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明道致用"思想对宋及前代文道观的继承

　　摘要 明初文臣宋濂承儒家道统，主张宗经原道，尊奉圣贤之文，注重实际，讲究事功。其诗歌理论继承北宋欧阳修“诗穷而后工”之说，认为“达而上”者，寓教于诗；“穷而下”者，假诗以泄，导出“多则愈穷”之理。同时，宋濂深受宋明理学思想影响，承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文以载道”之说，提出“文道合一”的理论主张，重视诗文的政教功能，强调文学干预社会的现实意义。宋濂“明道致用”思想根源于宋儒及前代文道思想的影响，对有明一代的复古思潮产生了极深的影响。 　　关键词：宋濂 明道致用 文道观 宋明理学 继承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宋濂为元末明初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和政治家，曾被明太祖誉为开国文臣之首，是明初散文成就最高的作家。对宋濂思想的研究，学者多关注于宗教思想、史学思想、社会思想及政治教育思想，笔者试图就宋濂文学思想的承继问题加以探究，一方面通过将宋濂“达而上”者施教于诗的诗学理论与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诗学思想相比照，说明宋濂“寓教于诗”的明道致用“思想与宋代”文道观“有承继关系；另一方面透过宋濂”文道合一的论文主张，说明宋濂的“明道致用”思想与宋明理学思想有承继关系。 　　《明史》列传第十六宋濂篇中载：宋濂“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宋濂为文，博学众家，但对其影响最大的还是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 等。他从他们那里接受了宗经原道思想。宋濂曾说，“古今诸文章大家，亦多究心。及游黄文宪公门，公诲之曰：‘为文以六经为根本，迁固为波澜……’濂取而温绎之，不知有寒暑昼夜，今已四十春秋矣。”宋濂明确主张文学应师从圣人文章，在《浦阳人物记・文学篇序》中说：“文学之事，自古及今，以之自任者众矣，然当以圣人之文为宗。”他又在《文说赠王生黻》中说：“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谓文。斯文也，果谁之文也？圣贤之文也。非圣贤之文也，圣贤之道充乎中、著乎外、形乎言，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也。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文之至也。”由此可见，宋濂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文以明道”，以文辅政翼教的观念。宋濂理解的道，是儒家的仁义道德之说。宋濂主张文学原道，从政治意义上说，其目的是为明初的封建皇权服务，用儒家的伦常礼教来治理天下；从文学意义上讲，是反对元末以来流行的形式主义浮靡文风，强调作文要以弘扬儒家纲常伦理思想为主，通过文章实施政治教化，即以文明道，以文立教。正因如此，宋濂才极力推崇圣贤之文，在他看来，只有圣贤文章，才蕴含深广而正宗的道义，才具有广泛的教育意义，是天下至文。 　　宋濂“明道致用”思想，根源于历史上“文以明道”的文学观。从发展渊源上看，正式提出“文以明道”思想的是刘勰，但在他之前，这一思想已有萌芽。孔子、荀子等都曾提及，他们都力图在文道之间建立一种必然的关系。荀子认为，《诗》、《书》、《礼》、《乐》、《春秋》，只是道的不同表达方式。汉儒更是继承先秦儒家传统，以道释文，如郑玄用美刺讽谕之法来解释诗的政教内容。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云：“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刘勰所说的道即自然之道，与儒家之道相等同。再到唐宋，文道关系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韩愈提出“文以贯道”，认为文章要本道宗经，主张以圣人之道为原本，将明道与事功相结合。同时也继承了司马迁发愤著书思想，提出“不平则鸣”说。宋代理学更是强调“文以载道”，极力突出道的地位。欧阳修在韩愈“不平则鸣”说后，提出“诗穷而后工”的理论主张。 　　宋濂深受前代儒家思想影响，主张文辅教化，所明之道是儒家的仁义教化之道，与前代“文以明道”思想一脉相承。具体来说，他一方面继承了北宋欧阳修“诗穷而后工”之说，认为“达而上”者，以诗施教；“穷而下”者，其情抑遏无所畅，假诗以泄，认为诗的主要功能在于政教。另一方面，他又深受宋明理学思想影响，在散文创作中强调文道合一，注重宗经原道，明道致用。 　　一 承“诗穷而后工”之说，明“达而上”者以诗寓教之理 　　宋濂所存诗歌有330余首。宋濂论诗重明道教化。他认为诗乃人之心声，透过一个人的诗歌就可以看出其风格品性与修养，他在《林伯恭诗集序》中说：“诗，心之声也。声因于气，皆随其人而著形焉。是故凝重之人，其诗典以则；俊逸之人，其诗藻而丽；躁易之人，其诗浮以靡；苛刻之人，其诗峭厉而不平；严庄温雅之人，其诗自然从容而超乎事物之表。如斯者盖不能尽数之也。”诗人在写诗的过程中，可以把自己的胸怀思想渗透到诗歌作品中，因此，读诗的人就可以感受到写诗人的思想和境界，了解写诗人的修养与品性。读诗的人不仅能够感受，而且还经常会被感染、感动，在被感染和感动的同时，思想会更加丰富，精神得到提升，境界也会有所升华。因此，读不同风格的诗歌自然会对人的品性修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宋濂遵循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重视诗歌的政教功能，极力推崇“严庄温雅之人”，追求超乎物象的诗歌境界。他在《马先生岁迁集序》中进一步说明诗歌在现实生活中所具有的政教功能。 　　“士之生斯世也，其有蕴于中者，必因物以发。譬犹云即 而灵雨不得不降，气既至而蛰雷不得不鸣。虽其所发有穷达之殊，而所以导宣其湮郁，洗濯其光精者，则一而已矣。是故达而上者，其发之也：居庙朝则施于政事；谋军旅，则行于甲兵；严上下、和神人，则见于礼乐；交邻国，则布于辞命，或穷而在下，屈势于位，不能与是数者之间，则其情抑遏而无所畅，方一假诗以泄之。诗愈多则其人愈穷也可知矣。” 　　宋濂认为，世上的人有了知识与能力，总希望通过一定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就好比云聚集起来天就会下雨，春天大气升腾天空就会打雷一样，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趋势。虽然世上的人有所不同，有的显达，有的穷困，但他们都需要渲泄他们的思想与情感，都希望发挥他们内心深处潜藏着的各种才能，无论显达亦或困窘之人，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是一致的，没有任何差别。所以，那些走上了仕途，“达而上”的人，把自己的才能用于自己所擅长的政治、军事、外交、礼乐等各个方面。他们的思想才能通过他们的诗文反映出来，诗文也就发挥出更大的政教功能。而那些窘于仕途之人，因穷困不得志而满腹牢骚委屈，情感被压抑，“抑遏而无所畅”，于是就借助于诗来发泄内心的种种不平。 　　宋濂的这些文字与北宋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中的一段话极其相似，欧阳修说：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欧阳修认为文学是由“感激发愤”而生。世上政治志向高远，有理想有抱负的文人，胸怀才学却不能在世上施展，政治上不得志，受排挤遭迫害。这些人多数只能隐身于江湖山林之间，在山水间放浪形骸。当他们看到鱼虫草木、风云鸟兽等自然景物时，往往会探究自然风物的奇异规律。而他们的内心里本来就郁积着忧愤不平之气，于是，情感受到外界景物的促发，就化为怨讽的诗文。抒发被逐、失意的慨叹，寄托自己济世安民的壮志，表达对黑暗现实的怨愤不满，于是就写出一般人难以诉说的感受。这往往都是因为有所寓意，怨刺兴讽而发出的，因此，那些能够写出好诗文而又生活困窘的诗人，并不是因诗才困窘，而是人在困厄之后诗才写得更加工巧。 　　欧阳修告诉我们：人只有处于困境之中，才能对现实有更加深刻清醒的认识。真正的文学艺术只能根源于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现实。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内容充实、思想深刻，广为民众喜爱的好作品。这体现出欧阳修在处理文道关系时强调道要结合社会现实，要履之于身，要躬身实践的根源所在。 　　可见，欧阳修极其重视道的现实性，认为道应当符合现实需要。他强调要用道去解决实际问题，切不能空论其道。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诗人要走出狭隘的个人世界，要把创作与社会与国家的命运相联系，解决社会实际存在的现实问题。这样创作出来的诗歌作品，所体现出来的道才能有补于世。 　　显而易见，宋濂“达而上”者寓教于诗的主张，是在接受了欧阳修文道关系中“诗穷而后工”的理论主张基础上，又有了新的生发，更加强调诗歌的政教功用，重视其明道致用的现实意义。 　　宋濂不但在诗歌理论中继承了宋儒的文道思想，而且在散文创作主张中更是承宋儒理学重道轻文之举，力倡文道合一之言，广布宗经济世之语。 　　二 继宋明理学道统，倡文道合一、宗经济世之言 　　宋濂的散文是其文学成就的主要方面。宋濂受宋明理学思想影响，继承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说，同时又有所发展，提出“文道合一”的理论主张。 　　宋濂是明初文学家，也是元明之际的理学家。他道统文学观的理论基础是程朱理学。宋代理学家在处理文道关系时，把文学视为义理说教的工具。周敦颐在《周子通书・文辞》中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周敦颐强调道的重要性，认为文只是一种承载工具。理学主流的程朱理学，提出“文皆是从道中流出”的文道观。 　　宋濂的创作思想沿宋代理学家的观点发展而来，认为文道要相统一。宋濂说“文之至者，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即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就在哪里。“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文”即是“道”，“道”即是“文”。宋濂所要明的道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宋濂强调诗文创作必须根于六经而合于道。文在于“明道”，而“道在六经”，“文至于《六经》，至矣尽矣”。 　　基于文道合一的理念，宋濂主张宗经原道，他说“文学之事，自古及今，以之自任者众矣，然当以圣人之文为宗”“后之立言者，必期无背于经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与此也”。在《叶夷仲文集序》中又说：“先师黄文献公尝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群经为本根，迁、固二史为波澜。本根不蕃则无以造道之原，波澜不广则无以尽事之变，舍此二者而为文则槁木死灰而已”“其文之明由其德之立；其德之立宏深而正大，则其见于言自然光明而俊伟，此上焉者之事也。”由此可见其宗经思想根深蒂固。由于宋濂在明初文坛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因而其宗经思想对有明一代文坛上不断出现的复古主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宋濂在继承宋儒文道思想基础上，代表明初官方的思想观念，迎合明初太祖朱元璋以文德治国的政治需要，建立起明初文道合一的文学观念。宋濂推崇圣贤之道，圣贤之文，论文以宗经为主旨，以师古为方法，以明道宗经为主导倾向，提倡广义之“文”，注重学习儒家经典，讲究事功，注重实用，重政治教化，重文学干预社会的现实意义。其精神核心是为儒家的忠孝节义服务，将“文”的功能着重用于宣扬儒家之道与教化人民，注重实用教化，力求有补于世，期望能够对社会起到辅化作用。因此《明史》中称宋濂“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实际上也是说宋濂继承了宋元及前代古文家“文以明道”的传统。 　　参考文献： 　　[1] （清）张廷玉等：《明史》（第一二册第十六宋濂），中华书局，1997年版。 　　[2] （明）宋濂：《文宪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7年版。 　　[3]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 　　[5] 蒋凡、郁源：《中国古代文论教程》，中华书局，2005年版。 　　[6] 左东岭：《宋濂的诗学思想》，《首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7] 郭衡：《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8] 张仲谋：《论宋濂的文论与散文创作》，《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作者简介：李梅梅，女，1964―，河北石家庄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明清文学，工作单位：鞍山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