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手工业者在封建社会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
中国的手工业者在封建社会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也就是“匠”。工匠的社会地位低下，在封建国家一系列制度压迫下艰难的生存着，其中尤以匠籍制度为最。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匠籍制度逐渐松动，直至清朝废除。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最初就产生于手工业，作为手工业的劳动供给方，工匠，无疑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有着独特的作用。
【关键词】匠籍 资本主义萌芽 手工业者
一、思考的起点：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简单的评述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朝中后期就已经初现端倪，然而迟迟处于幼稚的童年时代，无法发展壮大，其中与手工业的发展有着重大而直接的关系。经济制度的演变过程存在着物质生产的支持，其中尤以一种主导的产业部门为基础。在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手工业发展在推进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相反，农业的发展对于社会进步显著性影响表现在推动封建社会的巩固建立上，同时，农业发展对社会生产力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在社会的演进中表现出局限性。所以从一个推动社会变迁的主导产业部门来讲，农业无法提供更多的剩余，也无法催生出社会演进发展所需要的一定速度的技术进步，所以，资本主义萌芽的起点我认为应该从手工业入手研究。对比一下欧洲的封建国家，资本主义的萌芽产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发端于手工业发达的地区。14、15世纪最先在地中海沿岸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1，随后在西北欧的尼德兰等。威尼斯，佛罗伦萨和尼德兰以发达的呢绒纺织业著称，在这些地区，欣欣成长的手工业孕育了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最初形态。
这些工场手工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摆脱了封建行会制度的束缚，手工业者逐步摆脱了地位和行业规定的枷锁，最终成为了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特征时拥有货币资金的企业主雇佣劳动从事价值生产2。因此，雇佣劳动的广泛出现，是资本主义萌生的必要条件。从以上城市经济发展中可以疏理出一条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成长的重要路径。
除了农业和商业的资本主义化，手工业者成为了埋葬一个旧时代的功臣。在欧洲手工业发达的城市里，行会手工业者在商品生产的竞争中不断分化，少数人富裕起来，多数人日益贫困。富裕的作坊主为了多赚钱，就扩大作坊，增加帮工和学徒，而自己则脱离了劳动，专靠剥削为生，成了资本家；那些帮工和学徒沦为雇佣工人。一部分在竞争中破产的作坊主也成了雇佣工人。这样，通过简单的生产者的分化，资本主义的兴起成为了一种可能。
对于这种分化，在我国明朝的中后期，确实也存在过，并且为催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明朝的中后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主要出现于手工业，包括一些较小规模的但需要特定“行会技巧3”的行业，如纺织业，和较大规模的集中使用劳动力的行业，如采矿，炼铁，造船，锯木，造纸等。
所不同的是，欧洲的手工业阶层中的很多部分上升为资产阶级，成为了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生产力的代表，推动了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而中国的手工业者则在封建制度的夹缝中艰难的
生存，繁荣于短暂的春天，却始终无法逃脱漫漫长冬的煎熬。手工业者在一系列制度的束缚下始终无法将资本主义进行到底。个中原因，难以尽述，但最致命的，就是一个工匠的自由权利难以保证。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而言，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形成，是非常关键的。这种对于工匠身份的束缚，不再是软肋的问题，而是一个难以遮蔽的硬伤，自由雇佣劳动者同资本的分离，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从中国传统的手工业谈起
中国的传统手工业历史悠久，工艺精湛。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构成中国古代经济结构的重要部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制下，传统手工业的存在虽然在经济基础上不占据主导地位，但它的作用确实不容忽视。因为，手工业的存在对于皇权下小农经济家族结构形态的稳定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按照生产者分为民间的手工业和官营手工业4两大类。而民间的手工业按照产品用途又分为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城镇商业手工业。这三种形式的手工业存在各有其特点。
1、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作为农民家庭副业存在的手工业是中国传统工业的主体。中国传统的封建经济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也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家庭手工业一般也是为了满足自己需要而生产。家庭手工业的存在从原因上讲，有两个：第一个是家庭内部分工的结果5。男耕女织的分工形式是中国传统的分工形式。通过分工，达到了对于资源的合理和充分利用。现代经济学，将“经济人”假设与“效用最大化”引入了家庭经济的分析。根据贝克尔的家庭内劳动分工的理论，家庭内的劳动分工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在没有进行市场交换的条件下，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劳动报酬进行内部支付的方式。夫妻双方的不同分工，是在生产形式上的不同选择，但在分配结果上确实双方共同占有。其实，就是男方用耕种得来的粮食对女方进行劳动支付，而女方用手工劳动的方式对男方进行支付。这种交换在家庭形态下被“内部化”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手工业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对于家庭结构的一种稳固支撑。当然，男性也有可以从事的手工劳动，可以进行类似的分析。第二个原因，我认为家庭手工业存在是风险最小化的一种理性选择。合理的分散经营可以有效的降低经济风险，对于一个脆弱的小农家庭来讲，通过多样化生产，同样可以为家庭提供一种安全感。农业生产本身的不稳定性和季节性使得家庭收益的最后结果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利用自身特别技能，为家庭带来一份特别的收入，就颇像现代经济中购买保险的行为。手工业的存在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小农经济结构的稳定性。我们可以发现，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经营形成了一种互构的支撑，这种难以打破的稳定性，使得彻底的经济变革，解放手工劳动力的过程变得异常的艰难。
2、随着工艺水平的提高，技术和少量机器的使用，一部分原先的家庭自给手工业开始面向城市市场，由副业生产转为专业的产品供给。这一部分人逐渐多了起来，形成了城镇的民营手工业阶层。在明朝中后期，由于技术进步，这一阶层得到了扩大。到了清朝，家庭手工业同商品经济的结合愈发明显。乾隆时常州府的无锡县，家庭棉纺业就同全国商品经济交织在一起。在黄昂《锡金识小录》中，说：“常郡五邑，惟吾邑不种草棉，而棉布之利，独胜于
无邑，为他邑所莫能及。乡民食于田者, 惟冬三月, 春月择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及秋稍有雨泽，则机杼声又遍村落„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槐扬高宝等处。6”可以说，这种私人市场供给手工产品的出现是对于以上家庭稳定结构的一种突破，建立了一种新的平衡机制。在这些人中，农业提供的物质基础已经相当的丰厚，手工业成为了主导地位带来进一步的财富积累。
3、官营手工业，是由封建政府出资创办，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由国家有关部门分别管理的工场手工业。元朝，工匠大部分为身份固定的匠户，以后还有少量的雇募的工人。官营手工业生产规模较为庞大，主要产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奢侈品，满足王公贵族的消费。一类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如盐，铁，铜，酿酒等。（也就是专卖制度）。官营手工业的存在，是一个集权国家行使强制性经济权力的结果，从积极的角度讲，是一种经济资源的整合，将分散的人才和资本集中起来进行生产，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形成特定的经济力，技术力和产品力。消极的角度讲，是经营过程的粗放性和强制性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产的效率，不计较成本收益的现象十分明显。明代嘉靖时，皇上“忽命烧大缸，围至六七尺，„十无二三完好者，做事为虚费甚巨，而人莫敢言。7”自秦汉时期，官营手工业种就存在使用大量人身不自由的工匠，称之为“官户奴婢”，以后逐步形成了严密的匠籍制度。
在这三种手工业形式中，起初都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因素。但由于匠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只有特定的情况下，资本主义才可以生存下来。
于匠籍制度最先的产生我只是遵循了史学界最公认的说法。一般认为，匠籍制度的完善是在元朝。元朝立国，采用拘括户口的方法，将民间的工匠强制征调，为官府手工业服务，这些工匠单独编入户籍，称为匠户8。这些工匠与普通民户不同，他们世代承袭，不能脱籍，而且不许分户而居。每次服役，常常弄得“奔走道路，盘费罄竭”，不堪其苦。这种制度的实行，导致了在社会中分化出一个独特的阶级，他们有着世代相传的精湛手艺，却无法用这种手艺为自己争得最起码的一些生存权利，枉为她人做嫁衣裳。中国的很多传统工艺都是通过这种残酷的方式得以传承。凡是被编入匠籍的人，失去了普通人的自由，只能在官营手工业中劳动，无法另谋职业，称为“匠不离局”。
在 萧国亮教授的书中，详细介绍了明代至清代的匠籍制度的演变过程。明代因袭元制，“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轮班匠“定以三年为班，更番赴京，输作三月”。随着明代各地手工业者的反抗，明政府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改变了对轮班匠的剥削方式，允许“以银代役”。清朝以后，匠籍制度逐步的松动，最终瓦解。《清文献通考》记述其事说：“前明之例，民以籍分，故有官籍、民籍、军籍，医、匠、驿、灶籍，皆世其业，以应差役。至是（顺治二年）除之。”这是废除工匠制度的明文规定。然而匠籍制度带来的一系列后续影响确远远没有在顺治二年（1644年）宣布废除手工业者匠籍制度后结束9。
从一定意义上讲，制度的存在有刚性，尤其是一个比较稳固和有相关支持的制度安排。匠籍制度就是如此，“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匠籍制度的阴影始终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
制约和影响自由手工劳动阶层的形成。虽然在明朝后期，已经可以以银代役，但匠籍制度的本质却没有变化，工匠们仍然受到无偿剥削。而清朝时宣布废除匠籍制度也是一个名不副实的谕令，而是以各种改头换面的形式役使和利用者工匠。随后历经“一身两役”，直至摊入地亩，匠籍制度的废除才真正有了实际意义。这时乾隆帝说出了这样的话：“国家兴修工作，雇募人夫，原欲使小民实受价值，以为赡养身家之计。”此时，已经是18世纪中叶了，堂堂大清帝国，仍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无心于西方世界，正在蒸气机轰鸣，纺织梭飞轮转中孕育着一个新时代的降临。
可以说，匠籍制度的长期存在，严重的影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从最根本的角度来讲，中国始终无法形成一个自由劳动力有效供给的市场，雇佣关系的一方缺失，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只能长期处于低级阶段。而除此之外，匠籍制度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映似的不良后果，同样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
下面从资本主义萌芽在手工业中形成的三个源头来探讨：
（一）匠籍制度的存在首先对家庭手工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很不利。由于匠籍制度的长期存在，匠户的身份和地位固定不变，那么特定的技术和手艺就长期保持在这一阶层，工匠们精湛的技艺只能通过子承父业，世代相传，而无法通过其他途径扩散出去。这样，市场上始终缺乏较为先进的技术供给。对于传统的家庭手工业来讲，失去了通过和工匠们交流提高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机会。从中国手工业史的发展中可以看到，由于没有技术沟通的渠道，特定的工艺水平在民间的扩散是相当缓慢的。丝织和纺布应该是中国传统家庭手工业中存在的最普遍最常见的生产方式。最精美的丝织产品往往来源于大规模集中生产的官营经济体中。在明代，苏杭均为丝织名城，机户和织匠集中，生产规模大，品质好，花样多。新品和上品往往产生于这样的地方。而民间的纺织业生产，往往停留在结实和实用的层次上，在技术上突破的速度和强度都不及官营手工业。
因此手工业始终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产品比起官营的工艺成品，难以登大雅之堂。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往往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生存状态，生产出的手工产品供自己消费就足够了，向市场上供应产品的激励很小。因此，民间手工业难以有效的扩大规模，生产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也就难以为资本主义的萌芽提供成长的基础。
农民做出这种决定并非是非理性的“懒惰”或是缺乏创业精神所致，而是在有限的资源和技术水平约束下作出的最大化效用的抉择。因为如果是作为家庭补贴式的手工生产，产品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民只是利用了农闲的时间来生产，存在着一种手工生产天然的冲动；如果变成了向市场提供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一方面产品的机会成本上升，在以农业生产剩余为最主要的物质基础的小农家庭中，这个代价是相当昂贵的，而且也并不符合小农对于降低风险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产品的技术含量较低，工艺比较粗糙，产品生产具有同构性（购买和交换本身建立在产品的差别上，小农家庭生产的产品类似系数太大，彼此之间的交换冲动就不大，造成了浓重的自给自足的倾向）导致的交换的激励不够大。造成了市场上的需求较少，家庭生产比之于官营手工业产品的竞争力降低，产品生产必然从经济意义不合算。（二）对
于已经成长，并且不断壮大的城镇民营手工业来讲，匠籍制度的存在始终不是件好事。因为官府仍然觊觎工匠们的好手艺，只要一个民营的工艺成品受到了市场欢迎，那么官府会想方设法的对其进行压榨，民营工业需要承担专制国家的各种差役，劳动力使用得不到保证，因此，在夹缝中成长的民营手工业，无法保证稳定的商业利润，无法进行生产规模的扩大，进而无法持久的孕育资本主义的萌芽。同时，面临官营手工业的激烈竞争和产品市场的瓜分，他们往往无力反抗。对于这个问题我尝试着从现代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一个剖析。著名经济史学家诺思曾经说：“理解制度结构的两个主要基石是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其理由是“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在对于民营手工业生产的超经济剥削中，很明显，皇权政府对于民营产业的私人产权不仅没有给予充分的保护，而且还进行了极大的扭曲。这种扭曲的结果，是市场规模的缩小和经济绩效的退减，如果扭曲到了一定阶段，甚至可以把市场交换制度本身给否定了，如果交换不能带来利益的增加，那么破产的手工业者将退出市场，最后可能导致特定市场的消亡。这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结果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
（三）而对于官营的手工业，工匠们除了能够保证基本生存的水平外，劳动基本上是无偿的，雇佣关系的成长必须以劳动力自由买卖为前提。因此，匠籍制度的存在，使得这一点落空。退一步来讲，中国的官营手工业的规模和技术，在长期一直处于世界的先列10。在清代，矿冶业中，出现了底厚3.5丈，高约1.8丈，身厚2尺有奇，有二扇门式的鼓风设备,“下铁矿时，与坚炭相杂，率以机车从山上飞掷以入炉”。在纺织业，更是发展迅速。乾隆时，江宁，苏州杭州的织造局，有大量的织机和工匠8，江宁有织机600张，工匠1780名；苏州有织机630张，织匠1932名，杭州设机600张，机匠有1800户11。如此庞大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即使西方也自愧不如。同时有集聚了大量的能工巧匠，他们一起劳动，交流经验，使得工匠手艺日趋精湛。如此丰富的资源，依靠国家的力量集聚起来，本可以成为资本主义孕育的良好温床，但由于一系列封建制度下，严重压抑了手工业的成长。其实在官营经济中，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规模经济和学习效应下的生产扩张的效率曲线。表现为向下倾斜的平均成本线。而另一种大规模的生产方式管理成本的上升导致的效率低下，努力结果和分配结果的不对等导致的生产激励下降，博弈结果趋向于个人理性而非集体理性。这个不仅存在于封建社会下的官营经济，就是现当代的国有经济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两者的竞争的结果决定了官营手工业发展的命运。如果第一种效应占上风，那么官营经济的整体绩效就是好的，否则，官营手工业必然遭到市场的淘汰。
比较西方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端，我觉得在手工业方面最典型的大概有两个模式。英国模式和法国模式。
英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毛纺织业，是从农民家庭手工业开始的，不断成长扩大。作为英国的民族工业，毛纺织业的手工工场遍布了英国的各个地区。15世纪以来，英国从开始羊毛输出国变为了毛织品的输出国。根据17世纪有关资料估算，英国从事毛纺业的人口中90％来自农村。同时还存在大量的其他的乡村工业。十七世纪后半期，当时英国有至少1/5的人靠毛纺织生活12。我在上文中已经提到中国家庭手工业无法成长的原因。由于技术和劳动的供给不足，导致了家庭工业的难以为继。而英国较为宽松的环境，为技术的扩散和劳动力
的自由选择提供了很好的发展空间。当时欧洲佛兰德尔的技术工人大量的向英国移民，将先进的纺织技术进行传播和扩散，农村的手工业迅速成长，进入城市进行竞争，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对于法国来讲，在16——18世纪也有一些利于手工业发展的条件。国家为了改善长期的宗教战争而恶化的国内财政，推行了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鼓励和支持手工工场业的发展。
法国的官营手工业很发达，这一点同中国十分相似。法国长久以来是西欧奢侈品稳定的供应商，同样精湛的技艺，精美的产品，但带来的确是不同的结果。法国很好的利用了官营手工业的优点，并将其转化成为了商业利润。在路易十三（1610－1660年），法国创办了“王家手工工场”，到了科贝尔执政的时候，数量已经增加到113个。法国是名副其实的珍贵商品的供应国，巴黎成为了艺术品和奢侈品的生产中心。法国将官营的手工业品大量的出口到西欧各国，获得了大量财富，成为国家财富积累的重要来源。这一财富积累，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再加上，国家对于工匠采取了雇佣的关系，劳动力的生产积极性大大的发挥。
对于私营的手工业，法国政府甚至采取了补贴和给予特权的办法来扶植13。例如在亨利四世（1594－1610年），政策中有用分赐补助金和特权的办法来扶植私营的四肢，花毡手工业和其他奢侈品的生产。这些政策对于中国的私营手工业发展是可欲而不可求的。
四、结 语
可以看出，中国手工业发展出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几条路径都被封建的匠籍制度无情的堵上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封建手工业原有的优势无法转化为商业性质的利润，无法进行资本的积累，导致了长期的停滞不前。正如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所言，“清朝的原始资本主义是属当代经济学家所称的坏资本主义，其特点是政府利用其政治垄断特权追求其私利，不惜损害社会利益。比如政府利用盐业官营，官窑，皇家织造与民争利。”这样的资本主义萌芽即使成长，也要面临夭折的宿命。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想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来讲，匠籍制度的存在是一个很重要的阻碍因素，因为它使自由劳动力的供给市场大大变小了，同时它使手工业技术走上了封闭，自产自销的闭合循环，技术创新的脚步满了下来，这两个因素再加上封建制度下其他的一系列束缚资本主义的因素，就像萧国亮教授书中所描述的中国的封建社会精耕农业和皇权下的专制统治共同构成了一个十分稳定的结构，很难打破，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难以真正的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