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当今文化旗手(七):"先知"朱大可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七）：“先知”朱大可 2010-08-18 09:10 | (分类:默认分类)

（七）：“先知”朱大可

朱大可对文化的守望主要分为两个向度，一个是当代文化的价值辨伪，一个是古典文化的传承和复苏。必须指出，朱大可不只是文化界的先知，还是整个当今时代的先知。他只是借用文化之笔，写下这个时代的判词，描绘这个社会的乱象。

在如今这个“燃烧的迷津”里，在如今这个“聒噪的时代”中，朱大可像先知般“绝世而独立”，挥舞着“话语的闪电”，追述着“逃亡者的档案”，刻录着“守望者的文化月历”，谱写着“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歌颂着“流氓的盛宴”。他像先知般大胆地宣告了中国“文学的死亡”，孤独地为文化为时代守夜，隐晦地指示未来。观看他的照片，你也会明显“沐浴”到那先知般的光辉，他如佛般庄严，双眼澄亮似乎看透一切，平静之中又略带哀伤。

八十年代，朱大可就已经是文化界的先锋。他早年以一篇《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而一举成名惊动天下，此后更是雄文不断闻名海内外，与李泽厚、朱学勤等齐名。那个时候的朱大可“狂的要死”，在很高规格的学术会上，他可以藐视与会者，自己随性说一通，然后当场退会。1994年，正值巅峰的朱大可抽身而出远渡澳洲，做访问学者，做华文传媒，还当过一家上市公司网站的资讯总监，但几乎停止了书写。八年后，“朱大可归来”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许多人预测文坛从此休想太平。果然，朱大可“不负众望”，唰唰抛出《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和《上海：情欲在尖叫》两把飞刀再次威震“江湖”。像李寻欢一样，他不在江湖，江湖仍旧有他的传说；而他在江湖，那江湖就是他的江湖。回归后的朱大可已经不再仅仅是当年凭着朝气才气闯江湖的先锋了，而是俨然成了“取了经”“得了道”的先知。他的力作《流氓的盛宴》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天地，他领军的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成了中国文化批评的重镇，他的言论、文章被广为转载„„“朱大可热”又一次风生水起、波澜壮阔。

朱大可的魅力和杀伤力首先来自其独树一帜锐利而敦厚的语言飞刀。我读他的作品常常有一种被闪电劈中般的震颤和“痛快”，常常为其语言而忍不住拍案叫绝，常常忍不住反复“玩弄咀嚼”。朱大可是研究话语的行家，更是操控话语的高手；朱大可是批评家，更是作家。他的批评让作家感到恐慌，他的写作让作家感到绝望。其语言感性和理性交织，超炫超酷人称“朱氏语言”，像变形金刚一样变幻自如各种学术词汇，使之重新拼装组合而华丽坚硬，散发着金属般的光芒。朱大可的语言是独特精神生命和长期磨练的结果（早在小学期间，朱大可就开始拥有自己的语词笔记本，开始进行语词的打磨），很多人刻意模仿却总是不得其道而流失为“酷评”。当然，也有很多人批评朱大可滥用语言暴力和卖弄技巧哗众取宠。

其实，朱大可煞费苦心建立文字迷宫也有其迫不得已的客观原因。像昆德拉一样，隐喻从来都是特定文化语境中充满诗性智慧的叙述策略。正如朱大可所言：“真正伟大的先知，从来只是一些启迪者，坚定地向人们提供有关真正处境的消息，以及改变这种途径的若干方法”，朱大可在其瑰丽的文字迷宫里藏着打开真正宝藏的钥匙，谁能找到这把钥匙谁就能打开“逃循之门”谁就能抵达彼岸，朱大可的迷宫里包藏着他“不可告人”的“祸心”与“阴谋”。

“因词害意”，盛装浓抹往往夺人目光，而使人们忽视其内涵。有的甚至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但这不是朱大可的“罩门”，如朱大可所言“批评的力量首先来自准确的判断和估量，其次才是它的隐喻式的组接”，“朱氏话语”的背后是其新锐奇谲丰厚的思想、是对文化对时代的敏锐与深刻洞察。朱大可素有“一剑封喉”的美誉，像小李飞刀一样“例不虚发”。从早年揭开谢晋温情脉脉的面纱，到揭露余秋雨涂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再到揭穿中国当代文学垃圾场的“真相”，朱大可每次出手都“快、准、狠”，都让“亲者快、仇者痛”，都让江湖掀起风暴震荡不已。正如朱大可所言，批评的另一面其实是阐释，朱大可除了“骂人”之外还擅长“挖土”，他的文化考苦学、神话阐释学等功力在中国也是罕有敌者。朱大可对文化的守望主要分为两个向度，一个是当代文化的价值辨伪，一个是古典文化的传承和复苏。必须指出，朱大可不只是文化界的先知，还是整个当今时代的先知。他只是借用文化之笔，写下这个时代的判词，描绘这个社会的乱象。

朱大可在《先知之门》中写道，“二十世纪的精神动乱，使我们处于丧失自己的预言精神的危难之中。中国游戏精神和后现代主义，从拒绝关怀未来的角度，深化了这一事端的后果。先知早已化为尘埃，只有他们的姓氏，滞留在历史的遥远景象里，仿佛是一些与我们完全无关的事物。这正是世界之夜本性的尖锐呈示：未来沉浸于巨大的黑暗，它已丧失了预言光辉的照看和眷注。而更令人惊异的是，几乎没有什么人对此发出不安的询问。”的确，八十年代的先知们纷纷化为了尘埃，海子卧轨了，李泽厚“吃起饭”来了，朱学勤闷头书斋了，刘小枫投奔上帝了„„硕果仅存的先知，似乎只剩下了朱大可自己了。如今这个时代诸神归位、众声喧嚣，如今这个时代英雄退场、大众当家，如今这个时代精英无语、哄客登台，如今这个时代，人们已经不再需要启蒙和先知，甚至开始嘲笑攻击起他们了。此景此情下，朱大可必然是孤独的，“我从来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孤独是我的常态。”一方面，他是文坛的独行侠，不被主流所接纳；另一方面他的言论也只是被消费者当作时尚品而“一笑而过”，没有几个人会用心去理解去吸收，即使那些传媒们也不过是借其“装点门面”“招摇过市”。而且，说出真相往往是要付出代价招人骂的。但朱大可不怕骂（他还喜欢收藏骂他的文章），他怕的是另一种孤独。如朱大可所言，“如果我沉默，那不是因为我被骂走了，而是我找不到令人钦佩的对手。这是所有孤独中最深切的一种。”

最后请允许我篡改朱大可《亚细亚痛苦及其消解模式》一文的最后一段话来结束本文，“先知的使命就是这样决定的。他在那个现场，他充任痛苦之眼和刺眼之手，他进行最后的观测与追问。而后，与死亡一起开拓文化在新世纪的面貌。在庞大的游戏同盟外面，先知的幸存引发了一种希望。挪亚说，水要来了。面对诸多嘲笑和蔑视，他坚定地打造着信念之舟，这显示了先知对命运的极度关怀。正式基于这样的关怀，文化（或者还有其他的）的死亡与复兴都已纳入未来。”

简历：

1957 年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

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1986年发表《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

1991 年出版《燃烧的迷津》。

1994年，赴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做访问学者。

1998年出版《聒噪的时代》。

2001 年，回国定居，后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2003年出版《话语的闪电》。

2003年开始主编大型文化年鉴《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

2005年出版《守望者的文化月历（1999-2004）》。

2006年出版《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

2008年出版《记忆的红皮书》。

代表作简评：

《话语的闪电》。书如其名，名副其实，本书的话语就像是一道道凌厉的闪电令人惊叹，劈开精神的黑夜，照亮时代的苍白。此书是朱大可回归前的投石问路，敲开了其回归之门。这“降龙十三篇”篇篇“狠毒”，证明了不在现场的朱大可对当代文化的把脉依旧犀利甚至更加准确，对传统文化的挖掘更是功力大增。朱大可依旧是那个独一无二的朱大可。

《记忆的红皮书》。此书是吾等“猪肉”（朱大可的粉丝）必读的“红宝书”。它既是朱大可成长经历、精神历程难得的记录，也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更是朱大可20多年来诗歌、

散文、随笔和小说精华的“集大成者”，其中一些散文堪称现代汉语的瑰宝。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图片亦是隐喻式书写的延伸，不仅能够满足读图时代的视觉需要，而且暗含耐人寻味的文化密码。”

《流氓的盛宴》。无论身份多重，朱大可首先是个学者，是个严肃的学者，此书便是体现其学术成果的大作。也许，此书不会像《潜规则》一样盛行，也许此书不可能使“流氓”改头换面，也许此书有故弄玄虚生搬硬套之嫌，但无论如何，它试图还“流氓”清白与伟大的苦心努力、它独辟蹊径的研究思路和开天辟地的研究领域都将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闪光。另外，它还是一场“阅读的盛宴”。

语录：

我的方式之被模仿和滥用，似乎不应由我来承担责任。当然，酷评的内在暴力性可能会引发人们的不快，这个副作用是无可回避的。解决的方案是尽可能地划清道德酷评和文化酷评的界限，并把批评严格限定在“文化”的底线内。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指责余秋雨文革经历的缘故，而事实上对此我比谁都更清楚。但这个问题与文化批评家的领域无关。不过这种边界有时很难把握。我对卫慧的批评就有过火之嫌。在这些方面，需要批评家不断反省与调整。就其本质而言，酷评不应“一针见血”，而应“一针见脓”，不要伤及好的肌体组织，而要直接命中溃疡。必须清晰地看到酷评的有限性，它只是文化建构的前提，但决不是其本身。转型社会的新文化建构，有赖于更加深入和理性的思想设计。

——朱大可回答知名网友孤云的提问：“有人说，如今的酷评风气，你要负相当的责任，在你的理解，什么是酷评，你对这个词语抱何种态度？”

有些时候觉得实在不方便说的，我就只能保持沉默，我也有无奈的时刻，这是人性的弱点。沉默是我的最后底线。就像电影里警察常说的那样，我们应该时时告诫自己：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必不能说谎！

——朱大可2009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说。

经过近长达四十多年的政治严肃时代，上海正在重新成为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情欲超级市场，这个事实令许多上海知识者感到欢欣鼓舞。卫慧用她的“尖叫”，报导了都市情欲的复活和高涨，从而令上海再次成为国际市场关注的焦点。“蝴蝶”是一个全球化的隐喻。在梁山伯和祝英台故事和希腊神话里，蝴蝶的语义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情欲本身。卫慧的“蝴蝶”的“尖叫”表明，情欲通过一个上海女人的喉咙，已经发出了尖锐、性感、亢奋、势不可挡的喊声。

——朱大可，《上海——情欲在尖叫》。

我最关心的是人的自由。

——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提问，“在这个世界上，你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朱大可的回答。

抄袭在过去是件非常可耻的事情，但今天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余杰的文章“借鉴”还是“抄袭”，这应当让公众去判定，我不想在此妄加评论。余杰还年轻，我相信经过一些磨炼，他会懂得如何更妥当地写作。自从与中国作协翻脸之后，他的文章日见犀利，而且有更多的独立见地。他对王安忆的批评就是一个例子。我认为这是一个进步。生活正在打造每个人的面目。

——朱大可对余杰文章是否涉嫌抄袭其《流氓的精神分析》一文的回应。

当下的文学生态，就像一个“工业化”的垃圾生产流程，跟用激素、化肥、杀虫剂弄出来的农作物一样。出版物很多，看起来琳琅满目，可以拿来吃，但却大多是问题食品。现在也丧失了基本的检验标准。文学的核心价值究竟在哪里？它人间蒸发了，完全不能支撑作家灵魂的内在超越，作家书写的目标只是基础价值，也就是市场和版税，而不是终极价值，甚至不是中间价值。中国文坛是空心化的，它已经荣升为一个庞大的垃圾厂。

——朱大可2007年回答《财经时报》记者提问：“你怎么看待当下的文学生态和现状？”。

众议：

现在文艺评论界有一种时髦文风，其特点是大量堆砌借自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名词、术语或干脆自造的新词，以一种古怪的方式来使用常见词和故意违反约定俗成的语法规则。总的目的是给文章涂上一层高深莫测、不同凡响的“学术”色彩。读这类文章需要咬紧牙关，伤足脑筋，而最后往往还是不得要领，甚至不知所云。这种文风在影评圈里也有所蔓延。

—— 1988年4月9日《文汇电影时报》上署名邵牧君的文章《你到底想说什么？》，作者以朱大可的一篇影评为例。

其实这位邵先生说得还不够准确，这种时髦文风主要借用的是一些社会科学（现在流行说“人文科学”）的术语，比如文艺学、社会学、语义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比较文学、阐释学、精神分析学、心理学、神话学、符号学等等。因为炮制并习惯性使用这种文风的人大都是些科班出身的中文文化教研者和写作者，比如朱大可就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文学研究员、文化批评家。而且这种文风在朦胧诗潮的挟裹、推助之下几乎蔓延到了所有的文化批评领域，不仅仅止于文艺评论和影评。时至今日，这种文风早已变得不再时髦，但仍然艳俗醒目，就像丑女唇上浓厚的廉价口红，故我为之命名曰“口红文风”，大致相当于余秋雨教授所谓的“伪精英话语”。

——天涯网友林赶秋，《艳俗牌口红系列：朱大可、余秋雨、于丹的伪精英话语之共性与延续性》。

与朱大可的批评相遇是被闪电袭击的感觉。简单的文字在其股掌之中奇妙组合。我们的思维于蛰伏中激活，乘其充溢想象之修辞话语营造的轻舟，穿越纷繁表象，我们被引渡到认知的彼岸世界。我折服于习以为常的文字在他特殊排列后的非凡表现力，内蕴的奇思妙想。他解构文本话语，却又用话语营造自己的居所。他以隐语式书写抵达认知彼岸，试图“真实”合一，“完成其终极追问的作业”。对生命本体终极价值的形而上追问是他所有批评文字的内核。

——韩春萍 2006年在《小说评论》杂志发表的文章《朱大可的文学批评——话语闪电的灵光》。

我敢说，朱大可在未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将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的声音似乎传自上苍，而神灵附体往往就是大师级境界的标志。

——已故文学批评家胡河清，《朱大可，文化恐龙的休蛰》。

这时候，朱大可惯常的姿势是挺着大肚腩，一只白皙的手握着咖啡杯沿，另一只细嫩的手按在大腿上，目露精光让人不敢直视。许多人领教过他那能穿透人心的眼睛，却很少注意到他那双弹钢琴的胖手。

——知名网友孤云这样描述和朋友喝咖啡的朱大可，在他看来，这代表着朱大可的两种气质：犀利与细腻。

朱大可批评上海的浮华，批评城市建筑及其图腾，批评美女作家、美男作家，批评了许多为传媒和大众津津乐道、热情赞美的事物。这样一个尖刻地批判时尚的批评家自身也成了时尚的一部分。

——《新周刊》2004年文章《朱大可我珍惜说出城市真相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