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在东北
我的脉搏里流着父亲的血液，我的性格里深烙着父亲的印象，这一切的一切，我永远不能忘记。如果世间真的有轮回，那么，您仍是我的父亲――至爱的父亲。 记忆中的老家是一座有着许多尖顶房子的铁路住宅区。虽地处偏僻，但家里人总要把年过得有滋有味。一进腊月，家里就开始忙过年，推磨压碾，特别累。父亲总是让家里人多准备一些年货，因为每年的除夕夜，家里都要来几位特殊的客人。 那时到家里吃年夜饭的客人都是一些单身的铁路职工。当年他们曾与父亲一起在抗美援朝运输线上，出生入死，血染疆场。有火暴脾气的大胡子主任，有满肚子墨水的罗眼镜，也有经常一身酒气，老是遭到父亲训斥、依然嬉皮笑脸的王江司机长…… 我的父亲叫黄守道，生前是前吉林局通化机务段的干部，曾荣获铁路运输一等功臣称号，1954年11月，父亲刚从朝鲜介川郡铁路东线返回，就接到去重建临江机务折返段的任务。临江县位于中朝边境，是中方通往朝鲜的主要交通重镇。当时的临江折返段可谓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到处是战争留下的痕迹。段内机车整备场凹凸不平，杂草丛生，轨道上铺设枕木是用小树锯成的，到了晚上，段内一片漆黑。扳道房内没有电话，互相联系靠口头喊、喇叭传。 职工们的生活条件更是艰苦。父辈们挤在段内几间茅草房里，房子破烂不堪，四处透风。屋外北风怒吼。室内残雪翻飞。地上铺了一层高梁秸子就是床，被子都是个人从家里带过来的。因为住得太挤，晚上出来解手的人都要非常小心，不是碰着这个人的头，就是踩着了那个人的脚。 吃饭是实行配给制，多是玉米面，偶尔也能吃上一顿高粱米饭。那时，小米是病号饭，只有病号才能喝上小米稀饭。为了不给地方粮站的同志增添更多的麻烦。有时他们自己去领来玉米棒，大家把玉米粒搓下后碾成碎米，蒸着吃，父辈们戏称它为“珍珠饭”。 除夕夜送灯，是当地人的传统。至于为什么要送灯，理由十分明了：一年光明。那年节，家里不富裕，没有闲钱买灯笼。心灵手巧的王江司机长就用萝卜刻一个“碗”，里面盛些煤油，放上一个绒线搓的灯芯，四周插上高梁秸，再用纸四周糊好，一盏萝卜灯就做好了。可是家里没有红纸，那就用白纸代替。可单是白纸不吉利，母亲就剪几个窗花贴上，罗眼镜再顺手写上几个“保卫祖国”的毛笔字，图个喜庆。等到了掌灯时分，罗眼镜就领着我点燃萝卜灯芯，按老习惯，虔诚地把灯送到檐下门后、鸡窝狗圈，要把犄角旮旯照亮。只因老鼠洞口太小灯笼进不去，不然的话，穴居的老鼠也能享受到这吉祥的一刻。 在母亲包饺子时，父亲和他的同事们便围在火炉前喝酒，这大概是他们生活中幸福的时刻：握着小酒盅，吃着猪肉炖粉条，听着无线电广播。用父亲的话说：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生活!打那时起，我的脑海里经常出现这么一幅图画：窗外漫天雪花，屋里生着火炉，猪肉炖着粉条，这就是父辈们憧憬的好日子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面红耳赤，再也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显露出生命中最朴质的东西，南腔北调地侃起闲话。大胡子主任总是爱提起重建临江折返段那段往事：那时俺们吃的副食就是白菜萝卜汤。每个机班分到一桶，不够吃，就往盆里加水加盐。喝得大家一个个面似草绿色。当时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铁路工人爱喝汤，从长白山喝到鸭绿江。早晨喝汤迎朝阳，中午喝汤饱肚肠，晚上喝汤勤起床。说起喝汤，还有一段故事呢。那天吃晚饭时天色已黑，屋里的油灯又暗。一位同事拿起勺子伸进菜桶盛汤，口中念念有词：溜边沉底，轻捞慢起，瞧哥们儿这碗多稠!突然，他惊叫了一声，连勺子一块儿扔到地上。大家连忙放下手中的汤碗，借着昏暗的灯光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死耗子。继而捂嘴作呕……原来厨房做晚饭时，这只老鼠不知为何糊里糊涂地登上了灶台又鬼使神差地掉到汤锅里。第二天，大家幽默地说，昨天晚上这顿“肉汤”真香! 父亲的脸上也泛起了红光，往日的严肃不见了，谈笑间还带着东北人特有的粗鲁。他风趣地说：当时职工的工作服发放的很少，只是个别重点补充。做到衣能遮体，鞋能护脚就行。有时机班领下几件工作服，不够分的，就优先照顾外地的同志。家是当地的，就尽量穿自己的。发放的衣服常常是有裤无褂，有棉无单。父亲回家求援，可家里也很穷，母亲没办法，把自己的棉裤给了男人穿。父亲晚上在单位候班时，大家都笑坏了：只见他上衣穿着铁路制服，下身穿着花棉裤。母亲安慰他说：等单位建设好了，再找毛主席算工钱。 后来，每个人都喝得醉醺醺的，便唱起了军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虽然歌儿唱的缺五音少六律的，可他们却那么的投入，甚至泪流满面，他们在回想当年的峥嵘岁月，思念在朝鲜牺牲了的铁路同事…… 随着岁月的流逝，来家里吃年夜饭的客人越来越少了，这些人先后都陆续成了家，年夜饭也改成了节后聚会。后来连聚会的人也足音渐稀，他们先后一个个凋零了，最后连主持这个仪式的主角也永远缺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