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老狼给你讲藏在[论语]中的故事(40~48)

第九章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1、

对于曾子的这句话，现在有两种主要的解释，一种是古义，过去许多人就这么认识，后人也想当然地这么认识，杨伯峻先生就持这种观点，他翻译这一章说：

曾子说：“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追念远代祖先，自然会导致老百姓归于忠厚老实了。”

翻译是好翻译的，理解起来却有些费事：为什么慎重地对待父母的丧事，追念过去的先祖，民风就会归厚了呢？这是一幢非常奇怪的事情。

对待父母的丧事属于孝的范畴，孝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在父母活着的时候应尽的义务，好好照顾他们，让他们有一个安稳的晚年；另一个是死了之后，按照规定的礼仪进行安葬。

这就是孔子在另一章里说的“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的意思。

在古人眼里，人不是死了之后，一了百了，而是进入到另一个世界，继续需要后人供养。古时候，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在吃饭之前都要端起做好的饭菜来先拜祭一下，请列祖列宗享用一番，然后才能做下来吃。

有子在学而篇第二章曾经讲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以看作这一章的完美解释。

在这一章里，要必须注意到三点，1、这句话不是对老百姓讲的，《论语》是一本讲政治的书，它的许多要求都是针对执政者而言。2、“慎终”并不是对待父母的丧事操办得越隆重越好，而是不能超过礼法的限制。3、追远则是追念先祖的功德，按时祭祀他们。后人缅怀先人的业绩，才会有向上的动力，才会克勤克俭，努力地治理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才会越来越好，民德自然也日趋醇厚。

2、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慎终追远”理解为慎重地对待父母的丧事、追念先祖不妥当，南怀瑾先生就这样认为，他认为从孝悌的角度去解读“慎终追远”非常牵强，这句话应该理解为善始善终。

善始善终也是礼乐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能善始不能善终，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据《周易?系辞》上说，周易告诉人们的核心思想就是“惧以终始，其要无咎”。

从这个概念上讲，南先生的话说非常有道理的，要想有好的结果，必须有好的开始。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慎重追远”就会民德归厚呢？南先生认为大家都知道了“慎终追远”的道理，岂不是“民德归厚”了吗？

这样讲表面上看是讲得通的，但是礼乐制度对平民的要求是非常低的，认为一般老百姓只要好好生产、不要违法就可以了，对他们没有这样高的要求，所以孔子才会说“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不诫，此小人之福也”。

讲《论语》就必须放到礼乐文化的环境里去讨论，不能用现在的观念去要求古人。“慎终追远”是对君子、对执政者的要求，不能用在普通老百姓身上。

如果是这样，“慎终追远”究竟是什么意思？

3、

上面的讲法已经流行了千百年，下面为大家提供另外一种有关本章的诠释，它源自礼乐文化，完全符合古人的思维方式，与以上相比，似乎更为适合这一章，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

慎终，慎以始终，指对待亲族功臣要有始有终；追远，指对待有功之臣的态度。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通“弛”，有点本子直接做弛）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过，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微子篇）

这是周公告诫儿子伯禽（即鲁公）的谈话。这句话的意思是作为一个执政者不应该疏远自己的亲族，也不应该让自己下面的臣子们怨怼不已。对于旧人老臣，如果没有什么大的过错，也不要舍弃他们。不要对人求全责备，要用人所长。

在过去，天子也好，诸侯也好，有封地的大夫也好，他们的家业是一代代向后传承的，儿子在接过父辈传下来的基业的同时，如何对待自己的亲族与那些父亲曾经用过的臣子呢？

周公的话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作为执政者不遗弃自己的亲族，不忘记为自己家族出过力、立过功的人，对人敦厚有礼，老百姓有样学样，自然就民德归厚了。

慎以始终这种思想一直到唐太宗李世民和宋太祖赵匡胤时还在流行着，君臣相约，长保富贵，算是一种比较厚道的思想与做法。

春秋时，晋国贤大夫叔向遇到危险，祁奚去向当时的执政者说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像叔向这样有能力、为国立过大功的人，“犹将十世宥之，以劝能者”，这里面反映出的思想即是“追远”。

简单的讲，周公告诉儿子伯禽的这番话用四个字总结就是“慎终追远”。孔子也曾表达过这样的思想，“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说得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这样，为什么说“慎终追远”，则“民德归厚矣”了呢？古人认为一国之风气，源自执政者的影响，就像孔子曾经说过的，“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上行下效，在执政者的影响下，人们都尽心照顾自己的亲戚朋友，一国其乐融融，岂不是民德归厚了吗？

4、

公元前573年，晋历公被弑之后，晋国人把晋襄公的曾孙晋周从成周接了回来做国君，是为晋悼公。

晋悼公即位之后，开始安排工作。

他首先让吕宣子做了下军元帅，而且做了解释，说：在邲之战（晋、楚之间爆发的一场战争）中，吕锜辅佐智庄子俘获了楚国的公子谷臣和连尹襄老（连尹襄老中箭身亡，尸体为晋人所获，因古代对死的认知与今人不一样，故也称俘获）；在鄢陵之战（仍为晋楚之间的一场战争）中，吕锜又射中了楚恭王的眼睛。吕锜为晋国立下了这样的功劳，他的后代却没有得到封立。

然后，他又封彘恭子（范武子之子，恭子为谥号，因封在彘地，因此以封地做氏，故名彘恭子）做了新军元帅，并说：他的父亲范武子定法以安晋国，他的哥哥范文子劳苦身子平定诸侯，他们的所作所为到现在还影响着晋国，他父兄的功勋难道可以忘却吗？

按照类似的法则，晋悼公对所有人的工作进行了安排。为晋国之后的复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有些人可能会感到疑惑，像晋悼公这样可以吗？只按照先辈的贡献来分配官职，如果这些人不称职怎么办？

这个完全不用担心，晋悼公分封的不但是功臣之后，而且是功臣之后中的杰出之辈，全是德才兼备的人才。

没有这样的水平，晋悼公也不会年纪轻轻就将内乱之后的晋国整顿得井井有条，二十六岁就成为了诸侯的霸主。

晋悼公用人的故事可以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故旧不弃”，什么叫“追远”，它们在古代政治中有什么样特殊的意义。

关于故旧不遗也适用于家庭事务的处理。当年赵衰跟随重耳流亡的时候，娶了一个狄族的女子叔隗。回国之后，重耳又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了赵衰。这样赵衰就至少有了两个老婆，最厉害的当然是重耳的这个女儿，史书上称她为赵姬，她建议赵衰去狄人那里把自己原来的老婆孩子一起接回来过。赵衰不肯同意，——也许他想同意，但是不敢，万一对方是在试探咋办？这是没准儿的事情。

但是赵姬坚持要这样做，说：你得了新宠，忘了原来的妻室，让跟着你的人怎么看你？还怎么用人？

故旧不遗是古人的一种判断方式，当然这种方式也可以用在今天，如果你发现你有人发达了，疏远了自己原来的亲友，那么无论他对你多好，你都要离他远点，淡漠寡恩的人是比较可怕的。

按照这种判断模式，条件一好，老婆一老，就要离婚的那些人，都是在大家该警惕范围之内的。

第十章

1.10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子禽请教子贡说：夫子每到一个国家，一定会了解到那个国家的政治情况。是人们主动告诉他的呢，还是他向人打听到的？子贡说：夫子凭着自己温良恭俭让的品德得来的。夫子的求跟别人的求大概有些不一样。

孔子周游列国，为的是出仕，找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当然对每个国家的政治情况都非常感兴趣，更不要说他还有“乱邦不入危邦不居”这样的主张。如果不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情况，怎么知道这个国家是乱邦还是不是？

孔子自己的德行修养自是没得说，但人们向他诉说自己国家的政治情况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他德行修养高，更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学大师，所以齐景公这样的人才会去向他请教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

这就像杨振宁到了中国，中国物理学界的人会向他解释中国物流学方面的研究情况一个样，是毫不稀奇的事情。

朱熹如是评说此章：言夫子未尝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时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问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后得也。圣人过化存神之妙，未易窥测，然即此而观，则其德盛礼恭而不愿乎外，亦可见矣。学者所当潜心而勉学也。

替孔子吹牛是朱老夫子的专职工作。

1.11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1、

孔子说：观察一个人，他的父亲在的时候，要看他的志向，有心于什么；如果他的父亲没了，就要看他如何处事。一个人如果能三年不去改变父亲留下的一些法度，就可以算得上是孝了。

单纯从古文今译的角度来讲，这一章并没有什么难度，但要真正地理解它，却还是要费一番功夫的。本章的重点有以下两点：

第一，为什么父在只能观其志，只要在一个人的父亲去世之后才能观其行？

第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道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做到这点可以算得上是孝？

《论语》本身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们言行的一本书，而孔子与其弟子们一生研究的都是政治学，就是如何治理国家的学问。由于记录的简略，其中许多章节尽管没有说明书针对执政者而言，但从内容上来看，都是针对执政者的，或者针对那些想成为执政者的人来讲的。

父亲在的时候，家族的事务都由父亲执掌，作为儿子只有听命和学习的份儿。所以观察他就要看他的志向在什么地方，学习什么，跟什么样的人交往，就可以了解他的为人；父亲去世之后，他执掌了家政，就要看他如何处理事情了。

这是观察一个人能力与道德的基本方法。

正如孔子在另一章所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为政篇）

那么，为什么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才“可谓孝矣”呢？

如果这句话是针对老百姓讲的，那么做父亲是种地的，儿子就要种地，而且连种地的方法都不能改变才算是孝。儿子想光大门庭，求一条更好的路，都可能与孝悌的准则冲突，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违背常识。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是指儿子接过父亲的班来之后，不随便更改父亲留下的规章法度，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一朝天子一朝臣，把父亲留下来的臣子都换掉，换成自己喜欢的，而是要体会父亲当年的安排，就像周公嘱咐儿子的那样，“君子不驰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过则不弃。”

2、

在《国语》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章的含义。

鲁武公生前的时候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括与戏去朝见周宣王。《国语》在此处的记录非常简单，它没有说明鲁武公为什么要去拜见周宣王，从他带着两个儿子一起去的情况来看，他可能是为了让周宣王帮他解决一个难题。

按照礼乐制度的规定，无论是大夫、国君还是天子只能选嫡长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即正妻的第一个儿子。如果正妻没有儿子，她可以选择从别的妻妾那里过继一个作为自己的儿子，仍然具备继承资格。如果正妻没有儿子也没有过继别人的儿子，则按照其余妻妾的尊贵程度来选立继承人，谁的地位最尊贵，就选谁的第一个儿子做继承人。

标准的礼乐制度继承制就是这样的。许多人认为立嫡长子做继承人是非常不合理的，如果嫡长子不够贤能怎么办？

这样的问题确实存在，但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努力在所有情况中选择最好的一种。嫡长子的母亲尊贵，就意味着他的姥爷家很有实力，一旦继位，先有了强有力的外援。而且一般情况下，嫡长子跟随父亲的时间最久，为家族做的贡献也最大，跟旧有的臣僚最熟悉，容易得到人们的承认。尤其是礼乐制度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特别对于嫡长子，都是选用最有能力的人来培养教育他。

与当时能采用的其他方式比，嫡长子继位制是最优的了。

但是事情总有意外，不知道鲁武公为什么在选立继承人的问题上遇到了难题，他要请周宣王帮助自己解决这个难题。

他选择周宣王来帮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有很深的政治含义，第一，鲁国是周公的封国，而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在周武王死后、周成王还年幼、周的统治还没有稳固的时候，周公毅然决然自己做起了摄政王，东挡西杀，把形势稳定了下来。而在周成王长大之后，又将政权还给了周成王。正是因为周公对王室立有这样的大功，才封他的儿子在鲁国，使他能永久享祭。也正是有了周公和王室这种关系，鲁国跟王室的关系在所有的诸侯国里一直是最好的，他们是亲戚。第二，立周宣王指定的继承人以后必定会得到王室的关照，这种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鲁武公打算的非常好，周宣王也非常尽心，不过他看上的却是鲁武公的小儿子戏，按照当时的继承制度来讲，这样做是不恰当的。

周宣王的大臣樊仲山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出来反对，他说：这样做违背了制度。下事上、少事长这是人们都认可了的制度，现在你违背了它，还让人们怎么遵守它？如果因此出了麻烦你怎么处理？如果诸侯都跟着学怎么办？你是管还是不管？管的话，你立了样子在那里；不管的话，制度还有什么用？

周宣王没有听从樊仲山父的话，结果真的出事了。

鲁武公回去没多久就死了，戏做了国君，是为鲁懿公。当时的人性子都比较直，做事不大考虑后果，戏不该当国君做了国君，有周宣王的支持也不行，所以人们（《国语》记载为鲁人，看来支持括的人非常多）把戏杀了，立了括的儿子伯御做了国君。

周宣王一看不干了，我立的国君你们都敢杀？还有没有王法了（其实王法就是他先带头破坏的，所谓礼乐崩坏，制度就是这么一点点被蚕食的）？

周宣王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他带人来到鲁国，把鲁懿公杀了，立了鲁武公的另一个儿子姬称作了国君，是为鲁孝公。

周宣王因为违背了礼乐制度立幼不立长导致了鲁国内乱，而且又出兵鲁国，杀了鲁人自己立的国君，这引起了诸侯的惊疑。

诸侯国拥戴王室，是因为它能带头遵守制度，安定天下，带领大家抗击周边民族的侵扰，惩罚那些违背制度的诸侯。现在宣王带头违法制度，又显露出了其强横的一面，大家开始感到不安。

惹不起总得躲得起，诸侯们因此纷纷疏远了王室。

周宣王很快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决定改变这种局面，找一个诸侯来给大家做做榜样，协调各诸侯国与王室之间的关系，在诸侯国与王室之间架一层缓冲软垫。

为此，樊仲山父向他推荐鲁孝公。

这一次，周宣王非常谨慎，他问道：你怎么知道鲁孝公合适？

樊仲山父回答说：鲁孝公恭敬又聪明，敬奉国内的长老，颁行政令之前，一定要先查询先王定下的规章，并且要与之前的成例进行比对，使颁发的政令既不违背制度，又不与成例冲突。

周宣王听了，点了点头，说：是啊，这样他就能治理好他的国家了。

周宣王因此在祖庙颁命，任命鲁孝公做了众诸侯的首领。

3、

关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在子张篇有这样一章，可供大家参考：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它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曾子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听先生说，孟庄子的孝，别的方面都容易做到，只有不改父之政和留用父亲任用的家臣这两样是难以做到的。

孟庄子是鲁国贵族，三家执政大夫孟氏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去世的时候，孔子出生，二人不是同一个时代。孔子对于孟庄子的评价，隐含了这样的含义：前人的政策如果合情合理，不要随便变动，老辈任用的人如果合格，就不要随便开除掉。

通常来讲，父亲如果不是绝世明君一类的人物，总会有些过错，身为儿子的在父亲在的时候不敢讲什么，但是心里总会产生一种如果是我就会怎么做的想法，在自己当家之后，往往有人会试图把这种想法变成现实，从制度到用人都想做一番变革。这种事情风险是蛮大的，通常一个家族发展到一定程度，总是有它许多合理的东西存在，如果不注意改来改去，好的东西没留住，坏的东西招来一堆，就麻烦了。

所以，无改于父之道是古代保证政治和人心稳定非常重要的举措。为了让新上任的执政者尽量保障这一点，古人把它归入了孝道，以对之进行约束。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无论多合理的政策，只要有了权，就像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无论称职不称职，都想用自己的人，古人在这方面和今人没有多少区别。如果没有外在的约束，权力总是会趋向于滥用，古人对此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所以用各种办法来消除它的影响。

当然，“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不是父亲留下来的东西什么都不能改。父亲不讲道理，儿子也继续不讲道理，那怎么成？而是要继承父亲留下来的好东西。既然能被称做“道”，当然不会跟礼乐制度与文化相背离了。

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周宣王和鲁国废立国君的故事，是因为它不但可以让我们懂得什么是“无改于父之道”，还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年代诸侯和王室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礼乐崩坏又是怎么发生的。

第十二章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1、

这一章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1、 和是什么意思。2、礼是什么意思。3、先王之道是什么意思。4、为什么“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和，今天有人把它理解为和谐，奥运会开模式上，张艺谋摆出了一个大大的和字，我一直没有参谋透那个“和”字在设计人的眼里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人说它翻译成现在的意思就是和谐。

杨伯峻先生认为它是恰到好处的意思。《礼记?中庸》有这样的话：“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这句话是一个比喻，用来形容中庸之道的。

人们的常态是安静平和的，没有事情的时候不喜不怒，谁也不会好好地就高兴或者生气。就是高兴也有个限度，不会笑个不停。买彩票中了二十元，很多人会莞尔一笑；中了一万元会高兴得告诉朋友，让大家一起来分享自己的快乐，快乐都从心里漾出来了；如果中了五个亿会狂喜，甚至会哭泣，但你可能再也不肯告诉朋友了。这些表现都是很正常的，随着外界触动我们心灵的事务的不同，心情会随着发生不同的变化，这种变化与外物之间是相应的。

该着开心的时候你要开心，该着狂喜的时候你会狂喜，这是人性，掩饰不住的。如果强制去掩饰它，就违背了人性了，会伤害到自己。如果有人中了五个亿仍然不喜不怒，表现宛若平常，如果他不是比尔盖茨这个级别的富翁，大概就是圣人了。

这个比喻就是告诉大家，做事要把握恰当的时机，拿捏合适的分寸，具有理性的头脑。

“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说礼的应用存乎一心，最妙的地方就是在于一个和字上，它是做事最恰到的分寸，礼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们可以把握到最好的时候，就是和。

2、

那么，礼是什么？礼在这里代指礼乐制度所有的社会规范，从法律到道德等等。古人常说的先王之道通常指此。因为礼乐制度是先王留下的，后人法先王的产物，它有一个不断积累发展丰富的过程。

比如第一个人定了一个规章，对整个社会上是有益的，就会被史官记录下来，被接受到制度里面去了，留给后人做执政的参考，或者直接就成为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如果他做的某件事失败了，也会被记录下来，告诫后人不可以这么做，此路不通。

这在古代有个专门的名词，叫“故”，故就是先人执行过、证明是有益的可以被后人接纳推广的一些行为准则，它们往往会化成后世的制度。

《论语》中有一章叫做“温故而知新”，许多人都把它解读成温习曾经学过的知识，就可以掌握新的知识了，这是错的。我们的老师，数学物理化学，天天温，年年温，没有几个成为科学家的；有些研究儒家文化的，四书五经天天捣鼓，许多事情没有搞明白。

如果故只是指曾经学过的东西，你无论如何温都很难知道新的，特别是孔子时期，要掌握的技能是礼乐射御书数，射御是需要经常练习的，孔子说“温故”不会专指射御，剩下的礼乐书数无论你怎么温旧的功课，也很难知道新的，你把夏书温得倒背如流，商书的内容你该是不知道还是不知道。

鲁庄公娶了齐国哀姜为妻，第一次来到鲁国的时候，鲁庄公让鲁国贵族的夫人们带着玉帛去拜见哀姜，这种做法是违礼的，按照立法女人见面携带的礼物应该是枣、栗子等物品，玉帛是男人会见时才能携带的礼物，而且按照品级的不同有不同的规格要求。

有的大臣就据此出来反对，说了三个字：非故也。鲁庄公听了之后，也说了一句话，也只有三个字：君作故。

非故也，就是说制度中没有这样的规定，过去也没有这样的成例，你这是属于创新。

鲁庄公说“君作故”的君不是单纯地指自己，而是指国君，故在此代指制度，因为制度本身就是由前人留下的好的法则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所以有时候人们也用它代指制度。

鲁庄公说这三个字的意思是自己是国君，有权创立新的规章，我这样做了，后来的人跟着效仿，就有故了，它就会变成制度的一部分。

对方一听，毫不客气地给予了反击：国君的创新如果合乎礼法的精神，就会被后人立为制度（君作而顺则故之），如果违背了礼法的精神，就会被当成违礼事件记录下来，变成反面教材（逆则亦书其逆也）。

鲁庄公不听，结果真的成了反面教材（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这个故事领悟前面“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含义）。

所以“温故而知新”的真正意思就是：通过学习先人留下的历史典故（诸如《尚书》、《春秋》等），领悟礼乐制度的精神，学习掌握政策的分寸要领，是通过学习前人的经验丰富自己完善自己的一种过程，就像律师与法官通过研究过去经典案例研究学习法律的方式完全一样。

先王之道是一代代积累起来的到周成王时期基本完善起来了周朝的制度。

先王之道，斯为美：就先王的治国之道来讲，这是最可宝贵的地方。

3、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有行不通的地方，单纯地为了追求和，不用礼来作为标尺衡量它，也是不行的。

这句话翻译是非常容易的，但是究竟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单纯地追求和？为了方便理解，我们从几个不同的侧面，举几个例子来作为参考。

丧礼是古人表达对失去亲人的哀思，并按照死者的级别给予一定规格安葬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比较简略，所谓丧以寄哀。

但到了后来丧礼演变得就变了味道，对孝子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在表达哀伤上增加了许多条款。比如，要求孝子的面容憔悴，甚至形销骨立，哭要哭到什么程度等等。

甚至在当时出现了孝礼观摩团，听说那个懂礼仪的人家里有丧事，大家都跑去参观学习，并将心得发扬光大。

这给后来的孝子们增加了很大的压力。失去亲人之后，心里难过，吃不下饭是正常的事情，可是总不能不吃吧？饿了想吃就吃一点，这不也是正常的事情吗？结果许多人为了让自己达到孝子的效果，不但故意做出许多戚容来，而且还故意地不吃饭，能饿得自己打晃为最好。

丧礼有最初的表达哀思的方式、丧葬的规格逐渐开始变味儿，成了一种表演。曾子的弟子乐正子春就干过这么一回事情，他在服丧期间，故意五天不吃饭。曾子更狠，他自己对子思说，服丧期间七天水浆不进，为此受到了身为弟子的子思的批评，子思认为这样做简直就是瞎扯，后人根本无法效仿，后人无法效仿的事情，君子是不该提倡的，更不该拿出来炫耀。

在战国之前流传着一个关于孝子的笑话。有一个人看到邻居的儿子在父亲的丧礼上哭得不够哀伤，回来对父母大发感慨，说：哭得那样不认真，也太不像话了。你们死吧，你们死了我哭得绝对让大家都满意。

丧礼演变到了这个份儿上就实在让人无话可说了。

4、

鲁国有一个制度，如果谁发现本国人在别国沦为了奴隶，不管什么原因都可以预先赎回，赎人的费用回国之后到国库支领。

这无疑是一项非常好的制度，什么叫以人为本？这就是！对比一下现在的以色列如何换回自己被俘的士兵就知道了。

子贡在一次出使的过程中赎回了几个鲁国人。回国之后，他没有按照要求去国库领赎金。这很可以理解，子贡是孔子的得意弟子，道德非常高尚，而且他还是春秋时期非常有名的财主，家里有的是钱，所以那点钱领不领都无所谓，他也不在乎。

孔子知道之后却非常担心，说：子贡这样做，恐怕以后再有鲁国人在国外做了奴隶，就没人肯往回赎了。

事情就是如此，子贡可以不在乎这笔赎金，别人呢？领，有子路的榜样在那里树立着呢；不领，各人的情况又不尽相同，有的经济条件差些，有的人吝啬些，让大家都做子贡，有他那样的思想境界、财力显然也不现实。最后的结果，有些人以后见了本国人在国外做了奴隶只好假装看不见。

本来挺高尚的一件事情，最好导致的结果却是事与愿违的。这就是孔子为什么在谈到制度的时候一再地讲的人性。制度必须充分考虑人性，执行制度的时候必须留有余地，高尚的不要摒弃那些不高尚的，要拉着大家一起向前走。

同样是高尚，子路比子贡做得就好多了。子路有一次从河里救了一个人，被救的人可能家里非常富有，拿出一头牛来作为谢礼感谢子路，子路欣然接受。

孔子知道了之后，高兴地说：鲁国以后再有人落难，就有救了。

5、

公元前638年，楚国为了救援自己的盟国开始攻打宋国。

宋襄公率领军队在泓水迎击楚军。

当时的情况是楚强宋弱，宋军已经在河的这边摆好了阵势等待楚军，楚军开始渡河。

宋襄公的哥哥子鱼对宋襄公说：现在的时机对咱们比较有利，趁他们还没有完全过河，咱们出击，一定可以击败他们。

宋襄公说：不行！

等楚军过了河，还没有摆成阵势的时候，子鱼又对宋襄公建议说：是机会了，该出击了。

宋襄公还是说不行。

终于，楚军摆好了阵列，把宋国军队打得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在这次战斗中负了伤。回去之后，国人都责难宋襄公。宋襄公解释说：君子不攻击受过伤的人，不擒捉年纪大了的人，不凭借有利的地形欺侮对方，我虽然是亡国之裔（宋国是纣王的哥哥微子的封国），也不能向还没有摆好阵式的军队发动进攻。

宋襄公是知和而和的典型例子，一个国君首要的职责是为自己的国民服务，保障他们的安全，为他们提供好的社会环境，背弃了自己最基本的职责去践行仁义，又从哪里能有仁义呢？

通过以上故事我们可以发现，礼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如果做得太过，超过了礼的限制，它就会走向反面，给这个社会造成混乱。

古人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这才是礼的根本，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做事不偏不倚，所谓中庸之道是也。

按照以上之解读，这一章可以采用类似杨伯峻先生的翻译：

有子说：“礼的作用，以遇事都做得恰当为可贵。过去圣明君王的治理国家，可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大事小事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处理妥善。如有行不通的地方，为和而和，不用制度来加以节制，也会行不通。”

“礼之用”一章解读完了，不过，这却不是这一章唯一的解。

6、

在《论语》子路篇里，有这样一章，也是谈有关与和的问题，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对于这一章杨伯峻先生的意见是，君子用自己正确的意见去纠正别人错误的意见，使一切都做到恰到好处，却不肯盲从附和；小人则只是盲从附和，不肯表达自己不同的意见。

这一章无疑是指人们针对不同意见应该采取的态度而言的。问题是君子怎么就能确定自己的意见就是正确的呢？万一自己的意见错了，而对方的意见是对的，岂不是变成用自己错误的意见去纠正别人别人正确的意见了吗？

也有人根据字面的意思，直接古语今译，将这句话翻译为“君子之间是和谐而不是苟同，小人之间是苟同而不是和谐。”

和在本章里无论是解读为中庸还是解读为和谐，都不怎么合适。《左传》中记载了晏子对于和与同的看法，可以让我们看到了和在古文化中的另外一种含义。

齐景公打猎回来，在遄台休息，晏婴在旁边陪同，这时候齐景公的宠臣梁丘据飞奔而来。看到梁丘据跑来，齐景公高兴地对晏婴说：只有梁丘据才能跟我算得上是和阿。

晏婴说：梁丘据只能跟你算得上是同，怎么能算得上是和呢？

齐景公问晏婴：和与同的差别在哪里？

晏婴告诉齐景公：和与同的差别就好像人们做汤，和就是通过加水、加佐料，将一锅汤调剂成美味，而同就像是往水里加水，你无论加多少都是水。这跟君臣之间的道理是一样的，国君认为可行的方案，臣下认为其中有不合理的部分，就该指出来，这样综合大家的意见，使得方案更加完美；反之，国君认为不可行的方案，臣下认为其中有可行的部分，就要综合大家都意见，剔除其中不合理的部分，使它变得可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政治清平不违反制度，老百姓的利益才能确保，执政者能确保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就没有竞争之心。现在你说可行的，梁丘据也说可行，你说不行的，他也说不行，你对的时候他跟着你对，你错的时候，他跟着你错，这样怎么治理国家？你要这样的臣子做什么？这不就像单纯地用水做汤，用一个音弹琴？

在这里，和与同是古人对待不同意见的两种态度。

君子作为执政者，倾听不同的意见，不但可以让自己少犯错误，纠正自己施政过程的失误，还因为不同的声音可能代表不同的利益，代表不同的诉求，执政者只有了解所有人都呼声才能找到最佳的执政方案。

而普通人则没有这方面的职责与义务，所以作为普通人来讲，愿意附和别人的意见也好，愿意努力迫使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也好，影响都不大。

对于普通人来讲，同不仅是可以附和别人，也可以要求别人来附和自己。

就像熊十力与冯文炳二位先生，为了意见分歧可以拔拳相向，二位老先生虽然是学者高人，但是仍然是普通人，这样做就算是小人的同；如果二位中有一位是领导，想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来压使对方放弃自己的观点，这就不是君子的和了，他追求的仍然是小人的同。

小人同而不和可以，君子和而不同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唐朝李隆基想做什么，李林甫就帮他做什么，从不提不同意见，结果大唐辉煌终结于李隆基之手。

近代的这种例子更是枚不胜举。

综上所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意思就是，一个国家需要不同的声音，执政者应该具备容纳不同声音的心胸，而普通人则无需如此。

7、

如果按照上述理解，“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的内涵则完全发生了变化，它指的是在执政者在行使政治的时候，也集思广益，“知和而和”实际就是追求同，这样做是不行的，必须用礼法来节制。

礼法是衡量事务的标准，人们在考虑不同意见的时候不能违背它，所以才有“刑不上大夫”这样的讲法。

“刑不上大夫”并不是大夫想干啥就干啥，犯了罪也不受惩罚，真那样就乱套了。它的真实作用类似今天民主国家赋予议员的一些特权。

以上两种解释，究竟哪一种才是有子的本意，现在很难断定，因为只有一句话，没有任何语境，我们不知道有子当时跟人们在探讨什么的时候讲起了这句话，所以也没法判断它到底是何指。

如果能找到当时的语境，确切知道有子这句话的含义当然非常好，找不到也不要遗憾，我们研究《论语》不是为了寻章摘句，做教书先生，而是为了了解那个时代的制度与文化，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与思维方式。

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懂得，只要我们的解读符合礼乐制度与礼乐文化，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不相悖，就好了，其余的都是浮云。

现在的问题是，在浮云下面的这一章还有另外的一解。

8、

礼乐制度为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准则，它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不在争，大家按照制度的约定来取得自己的利益，如果有了冲突也应该按照制度解决。

所以，孔子才说“君子无所争”。无所争并不是不争，而是以制度为准绳来解决问题。在基本原则确立下来之后，对于细微的地方古人希望大家能用让的态度来解决。所以在用礼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它有时也与让结合在一起，让是持守礼的又一个准则，它的前提是不违背礼之大旨。

孔子与子路、冉有、子皙、公西华一起闲聊天，孔子让大家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如果有人想任用自己的时候，究竟希望做什么，能做到些什么。

子路说：如果有千乘规模（指一次作战可以出动一千辆战车的国家，按照制度，一个国家里每有多少人家可以供给出动一辆战车上固定的，通过出动战车的数量既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规模，又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势力）的这么一个国家，交给我治理，只要三年，我就可以让人们打起仗来都勇猛非常，而且整个社会还会井然有序。

孔子听了子路的话微微地笑了。

后来子皙问孔子为什么笑，孔子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

可能会有人觉得奇怪，你讲孔子和子路的故事，只看到了让，哪里有一个和字？其实和是在的，让的目的就是为了和。

过去讲天子和合诸侯，所谓和合诸侯，不是指诸侯之间没有利益冲突或者与王室之间没有纠纷，而是要以礼乐制度为准绳，来协调解决王室与诸侯之间、诸侯和诸侯之间的问题，保证天下处于和的状态。

在大的原则确立下之后，就需要大家用让的态度来解决问题了。

有一个与邻居争地的故事。说的是有户人家跟邻居争地，闹得不可开交，写信给在京城做大官的大官，让他找人修理一下自己这位不知好歹的邻居，儿子接到家信后，回了一封信，上面写道：千里来信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9、

在春秋时期也有一个争地的故事。

范宣子是晋国执政的卿，他因为一块土地的事情与另一位大夫和有了纠纷，很久都没有解决，范宣子有些烦躁，决定用武力来解决这件事情。

他之所以选择这么做，当然是因为自己的势力远远大于和大夫。尽管如此，也不能说打就打，他还要做一些舆论上的准备工作，争取几个同盟，起码让大家不要对自己的这种做法反感。

他首先找到了羊舍赤商量，羊舍赤听完他的想法说：一个国家内有政事，外有军事，我是负责对外军事行动的，内政的事情不是我的职责。

言外之意，你与和大夫之间的事情属于内政，内政有内政的解决办法，怎么能凭武力解决呢？

范宣子碰了一个很软的钉子之后，继承找同盟，他找到了孙林甫。孙林甫是卫国人，因为卫国内乱，流亡到了晋国。孙林甫对他说：我客居晋国，是专门侍奉您的，只负责您的事务。

意思是说：如果有人欺负您，这事我管，你去欺负别人，我不好插手。

非常有耐心的范宣子又找到了当时晋国另一位非常有名的人物，张老。张老对他说：我的职责是在军事方面协助你，不是军事方面的事情我一概不知。

问了三个人，就张老还直率点，算是直接拒绝了。

范宣子又找到了祁奚。祁奚说：我负责纪检工作，如果有人违法得不到惩办，这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现在你让我用国君授给我的权力帮你自己做事，这不大合适。说心里话，我就是现在帮你做了，你以后也会厌恶我的不正直。

祁奚就是历史上“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那位，这种人往往比较耿直，说起话来什么能噎死人说什么。这一次例外，祁奚拐了一个弯：我如果帮你了，你以后也会厌恶我。这不就是明着说范宣子这件事情做的不地道吗？还不如照直里说好听点。

范宣子又找到了籍偃，籍偃很客气：我是协助张老工作的，张老说啥，我就干啥。如果我直接听命于您的话，这不就乱套了吗？也违背了你执政的宗旨啊。

又找到了叔鱼，叔鱼说：你等着我给你杀了他。

找了一圈，总算找到组织了。但是，范宣子只是想要回在他眼里属于自己的那份土地，并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大。

范宣子到处找人咨询，一点也不知道保密，结果叔鱼的哥哥书向（异母）知道了这件事情，没等范宣子来找他，他主动找上门去了：听说你跟和大夫不大对付，问遍了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怎么不问问你的家宰訾祏？他是你们家的老臣，而且知识渊博，又熟知你家的情况。

还不等范宣子去找訾祏，另一位大夫司马侯上门质问：听说你对和大夫有意见？我咋不相信有这回事？现在各诸侯国对晋国都不怎么服气，你不操心大事，怎么专门捣鼓些鸡毛蒜皮？

范宣子实在没招了，赶紧去咨询訾祏，訾祏确实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他先是对范宣子痛说家史，告诉他范家之所以有今天全仗着先祖们积德行善，为晋国立下大功，得到了现在的这些封地。积德得来的东西，也要靠德基来保有它，怎么能跟为了一点事情就跟和大夫动刀动枪的？

在大家连讽带刺、连劝说带教导下，范宣子终于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做了，他除掉原来有纠纷的土地不算，又多划给了和大夫一部分土地，算是彻底了结了这件事情。

10、

范宣子曾经与他找过的这些人联合，一起赶走了晋国的另一个有权有势的家族——栾氏家族，这些人是他昔日的盟友，现在找大家帮忙对付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和大夫，帮来帮去，该要的土地没有要回来，却又倒贴了回去一些。

如果我们能读懂了这个故事，就能理解和在礼乐制度中的又一种含义。

对于晋国的大夫来讲，一个稳定的晋国更符合大家都利益，大家只有同心合力才能维持晋国的霸主地位，一个稳定强大的晋国，是大家利益的基础。对比起来，范宣子与和大夫之间的纷争并不是原则性的，既然不是原则性的，那么大家让一步就算了。

如果要让，只有范宣子让了，因为他地位高。

古人有一个与今人不同的观念，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承担的责任越重，所以出了任何问题都要先从上面找原因。但凡涉及到纷争，正常的原理都是大让小，强让弱。

对于范宣子来讲，表面上看他多让出了一部分土地，实际他通过此举巩固了自己在晋国的地位，只要有能力，政绩卓著，封地随时可以得到。

不怕没有土地，只怕你没有得到土地的能力、没有保住封地的能力，这就是訾祏对范宣子讲的那番话的用意。

《论语》里仁篇记载了孔子讲过的这样一句话：“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能以礼让的精神治理国家，国家还会质量不好么！如果不能以礼让的精神治理国家，要礼做什么？

范宣子让地的故事可以和孔子的这句话互相参悟，让我们来领略礼乐制度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11、

我们常说的“和平”，在古代是两个字，两种意思。“平”通常用于诸侯国之间的纠纷，两个国家如果达成和解，就说“平”；“和”主要指国家内部人们之间的关系，《左传》中有“师克在和”这样的话语，意思是说军队有战斗力在于人们的团结一心。

为了证明春秋时期，“和”字有这一层含义，下面再看一个故事：

范宣子的家臣訾祏死了，当这个曾经帮他度过难关的人，范氏家族家老级的人物闭上眼睛的时候，范宣子心里非常难过，难过之余还有一种担忧，他对儿子范鞅说：鞅啊，过去我有訾祏协助我，有什么事情我早早晚晚地向他请教，凭着这个我辅佐国君治理晋国和打理咱们的家。现在訾祏死了，而你又没有独自做事的能力，你可咋办啊？

范鞅说：我平时与人相处恭恭敬敬，做事绝不草率，努力学习以追求仁道，为政以和遵循制度（和于政而好其道），有事情跟大家商量而不去出风头，自己的想法再好也不自以为是，无论什么事情，一定得到长者的肯定再去做。

范宣子说：这样做你就能自保了。

范鞅说的“和于政而好其道”是“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的一种翻版。

正是古人有这样的思想，孔子才会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这样的话。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和就是以礼乐制度为准绳，在不违背大的原则下的一种互相退让。这种让不但表现在单纯的利益面前，还表现在人们的交际之中。

同样是晋国范氏家族的故事。范文子是晋国大夫，他参与政治的时候，他父亲已经退休了，有一次他上朝回来晚了，父亲问他：咋回来这么晚？范文子很高兴地说：今天从秦国来了个使者，大家在朝上猜谜玩儿，使者出的谜语真难，大家都猜不出来，我猜出来三个。老爹一听，不但没有夸儿子聪明，反而抡起拐杖就打：大家不是猜不出来，而是在互相谦让，你一个小孩子，却三次抢别人的风头，你这是作死了。

其实这种情况今天也一样，大家相处都讨厌喜欢显摆的人，但是自己的孩子如果到处显摆，很多做 父母的却往往引以为骄傲，在这方面我们不如古人远了。

我们用举例子的方式来理解“和”在有子这句话里的含义，不是说“和”的含义只有这么多，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对古人思想的领悟就会越来越偏狭。关于这一章，再讲最后一个故事，让我们看看在古人眼里顺理成章地“和”，在我们眼里可能是多么地不可思议。

郑武公、郑庄公父子二人都曾经做过周平王的卿相，到了郑庄公这里，周平王想分掉郑庄公的一部分权力给虢国的国君，对此郑庄公非常不满意，去质问周平王，周平王说：没有这回事啊。为此，王室和郑国就进行了盟誓，而且交换过人质。周平王死后，王室还是想重用虢公。对此，郑庄公非常恼火，麦收的时候，派人直接割了王室在温地的麦子，秋收的时候又派人割了王室的谷子。

就这样，王室和郑国之间就埋下了不和的种子，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彻底夺去了郑庄公在王室的一切权力。作为报复，郑庄公从此拒绝旅行朝见周王的义务。

王室东迁之后虽然不如原来的势力大，但影响还是有的，所以周桓王率领由虢、卫、蔡、陈国等诸侯国组成的联军讨伐郑国，准备给郑国一点眼色看看。

结果事与愿违，郑国不但把联军打得大败，郑国大夫祝聃还把周桓王给射伤了，祝聃建议乘胜追击，郑庄公说：我们怎么能对天子太过分呢？能够自保，国家能免于灭亡，这就够了。

在当天晚上，郑庄公派大臣到周桓王营垒慰问周桓王和众位诸侯。

12、

据以上分析，“礼之用，和为贵”这一章就可能有三重意思，1、和指中庸之道。2、和指执政者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3、和指为政处事之道。

三种意思，三种思想，各有侧重。有子讲的这番话不可能同时包含这三重思想，由于我们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讲的这番话，也就很难确定有子讲这番话的本意，这是一幢挺让人郁闷的事情。

不过，我认为也没有必要过于在意这些，能够准确地解读《论语》当然很好，如果因条件所限，实在没法确定说话人表达的原意是什么也无所谓。

古人辑录《论语》的目的，是为了研究礼乐制度做参考，我们研究《论语》的目的是为了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与文化，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也该满意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上三种解读都符合礼乐文化的精神，代表了和在古人思想中的三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