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太师校[商颂]考

作者：逯宏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03期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11）06-13059-04

　　《商颂》究竟是殷商时的旧歌，还是周代宋国的新作，学界众说纷纭。概言之，古文家认为它是商诗，今文家认为它是周代宋诗。两说各执一端，迄今没有定论。《国语·鲁语》中“周太师校《商颂》”的说法，是关于《商颂》时代问题的最早记载。过去，讨论《商颂》时代的学者上穷碧落下黄泉，找遍各种证据，却忽视了对“周太师校《商颂》”事件的考察。

　　一、对前人诸说的评析

　　学界对《鲁语》“周太师校《商颂》”的分歧，集中在“校”字的理解上。要言之，有三说：

　　一是《毛诗序》改“校”为“得”，可概括为“得诗说”。此说接近古文家观点，其前提是正考父之前殷商祭祀旧乐在宋国已经散亡。《毛诗序》云：“《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郑笺：“礼乐废坏者，君怠慢于为政，不修祭祀、朝聘、养贤、待宾之事，有司忘其礼之仪制，乐师失其声之曲折，由是散亡也。”[1]1431从宋国内部来看，祭祖礼乐不会散亡。殷商未亡之际，箕子曾劝微子云：“王子弗出，我乃颠隮。自靖人自献于先王，我不顾行遁。”[2]264意思是说，只要可以延续先王之祀，可以不择手段与方式。确保殷商先王之祀不绝是微子的使命，当然也是历代宋君的使命。《礼记·礼运》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郑玄注：“先祖法度，子孙所当守。”[3]679故只要宋不亡国，殷商先祖之祀必不会绝。这不仅是先秦时各国通行做法，更是由殷人传统所决定的。《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3]1485《史记·宋微子世家》载：“九年，宋水，鲁使臧文仲往吊水。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4]1344湣公自责时先言鬼神而后言政事，也说明宋人重视鬼神祭祀。宋人既然如此看重宗庙祭祀，就不可能让祭祖之乐荒废。从宋国外部来看，周允许宋立国，等于承认祭祀殷商先王的合法性。宋国内有祭祖的动力，外无阻止其祭祖的条件，故“得诗说”的前提不成立。

　　二是司马迁在《宋微子世家》中改“校”为“作”，说正考父作《商颂》以美宋襄公，可概括为“作诗说”。按，“正考父佐戴、武、宣”[5]1252，而宋宣公末年为公元前729年，下距宋襄公即位的公元前650年隔着79年。即使正考父晚至宋戴公最后一年出生，到宋襄公即位时，也已是116岁的老人了。唐司马贞早就指出：“考父佐戴武宣，则在襄公前且百许岁，安得述而美之？斯谬说耳。”[4]1350。

　　三是王国维读“校”为“效”，认为是正考父献《商颂》于周太师，可概括为“献诗说”。他指出：“考汉以前初无校书之说，即令‘校’字作校理解，亦必考父自有一本，然后取周大师之本以校之，不得言‘得’，是《毛诗序》改‘校’为‘得’，已失《鲁语》之意矣。余疑《鲁语》‘校’字，当读为‘效’，效者，献也，谓正考父献此十二篇于周大师。……（宋）戴公之三十年，平王东迁，其时宗周既灭，文物随之。宋在东土，未有亡国之祸，先代礼乐，自当无恙，故献之周太师，以备四代之乐，较之《毛诗序》说，于事实为近也。”[6]114—115愚以为，如本字可解，训为通假则不妥。若“校”为两本互勘之意，当时也完全可能，因为宋人会继承先代礼乐，而周人也会掌握殷商旧乐。证据有三：一是文王曾修商人之典。武王灭商后告于周庙曰：“古朕闻文考修商人典，以斩纣身，告于天、于稷。”[7]442二是殷商乐师奔周。《史记·周本纪》载：“（殷）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4]88三是灭商后周人可得到商人祀典。《逸周书·世俘解》载：“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7]446这是笼统说法，大量战利品中可能包含殷商典籍。更不妥的是，周太师乃王室乐官，长于比音协律而拙于文字勘误。王国维从文献校勘思路切入，出发点不恰当。

　　综上所述，《国语·鲁语》中关于“周太师校《商颂》”的说法，是迄今已知距本事最近的记载。《毛诗序》、司马迁、王国维等相关说法不仅出现较晚，而且都有缺陷，未能准确揭示出周太师校《商颂》的具体所指。

　　二、周太师校《商颂》的背景

　　太师是周王室的瞽人乐官。《周礼·春官宗伯》云：“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凡国之瞽矇正焉。”贾疏：“大师是瞽人之中乐官之长，故瞽矇属焉而受其政教也。”[8]607—614据此，周太师校《商颂》重点在乐律方面校改才符合其身份特征。作为殷商后裔的祭祖之乐，《商颂》为什么需要周太师校改呢，难道宋国乐师不能保证其乐律准确吗？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涉及周王室对殷商后裔的文化政策。

　　武王灭商后，周王室曾先后立武庚、微子承续殷祀，表现出对殷商文化的尊重。事实上，西周中期以前，殷商后裔与周王室的矛盾始终是最主要的社会矛盾。《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4]94所谓“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当指殷商遗民或其后裔。在武王看来，这正是未定天保的直接原因。所谓“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显系武王明示周公要镇压殷商后裔的反抗。

　　周公对殷商后裔采取政治分割与军事镇压相结合的政策。《汉书·地理志》载：“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临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迁邶、庸之民于洛邑，故邶、庸、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9]1314

　　文化方面，周人对殷商文化特别是音乐加以严格限制。《周礼·春官》载：“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郑玄注：“淫声，若郑卫也。过声，失哀乐之节。凶声，亡国之声，若桑间、濮上。慢声，惰慢不恭。”贾疏：“云‘淫声，若郑卫也’者，《乐记》文。郑则《缁衣》之诗说妇人者九篇。卫则三卫之诗，云‘期我于桑中’之类是也。云‘过声，失哀乐之节’者，若《玉藻》云‘御瞽几声之上下。’上下，谓哀乐，瞽人歌诗以察乐之哀乐，使得哀乐之节。若失哀乐之节，则不可也。云‘凶声，亡国之声，若桑间濮上’者，亦《乐记》文。郑彼注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间者，亡国之音，于此之水出也。’又引《史记》，昔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自沈于濮水。卫灵公朝晋，过焉，夜闻，使师涓写之。至晋，晋侯燕之，谓晋平公曰：‘寡人闻新声，为公鼓之。’遂使师涓鼓之，晋侯使师旷坐而听之，抚而止之曰：‘昔纣使师延作靡靡之乐，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自沉于濮水。’此淫声，非新声，是其义也。云‘慢声，惰慢不恭’者，谓若《乐记》子夏对魏文侯云：‘齐音敖僻憍志。’即是惰慢不恭者也。”[8]594—595这里所谓的“郑卫之音”、“桑间濮上”、“亡国之音”等，都是殷商故地的流行音乐，都与殷商旧乐有关。这些音乐无一例外都被周人列入禁毁之列。《礼记·乐记》云：“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3]1124—1125参照《汉书·地理志》可知，宋、郑、卫、齐都是殷商故地。《汉书·礼乐志》载：“然自《雅》、《颂》之兴，而所承衰乱之音犹在，是谓淫过凶嫚之声，为设禁焉。……故《书》序：‘殷纣断弃先祖之乐，乃作淫声，用变乱正声，以说妇人。’乐官师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适诸侯，或入河海。夫乐本情性，浃肌肤而臧骨髓，虽经乎千载，其遗风余烈尚犹不绝。”[9]889

　　综上所述，殷商政权虽然覆灭了，其文化特别是音乐却在其故地继续流传。周人制礼作乐所承的“衰乱之音”或“淫过凶慢之声”主要是殷商旧音乐。周人在文化政策上一直对这种音乐加以禁毁。荀子指出：“其在序官也，曰：‘修宪命，审诛赏，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太师之事也。’”[10]381据此，周太师校《商颂》重点必是改变音律。当然配合音律改变，也会有文字修定。

　　周太师肯为殷商旧歌辞配雅乐，殷商后裔肯接受这种改造，两者的前提是周王室与殷商后裔的关系有较大改善。宋大夫正考父佐戴、武、宣之时，恰逢周平王东迁。东迁后，周人的政治文化重心转移到殷商故地，周王室亟须改善与殷商后裔的关系。《史记·宋微子世家》载：“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为鲁惠公夫人，生鲁恒公。”[4]1343宋、鲁恰在周王室东迁之际通婚，正说明殷商后裔与姬姓周人之间关系的改善。周太师校《商颂》，意味着把殷乐纳入到广义的周乐中来，这一事件发生在周平王东迁之际并非偶然。

　　三、周太师校《商颂》的明证

　　鲁大夫闵马父是最早提到周太师校《商颂》的人，他说：“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先圣王之传恭，犹不敢专，称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11]205众所周知，宋国除战国时最后之君偃自立为王外，未有称王者，所以闵马父所谓的“先圣王”当然是指殷商先王，这表明他认为《商颂》传自商代。近年来，甲骨学研究也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

　　（1）丙申卜：延奏商，若。用。一二三四五（《花东》86）

　　（2）己卯卜：子用我瑟，若，弱屯（纯）吴攵用，侃。舞商。（《花东》130）

　　（3）甲寅卜：乙卯子其学商，丁侃。用。子尻。一甲寅卜：丁侃于子学商。用。一丙辰卜：延奏商。用。一（《花东》150）

　　（4）甲寅卜：乙卯子其学商，丁侃。子占曰：其又祷艰。用。子尻。一二三四五。丙辰：岁妣己豕匕一，告尻。……（《花东》336）

　　（5）丙辰卜：延奏商，若。用。一二三四（《花东》382）

　　（6）甲寅卜：乙卯子其学商，丁侃。用。一甲寅卜：乙卯子其学商，丁侃。子占曰：有咎。用。子尻。二三。甲戌：酒上甲，旬岁祖甲羊匕一，岁祖乙羊匕一，岁妣庚彘一。一二三四五六（《花东》487）

　　（7）叀商奏，又正，又大雨。（《合集》30032）

　　（8）叀美奏。叀□奏。叀商奏。（《合集》33128）

　　（9）…其奏商。（《小屯》4338）

　　这里的“学商”、“奏商”、“舞商”之“商”，作为地名、族名都很难说得通，只有作祭歌名才可以通释。徐宝贵先生说：“卜辞中的‘学商’、‘奏商’、‘舞商’之‘商’，既然是祭歌名，那无疑就是《商颂》，传世《诗经》中的《商颂》是其历代传抄的本子。甲骨刻辞所提供的资料，可以证明《诗经》中的《商颂》就是商代的作品。”[12]380愚以为，可以说甲骨刻辞中的《商》是今本《商颂》的前身，却不能把二者简单地等同。

　　近年来，陈炜湛发表《商代甲骨文金文词汇与〈诗·商颂〉的比较》一文，指出《商颂》文字大部分为甲骨文及同期金文所有，甲骨文及同期金文所无者居少数。笔者在陈文的基础上，计算出今本《商颂》的词汇可以得到甲骨文及殷金文印证的比例如下：《那》为75％，《烈祖》为68％，《玄鸟》为81％，《长发》为72％，《殷武》为67％。若把这五首诗看作一个整体，则其词汇可以得到甲骨文及同期金文印证的比例为72％。简言之，从词汇上看，认为今本《商颂》的四分之三左右承自殷商旧乐是可靠的。陈炜湛将现存《商颂》中显系后人添加的词语删去，将双音词易为同义的单音词，再除去不见于甲骨文及同期金文之虚词、形容词、副词，居然仍能成诗，而其句式大致可易为三言句。以《玄鸟》为例，经过删除、改易后的形式大致如下：“帝命鸟，降生商，宅殷土，土亡亡。帝命唐，正四方，命其后，有九州。商先后，受有命，命不危，武丁孙。武丁孙，亡不成。龙旂十，大喜承。邦千百，肇四方，四方来，各祈祈。员惟河，殷受命，其咸宜，百禄何。”[13]这是否说明周太师校改之前的《商颂》应以三言为主呢？可惜除了一条《宰甫卣》三言铭文外，陈文未举旁证。

　　刘勰认为，在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兴起前，曾有一个三言诗流行时代。他说：“三言兴于虞时，《元首》之诗是也。”[14]441此诗见于《尚书》：“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2]130参照刘勰的标准，下述两则有关殷商的材料可视为以三言为主的歌诗：一是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3]1594二是汤旱祷而歌曰：“政不节与？使民疾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宫室荣与？妇谒盛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苞苴行与？谗夫兴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10]504另外，商代金文除陈炜湛所举的《宰甫卣》外，可举者还有三器。《大祖诸祖戈》云：“且日己。且日己。且日丁。且日庚。且日乙。且日丁。大且日己。”[15]12又，《祖诸父戈》云：“父日己。父日辛。父日癸。中父日癸。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且日乙。”[15]13又《大兄诸兄戈》云：“兄日丙。兄日癸。兄日癸。兄日壬。兄日戊。大兄日乙。”[15]13

　　这些材料表明，殷商时三言歌诗不仅存在而且还比较常见。

　　从音乐考古学上来看，殷商音乐与周代音乐也有着较大差别。按《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记载，周人祭祀天神、地示、人鬼时，宫、角、徵、羽都用到了，只是不用商音。冯洁轩指出：“除极少数一时无法弄清楚的残缺特例外，至今所知西周乃至春秋早期编钟的音列都是从羽音开始，止于宫音，其音阶则为‘宫－角－徵－羽’，没有商音。编钟是雅乐的重要乐器，数百年间一律如此，应是可以说明问题的。”[16]与西周雅乐不具备商音相反，商代音乐却有商音。商代编钟一般是三枚一组，已知安阳商钟和温县商钟的测音结果分别是“商－角－徵－宫”四声音阶，“虽然也是四声，但有商音，与周人的体系不同。温县商钟即使第二钟缺鼓音，也已构成了完整的五声音阶”[16]。

　　愚以为，《礼记·乐记》所载师乙的一段话不容忽视，即“商之遗声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3]1147这里的《商》与《商颂》不仅有一字之差，影响范围也明显不同：《商》只有商人识之，《商颂》是《诗三百》的一部分，周人当然识之。考诸殷墟甲骨刻辞，“学商”、“奏商”、“舞商”很多，却没有称为《商颂》的。这说明殷商人的祭祖歌诗本来称《商》，不称作《商颂》。由此看来，《国语·鲁语》所载的“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一句，正确的标点应当是：“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也就是说，正考父与周太师改变了《商》乐中十二篇歌诗的乐律及文字，校改后的殷乐借助《诗三百》的编定得以流传，才为天下人所共识。

　　综上所述，具有殷商文化背景的上古歌谣与周人雅乐风格不同，音乐考古也同样表明殷商音乐与周乐有很大差异，偏偏今本《商颂》在形式上与《诗三百》的其他篇目没有区别。这些只能说明《商》乐进入《诗三百》时经过周太师修改了。

　　总之，主张“商诗说”或“宋诗说”的学者，多从今本《商颂》的文本入手，力图寻找内证来支持各自的主张。事实上，主张“商诗说”者，无法否认今本《商颂》经过了周人的修改；主张“宋诗说”者，也无法否认它承袭了商代祭歌的因素。同中国古代许多文献一样，《商颂》是层累地形成的，也就是经过不同时代的人增删、修饰后才写定的。在其文本形成过程中，《国语·鲁语》所载的“周太师校《商颂》”无疑是重要的一步。

　　收稿日期：2011-06-18

作者介绍：逯宏（1975—），男，辽宁建平人，鞍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辽宁鞍山 114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