都是我来做的,原来叫《怀疑三部曲》,但到最后也没弄完。”除了《黄金时代》以外,赵浩平当时手里还留有王小波的《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也就是3年后花城版《时代三部曲》的前身。而对于日后的热卖,赵洁平表示很多东西不便明说,“领导根本就是回避的,甚至意识到会大卖,他也不会去赚这个钱。”钻了出版界转型的空子 按照李银河的话说,当1997年7月花城出版社的《时代三部曲》上市时,“简直就是铺天盖地了。”她还记得一个月后,在广州见到出版社老总时,他指着桌上的书说:“你看,盗版已经出来了。” 这一次冒险的不是“女侠”。正如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一书所说,商业意识的渗入使中国文坛发生了松动和分裂。“‘市场化’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影响远非任何程度的‘外部冲击’可以形容,而是深入到文学生产机制的机理内部,直接影响到文学的生成方式和样貌成规(诸如出版原则、价值评介系统以及作家的身份立场等)的重大变化。” “我觉得有这方面的原因,但王小波的小说其实并不是商业文学。”在李银河看来,《时代三部曲》的热卖有一定的特殊性,“那时出版社商业的一套东西还没有起来,以前的纯文学又干巴巴的不好看,而王小波虽然也是纯文学,但它好读、好看。” 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尽管在今天王小波已被当做“文化符号”和“长销书”,李银河也不认为这就代表着他已经进入了今天的文学场,甚至即使王小波健在,也注定会被主流所边缘。“其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能大卖,和那些畅销书比起来,真正喜欢纯文学的人又有多少呢?他能有今天的影响力,主要还是钻了出版界转型的那个空子。” 研究的缺位 王小波甚至没有机会对那个空子发出一声感叹。就在《时代三部曲》出版上市的3个月前,他因为心脏病发作,独自死于北京西郊的家中。“我最反感的就是说他暴得虚名,好像不是因为他去世,就不会被这么多人喜欢。台湾联合报的文学奖,不也是他在生前得的吗?”即便每年读者对王小波的怀念成为习惯,李银河也清楚,文学生产机制中的重要环节――文学评介机构的缺失,让王小波更多的只是“活在人民心里”。 当赵勇翻阅国内中文系影响力最大的两本当代文学教材时发现,无论是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还是洪子诚独立撰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均对王小波只字未提。“如后一本教材附有‘中国当代文学年表(1949-2000)’,查1997年发生的事情,3月19日是作家张弦逝世,随后还有3月发生的另外几件事情,然后就到了5月4日作家李霁野在天津逝世,5月16日作家汪曾祺在北京逝世。这也就是说,去世于4月11日的王小波根本就没有进入教材编写者的视野。” “王小波是我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课上比重最大的一个作家。但这主要可能和我们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宽松的小环境有关。”任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黄平,是为数不多的将王小波纳入教程的老师。关于学院对王小波的态度,他认为普遍还不够经典化。“我感觉在青年学者
或者学生里,对王小波是很认可的。但在五六十岁年龄段的学者中,王小波在学院里的经典化程度还不能与贾平凹、莫言相提并论,而且这是清华、北大、北师大、人大、华中师大的普遍现象。” 作为王小波的好友,曾经供职于《北京文学》的李静比旁人更强烈地感受到当今的文学圈对王小波的沉默。“从学院到作协系统,对其他作家都有体制化的系统研究,包括发表刊物、写进教材,而对于王小波来说,这些研究是缺位的。”她依然记得在逝世时被知识界隆重评价过的王小波,在文学界的另一种境遇。“那时文学界是很沉默的,在他去世的1997年,我在《北京文学》第七期做了一个纪念专辑,然后1998年又做了一个评论专辑。期间除了上海有过零星的评论外,基本没有人做。” 李静提到的评论集即1998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不再沉默》,作者几乎都是哲学、思想史的跨界学者。“秦晖、许纪霖、朱正琳、丁东、张卫民都写了,没有文学圈的,不是没约,是没有结果。”而谈到类似的冷遇,李静认为人际关系只是表层,“最深层的还是小波的写作领域、关注的精神主题和作家、评论家相距太远,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而人文学者是有关注的,所以实际上小波和学者是在同一个场里思索同样的问题。” 在李静看来,最远的距离是王小波所讲述的智慧。“其实无论他写未来和古代,主题都是一样的,就是智慧在中国的处境。用知识分子的立场对反智主义的逻辑进行清算。我们常把兵法、权谋、为人处世叫做智慧,但小波关注的是,人的创造力在中国的历史环境里受到的压抑和摧残,包括《黄金时代》和《革命时期的爱情》都是在说性爱在特殊时期的境遇。他也总说无智、无趣、无性本质上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每个人都不能自由地表达和伸展。” 而黄平认为王小波被忽视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始终存在着一条压抑的文学传统。“夏志清教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曾将近代文学概括为‘涕泪双流’。现在我的师长、前辈更多的接受的还是‘五四’意义上的文学,幽默、戏剧化一直没有进入教育体制,被学院体制经典化,比如像中学课本收录了鲁迅的《呐喊》、《彷徨》,但一直都没有选中《故事新编》。” “我们一直以为喜剧是雕虫小技。”“咱们国家幽默的源流是很细的,现代文学里只有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钟书、张天翼有一点儿。其实幽默感是靠天赐的,你不能理解也没有办法。” 对于王小波身上的“支流”属性,李静认为在短时间内不会改变。“一开始对他的忽视,就说明了评论家们没有敏锐艺术I嗅觉来做出价值判断,过去15年了,也肯定只能加重,他们不会补这个课了。”体制的沉默 “他还申请加入过作协哪?”面对记者的询问,一直觉得“小波和他们从来不是一个路数”的李银河显得十分吃惊。事实上在1996年,王小波曾经向北京作协提交过加入申请,但因为作品数量不够被拒绝,那时的李银河正在英国做访问学者。“我最早倒是和他提过,可我记得他当时还说,‘连王朔都不人,我为什么要人?’” 虽然被普遍认为站在作协体制的对立面,但王朔在1988年加入了中国作协。“总归还是会有诸多好处的,你想在文学场里获得资本,它会给你加分。”当2003年作家余开伟、黄鹤逸退出湖南作协时,赵勇曾悄悄地对“人会”和“退出”进行过关注。“当时我正在读洪子诚先生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他认为上世纪50-70年代的作协有专业‘行会’色彩,又具有某种‘垄断’。性质,通过一定的制度,来保护这个‘行业’的专业性人员的相对稳定性,保持边界的相对清晰,预防其权威和利益的降低和流失。” 30年后的今天,作协仍是一个由国家财政拨款的正部级单位。而在李静看来今天的文学圈就是作协的体制圈。 “在《共和国文学的生产方式》里李洁菲和杨劫就曾写到,建国后的作协实际上就是把作家纳人体制内,所以文学界对王小波的沉默,也可以说是体制对于自由写作者王小波的排斥、排异的反应。” “其实我觉得不完全是政治上的原因,因为在中国,比王小波激烈的大有人在,他们也都得到了足够的谈论。”黄平认为作协对于王朔和王小波的区别对待,是因为王小波本身已经超越了作协的系统边界。“作协的尴尬是我连批评都没法进行,如果能批评,就证明你和我还是一类人,只不过站在我的对立面。”对此,李银河也认为这个在1977年就告诉她“我要试着创造出一点儿美来”的大男孩,注定不会拥有像王朔一样“被边缘化”的机会。“从腔调上说,王朔主要是骂,对体制用各种玩笑来亵渎,而王小波则根本就是无视,因为他觉得当时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主流文学,实在太荒谬,完全不值得去嘲讽。” “他后来参加过两次作协的会议,但也不怎么说话,后来文章够了,却没再申请。”在李静看来,王小波对于作协的特立独行,并不是因为主观上对体制的反感,甚至在他的心里,曾对“组织”抱有过更纯粹的幻想,“他看重的是彼此能相互欣赏。” 李静几乎记得每一个提到过王小波的作家。“林白实际上是夸过王小波的。”因为向王小波约一篇女性文学批评的稿子,李静向他推荐了陈冉的《私人生活》与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在当时,后者常被作为前者的比较对象,并广受批评。“其实他最后写成了对陈冉的批评,他也不认识林白,只是就事论事,觉得从道德的角度判断一个作家,很荒唐,不公平。所以林白很意外也很感动。” 另一个是莫言。李静记得当《革命时期的爱情》发表后,他曾四处打听“谁是王小波,谁能给我介绍认识一下。”可惜没多久王小波便溘然离世。“其实对于文学喜爱这一点,莫言还是很真诚的,虽然他最后也没有对别人说,但他告诉过我,说‘写得是真好。’” 最著名的是刘心武。1996年初秋他在蒋宅口的民营书店里翻开了《黄金时代》,“原本以为是教人如何‘日进斗金’的‘发财经’,但读了一页欲罢不能,就站在那一口气把它读完了,那种多年来没有的阅读快感,让我无法评论,只觉得心灵受到冲击。”而他也没有忘记,当他表示出“你不可以写得这么好,你让我嫉妒”时,王小波的反应。“从表情上看,他很重视我的嫉妒。” 然而更多的是沉默。在王小波逝世5周年时,李静曾应约采访过文坛大腕对于王小波的看法,“总结起来有两种情况:一是表示王小波的东西我没怎么看过,就别在他的忌辰胡说了吧。刘庆邦、梁晓声、刘震云、格非、毕飞宇等都是这个意思;二是说现在他已经这么热闹了,我就不说了吧!这是王朔的原话。” 而对于韩寒之前表示的“从没有读过王小波,最多只是读过几百字杂文”,李静表示类似的态度并非个例。“我现在不能接受的就是有几个作家很显然曾受过小波的影响,但翻脸不认账了。也许他们真的没有受过王小波的影响,只能做一个参照,但这个参照他们也不喜欢。” 从另一方面讲,李静也认为王小波“与虚无划清界限”的笔法与扎实的哲学基础,也确实存着模仿、传承上的困难。“吸收他风格的青年作家也有,但学到的是表层的东
西。他是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并且用这种哲学手法来创作,不像莫言、贾平凹或余华靠感觉和直觉。另外他也有过理科的训练,虽然只到了形式逻辑的阶段,可精神结构很扎实,是有骨架的人,看进去你会觉得,他好累啊,一直在建一座一座的大厦。” “听说有一个文学圈” 和许多王小波的粉丝一样,李静也是因为杂文记住了这个名字。“其实我看罗素的东西很少,只读过《西方哲学史》,但我看到他的杂文时,就觉得怎么那么像罗素呢?”1995年,研究生还未毕业的李静,应《读书报》邀约,采访了《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的作者李银河。其实我是去看王小波的,觉得这个人一定要认识。” 因为王小波在里屋接受《人民日报》的采访,那天的李静只好一边在厨房里对李银河提问,一边构想着男主人的模样。“后来我进去一看,这大高个子,黑铁塔似的。”但很快李静就放松了下来,“虽然他头发乱乱的,眼神总蔫蔫的,还习惯斜着眼看人,但你很容易就能发现他敏感而且很害羞。虽然看起来不端正,但内心其实十分认真。” 令李静没有想到的是,一句“王老师,我特别喜欢您的文章”的开场白,便让“黑铁塔?忙碌了起来。“他听完很高兴的样子,然后就开始掏书,但不是掏自己的,是掏出他老师许倬云的书要借给我,而且他总很害羞地说他的老师,不说自己,直到我问‘能不能送给我一本《黄金时代》?’他才从书柜下面掏了一本出来,然后认真地在上面签上了名。”那一年王小波43岁,把书递过去时,他告诉李静:“我老师说我还得练字,我写得不好。” 作为《时代三部曲》的责任编辑,钟洁玲对王小波最后的记忆是在4月26日八宝山的一号大厅内。“那天大约来了300人,包括哲学界、历史学界、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学者,和许多与王小波从未谋面的读者。但当中没有作家协会人员,没有一个小说家。”在王小波的好友艾晓明的提醒下,钟洁玲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三本书的封面摆在了王小波身上,“他惦着这事,让他知道,封面已经做好了。” 李银河说王小波逝世10周年时,他的母校人民大学曾收藏过一套王小波全集,并举办了一个小小的研讨会。她记得有人曾提议,“应该给王小波塑个铜像!”“大家听完就是一乐,知道根本就不可能。” 在去世前,王小波曾告诉他的好友“听说有一个文学圈,但我不知道它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