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河流淌着诗意的浪花

　　漠舟：沂波先生，您好！感谢您应约接受采访。我是《时代文学》双月（上）编辑漠舟。最近看了您的小说《银杏树王》，联系到您的剧本《孔子师郯子》，我觉得您很了解郯地的历史文化。请问，您对郯城的历史文化有专门研究吗？ 　　沂波：漠舟好。感谢《时代文学》杂志社安排这次采访。关于郯城历史文化，我说不上对它有专门研究，只是从书上和民间一些老年人所讲的故事知道个大概。这片古郯热土上文化大故事还真的不少。悠悠大中华二十四孝图上，郯城就占两个：一个郯子的“鹿乳奉亲”，再一个是“东海孝妇”。元曲名家关汉卿的《窦娥冤》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郯城的“东海孝妇”。孙膑与庞涓斗智斗勇的“马陵之战”早就名蜚中外。“孔子师郯子”更是千古美谈。我的小说《银杏树王》，就是按照这个千古美谈的文化故事为主线写成的。而剧本《孔子师郯子》则以戏剧唱词的形式写成的一部大戏。 　　漠舟：请问沂波先生，您的名字是否跟沂河有关？ 　　沂波：我的整个童年、少年时光，沐浴在碧波荡漾的沂河里，是这条母亲河养育了我，给了我诗歌的灵性。我的长诗《沂河之歌》（暂用名）的开篇是：“你像大地蔚蓝的飘带＼自北方的天幕落下＼让众多的生灵欢跃起来＼你用母亲的身姿牵动众多的儿女＼唱着万年的圣歌鲜艳着两岸的四季＼我不会忘记＼你用一倾云波将我浮起＼让我的第一声哭啼融进了你的涛声……”。我用沂波这个名字，可见我对母亲河的亲切感情！ 　　漠舟：您不仅写小说，也写诗歌、散文和剧本，请问您更喜欢哪一种体裁？或者说您对哪种体裁更得心应手？ 　　沂波：一谈起写作，我想到沂河，刚才我说，我的整个童年、少年时期，是沐浴着碧波荡漾的沂河长大的。由此，我的写作大多都是从童年的记忆中开始的。多年来，我几乎每年都要到沂河里游泳几次。 　　我最初写作是从诗歌开始。九十年代初，我在《中国建材报》发表了第一首诗《滚雪球》，自此后，我又在这个报上发表了多首诗。在《中国交通报》上也发表过诗歌。就在这个时期，我的第一篇散文《童年的河》，在《山东文秘》上发表。而小说的成篇写作，是在1996年开始的，当时一年下来写了个13.6万字的《追梦少年》。小说的打印稿出来后，我寄给了《红岩》杂志。让我感动的是周火岛主编，他给我回了一封长信，提出了压缩文本的意见，他让我修改好后直接寄他。那时，由于我工作上出现了变故，过了几年，稿子改好后就在《沂蒙作家》上发表了。对剧本的写作是近年来的事情，由于我喜欢听多种戏剧，就由着自己的心性写出了戏剧剧本《孔子师郯子》、《三赠诗》等。至于我更喜欢哪一种体裁，或者说对哪种体裁更得心应手，我感觉我对哪一种体裁都喜欢，都还能顺手写一写。前提是，要写的体裁的内容需先“得心”，然后才能够“应手”。我的写作，就像我童年在沂河里游泳，遇到一片使我喜欢的水域，我就想进去游上一番。 　　漠舟：我注意到您写了多部诗集，其中有一部《沂波诗词》，请问您怎么看古典诗词和现代新诗的继承与发展？ 　　沂波：我最早学习写作是从古诗词开始的。到目前，我写成的诗词有100首，形成了《沂波诗词》。从阅读的感受来说，静下心来读古典诗词是非常养人的，古人那种诗意的生活环境比现代人更能接近自然的本真。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给我们这些后来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营养源泉；能够感悟古典诗词的灵妙，会有一种别样的阅读快感。怎么看古典诗词和现代新诗的继承与发展呢？这要先看看我们现代的新诗，有多少能被人喜欢？我们可以数落一下好的新诗有多少？静心的感想一下，好的新诗也会碰撞人的心灵，也会有古典诗词那样的灵妙。由此，我想古今好诗的灵妙是相通的。所以，能够多从古典诗词中汲取营养，对新诗创作会大有裨益。其实，我们现在所称的新诗，只不过是从西方学过来的一种写诗的方法。这种写诗的方法，在西方原本就是如此，从《圣经》旧约中就有《诗歌・智慧书》，以及抒情长诗《雅歌》。就是李白的被称为中国古典诗词高峰的《将进酒》，也是一种乐府古体自由写作方法。所以，我以为多从古典诗词中汲取营养，用现代新诗的写法，写出能够感人的作品来，就是对古典诗词很好的继承与发展。 　　漠舟：您著有《流水集》、《长风集》、《月光集》，包括诗词集《沂波诗词》在内有4部诗集，还有将要完稿的长诗《沂河之歌》。有人说现在写诗歌的人比看诗歌的人还多，结合您自身的感受，您认可这种观点吗？你对这一观点怎么理解？ 　　沂波：我写的《流水集》、《月光集》、《长风集》都是散文诗歌；暂时用名的长诗《沂河之歌》写了六年，目前还在打磨最后的章节。 　　您谈到“有人说现在写诗歌的人比看诗歌的人还多”，就我所接触的人群来看，这话差了不多少。我的朋友有段话，我非常认可：“由于整日忙于生计，不能专事文学。但每每抽个间隙，走进卖有文学杂志的书屋却是我的志趣，对一些文学刊物，我都想拿起来翻翻。真想从中看到使自己喜欢的作品――说实话，现在文学杂志上，称得上好的作品不多，一期杂志上能有一二篇好作品也就让人满意了。这并不是说作为一个读者的水平有多高，但刊物上所发表的作品总得让人爱读吧，不然，谁还会花钱去买一本不喜欢看的刊物。而我有时就是为了一篇好作品才买下一本杂志的。”所以，我对这一观点的理解，就是人们期盼能读到好诗。 　　漠舟：现在有许多文学社团，也有许多专门以诗歌创作交流为主的诗社，网络文学的迅猛发展也让文学的传播更快捷、受众更广泛，一些文学论坛办得有声有色，在这种情况下，单就诗歌而言，您觉得诗歌会越来越大众化，还是像刚才提到的“写诗歌的人比看诗歌的人还多”而越来越走向小众？ 　　沂波：看看让人失望的诗坛，是谁在糟蹋着神圣的诗歌？那一行行不是诗的字句大量地出现在诗歌刊物，至少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才使人不能、也不想去读这样的诗歌刊物。好的诗歌，大众喜欢；不是诗的字句排列，只能走向小众。 　　漠舟：在商品经济时代，您认为存在商品文学吗？ 　　沂波：在当今，商业扩张的触角缠住了世界。物质文明的猛进与精神文明的倒退，大概已成为人们困惑的焦点。人类已走上了肆意掠夺，毁坏大地，败坏世道人心的不归路。人们活在这个世上越来越感到不怎么安心。中国两个优秀的作家曾经迫切地呼喊――诗人，为什么不愤怒？！或许人们所期待和喜爱的就是愤怒的作家及其有着精神力度和浪漫旋律的文学作品。在商业时代，更需要震撼心灵，点燃精神火炬的大诗。商品文学是个“怪胎”。 　　漠舟：有观点认为，中国文学走到现在似乎是退步了，往远的说，古有唐诗宋词，就近了说，现在年轻人的文学素养甚至比不上文革时期。但是，现在莫言的一个诺奖似乎又在反证这一观点，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沂波：中国文学走到现在似乎是退步了。我认同这种观点。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学习西方的东西，为什么不能更多的学习自己的古典文化呢？更多的从自己五千年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再把外面好的文化融入过来，在比较中结合所用不是更好吗。像古印度佛教，融入中华大地，成了中国三大教之一，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学习外面好的文化为我所用，中西结合应当更好。可是，在大多层面上，我们对外面的东西好的成分吸收不多，不好的成分却学了不少。最“要命”的是在学习外面的东西时，把自己最好的东西丢失了。对于莫言的一个诺奖，我想读他前期的作品会感觉更好。 　　漠舟：对您影响较大的作品有那些？当今作者的作品您喜欢哪些？ 　　沂波：我和文朋诗友谈过这个事情。那时，我们四人各自说出对自己影响较大的10部作品或作家。当时我说出的是：《诗经》、《屈原》、《道德经》、《儒家・孟子》、《佛教》、《唐诗宋词》、《圣经》、《毛泽东》、《泰戈尔》、《鲁迅》。至于我喜欢的当今作者的作品，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伟大的篇章就非常震憾人的心灵。迟子建呈现的《原始风景》，给人带来一种美的力量。讴阳北方凭着长诗《天鹅的情歌》和《风中的芦苇》就使人看好她有前景。刘亮程的《风中的院门》，给人带来了乡村的美好回忆和许多思绪。我特别爱看当今文坛强将的作品，张炜的《柏慧》、《古船》和《融入野地》、《凝望》等系列篇章；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等强劲散文；李佩甫的《羊的门》……还有一些作家的作品，让人读来感到硬气。 　　漠舟：文学创作在您生活中处于怎样的位置？您是怎样处理创作与工作的关系的？ 　　沂波：文学创作对我来说是一生要做的事情。近年来，在忙碌繁杂的日常生活中，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更多想做的事情，就是读一些经典或写作。在工作中虽然多有人语嘈杂，但我练就了一种定力，这就是需我办的事就尽快了结，然后我就进入写作。我的一些作品，是在见缝插针的情况下完成的。 　　漠舟：作为一名作家，在他情感的深处一般都藏有一股特别的乡情，除此之外，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基本都可以找到作者自身生活环境和地理环境影响的痕迹，或者说，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文学创作的“试验田”、“开发区”，比如，郭小川有团泊洼，艾青有大堰河，梁晓声有北大荒；还有，莫言的高粱地，贾平凹的商州，等。您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块“试验田”和“开发区”呢，比如说沂河？ 　　沂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童年、少年美好的记忆，这就像您所说的，一股特别的乡情。您说的几位成功作家，都有自己文学创作的“试验田”、“开发区”，我非常认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许多年少时的老友相聚的情景。他们谈得神采飞扬，激情澎湃的时候，大多都是在谈童年往事。就是这股特别的乡情，才丰富了人生的美好。对于一个致力于文学创作的人更是这样，开发文思的源泉，自然就会从童年、少年最美好的“田园”上开挖。如果说沂河是我自己一块“试验田”、“开发区”，这里还得加上沂河岸边广袤的原野和一座山岗，我年少的汗水和足迹就留在了这里。 　　漠舟：很多作家的作品，在语言风格上都有着自身鲜明的个性色彩，有的冷峻，有的潇洒，有的细腻，有的豪放，有的厚重，有的空灵……您怎么认为您的语言风格？形成了？还是没形成？或者说相对比较固定？不好意思，我这么直接地问您。 　　沂波：谢谢您的提问，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您说的很多作家的作品那些个性色彩，我在阅读的时候，也有这些不同的感觉。特别是读古典诗词的时候，诗人语言风格、个性色彩更为鲜明。由于，每个作家出身背景、童年时期所处环境、少年光景受到教育、人生际遇，社会定位，个人学养和胸襟等等的不同，都会形成自己的性格，这在自己作品上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流露。就我自己的文本而言，我没有想过形成自己语言风格的事情，我的写作就像在沂河里游泳一样，都是随着心性而为，没有固定的游式。 　　漠舟：我看您的《银杏树王》的时候，感觉特别亲切，听师爷爷讲故事的人似乎就是我自己，语言有着明显的鲁南风格，那么朴素；所以我又觉得，这可能塑造了您朴实的文风。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沂波：在写《银杏树王》之前，我的脑海中经常萦绕着银杏树王的影子。在小的时候，我在银杏树王下面跳跃玩耍，在庙门前的老槐树洞子里避雨；抠住银杏树王的老树皮，爬到大树叉上骑在上面唱歌。等等一些美好的记忆，让人常忆常新。后来，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我，银杏树王被人杀了。对于这个变故，我久久不能释怀。几千年的银杏树王，经历了历朝历代的风风雨雨；可到了今天，竟然有人就把他杀了。怀着这难解的一念，结合少年时听到的一些故事，还有古郯国的一些史料，就这样写成了《银杏树王》。文本出来后，大家看看觉得还可以；被从事评论写作的远村先生发现了，他写了个《大同社会探寻与人性之思》的评论。您觉得，这可能塑造了我朴实的文风。我自己没有注意到这点，在写作的时候，我只是倾心的投入。 　　漠舟：感谢沂波先生，谢谢您接受《时代文学》的采访。希望看到您更多更美的作品，为沂河而歌，为中国而歌，为时代而歌。祝您创作丰收。 　　沂波：谢谢漠舟。祝《时代文学》在时代大潮中越办越好。 　　漠舟：谢谢！我们一定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