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材料

1、1931年春，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出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那就是：[1] 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条路线，调动了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保证了土地革命的胜利。

（1）背景

四一二事变后，位于南京的国民政府一方面镇压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继续对奉系军阀作战，以其完成统一全国的目标。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率先在南昌起义。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正式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随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湘、赣、粤、鄂、豫、皖、闽、浙、陕等地纷纷举行武装起义，组织工农武装，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927年10月，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队伍到达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政府，建立地方武装，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等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队伍和湘南起义中组织的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创建了中国第一支工农红军，并进一步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此后，中国共产党相继开辟了湘鄂西、鄂豫皖、陕甘、海陆丰、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红军部队。

（2）步骤

为了保证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县、区、乡各级都建立了土地委员会。分田的大体步骤是：

（一）调查土地和人口，划分阶级；

（二）发动群众清理地主财产，焚毁田契、债约和帐簿，把牲畜、房屋分给贫雇家，现金和金银器交公。

（三）丈量土地，进行分配，公开宣布分配方案，插标定界，标签上写明田主、丘名、地名和面积。

土地革命使广大贫雇农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保证。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他们积极参军参战，努力发展生产。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仅半年之内，参加红军的翻身农民达3万多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黄安七里坪的一个招兵站，一天就招收800名农民入伍

(3)发展

1930年底到1931年9月，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先后粉碎中国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围剿”。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加剧了中日间的民族矛盾。大敌当前，蒋介石集团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2年6月和1933年10月，蒋介石又相继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五次“围剿”。面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中国国民党的“围剿”，中国共产党一面号召全国人民武装抗日，一面继续开展游击战争，抗击国军的进攻。粉碎了中国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左”倾错误领导下也损失严重，被迫撤离根据地，先后参加了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长征中，粉碎了中国国民党的围追堵截。1935年12月底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4）结束

中国国民党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逐渐改变了对日政策。[2] 1936年12月12日，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有力地推动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过渡。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主张。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标志着内战的初步结束。

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党就领导根据地人民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在1928年底，湘赣边区政府根据井冈山地区土地革命的实践经验，制定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这个土地法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主要以乡为分配单位。此时，由于党缺乏土地革命的经验，曾经有一些不适当的规定，如：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进行分配，而不是只没收地主阶级土地进行分配；规定土地的所有权归工农民主政府所有，而不归农民；禁止土地买卖等等。这些都是错误的。

随着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也日益广泛和深入地开展起来。1929年4月，在总结赣南土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同年7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要没收，但在革命初期“不没收其土地”，也“不废除其债务”；“对农村小地主要没收其土地，废除其债务，但不要派款及其他过分打击”；“对大小商店应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即不没收）” 。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还规定，“分田时（在原耕地基础上）以抽多补少为原则，不可重新瓜分妄想平均以烦手续”。1930年2月，毛泽东召开了红四军前委，赣西、赣南特委，红五军、六军两军委联席会议，即著名的二七会议。会议强调平分土地是当务之急。毛泽东作了一要“分”，二要“快”的两个字的结论，批评了当时出现的一种主张按耕地作为分配土地的标准及迟迟不分田的右倾错误。

到1930年底、1931年初，随着各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普遍开展，不仅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对象和具体办法比以前明确多了，而且长期没有解决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得到了解决。1930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问题的精神，指出“土地国有问题，现在是要宣传，但不是现在已经就能实行土地国有”，“禁止土地买卖，目前是不需要的口号，这只是增加了农民的恐慌心理”。1931年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通告，明确提出，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目的是， “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 2月27日，毛泽东根据这一精神和自己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以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的名义，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一封信，指示各级政府发一布告，“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3月底至4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和闽西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分别发布文告和作出决议，正式向广大农民宣布了上述“土地归农民所有，任其出租买卖”的政策。

这样，在3年多的土地革命过程中，从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到二七会议、南阳会议，各根据地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的出路。

（5）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7）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而进行的革命战争。又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1924～1927年，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下曾经取得很大胜利。然而，1927年4月和7月，中国国民党内的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背叛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勾结帝国主义，

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使这次大革命最后遭到失败。蒋介石集团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攫取了全国性政权，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力量，代表帝国主义和中国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对中国人民实行残暴统治。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领导人民继续战斗，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新的历史时期。

各地相继举行武装起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中国共产党人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逐步认识到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组织革命军队的极端重要性。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领导由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正式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号召全党和广大工农群众奋起反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9月11日，中共中央特派员、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等领导由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和革命士兵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地区举行秋收起义。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等领导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在广州举行起义。到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领导了200余次武装起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洪湖地区，海丰、陆丰地区，黄安、麻城地区，弋阳、横峰地区等农民起义，以及湘南、桑植、渭华等起义。此后，还领导了平江起义、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其他起义。从这些起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了若干支革命武装。1928年5月以后，这些革命武装陆续称红军。 在国民党军占有绝对优势和革命处在低潮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于1927年10月转战到江西省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和工农民主政权（即苏维埃政府）以及地方武装，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到1928年2月，初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部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称红军第四军），巩固和发展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其他地区的起义武装，有的也先后转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红军第四军，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战斗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支部队。从它诞生之日起，国民党军就集中八九个团以至近20个团的兵力，多次对它发动进攻，但都被击破。1928年5月，红军第4军在永新城附近抓住战机，歼灭江西国民党军1个团，乘胜占领永新城。6月，红军第四军在七溪岭、龙源口地区击破江西国民党军2个师的进攻，歼灭其1个团，击溃2个团。随后，又取得反对湖南、江西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两次“会剿”的胜利。毛泽东、朱德总结井冈山地区红军和游击队的作战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其他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也从斗争中摸索到一些宝贵的经验。

红军和游击队在人数少、武器差、弹药奇缺、粮食和被服等物资供给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运用正确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打击国民党军，并不断地取得胜利。 1929年3月～1930年10月，国民党新军阀之间连续进行大规模混战。各地红军乘机积极发展革命战争。红四军主力于1929年1月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向赣南、闽西挺进。在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先后进行了大柏地、长汀、龙岩、上杭、水南等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约4个旅。桑植起义后，在湘鄂边界地区逐步发展起来的红军，于1929年7月在南岔赤溪战斗中取得基本歼灭国民党军1个旅的胜利。黄麻起义后，在鄂豫边界地区逐步发展起来的红军，于同年6～10月取得3次反“会剿”的胜利。其他地区的红军也取得不少胜利。初建起来的苏区多数得到巩固和扩大，红军得到发展。

红军在频繁战斗中逐渐形成了体现人民军队本质的建军原则。早在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时，就确立了共产党对军队领导的根本原则，并

开始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1929年12月，中共红军第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又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成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斗争中逐步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 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连续挫败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红军经过三年的游击战争，部队战斗力大为提高，苏区有了很大发展。1930年6月前后，各苏区红军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分别进行整编，组成了红军第1军团（辖第4、第6、第12军）、第2军团（辖第2、第6军）、第3军团（辖第5、第8军）以及第1、第7、第10、第11、第13、第14、第16、第20、第21、第22军。总兵力达7万余人。与此同时，开辟和创建了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湘鄂赣、湘赣、赣东北、左右江以及赣南、闽西等苏区。

随着革命力量的增长，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思想有所发展，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过高地估计革命的力量和过分夸大统治阶级的危机，以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接着提出以武汉为中心实行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各地红军整编后，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相继开始进攻作战。

毛泽东不赞成上述冒险计划，和朱德率红1军团进抵南昌近郊后，没有去攻打南昌、九江，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于8月1日派出两个纵队攻击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示威，避免了强攻南昌、九江可能遭到的损失。红3军团乘湖南国民党军何键部主力在湖南、广西边境同李宗仁、张发奎等部激战之机，攻占湖南省会长沙，1930年8月6日被迫撤出。20日，红1军团于湖南、江西边界之文家市歼灭何键部3个团又1个营。23日，红1军团和红3军团在湖南浏阳县永和市会师，随即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并成立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方面军的组成，进一步集中了兵力，对于实现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开创更大的局面，具有重要意义。8月底，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未果，遂转向江西前进，1930年10月4日攻占吉安城。这时红一方面军已发展到约4万人。其他各地红军在进攻作战中，多数受到损失，有的甚至失败。10月以后，各地红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或实际情况，先后停止了进攻中心城市的作战。

10月，蒋介石在他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战争（中原大战）基本结束后，迅速调转兵力，组织对红军和苏区的大规模“围剿”，并把重点置于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11月，国民党军以7个师又1个旅的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依据敌强我弱的情况，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运动中打破敌人的“围剿”。12月上旬，国民党军增至11个师又2个旅，共10万余人，从吉安、建宁一线，由北向南，分路对红军实行向心攻击。3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趁国民党军第18师师部和2个旅孤军深入到江西省永丰县龙冈立足未稳之际，发起猛攻，将其全歼。接着乘胜追击，又在宁都县东韶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50师1个多旅。这次作战，共歼国民党军约1.5万人，挫败了第一次“围剿”（见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

1931年4月，蒋介石以20万人的兵力，采取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方针，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同时以各独立团、营等地方部队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对敌积极进行袭扰。红军抓住战机，首战富田告捷，接着向东横扫，先后在白沙、中村、广昌、建宁连战获胜，共歼国民党军3万余人，挫败了第二次“围剿”（见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

蒋介石在两次“围剿”失败之后，迅速调集30万人的兵力，自任总司令，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于7月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此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分散在闽西北、闽西和赣南地区进行群众工作，且未获补充，全军只有3万人左右。毛泽东、朱

德指挥红一方面军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迅速收拢部队，向苏区后部兴国地区回师，并与由赣江以西地区转来的红7军及红20军军部和第175团会合。7月底，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在兴国地区，立即以其进入苏区的主力十几个师分路向西、向南进攻，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东岸而消灭之。据此，毛泽东、朱德决定避其主力，打其虚弱。8月5日晚，红军以部分兵力将国民党军向万安方向牵引，主力采取中间突破战法，于7日在莲塘、良村歼国民党军2个多旅，俘其3500余人，接着乘胜攻克黄陂。3次作战共歼国民党军1万多人。这时，所有向西向南之国民党军掉头向东，猛力并进。红军则以一部兵力向乐安方向佯动，主力隐蔽地重返兴国境内休整。这时，国民党军由于在崇山峻岭中来回奔波，且一再遭到打击，部队饥疲沮丧，不得不实行总退却。红军又乘机于9月7日在老营盘截歼其1个多旅，15日在方石岭追歼其1个多师。至此，共歼国民党军3万余人，第三次“围剿”又被粉碎（见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 与此同时，湘鄂西苏区的洪湖地区军民，在主力红军第2军团（1931年3月改编为红3军）转战湘鄂边和鄂西北等地区的情况下，经过艰苦作战，相继挫败了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保卫了苏区。红3军返回后，即向襄河以北地区发起攻势作战，在龙王集、文家墩等地连战获胜，共歼国民党军2个多旅，俘其6000余人。

鄂豫皖苏区红军于1931年1月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共歼敌4个团又4个营，毙伤俘其5000余人。3月在双桥镇取得全歼国民党军第34师3个团和1个炮兵营的胜利。5月又打破第二次“围剿”，歼敌2个多团，击溃1个旅。随着斗争的胜利和红军的发展，11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下辖第4、第25军，共约3万人。随后，红四方面军在中国国民党军尚在计划第三次“围剿”时，于11月～1932年6月主动发起攻势作战，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围点打援的作战原则，连续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4次战役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共歼国民党军约6万人，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计划遂告破产。

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苏区在反“围剿”作战中也取得不少胜利，主要有：1931年4月，湘赣苏区红军独立师在红7军配合下，在安福廖塘桥地区，歼灭中国国民党军1个团，俘其800余人。9月在吉安永阳镇歼灭中国国民党军1个团，俘近千人。湘鄂赣苏区红军第16军，1930年12月攻克通城，中国歼灭国民党军新编第10师1个团及地主武装一部，俘1500余人。同月，赣东北苏区红军第10军在河口战斗中，歼灭中国国民党军1个团，俘300余人。在反“围剿”中，这几个苏区的红军都得到发展，苏区得到不同程度的巩固。陕甘边和陕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开展了游击战争。

各地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都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并成功地应用了一些战略战术原则，到战胜中国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全部的作战原则就基本形成了。在红军反“围剿”胜利形势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1年11月在中央苏区的瑞金宣告成立。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朱德任中革军委主席。

在“左”倾冒险主义方针指导下，红军遭受严重挫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加紧了武装侵略。在中国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东北三省很快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中国人民极大的民族义愤，全国各地出现了抗日反蒋浪潮。但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却无视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要求，继续推行许多“左”的错误政策。同时，夸大红军3次反“围剿”的胜利和中国国民党军的失败，不顾主客观条件，要求红军进攻和占领中心城市，实现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乃至争取全国的革命胜利。

在这一军事冒险主义方针指导下，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命令中央红军（1931

年11月由红一方面军改称）于1932年2月攻打中国国民党在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赣州，并企图在攻取赣州后，继续北向攻取南昌、九江，争取革命在江西首先胜利。中央红军围攻赣州月余，屡攻未克，遭受很大伤亡。由于毛泽东等对军事冒险主义方针的抵制，中央红军（6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在4月和8月先后取得漳州战役和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会议，毛泽东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会后被免去红军领导职务。 1933年2月，蒋介石以30多个师共40万人的兵力分3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并以其嫡系部队12个师编为中路军，由北向南实施分进合击。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退却步骤。2月下旬，在黄陂以西的蛟湖地区以伏击手段歼中国国民党军近2个师。3月中旬，又在草台岗歼其1个师大部。基本上打破了中国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

1933年，日本向热河（今分属辽宁、河北和内蒙古）、察哈尔（今分属河北、内蒙古）、河北等省加紧侵略。蒋介石仍然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50万人的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于9月下旬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1933年初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以后，进一步在中央苏区推行“左”的错误政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指导上，开始时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就敌，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一再进攻敌之坚固阵地，不胜，便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11月，当驻福建省的中国国民党军第19路军发动反蒋事变时，又没有采取正确方针，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打破中国国民党军的“围剿”。以后，又转而采取军事保守主义，实行消极防御，企图以阵地战、堡垒战和短促突击，阻住中国国民党军的进攻。结果红军在保卫广昌和其他一系列防御战斗中不但没有守住阵地，反而遭到很大伤亡。1934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以红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闽浙皖赣边，但未能达到大量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中国国民党军的目的。到10月，中央红军（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再次称中央红军）在苏区内打破“围剿”已无可能，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即长征）。

在湘鄂西苏区，红军也受到严重挫折。在中国国民党军对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开始前，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要求红3军在襄河以北地区实行不停顿的进攻。1932年7月，中国国民党军开始对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后，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仍然企图以进攻战略打破“围剿”，以后又转为单纯防御。到9月，洪湖苏区全部丧失。红3军被迫经豫西南、陕南转至湘鄂边。1934年5月又转至黔东地区，至9月创建了包括印江、德江、沿河、松桃、酉阳五县各一部的黔东苏区。

在鄂豫皖苏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过高估计红四方面军进攻黄安（今红安）、苏家埠等4次战役的胜利，盲目轻敌，先是要求红军向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出击，继而决定围攻麻城，企图进而实现威逼武汉的计划。1932年8月，中国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开始第四次“围剿”。在中国国民党军已经迫近苏区腹地的严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才奉命仓促赶向黄安以西迎战，并从8月上旬开始在鄂东、豫南和皖西地区辗转作战，均未得手。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离开鄂豫皖苏区，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经鄂北、豫西，进入陕南。继于12月～1933年2月，乘四川中国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之机，越过大巴山进至川北，先后占领通江、南江、巴中3座县城和周围广大地区，创建了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苏区。

1933年2月中旬，中国国民党四川军阀田颂尧调集近6万人的兵力，对川陕苏区发动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依托山险，实行运动防御。经过两期收紧阵地，5月21日开始反攻，至6月中旬，粉碎了三路围攻，俘敌1万余人。

（6）意义

这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它经历了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兴起，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两次历史性转变。期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12块革命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有100多次，遍及14省140多县（市），参加起义的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有数百万人。这些起义，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旗帜，给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有力的回击。起义保存下来的武装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来源。

参考资料

1. 中国共产党简史

2. 西安事变

2、土地革命时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8月－1937年7月). 1927年。 8月。 月初为中共中央起草《湖南运动大纲》，强调武装夺取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提出了在湘南开展武装斗争的计划。

经过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7-1937.7），也称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反对国民党恐怖统治的内战时期。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叛变了革命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代替了北洋军阀，企图扑灭革命，消灭共产党，残酷地镇压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党组织遭到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被国民党的屠刀所吓倒，继续英勇地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为了挽救革命，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1927年7月12日，党中央政治局进行了改组，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停职，作出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等决定。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斗争的新阶段，因此，8月1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的节日。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总方针，批判和揭露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会议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关键时刻，为挽救党和中国革命起到了重大作用。“八·七”会议，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于9月9日，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起义后，毛泽东根据当时敌我形势，主动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转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地区，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对部队进行了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定将党支部建在连上，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这就是我军建军史上有名的“三湾改编”。

10月到达井冈山地区，建立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一部分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创建，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始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红军战争的胜利和根据地的发展，推动了农村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红军所到之处，燃起了阶级斗争的熊熊大火，到处呈现出一派“分田分地真忙”的

革命景象。土地革命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贫苦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有力地支援了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在创建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探索。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科学地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科学地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条件，以及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内容，提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革命形势得到很大发展，但是，从1927年11月至1934年底，党内先后出现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使革命力量遭受很大损失。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使党在白区的党组织和工作几乎遭到百分之百的破坏和失败，使已经取得了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致失败。中央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是在革命最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越过草地，甩开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在北上途中，还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了红一方面军长征。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历时两年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是不可战胜的，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长征一结束，就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出现高涨。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进攻，何应钦同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日本加紧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妄图制造第二个“满洲国”，达到吞并华北的目的。国民党政府仍然坚持其卖国、内战、反共的政策，对日寇的侵略步步退让。全国要求抗日的呼声不断高涨，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迅速高涨，1935年12月9日，爆发了“12.9”运动，很快得到上海、南京、武汉、天津等全国各地的响应。中国革命又走向了新的高潮。1935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批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会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大量艰苦、复杂的斗争。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党中央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的方针，迫使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通过了一项接受国共合作的决议。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毛泽东

闽赣苏区时期，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为一个起点，毛泽东在苏区的权威地位开始逐渐受到党内各种势力的严峻挑战。此时，毛泽东与朱德在政治与军事上的联盟已经貌合神离，接近瓦解。毛朱联盟的最终瓦解，使毛的权威地位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是地方实力派系因此迅速抬头，对毛的权威地位的抵制和挑战也日益加剧；二是中共中央会因此而对毛有新的看法和态度，并最终导致失去中央的支持。如果毛朱联盟足够稳固，毛决不至于陷入

这样的被动局面。但是，在当时，毛毫无疑问地已经失去了朱的支持和拥护。失去了朱的支持和拥护的毛，完全没有足够的资本在苏区维持他的权威地位。

毛为什么会失去朱的支持和拥护？总括起来大致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朱毛在政治原则上的分歧，比如党内民主问题；党和军队的组织路线和组织建设的问题；党和军队的具体关系的定位问题；肃反方式与规模的问题；对待临时中央的态度取向上的问题，即政治立场的问题。二是朱对毛的个人品质的深度怀疑与失望。以上种种问题和矛盾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中共苏区历史性问题的长期积累。

从中共的历史上看，毛朱联盟从来都不是一个成功的、紧密的联盟，将它与后来的毛张（张闻天）联盟；毛刘（刘少奇）联盟相比较就更能反映这样一个事实。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的欢笑声还在山林中回旋，毛朱之间的分歧已经开始公开化。这次分歧的最大的焦点就集中在——要不要井冈山这个根据地的问题上。毛朱之间的这种分歧最终转化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并直接导致了所谓的八月分兵事件。其实在当时来说，毛朱各自代表的思想与主张，很难分判谁正确；谁错误。当时的革命形势十分复杂和混乱，整体局势十分不明朗，中共的前途黯淡而渺茫，毛以素有易守难攻的自然优势的井冈山为根据地的思想，不失为一种最保险的策略，没有生存就谈不上发展，保存好有生力量，然后再伺机而动；进退有据，这是完全适合当时实际形势的一种策略。而朱的思想，是要另辟根据地，要寻一个比较富庶的，能全面、充分地解决军队供给问题的地区作为根据地。毛之反对这一思想，是因为凡稍微富庶的地区，敌人的力量都比较强大，再者，这种地方交通一般比较便利，这十分有利于敌人武装力量的集结与输送，以中共残败疲弱之兵，要在那些富庶之地开辟根据地，这无疑是一种十分冒险的行为，而这种冒险就像是一场豪赌，胜败之机难于逆料，这场豪赌对于中共而言只能赢不能输，因为输了就等于灭亡。但朱德反对毛的理由也十分充分，当时，由于井冈山在后勤供给上已经到了十分困难的地步，军队内部群情汹涌、人心离散，后勤问题异常紧迫。而毛所谓的：“只是暂时性的困难，情况很快便会出现转机„„”的话，显然无法令人信服。因为当时，内，面临土地贫瘠、人口（老百姓）稀少的困境；外，面临敌人的严密的军事与经济上的封锁，什么时候能解决好吃饭穿衣问题，谁心里也没有底，因此，军队内部普遍弥漫着一种浓厚的悲观骚动情绪。朱德指出：那种以为吃红薯稀饭；喝南瓜汤，还能够进行艰苦的革命战争的观点，是一种唯心的；唯意志论的观点。朱德与军队的紧密联系，使他十分清楚问题的严重性。当时，军队官兵要离开井冈山的想法已经成为主流，任谁也拦不住，在这种三餐一宿都成问题的情况下，什么军纪、军令、等级之类的约束已经很难再起作用，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军队很有可能哗变，朱德领兵时间长；经验足，他大概很清楚，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他和毛的性命都将难保。以上也可以总结为——大致就是当时井冈山时期的两难处境。毛朱其实都在作一种十分无奈的没有选择的选择。但毛对朱德，放弃井冈山另辟根据地的思想，并没有采取妥协的，有回旋余地的态度，而是一口回绝，大发雷霆，还毫不留情地扣了朱德几顶大帽子，什么逃跑主义啦，冒险主义啦，不要根据地的盲动流寇主义啦等等，令朱德十分难堪，进退维谷。这最终使朱德下定决心与毛分手，另辟地盘。

八月分兵事件，暴露出了毛朱之间在个性与政治思想层面的矛盾。虽然这种矛盾最终因为毛的得不到多数同志的支持而不得不作出妥协，进而使矛盾得到了缓解，但不可否认，毛朱之间的这种政治与军事上的同盟，其实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了较大的裂痕，这也为今后毛朱联盟的最终瓦解埋下了伏笔。

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朱率部放弃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由于当时毛朱受到了地方革命武装的大力支援，因此，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并没有受到大的挫折。在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的同时，中共党军体系内的矛盾也开始日益凸显，当时，苏区内无论是党还是军队，其内部都可以说是派系林立，彼此猜疑，互相之间鸿沟较深，虽然，在同一个党的组织体系内；在面临共同的革命的敌人的

进攻时；在彼此的利益相一致时，各派系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做到统一行动；协同作战。但总的来说，派系的存在和本位主义的盛行，使毛深刻地感受到了革命力量的分散和难于聚拢所带来的对革命前途的不利影响。在各派系中，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所部，毛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这可以比作是一个家庭里的暂时分立，毛对朱彭黄所部的彻底整合是充满信心的，是指日可待的。令毛最为顾忌和难以设防的是地方实力派系（以李文林为首），这一派系的本位主义思想与朱彭黄有本质上的区别，朱彭黄更多的是，与毛在政治原则上和组织原则上以及军事领导方式上的分歧和矛盾，而造成的疏离，实际上，这种所谓的派系的存在是比较模糊的，不具危险性和不测性。但地方实力派系在毛眼中看来，其性质是典型的封建性浓厚的独立集团，难于驯化和改造，品流也异常复杂。毛对地方实力派系的性质的判断以及地方实力派系对毛的权威地位的不断抵制和冲击的种种行为，使毛最终下定决心将其当作了革命的敌人和自己的政敌而必须加于全面、彻底的扑灭。实际情况是否一如毛所预想的那么严重和复杂，历史已经不可能给我们答案，因为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毛将无法整合的地方实力派系，基本清除干净了。

一九二九年六月，红四军七大召开，毛朱因为红军领导权的问题而闹僵，彼此分歧因为无法妥协而转化为公开矛盾，于是红四军七大成了毛朱摊牌的地方。毛主张，军委——这个临时性的分支机构应予撤销，由前委统管党政军事务。而朱则坚持要设军委，前委只管党政，协助军事（即在军事上前委不具最终决策权，实际是军委架空了前委，在革命战争年代，军事的领导权是保障一切权力的基础，军事即党政，没有军权何来党权和政权）。朱认为，毛是前委书记，不设军委等于是毛一人拍板所有党政军事务，这是书记专政，是独裁。两人相持不下，最后只得进行民主投票，结果朱的主张得到了太多数与会者的支持，而毛的主张不但不被采纳，还落选了前委书记一职（陈毅作为会议的主持者，意外当选）。这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次大权旁落。朱德、陈毅、刘安恭在这次大会上可以说是联合起来（客观形势上是这样一种局面）反对毛的前委书记专政。对于这次中共历史上著名的会议，有人认为这是朱陈刘(安恭)联合起来的阴谋，但我认为这种看法完全缺乏依据，也全面地低估和扭曲了朱德的政治智慧和个人品质。红四军的七大，从历史上看，这是一场值得宣扬的有充分民主的大会。大会上赞成朱毛的两方，各陈己见、畅所欲言。 其中坚定地支持毛的林彪对朱德的批评非常尖锐，甚至涉及到了私人品质领域，如说朱德爱吹牛；爱搞小集团；不注意形象，有流氓习气等等（其实这些涉及私人领域的攻击，是当时年轻的林彪，思想还不很成熟的一种表现，其指责与事实是完全不相符的）。林彪自南昌起义以来就一直是朱德的部下，朱德对于林彪的批评，坦然以待，并没有将林彪看作是反对自已的异己分子。朱德作为林彪的老上级，朱德可以接受部下反对自己的主张，毛泽东难道就是菩萨，就批评不得，反对不得。朱德对于毛泽东的专制与任人唯亲的作风是一向十分不满的，朱认为，毛的日益专制将彻底扼杀党内民主。朱德之所以要在红四军七大与毛摊牌，分毛的权，主旨是希望削弱毛的权威，避免在苏区出现毛的个人专制。毛朱之间有彼此在个人品性上的难于融洽，但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两者在政治思想上的分歧。

朱德是一个为人宽厚的长者，同时也是一个有信仰、讲原则的人。他对毛的观感是带着矛盾情绪的，一方面，朱从心底里佩服(在当时还远谈不上崇拜)毛的政治与军事才干；一方面，朱又非常不满毛的专制作风，而尤其令朱深为反感的是，毛十分惯于使用权谋术。朱曾不止一次对人评价毛的个人品质，他说：“毛对封建社会那些旁门左道（指权谋术，实际是指毛爱搞阴谋诡计）的东西很精通。”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朱是非常反对毛将这些旁门左道的东西用在党内同志身上的。朱认为，毛的个人品质不能使之成为党的领袖，这对党的整体影响是不利的，同时朱也希望党内可以有另外一些具有开明气派和民主作风的人，能够取替毛在苏区的权威地位，当然，这个人首先必须在资历上和政治思想上以及军事才能上能与毛处在同一个等级。在朱的思想里有没有这样一个人选存在呢？——有，这就是他的老战

友、老上级，周恩来。由此推论，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后来的宁都会议前后，朱会毫不犹豫的倒向了以周恩来为代表、为首的所谓的中共中央的阵营，并紧随周的步伐对毛进行了全面的排挤和压制。

我认为朱德对毛的个人品质的怀疑或否定，自然是合理可以理解的，但人、事、物，总是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中同样如此，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的众多的发动者或者说领导者要贯彻和实行自己的政治路线，没有权力尤其是没有军事权力，那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而且权力还不能分散，否则严重影响执行效果。革命需要权力的高度集中，权力的高度集中就是专制，在革命年代过多要求党内民主和党员权利的行为，这本身与实际形势是并不相融合的，中共的革命就是建立在毛的个人权威得到了全面的确立和巩固之后才取得了成功的。前面说到：革命的领导者要贯彻和实行自己的政治路线，必须借助于权力尤其是军事权力。因此，围绕争夺权力和稳固权力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斗争通常也是残酷的，无所不用其极的。实践证明，在革命战争年代，正确的领导者必须是绝对权威化的。当然，革命胜利；政权建立并稳固之后，党员权利；党内民主必须得到全面的体现和实行，这个时候，去权威化就成为了考验这个党是否文明与先进的一个准绳。

对于许多身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党人来说，肃反是烙在他们心灵深处最深刻的一道伤疤，这道伤疤伴随着他们的一生，不论时间过去多久，但凡触及，莫不令他们深感恐惧和痛苦。

始于1930年初期的肃反毫无疑问是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之下，通过当时的中共党中央传达于毛所掌控的苏区的产物。毛对于以李文林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系，心怀整肃、扑灭的打算，盘踞在心里已经不是一朝一夕，之所以一直按兵不动，主要原因大致有两点：一、李的总后台——，李立三，仍然是中央的实际领导者，处此环境下，毛有心无力。二、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时机以使师出有名，要想清洗以李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系，无疑是不可能的，强为之，整个苏区会出现内战，这后果是毛所不能承担的。当中共中央正式向苏区传达了肃反令的时候，毛等到了他所期盼的东西。

在苏区的这场肃反运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已经超出了运动的性质，毛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场战争来对待的，一场要将异己分子从肉体到精神上都消灭掉的战争，毛在这场红色恐怖的运动中动用了所能动用的一切手段和工具。这符合毛的个性和政治原则——凡是在政治层面与毛的政治思想为敌者，且又无法改造和驯化，不为其所用的，他必然是一律坚决无情的要将其加于扑灭，就像对待蒋阵营的敌人一样，甚至更残酷。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内敌远比外敌带来的破坏更大。

三十年代的肃反，毛是苦心经营的，这是一次借了中央的东风，使其可以放开手脚清理政治路障的好机会。虽然没有确切的历史资料和证据，足以证明毛在肃反中应该承担一切后果，但毛作为这场龌龊、血腥的肃反运动的唯一的幕后主脑，这一历史事实已为党内外和史家所公认。苏区肃反运动中有几个历史疑案非常耐人寻味——

一是：引发血腥肃反开端的李文林通AB团的证据事件，这个所谓的证据就是：一张由李文林的父亲亲笔签名的领受ＡＢ团物资资助的便条。这个所谓的证据是否为伪造或是莫须有的罪名。

二是：作为肃反主将的李韶九为什么在肃反的整个过程中从一开始手段就如此之血腥；如此之肆无忌惮，而且完全绕开党纪法制大搞逼供信，动用严酷的私刑，致使肃反运动迅速走向红色恐怖的大杀戮状态。很难想象，在同一个党的系统内发动的一场运动，李韶九在面对自己的战友时居然敢于如此的丧心病狂、无法无天，如果没有毛这尊大神的授意与支持，李韶九他有这个胆量吗？

三是：在这场血腥的肃反运动中被清洗和消灭的党军体系的人中，是否以地方实力派系为主？毛、朱、彭、黄部（即红一方面军），实际上所受冲击究竟大不大？我认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实在也可以算作是本地革命力量与外来革命力量的一场斗争。朱彭黄对于肃反运动的态度从一开始毫无疑问是接受的，支持的，按照他们的想法，肃反运动应在党纪法制之内进行，严重的是开除出党，判监、处决，但这一切均需有确凿的证据。然而到了李文林通AB团证据事件之后，肃反的血腥和炽烈使朱彭黄彻底领会到了毛的用心。虽然朱彭黄对于地方实力派系向来并无好感（这是朱彭黄保持沉默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毛肃反方式的龌龊和血腥，以及其背后的浓重的个人目的，这些„„无不使朱彭黄及一大批党军体系的官兵感到寒心，从地方实力派系的悲惨下场中他们依稀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这场肃反运动中毛认为自己是赢家，但事实并非如此，他的人心从这场运动中彻底丧失掉了。这也是导致他在不久的宁都会议后全面倒台的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

四是：毛的扑灭异己的斗争之所以能够取得完胜，正是借助于中央的全面支持才得以实现的。但是，应该区分的是，１９３０年２月起始的中央肃反令是由李立三主政时期传达的，而李文林是立三路线的坚定的拥护者和贯彻者，毛则是彻底反对立三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肃反之初李文林作为苏区的其中一个实际领导人与毛共同主持肃反运动，在这段时间内李文林表现非常积极，这中间有什么历史隐情？肃反初期（以１９３０年２月到李的总后台李立三倒台后的１９３０年９月为划分）毛林共同主持苏区肃反，其时两人究竟是真心肃反还是各有所图？在这段时期内按现有资料来看，其力度也是颇大的，其中，代表毛方的红一方面军，被清理出4000多名所谓的ＡＢ团，同时被处决了一大批人。代表林一方的赣西南特委的党军体系被清理出１０００多名ＡＢ团——这里就有两个疑问：一、红一军这四千多名所谓的ＡＢ团分子，他们的身份背景是否有明显的标志性，是当地背景居多还是外籍人士居多？是否毛林共同主持？我是比较偏向于认为：两者都是怀着浓厚的个人目的，是借着中央的这阵东风肃清各自的异己。因为在肃反的初期阶段，这两者一个代表地方力量（其时有中央领导做后台）；一个代表外来力量，从根本上来说这两者是斗争着的，而且基本维持实力相当状态，直到李立三倒台（１９３０年９月，传达到苏区应在１０月份）后，形势急转，毛已无所顾忌并施以阴谋（伪造通ＡＢ团证据），陷害李文林，１１月李文林被关押，由此，毛全力以赴铲除地方实力派系的有生力量。

五是：在李立三倒台后，以王明、周恩来为首的中央领导层，在对待因肃反过于酷烈而引发的“富田兵变”的态度上为什么与毛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在李立三倒台后，中央为什么对于毛的专门针对苏区地方实力派系的辣手肃反不但不加于制止反而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最后还把反对毛的肃反方式的项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给予了撤职处分？从既有史料上来分析，王明时期的中央之所以在肃反与富田兵变上与毛站在了同一立场上，是因为王明的临时中央在这一特殊时期，其本身利益与毛的利益出现了一种历史性的重合。李立三刚刚被王明一班人马由中央领导的位置上拱下来，作为新的领导班子的王明、周恩来，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肃清李立三的影响和铲除他的根子，李文林作为忠实的李立三的追随者，正是王明等新的中央领导层要整肃的对象，因此趁此肃反之机新的中央领导层和毛总算是想到一块去了。而项英本来就是李立三时期的人物，找个借口撤他职，那是迟早的事。应该说明的是：新的中央领导层大概也就只是在肃反运动上与毛有共同语言。毛对中央的态度一向是，合自己政治路线的则凌厉执行，不合的则明接受，暗中却是，要不虚与委蛇；要不暗中抵抗。这也是他与朱德的一个大的冲突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