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研究的范围.对象.内容与目标
人类社会的发展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两个方面,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基本的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依存于自然,又影响自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早有精辟的论述。当前由于人类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不论是人与人的关系,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变得日益复杂,并且互相紧密交织。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都与解决一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相联系。综观人类社会的发展,由于生产力的推动,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看,经过了历史上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现已进入新的生态社会。生态时代的基本特征是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代社会实践已经提出了社会科学必须与自然科学紧密结合进行研究的客观要求。
再从科学本身的发展来看,一切科学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进行研究也反映了科学本身发展的必然趋势。古代的科学是高度综合的科学,古老的哲学几乎包容了当时人类的一切科学知识。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科学本身也在不断地分支细化,逐渐形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科学,以及各自的庞大学科体系,在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分别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同时,科学本身的发展又走向互相交叉结合,并且不断形成新的边缘交叉学科。这也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研究成为客观发展的必然。 中国社科院比较早地认识了当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进行研究这一科学发展趋势,在对两大科学结合进行研究和建立新兴边缘交叉学科方面走在了前面。上世纪80年代初,我院的前辈学者许涤新先生提出建立我国的生态经济学,于光远先生提出建立我国的国土经济学就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从笔者参加我国生态经济学建立和发展工作的情况和认识看,倡导和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对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指导当前社会实践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1980年9月,我院倡导生态经济学,召开的第一个生态经济问题座谈会,就把我国著名的生态学家马世骏、侯学煜、阳含熙等学部委员请来,和许涤新等著名经济学家坐在一起,共同讨论开展我国生态经济学研究的问题。20年来我院遵循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要求,通过建立全国性的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组织起这方面的专家队伍,研究生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从无到有,建立了新兴学科的初步理论体系;从更接近实际的层次上,探索建立生态经济管理学理论;深入实际,总结20年来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又用于指导当前经济具体实践。从分层创新理论到具体指导实践的各层次上,取得了不少成绩。我院重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进行研究,其作用明显地表现在从各个层次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上。仍以生态经济学的情况为例,在宏观层次上,我院提出的建立资源利用新方针:“在利用中保护,在保护中利用”的提法,已经在有关中央文件中被采用。在中观和微观层次上,近年来我院专家愈来愈多地应邀参加了各部门、各地区和企业用生态经济学理论指导可持续发展实践:如国家林业局、海洋局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等推动进行生态经济管理的工作,江苏建设生态省,湖南、河南、海南、北京等建设生态经济市(县),以及一些生态企业的咨询、考察、规划、设计等工作。此外,在面向公众的层次上,进行理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生态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如应邀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和江苏省卫视台等媒体进行的生态经济咨询、宣传工作。其中突出的有:1993年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理论部的邀请,举办“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科学普及广播讲座,据估测,有几千万人收听。瑞典科学院的专家也来函表示赞扬和关注。我亲身感受到了我院重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进行研究,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起的实际作用。目前“生态经济”的思想已经被我国各级领导普遍接受,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已经深入人心,并已经成为鼓舞和推动我国生态经济学研究队伍继续前进的动力。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也很重视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研究,并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1988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叶笃正等同志向全国人大提出了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成立“国情研究小组”,研究近期和长期国情,为国家进行资源环境建设提供依据的建议,并派专家代表团与我院座谈。近年来,又更多地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例如“香
山科学会议”,1992年由科技部———原国家科委发起创办,是我国科技界以探索科学前沿、促进知识创新为主要目标的“高层次、跨学科、小规模”的长设性学术会议,受到中央领导重视。本来一直是自然科学专家进行研讨。现在,明显地突出强调两大科学结合进行研究:其中2002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香山科学会议第198次学术研讨会”,主题为“资源利用生态化和生态工业系统”,邀请到会的41人,其中自然科学界38人,社会科学界3人,我院原副院长滕藤应邀参加并主持;2003年4月在湖州市召开的“香山科学会议第202次学术研讨会”,主题为“我国湖泊富营养化的发生机制与控制对策”,邀请到会的有研究员、教授38人,其中自然科学界37人,社会科学界1人。两次会议都重视两大科学结合进行研究。后一次会议强调指出,香山科学会议重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共同研究重大生态环境问题,是成功的经验。当前依靠单学科解决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多学科合作共同解决问题的时代已经到来。
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新的生态时代,一个“经济生态化”的发展趋势已经明显形成,可持续发展已经被确立为我国的重要发展战略。与此相适应,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进行研究,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科学本身的必然发展趋势,同时也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的共识。我院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具有了一定的基础和经验。应该继续站在实践和科学发展的前沿,进一步推动对两大科学结合进行研究,使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在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和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得到更大的发挥。
考古学这个词汇源于希腊文,原义为研究古代或古代事物的科学。17世纪这个词被再次使用时,其词义的范围有所变化,指对古迹和古物尤其是指对具有相当艺术价值的古迹和古物的研究。19世纪以后,这个词被用于泛指所有古迹和古物的研究。
关于考古学的定义,夏鼐先生和王仲殊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是这样阐述的:“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这一表述虽然字数不多,但包含了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目标,是中国考古学界对考古学理解的代表性认识。基于这一认识,结合近20年来考古学的发展与变化,我们认为,对考古学的定义,似可进一步作如下表述:考古学是根据过去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实物遗存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及社会状况,并进而解析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探索其发展变化的背景、原因和规律的一门科学。这一表述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考古学研究的时间范围———“过去”
20世纪70年代之前,考古学研究范围主要限于“古代”。由于历史发展进程不尽相同,因此各国考古学研究的年代下限也有很大差异———英国以诺曼人入侵(1066年),法国以加洛林王朝覆灭(987年),美洲各国以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1492年),日本以平安时代结束(1192年),我国以明王朝灭亡(1644年),等等。
近20多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人们对中世纪以后历史的重视,作为广义历史学一部分的考古学研究的时间范围逐渐向晚近扩展。如英国的“中世纪考古学”,研究的年代下限延至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1640年);后又出现了“工业考古学”,其研究的年代范围为18和19世纪。在美洲,出现了“历史考古学”或“殖民地时代考古学”,其研究的年代范围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洲各国的独立。日本先是出现了“中世纪考古学”,研究范围为镰仓时期和室町时期;后来又出现了“近世考古学”,其研究年代从江户时期至明治维新时期;近年,更出现了“战迹考古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军与美军在冲绳作战
时修筑的掩体等为研究对象。我国各地在完成基本建设项目时,清代的墓葬时常被发掘出来。这些发掘以及为复原清代皇家园林———圆明园进行的大规模考古发掘等,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实际上已经下延到清代。我国抗日战争时期一些遗迹的发掘,同样是采用了考古学的发掘方法,可以看成是将考古学的方法应用于近代历史研究的范例。如何看待和评价考古学研究年代范围的这种拓展,学术界存在不同意见。我们认为,这种拓展是历史学和考古学发展的结果,也是考古学在20世纪取得的成功。这一拓展已为历史学界所承认和接受。换言之,考古学所具有的直观性和通过实物资料研究人类历史的特点被认为不仅在古代史研究领域大有作为,在中世纪乃至近代历史的研究中,也同样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因此,对这一变化,我们应当予以支持,至少是应当抱着宽容的态度。很显然,考古学研究的年代范围不应是一成不变的,它将随着时光的流逝和人们意识的变化而变化,上述各国考古学研究的年代范围的拓展便是这一变化的反映。但是,考古学研究年代范围应当有个界限,不应盲目地拓展。如日本的“战迹考古学”等是否应属于考古学研究的范围,笔者是有所怀疑和保留的。至于我国考古学研究的年代下限,依笔者之见,就目前而言,似应将清代包括在内,以辛亥革命的开始作为考古学研究的年代下限。将清代的遗存包括进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范围之内,有利于我们对清代这一我国历史上由强转弱的转折期的文化与社会的具体状况,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识。这对于我们实现建设富强、民主的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即便如此,它也与明代考古一样,并不会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在考古学定义中没有使用“古代”一词,而是用了较为宽泛的“过去”一词来表示考古学研究的时间范围,以适应各国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公众对考古学的不同需求。
二、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实物遗存
考古学主要是以地下出土的实物遗存为研究对象的。所谓实物遗存主要是指考古发掘出土的遗迹和遗物,它们绝大多数是古代的人工制品,是当时人们生活遗留下的遗存。遗迹中,小到单个居住遗址、墓葬和窑穴,大到村落、都城;遗物中,小到陶器、石器,大到重数百公斤的青铜器,都是当时的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和建造的,都具有一定的功能。
需要指出的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除了人工制品之外,还应包括与人类活动有关的自然遗存。如古代人们居住的洞穴,虽然是自然形成的,但是被人们作为居住的场所,有些还被有意识地加以修整,他们与过去人类的活动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因而也成为考古研究的对象。农作物的种子和家畜的骨骼是人们活动的产物,它们为我们提供了过去人们活动的大量信息,因此,它们理所当然地成为考古研究的重要对象。又如遗址中出土的栗子、胡桃等野生植物和野猪、鹿等野生动物,它们虽然不是人工种植和饲养的,但却与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曾为人类所利用,因此它们也是考古学研究尤其是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研究的对象。还有一些自然物,如在遗址附近采集的孢粉和植物硅酸体,虽然有些与人类的活动并无直接的关系,但对我们了解当时人们生活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它们也成为考古研究尤其是环境考古研究的对象。再如聚落或墓地中时常出土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石块,它们是被人们有意识地搬运到聚落中或放置于墓地的,其中有些经过了人为的改变,如火烧或有意识地堆砌或摆放成一定的形状,从而带有了人类活动的烙印。它们来自何处,为何被搬运到此,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什么习俗,为何会有这样的习俗,等等。这些问题对于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往往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它们当然也是考古研究的对象。有鉴于此,我们在表述考古研究的对象时,不应以是否为人工制品为惟一标准,而是要看其是否与人类的活动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应包括人工的遗迹、遗物和与人类活动有关的自然物。
作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实物资料应当是考古调查与发掘出土的,但是也有一些实物尤其是一些古代遗物并非出自考古发掘,而是传世品。严格地说,这些脱离了考古层位的遗物
是难以成为考古研究的主要对象的。它们多数作为古董被个人或博物馆收藏,并供人鉴赏,它们所蕴涵的考古研究价值由于它们脱离原来埋藏的环境而锐减。但是,由于有与其相关的考古资料作为分期断代的基础,或者它们本身带有可以证明其自身年代和用途的铭刻或题记,因此还是蕴涵着相当数量的古代信息,仍然可以作为考古学研究的辅助对象。
研究对象是决定一个学科的归属的最主要的根据,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关键。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实物资料,这一点十分重要,它是考古学与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三、考古学研究的内容———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及社会状况,并进而解析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
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的人们在各种活动中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这些遗迹和遗物都是物质的遗存,它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反映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如当时的人们在什么样的地方营建村落,居住在什么样的房屋中,使用什么样的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进行什么样的生产活动,死后被埋在什么样的坟墓之中,等等。然而,这并不说明考古学只能研究过去人们的物质文化。在考古学的定义中,我们指出,考古学是根据过去人们的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进而探索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与规律的一门学问。众所周知,人们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物质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等,从另一个角度说,可以分为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或分配、消费、废弃等环节;精神生活包括审美、信仰、伦理规范、世界观、价值观、生死观等;社会生活包括战争、贸易、祭祀、婚丧、集会等人们有组织的活动。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首先,“人类的活动是具有社会性的。人类所制作的器物和所创造的文化,都是反映社会的共同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共同的文化传统”(《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因此,人类的活动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带有社会的烙印,都不可能脱离社会,都是社会的产物。在考古学的实物遗存中,有些便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组织和结构的状况,如聚落群的分布,村落或城址内部的布局,聚落间或聚落内部建筑基址在规模和结构方面的差别,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的种类与数量的差异等等,都是研究当时社会组织与结构的重要资料。另一方面,人们的活动是受精神支配的,物质遗存的很多方面都是与意识和观念息息相关的,如祭祀遗迹的结构,墓葬的构造、朝向和葬式,陶器、玉器和青铜器等生活用具的造型、纹饰图案和风格等,都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当时人们的观念和意识。因此,考古学研究不应当只是注重研究遗存本身的年代、分期和形制演变,而应当“透物见人”,通过遗迹和遗物,研究其背后所蕴涵的人的活动及其背景。具体来说,考古学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人类的生存环境(环境考古学)、经济生活与生产技术的进步(经济形态的考古学)、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的发展变化(精神世界的考古学)、社会组织与结构的发展变化(社会考古学),实际上是通过实物资料研究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类与超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互动关系。
综上所述,考古学不仅要研究过去人们的物质生活,而且应当透过实物遗存,研究其中所蕴涵的与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组织结构有关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与社会状况,解析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为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当今以及将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
考古学家从事考古学研究,了解过去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状况,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加的尽可能多地了解人类过去的愿望和兴趣,丰富现代人的知识,提高人们的素质。公众的需求,是考古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考古学需要通俗化、大众化,以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活泼地介绍古代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以提高人们的文化
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
另一方面,正如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指出的“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那样,考古学的最终目的也不仅仅是丰富人们对过去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人类的文化与社会的发展进程的研究,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当今以及将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历史是现代的一面镜子,人类社会诞生以来,曾经历了种种挫折,也曾犯了不少错误,尤其是过度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包括大量自然界物种的毁灭),发动大规模战争使人类自相残杀、生灵涂炭———过度开发和发动大规模战争,是人类所犯下的两个最大的错误。通过研究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发展过程,认真分析导致这些错误的原因和机制,深刻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史为鉴,使今后人类社会的发展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尽量少犯错误,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使人类社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最终达到消灭战争,消除贫困,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睦相处,实现我们的先民曾经提出的“社会大同”的理想。一位历史哲人曾经指出,“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因此,考古学不是远离现实,而是与现代社会、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现代社会的许多方面都可以从考古学所揭示的过去人类的经验和教训中得到启示。从这个意义来说,考古学也是“现代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