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要永远当心"戈培尔第二"
姚文元病死的消息发布后,有网友问“姚文元是谁”,有的说“这是一位老人的逝世”。这是一群不知道“文革”,不晓得“四人帮”的年少者。他们身上没有“伤疤”。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岁,于1976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
在2005年,习惯所称的“四人帮”中,两个人的生命到达了终点,此前是88岁的张春桥病亡,时间是4月21日。至此,“四人帮”中的每一个人都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江青是1991年5月14日在囚禁中上吊自杀的;次年的8月3日,年岁最轻的王洪文病死。算起来,姚文元过了出狱后近十年的“公民生活”,算是最幸运的了。
用最简单的话说,这四个人是“祸国殃民”者。当然,他们祸国殃民的“特长”不一样。姚文元是浙江诸暨人,发迹于文坛,在上海是被巴金怒斥过的“姚棍子”,后来这个把别人的肋骨当作“向上的台阶”的刀笔吏,进入了“中央文革”,成了“中央首长”,成了“舆论总管”,在“四五”天安门事件中,他真正成就了“戈培尔第二”的“美名”。
今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30周年纪念日。众所周知,当年的“四五”运动是群众悼念周总理的行动,悼念周总理的同时,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在当时这很让“舆论总管”姚文元着慌。《报刊文摘》2005年12月14日转摘《党史博览》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姚文元1976年倒台前曾收到两封信,都扣了下来。其中一封是《人民日报》编辑部于1976年4月12日收到的匿名信,信封正面写着:“《人民日报》总编辑收”;信封的背面写着:“请戈培尔编辑收”。读者看到了“戈培尔”,可见群众的眼睛是如何的雪亮。信封里面装着的是4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报上登有《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寄信人在报头“人民”二字上打了一个大黑叉,然后加上两个字:“造谣”。而且,寄报人在报纸空白处写了如下批注:“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此信后来被送到姚文元手中,姚文元将信锁进了自家抽屉。从姚文元后来的交代看,他预感到“四人帮”要垮台,自己也要出事。把信藏起来,说明他的一种“心慌”和“意乱”。
当时真正的“戈培尔编辑”,其实就是姚文元。他的指令不仅直接体现在《人民日报》上,还反映在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中。《情况汇编》当时是直送病中的毛泽东的。传记作家叶永烈在他的《姚文元传》中评论说:“在姚文元的把持下,《情况汇编》变成了《谎报汇编》。”向下欺诈、向上谎报,正是“戈培尔”式的伎俩。
姚文元的“焊接术”很是了得。他将“欲悲闻鬼叫 / 我哭豺狼笑 / 洒泪祭雄杰 / 扬眉剑出鞘”这首诗,改了其中的“洒泪”为“洒血”之后,焊接到另一首诗上,后面是“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这首诗被认为是天安门诗歌中“最最恶毒”的一首,定为“001号反革命诗词”。姚文元亲笔加了“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按语之后,《情况汇编》送到毛泽东手里,“戈培尔”式的想象力终于发挥了最大效用:毛泽东看了这个有“001号反革命诗词”的《情况汇编》,“果真震怒了,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见叶永烈著《姚文元传》)。
“戈培尔第二”通过“戈培尔”式的谎言制造法影响核心决策者,是其最大能耐。然而“戈培尔”们通常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谎言暂时欺骗一个人容易,要用它来长久欺骗广大的人民群众,却绝无可能。“戈培尔”式的欺骗闹腾不过半年,姚文元自己就跟着“女皇”锒铛入狱了,一切的疯狂,随即烟消云散。
在纳粹阵营中,戈培尔作为纳粹党的意识形态专家,是希特勒最忠实的鹰犬,至死陪伴自己的“元首”。他对希特勒竭尽美化之能事,给他套上“一贯正确”、“主宰世界”、“能够预测未来”等等“神圣光环”。当了12年纳粹宣传部长的戈培尔,是纳粹这部历史倒车中一个重要的驱动轮,他炮制种种“第三帝国不可战胜”神话的能力,一点不比希特勒差。
“戈培尔”们通常都是通过对舆论的“硬控制”、对主子的“软控制”来借刀杀人、戕害世界的。姚文元病死的消息发布后,许多网友跟帖发布评论,有的问“姚文元是谁”,有的说“这是一位老人的逝世”。这是一群不知道“文革”,不晓得“四人帮”的年少者。他们身上没有“伤疤”,没有“疼痛”。
遗忘是容易的,重现是可能的。历史要永远当心“戈培尔”,警惕“戈培尔第二”,提防第N个“戈培尔”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