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之后--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提到他与弟弟周作人失和的事，他写道：“周启明（周作人又名启明、启孟、起孟）颇昏，不知外事……”鲁迅也曾对弟弟周建人说：“启孟真昏！”对于“兄弟失和”的原因，鲁迅和周作人一直讳莫如深，鲁迅对周作人的评价，只是一个“昏”字，并没有别的责备。
1923年8月2日，因与周作人闹翻，鲁迅搬出了八道湾，来到砖塔胡同的住宅暂住。从小到大，鲁迅对周作人一直疼爱有加，尽自己最大努力来照顾这个弟弟。虽然兄弟不相往来了，但在彼此的心中，那份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并没有泯灭。
鲁迅曾在小说中深情地回忆了兄弟之情。1925年，鲁迅写了小说《兄弟》，小说记录了周作人患病时鲁迅内心的忧虑，以及请医生来诊治的情形，表达了怡怡相处的兄弟情分。鲁迅的弟弟周建人曾在《鲁迅和周作人》一文中评论过这篇小说，他这样写道：“……还表示了‘鹡鸰在原’的意思。‘鹡鸰’原作‘脊令’，是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因处高原时，就飞鸣寻求同类。《诗经》：‘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比喻兄弟在急难中要互相救助。鲁迅通过小说，是向周作人伸出热情的手，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难，他还愿像当年周作人患病时那样救助。”然而，鲁迅这样的一种呼唤，却终没能得到周作人的任何回应。
鲁迅时常惦念、担忧远方的弟弟周作人。1927年，鲁迅定居上海之际，当《语丝》在北京被禁、北新书局被查封的消息传来的时候，鲁迅忧心忡忡地说：“他（指周作人）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相助耳。”
鲁迅听到批评周作人的声音时，还不忘为弟弟说句公道话。1934年，周作人在50寿辰做了两首《五十自寿打油诗》，刊发后引起极大轰动，批评之声不绝于耳。鲁迅虽然已与周作人失和，但在写给曹聚仁及杨霁云的信中却为周作人说了公道话。在给曹聚仁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给杨霁云的信是这样写的：“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
虽然周作人始终未能回应鲁迅的呼唤，但还是在文字中表达了痛失兄弟之情的苦楚。就在二人决裂数月之后，周作人便以“丙丁”为笔名在《京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中，他引用了罗马诗人喀都路斯的《伤逝》：“我走尽迢递的长途/渡过苍茫的大海/兄弟啊，我来到你的坟前/献给你一些祭品……兄弟啊，你收了这些东西吧/都泌透了我的眼泪/从此永隔明冥，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显然，周作人在这里是借用别人的诗，来表达对兄弟之间决裂的痛惜；对于鲁迅后来所写的小说《伤逝》，周作人评价说：“《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之情的断绝的……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在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一书中，记述了童年时代的一件往事：“大约八岁以前……那时在朝北的套房里，西向放着一张小床，这也有时是鲁迅和我玩耍的地方，记得有一回模仿演戏，两个人在床上来回行走，演出兄弟失散，沿着寻找的情状，一面叫着‘大哥呀，贤弟呀’的口号，后来渐渐的叫得凄苦了，这才停止。”虽然周作人在这段文字中没有表达什么，但其中对于兄长鲁迅的怀念之情溢于言表，读者分明能感受得到那份融入字里行间的血浓于水的手足之爱。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与周作人，彼此在失和后，都曾念念不忘那份兄弟之情；然而，一直到鲁迅先生去世，兄弟二人也没能言归于好，成为中国文坛的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