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技术与管理的协同

作者：李忱

系统辩证学学报 1999年11期

　　科学技术和管理现代化，是推动当代社会和经济向前发展的两大动因。毫无疑问，科学技术是最具活力的社会生产力。然而，一项科学技术能否转化为生产力及其转化的程度，是和相应的管理方法和过程密切相关的。当今世界，各国在高新科学技术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高新科学技术的拥有量、领先状况以及把它们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和程度，已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因此，研究科学技术和管理科学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演化的协同作用机制，是客观必然而又显得格外重要。

　　本文的分析逻辑是这样展开的：①分析科学技术和管理的社会生产力属性；②揭示管理科学是社会经济系统的序参量；③以上述两点为依据，分析并论证管理与科学技术的协同关联机制及其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涨落”动力。

　　1 科学技术和管理的社会生产力属性

　　1.1 科学技术和管理科学的基本概念

　　科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正确反映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过程的本质及其规律的动态知识体系；而技术是在这种认识基础之上，在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中，人类为提高社会实践活动的效率和效果而发现、创造和积累的，并在实践中运用的各种技巧、方式、方法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不难看出，科学和技术是有区别的。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也曾一度脱节。然而，当代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趋于一体化。特别是进入本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趋势愈加明显，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①科学与技术的界限变得难以划清。科学的技术化和技术的科学化就是这一表现的鲜明特征。在一定程度上，科学正在向技术转化；而越是新技术，往往包含越来越密集的科学知识。如信息科学与技术；②科学与技术的耦合作用。现代科学的发展依赖于最先进的技术装备的支持，而科学上的每一次重大发现往往又能推动新的尖端技术的开发，新的技术应用又能进一步促进科学研究。当代科学与技术的这种相互依存、互为动因的正反馈耦合关系，大大缩短了科学发现与技术应用间的时间间隔，促进了科学与技术的同步发展与趋于统一。超导研究、光子学、纳米科学与技术等等，无不体现出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体化趋势。

　　所谓管理，就是管理主体依据管理客体的内在活动机理，综合运用管理方法，合理配置组织内部的各种资源，从而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和社会活动。而管理方法，是指人们为实现管理职能，达到管理目标，保证管理活动顺利进行而采取的手段、途径和措施的总和。通常把本世纪40年代以后产生的管理方法称为现代管理办法，对应于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和理论。

　　管理科学是一门研究各种管理现象、揭示管理规律的科学，涉及到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对管理的急切需求几乎渗透到人类社会活动的每一领域。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又拓展和完善着管理科学的学科体系。现代管理科学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类思维科学于一体，侧重于研究更深层次的管理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和管理科学应用范围的拓展以及管理科学与其它前沿学科的交叉、渗透等。多学科间的交叉、渗透是管理科学发展趋势的鲜明特征。

　　1.2 科学技术和管理的生产力属性

　　社会生产力是一个动态系统，系统的要素构成及其相互关联随着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而变化。现代生产力包含着三类要素：①实体性要素，即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是生产力的基础；②渗透性要素，如科学技术、教育等，这些要素能起到对生产力其它要素的加强作用；③支配性要素，如管理、信息等，它们能对生产力其它要素的功能发挥起到重要的支配作用。

　　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势下，生产力的要素构成及其功能是不同的，按生产力或资源配置的特点划分，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大致经历了原始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以及本世纪后期开始进入的新时代——知识经济。在原始经济和农业经济时代，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主要是实体性要素，即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科学技术和管理的作用微不足道。自从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经济时代，随着第一次、第二次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相继产生，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人类社会经济的进步。纵观科学技术和管理科学的发展史我们将发现，自从人类使科学技术融入经济的成份，几乎是在同时也意识到了强化管理同样也能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尤其是在当今激烈竞争的社会里，人们为求得生存和谋取最大利润的重要手段，已不再是靠增加劳动和资源的投入，而是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科学技术是最具活力的社会生产力已被理论和实践所证实，但一项技术能否转化为生产力及其转化的程度，必将受到管理的支配。运用现代管理科学，改革管理方式，优化管理组织结构，将能大幅度地提高被管理资源的利用效率。科学技术与管理的协同作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不能否定，而且不宜低估。科学技术已是现代生产力的主体，而管理是其实现功能特征的支配要素。生产力的其它要素已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

　　2 管理科学——社会经济系统的序参量

　　哈肯（Haken H）把序参量概念引入协同学[1,2]，作为处理自组织问题的一般判据。不论什么系统，如果某个参量在系统演化中从无到有地发展演化，并能指示出系统新结构的形成，这个参量就是序参量。如激光系统的电场强度、化学反应中的组分浓度、生态系统中种群的个体数、社会系统中的语言、文化传统乃至公共舆论等等。

　　2.1 管理科学是社会经济系统的序参量

　　纵观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系统自组织过程，而管理科学是社会经济系统这一过程的序参量。

　　2.1.1 作为序参量的管理科学的孕育。自从出现了人类社会， 便产生了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由于人类从事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我们是分析科技与管理的协同关系，所以这里主要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化过程。

　　人类从事科学技术活动源远流长，然而管理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尚不到100年的历史。最早的科学是和迷信、神学、哲学相结合， 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又由于从事早期科学的人们往往与生产实践活动相脱离，对如何使科学有利于社会生产，他们不知道也不感兴趣，极少考虑技术问题。所以，早期的科学和技术没有成为有机整体。相应地，这一时期管理思想的发展更十分缓慢。因为首先社会化大生产尚未形成，使用一些简单的管理方法即可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再者，商品经济不发达，人们尚未重视如何进行有效的管理使得在生产和交换中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还有，这一时期的生产活动的开展主要取决于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不注重对人的需求、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研究和利用，忽视人在生产活动中的积极能动作用，从而削弱了管理的重要程度和作用范围。这一时期管理活动的内容、方式和方法，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因此，如果说此时的社会经济系统和科学技术已初步由混沌向有序发展演化的话，作为序参量的管理科学此时尚未出现，即取0值。

　　牛顿于1687年发表了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创立了经典力学体系，实现了自然科学史上的第一次大综合，标志着科学体系由混沌向有序发展。1733年英国凯伊飞梭的发明，1781年瓦特又发明了蒸汽机，从而揭开了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序幕，由机器及机器体系为主要特征的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几乎就在同时，亚当·斯密（Smith Adam）于1776年出版了其代表性著作《国富论》（《 Inquiry

　　into

　　the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指出劳动分工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又是增加国民财富的一个重要条件。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加速，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人们此时终于认识到，不仅仅是生产技术，管理同样也可以分工协作，减少浪费，降低成本，增加产量，从而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

　　在19世纪，产生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电磁理论的创立、电机的发明和电力的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社会生产力的增长，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作用日益强大。

　　也就是从18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兴起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100多年时间里，传统管理思想开始形成。 此时人们虽然意识到了管理的重要，但是，由于资本的拥有者直接是企业的管理者，并且，靠个人的经验从事生产和管理以及管理的重点仅仅是解决分工协作问题，所以尚未形成完整的管理理论体系，或者说虽然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经济产生了长足进展，但是作为序参量的管理科学尚未形成。

　　2.1.2 作为序参量的管理科学的产生。人类社会进入20 世纪以来，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管理科学，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且均表现为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发展态势，即典型的非平衡态混沌演化的特征。高度分化，使得各学科分化出许多独立的分支学科，而每一分支学科又再次分化。高度综合，又使得各学科及其分支学科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在科学技术领域，量子力学、相对论、核物理和基本粒子物理先后创立，随后又掀起了以原子能、计算机、空间和信息科学与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与此同时，一大批边缘学科、横断学科和综合学科相继创立。如：生物化学、系统科学、环境科学等等。高度分化与综合的共存，使得现代科学技术形成为一个多层次、多方向发展的充满活力的动态系统，推动着社会经济系统的剧烈演化和迅猛发展。

　　在管理科学领域，从本世纪初到本世纪40年代，是科学管理思想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①资本的所有者和企业管理者分离；②用科学管理来代替单纯的经验管理。科学管理思想的杰出代表是泰罗（Taylor Frederick）的《科学管理原理》和法约尔（Fayol Henri）的《一般管理理论》。

　　现代管理思想的形成阶段是本世纪40年代至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①注意充分发挥组织中人的作用，以梅奥（Mayo Elton）的行为科学思想为代表；②更加强调实施系统管理，以动态的观点注重从系统要素间的关联性角度考察管理问题，以巴纳德（Barnard ChesterI）的组织理论和系统管理思想为标志； ③更加突出经营决策的战略地位，主要标志是西蒙（Simon Herbert A）的决策管理思想， 这一理论是在行为科学、系统科学、运筹学和计算机应用等学科内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管理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相应地各种管理理论、管理学派大量涌现。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孔茨（Koontz Harold），先后于1961 年和1980年在其论著《管理理论的丛林》和《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中，对各种管理理论和流派进行了剖析。综观管理科学的各个学派，虽然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但是，整个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具有多学科交叉、渗透性和既分化又综合的特征。

　　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当今社会人类生活的物质文化水平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有序化，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相应地，管理科学从无到有，从微弱到显著、从分化到综合，已发展成为一门学科体系趋于完善的科学。管理科学的发展历程，恰恰能映射出社会经济系统从无序到有序、从简单有序到复杂有序、从低极有序到高极有序的系统自组织过程。不难看出，管理科学是社会经济系统发展演化过程中产生的序参量。

　　2.2 管理科学满足序参量的基本属性

　　作为序参量的管理科学，其从无到有的发展演化过程不仅能揭示出社会经济系统自组织进程中新结构的形成，而且还满足序参量的基本属性。

　　2.2.1 序参量是宏观参量。 协同学研究的是由大量子系统构成的系统的宏观行为，而仅从微观层次的参量不能了解这些宏观量。因此，描述大量子系统的集体运动的宏观集体效应，需要引入不同于微观参量的宏观参量。序参量就是为描述系统整体行为而引入的宏观参量。我们知道，管理科学是重点研究并揭示人、物、社会、自然等要素构成的具有众多子系统的管理系统的普遍现象和规律的系统整体宏观效应，而不是侧重刻划所有子系统的微观行为特征，所以管理科学具备序参量是宏观参量的属性。

　　2.2.2 序参量是微观子系统集体运动的产物、 合作效应的表征和量度。序参量的形成动因，不是外部作用强加于系统的，而是来自系统内部。当众多子系统构成的系统处于无序的初始状态时，各子系统独立运动，各行其是，不存在合作关系，不能形成序参量；而当系统接近临界点时，子系统间产生长程关联，形成协同关系，促使序参量形成。管理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动因，来自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以及管理实践本身。在早期社会，如在原始经济和农业经济形态下，社会经济活动的各要素间相互基本独立，不存在、也不需要对各要素间的结构进行协调和优化，不具备管理科学产生的条件。随着工业经济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各要素的社会化乃至国际化趋势显著，各要素间的关联性加强，人们已逐渐认识到加强协调和优化各要素间的关联对社会经济系统整体运动效果的影响。因此促进了管理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管理科学的发展和应用的状况和水平，反映着社会经济活动的秩序化和规范化程度。

　　2.2.3 序参量支配子系统的行为，主宰系统的整体演化过程。 序参量作为系统众多子系统合作效应的表征一旦形成，便又对一切子系统的运动产生支配作用，二者互为对方存在的条件。随着管理科学的逐步趋于完善和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使得管理科学的应用已渗透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人们无时无处不在运用管理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从事各个层次和方面的管理实践活动。管理科学源于、高于管理实践，又支配、指导管理实践。作为序参量的管理科学，已在相当程度上被用来支配各种管理活动，主宰着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发展演化。

　　3 科学技术与管理的协同作用机制

　　作为管理科学的序参量对社会经济系统各子系统的支配作用是多层次、全方位的，但这里我们仅讨论管理与科技的相互关联。因为科学技术和管理现代化是当代社会生产力系统的核心要素，是推动社会经济系统向前发展的两大动力源泉。产生这一推动作用的根本原因，在于科学技术与管理的协同作用机制。

　　3.1 科学技术与管理科学的耦合

　　作为一门学科的管理科学和科学技术一样，均具有系统自组织的属性。原因在于它们都是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向更高层次发展演化，系统需要与环境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正是这一属性，使得科技与管理两个子系统形成相互依赖、互为动因的正反馈耦合关系。

　　作为社会生产力系统子系统的科学技术，不断地输出科技成果。但是，科技成果能否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及其转化的程度，靠的是使用和推广它们时各个环节上相应的各类管理过程和管理办法。方法、措施得力，将会实现最有效和最大限度的转化；方法、措施不力，可能就是无效、无利甚至是有害的。例如，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中心的转移，相同的科学技术在不同的国家乃至区域有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等等。运用适当的管理方法，施加相应的管理过程，使科学技术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就相当于为社会经济系统输入了“负熵流”，从而可以使这一母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向更加有序的方向发展、演化。具体来讲，就是有利于优化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如：产业结构、商品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等，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进而促进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由此不难看出科学技术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时对管理的依赖以及管理对其转化程度的影响。

　　作为社会生产力系统的又一子系统，管理实际上是管理者通过管理科学输出各种管理理论和方法，并作用于管理对象的过程，管理科学的发展来自两个方面的动因。首先，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管理科学不断与相邻学科和领域进行交叉和渗透，从而丰富、拓展、完善着自身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随着管理对象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对各种管理方法和理论又将提出更高的要求。显然，无论从作用对象角度还是自身发展角度，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推动管理科学的发展，管理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

　　不难看出，管理科学的发展有利于推动科学技术的转化及其进步；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又有利于管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作为社会生产力系统的两个子系统，二者具有正反馈的耦合关系。

　　3.2 管理对科学技术的催化

　　根据系统自组织理论的基本原理，不论是自然系统还是社会系统，系统的自组织过程都遵循着其内在的演变规律，实现着结构和功能的有序和优化，这一过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社会经济系统的要素构成含有人的社会活动，有人的意识的参与，所以社会经济系统的发展演化是比自然过程更为复杂的动态过程，也正是因为有人的意识的参与，才使得系统的发展和演化虽然存在于一个更为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之中，但是人们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条件，来实现对系统动态过程的有效制约和控制，即对这种存在有“非自然”要素的系统，按着人们的主观愿望，通过实施人为的管理来实现其最优化。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有了一定的科学技术，再施加适当的管理方法和过程，便能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科学技术是一个动态系统，它不可能也不容许停留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它的发展和演化也需要输入“负熵流”。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子系统在向外输出高质量科技成果的同时，为了抵消其内部的“熵增”，需要不断地由社会经济系统输入资金、设备、人员、信息等等。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条件下，应该进行多大规模的科技要素投入、如何进行科技投入以保持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先进性以及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等等，又将涉及到管理和决策问题。不难看出，不管是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还是如何有效地进行科技投入，促进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都离不开管理。或者说，管理子系统可以改变和支配科学技术子系统发展演化的外部环境条件，从而可以有效控制和制约科学技术子系统的发展和转化，实现对科学技术发展演化的良性催化机制。

　　3.3 管理与科学技术的协同

　　作为社会生产力系统子系统的科学技术与管理，它们具有不同的生产力属性；二者共同作为社会经济系统发展演化的动因，但具有不同的功能特征；它们之间绝不是简单的线性决定性关系，而是复杂的非线性协同关系。人们在对其运行机制和规律进行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可以在适当的时机，通过管理的支配作用，实现对外部控制参量的变化，进而对社会经济系统的自组织过程进行控制和制约，使系统产生一个内部涨落，再通过系统内部的非线性动态关联放大成一个在临界点起关键性支配地位的巨涨落，从而驱动系统实现分叉，选择更新的有序结构。具体来讲，就是有效利用和控制科学技术与管理之间的复杂的非线性协同关系，使社会经济系统产生具有“巨涨落”性的发展。

　　实际上人们已经认识到，对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发展科学技术和强化科学管理二者缺一不可，并行不悖。但是实践证明，只有充分认识二者的协同，保证二者的匹配，它们的协同作用才愈加显著。在当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因素中，靠的都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与之对应的科学管理。但是，发展并不平衡。美国科技与经济的发展是同步的；日本是经济相对超前，科技相对滞后；英国是科技相对超前，经济相对滞后；而我国的科技与经济的发展是失衡的[3]。 这一现象已经引起我国政府、理论和学术界的关注。如何使科学技术真正发挥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整体管理体制[4]。进入90年代以来， 就连生产研究所探索的领域，也已经由当初的只注重工业生产中的硬技术，过渡到对工业生产硬技术和生产管理软技术的并重[5]。

　　不管是在宏观领域还是在微观领域，科学技术和管理对社会经济系统发展演化的作用已被人们所认识。尤其是在知识经济形态初见端倪的今天，不管是一个国家、一个行业还是一个企业，科学技术与管理的有机结合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中的首要因素。如何从系统自组织理论高度，在实践中运用二者的协同关系，实现对社会经济系统发展演化长期有效的最优控制，将会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且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收稿日期：1998—11—20

作者介绍：李忱，男，1962年6月生， 河北经贸大学企业管理系副教授、在职博士生，050091 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