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辨析茅盾是否是第一批党员

　　茅盾是一个复杂的文人，说他“复杂”，是因为茅盾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与同时代其他文化人相比，茅盾的视阈显然要开阔得多。早年的茅盾，给人的感觉是他那理论家与社会活动家的精神气度。一方面，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从事所钟爱的文学编译事业；另一方面，他又投身革命，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尽管他的公开身份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一名普通职员，但另一身份则是党的一员，并曾一度担任党的秘密联络员，负责中央与地方党组织之间的联络工作。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他将主要精力公开转向直接参加实际革命活动方面，直至1927年后大革命失败与党失去联系，脱离党组织为止。关于茅盾的这段经历，以往知道的人并不多，茅盾本人也很少向外界透露，相关的史料记载更是十分有限。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茅盾是一位非党作家或党外民主人士，很少知道从建党之日起他就是一名老党员。直到晚年，茅盾在写作《回忆录》时才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不过，尽管如此，学术界的研究却一直在悄然进行，相当一些“史料”，通过调查、分析而被证实。从现有记载的原始材料看，有两份档案值得注意：一份是《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记事录》，里面记录了自1921年至1924年上海地区及江浙两省党组织的一些活动情况，其中也提到了茅盾在此期间参加党组织事宜，并且还是早期上海地下党的重要领导成员之一。这份档案，是南京学者叶子铭教授于t962年在上海市委档案馆查找到的；另一份是保存在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案专卷》材料，里面记录了1925年商务印书馆罢工斗争的内容，其中在一份《工会交涉代表》的十三人名单中，记录有沈雁冰、郑振铎等我们现在熟悉的名字，这说明茅盾不仅直接参加了当时的罢工斗争，而且还是这个罢工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之一。这份档案，是吉林长春的一位学者孙中田教授为教学需要，于上世纪50年代末从该馆的馆藏中获知的。这两份档案，虽然各自独立，但从茅盾参加早期革命活动的经历看，却有着密切的联系，至少说明茅盾的活动已从地下转为地面，从秘密转为公开这一重要变化。

　　不过，一些学者似乎并不满足仅有的一纸“书证”，如果从文献学或传记学的角度来看，显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围绕这两份档案，不少学者展开了“口述历史”的“人证”调查，一些比较关键的细节也被提了出来，比如，茅盾前期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确切时间、前提与背景、与转入正式党员有无必然的因果联系、参与罢工活动在其中的主要作用，等等。

　　好在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一些亲历者们大都还健在，不少活生生的“史实”又被记录了下来。

　　先来看看茅盾本人是怎样回忆的，尽管他不大轻易向外界透露，但面对学术界的提问，还是比较谨慎地作了一些回答。1962年秋冬，叶子铭教授前往北京拜访茅盾，茅盾说：“1920年成立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我也参加了，是李达跟我说的，我同意了。以后曾到陈独秀家里开过会。”这里，茅盾没有说出参加的确切时间。

　　“一大”的亲历者包惠僧在1953年的一次回忆中谈到，“当时(指1920年)上海的党员不多，只有李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还是1921年春天加入。”1962年，上海学者翟同泰访问包惠僧，包又回忆说：“雁冰正式入党在1921年一二月间，与邵力子同时，当时陈独秀已去广州，是李汉俊在上海负责，我和他(指茅盾)初次见面是在李汉俊家里开支部会时。”这里，包所说的“正式入党”是指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翟又访问胡愈之，胡回忆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上海有马克思主义小组、无政府主义小组等许多小组，他(指茅盾)可能参加过马克思主义小组”，胡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即“共产主义小组”。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里，也谈到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经过，并证实茅盾参加过这个小组，他说1920年7月底，陈独秀同他谈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事时，曾经向他表示，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向，并且已和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等谈过，他们都一致表示赞成。陈还预计沈雁冰、俞秀松等人也会很快参加。大约在八月下旬，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组成，组成人员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上述六人(戴季陶除外)。沈雁冰、俞秀松等人是在小组成立以后参加的。

　　根据以上口述，包括茅盾本人回忆，有两点可以基本肯定：一是茅盾确实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实际上也是确认其党员问题)；二是参加这个小组的时间不是在成立之时，而是成立之后，即1920年8月以后不久。

　　后来，茅盾在晚年写作《回忆录》时明确指出他参加的时间是1921年二三月间，这同包惠僧、张国焘的回忆比较接近。而且茅盾还回忆，他是由李汉俊介绍参加这个小组的。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当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不久，于11月初创办了一份秘密刊物，即《共产党》月刊，当时发表在这个刊物上的文章一般都是约稿，且作者也多为该小组成员。从第2号开始，一个署名“P生”的作者出现在刊物上，频频发表关于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的重要述评，这个作者是谁?时隔半个多世纪，谁也说不清。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松井博光推测，这个作者有可能是茅盾，他假设：“如果是真的，那么至少可以说他和上海的共产党的建立有关，也可以说他早期加入共产党的可能性很大。”这是一个重要信息，但我们这里谈论的不是茅盾的党员问题，而是其参加的具体时间问题。有意思的是，上海学者姚以恩，早年在研究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时，查阅相关资料，在1921年6月20日的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发现署有P生的一则关于阿莱汉姆的报道文章，这使他异常兴奋，因为，这是他发现的我国最早介绍这位犹太作家的文字。但P生是谁呢?让他困惑，经过多年寻访，始终未能弄清。最后，他想到了茅盾，因为像这类文字出自茅盾的可能性最大。当时(指上世纪20年代初)，茅盾在主编《小说月报》时就一向注意介绍弱小国家和犹太民族的文学作品，P生很可能是他。1979年，姚致函茅盾予以证实，茅盾回函答复：“P生即是我。”

　　联系到与同一时期出现在《共产党》月刊上的“P生”，毫无疑问，这个“P生”也是茅盾。后来茅盾说，“P生”是他参加上海共产党小组为《共产党》月刊撰稿或发表译文时所用的笔名。早期的茅盾，所用笔名不多，除了雁冰等本名以及笔名“玄珠”、“佩韦”、“明心”等之外，恐怕就要算是“P生”了。“P生”的含义，有人作过解释：“P”很可能是英文Party(党)的缩写，“P生”就是“党的诞生”或“党的一员”的意思。

　　由上，茅盾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应在8月下旬该小组成立之后，11月份《共产党》月刊创办之前，即两者之间的1920年10月，也就是说，他是在该小组成立之后第一批新参加的成员之一。看来，这个“P生”，连当时的一些“亲历者”们也未必清楚就是茅盾啊!

　　那么，茅盾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与建党后的正式党员有无必然因果联系?回答也是肯定的。学术界一致认为，陈独秀主持成立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实际上是担负着筹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因而，也被称为上海发起组。因此，关于茅盾何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或何时转为正式党员，也就不难做出解释，当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包括茅盾实际上也都是自然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或者说，党的“一大”的13名代表所代表的当时全国50多名中共党员中，就包括了茅盾。

　　茅盾作为党员，从事党所领导的早期的革命活动，与其作为文化人所从事的职业有着密切联系。在当时特殊环境下，他之所以被指派担任直属中央的秘密“联络员”，是因为党中央考虑他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是个很好的掩护。同样，在1925年商务印书馆所展开的一场罢工运动中，茅盾之所以被推选为13人的工会代表之一，显然也是因为考虑他在“商务”长达近10年之久的影响和作用。1977年，茅盾在答复叶子铭的信里说，“商务印书馆当时有个罢工委员会，我是其中之一。”那么，茅盾作为“其中之一”，他在其中的“作用”又是怎样?据相关人员回忆，茅盾除了直接参加集会罢工，与其他成员代表劳方与资方进行谈判交涉外，主要任务还是负责起草有关的文件、文告，如《工会章程》、《罢工联合宣言》、《复工条件》等，同时撰写稿件，对外发布消息。因为，那时出面直接与资方签约的是郑振铎。由此可以看出，茅盾的“作用”，其本质还是文化人的作用。尽管后来他曾在《几句旧话》一文里这样说过：“1926年元旦我上了醒狮轮船以后，我和文学的‘职业关系’就此割断。”但他并未因此放下手中之笔，仍然以“笔”为武器，这在他随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并主编《政治周报》、1927年4月奉党中央之命赴武汉主编《汉口民国日报》等就可以看得出来。革命者的茅盾，文化人的品质。

　　(作者单位：福建省邵武市档案局35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