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克商:中国历史纪年的重大节点

作者：陈杲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被后世儒家解释为顺天应民的中国第一场"革命"--"武王克商"究竟是怎么打的？假如纣王并非后世传说中的无道昏君，《史记》中记载的商纣王军队七十万人临阵反戈是怎么回事？更重要的是，这场革命究竟发生在何时？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伟大国家。人们总是说，中华的文明延传了五千年，从来不曾间断。中国人都相信自己是炎黄子孙，华夏后裔。从最古老的传说时代开始，中国经历夏商周三朝，进入了有明确文字记载的信史时代。

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的信史时代只能上推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再往上就存在分歧。近代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明确地证实，商代是真实存在的。可是周代从什么时候开始？商代从什么时候开始？传说中的夏代是否真实存在，这都是问题。

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相关研究范围内的学者都对中国上古文明的时限做了大量努力。大家希望可以在西周信史的基础上，推出武王克商的年代（也就是确定商代的下限），进而进一步推出商代的上限，以及夏代的大概时代。武王克商之年，是逆推中国文字信史之前朝代分期的第一个重大节点。这个节点不能确定，再往上的商代积年和夏代积年也就彻底无从说起。

武王克商之战的细节，从汉代起就众说纷纭。我们讲一件事情，厘清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细节是最基本的要求。可是从前代文献上来看，我们除了知道事件中的主要人物是周武王和商纣王，战争地点是“牧野”之外，具体克商之战的时间非常不清晰，攻战细节则更是纷乱复杂，历史文献记录彼此矛盾的地方多得不得了。

记录武王克商之战细节的文献记录，首推《逸周书 克殷解》、司马迁的《史记》、《尚书 牧誓》、《尚书 武成》、《逸周书 世俘》，加上今本《竹书纪年》和《吕氏春秋》等书，光是文献的去芜存菁、去伪存真就大费思量。至于克商之战的具体时间，从汉代起到今天，两千年来推论出来的克商之年数据居然有44种之多，要是把不同的研究观点算进去，克商之年研究论著已有百种以上，这实在是非常惊人的。

之所以武王克商之年的问题如此繁难，当然不是因为研究者低能到不能驾驭古代文献，而是因为有效的清晰的信息太少了。

近半个世纪以来，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取得了非常重大的进展，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大量带有铭文的西周青铜器出土，可以补充史料的不足。李学勤先生就多次指出，近年新发现的史料，有的是连司马迁、班固都没有见到过的。二是现代天文学可以用来筛选古代文献中的记录。利用现代天文学技术，利用大型电子计算机对于天象回推的计算，能够得到相当准确的绝对年代；三是对于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反映的西周诸王积年的认识随着铜器研究而获得了很多进步。假如我们可以弄清楚西周文、武、成、康、昭、穆、恭、懿、孝、夷、厉诸王在位的绝对年数，加总在一起也可以逆推得到武王克商之年的准确数据。

细数近世武王克商之战细节研究的进步，我们还得从1976年一件重要青铜器的出土说起。

图1：武王克商的攻战线路图（据 Lewis Eden）

记载武王克商的重要青铜器：“利簋”

1976年春天，陕西临潼零口镇南罗村的村民发现了一坑西周青铜器。在场的人哄抢了出土铜器，藏匿在家中。政府有关部门得知这个消息，下极大的力气追缴。拿走铜器的村民，有一部分人将铜器交还，还有一部分人因为惧祸，将手中铜器击碎销毁。

交还的铜器中，有一件通高28厘米的青铜簋。簋，按照古代礼书的记载，是装黍稷之类（也就是小米饭）的青铜礼器。这件缴回的铜簋初看上去并不起眼，但是考古学以及古文字研究学者看见它却大吃一惊。因为这件铜簋内里的铭文，劈头就讲武王克商。这也就是后来知名的国宝级青铜器“利簋”。利簋的发现是1949年以来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重大的价值，远远不是同等重量的黄金所能够衡量的。

图2：利簋（西周早期）

利簋的铭文古奥异常，文字还带有典型的商代风格。对于铭文的释读，不同的意见很多。在铭文中，最难懂的是其中的“岁鼎”二字。学术界最经常采信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政烺研究员做的释文。“利”是人名，是制作这件青铜器的人的名字。铭文说，武王攻打商国，在甲子日的早晨，岁星（今称木星）在适当的位置上。经过了一日一夜，战争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利”这个人在甲子大战后的第七天，铸造了这件祭祀祖先的青铜器。

图3：利簋铭文拓本

利簋的出现，证实了古代文献中所谓“甲子日克商”的记载。在利簋铭文的基础上，武王克商之战的真相渐渐浮出水面。而利簋铭文中“岁鼎”二字，虽然张政烺解释得比较通顺，但是想要在厘定克商之战的具体时间，仍然要面对重重的谜团。这也就是有名的“岁鼎之谜”。

天文历法透露的费解信息：“五纬聚房”和“岁在鹑火”

关于武王克商这个历史事件，史料中记载的天文历法信息，除了“甲子”日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两条，这就是“五纬聚房”和“岁在鹑火”。

“五纬聚房”是个比较费解的词。其字面意义就是“五星出东方”。提到五星出东方，就不能不讲1995年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一件国宝级丝织品。

图4.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彩锦护膊（魏晋时期）

这一件汉魏时期的彩锦护膊。它是射手拉弓的时候系在小臂上的。彩锦护膊一出土，就在中国大地上引起了巨大轰动，原因是彩锦上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字样。在今天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腾飞的时代，中国的国旗又是五星红旗，这件精美绝伦的彩锦护膊，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感情。

当然，如果要认真说护膊上“五星出东方”文字的本意，它其实是古代星占学上很常见的占辞。这里的“五星”，就是今天的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而所谓“中国”，是星占学分野概念里的“中国”，泛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而“中国”之外，就是“西方”、“夷狄”或者“外国”。

“五星积于东方”和“五星出东方”是指五大行星在某段时期内，在日出前同时出现在东方。这种天象非常罕见，所以也引起古人格外的好奇与重视，把这些天象附会上某种“天意”。比如《文献通考》上就说：“周将伐殷，五星聚房”，今本《竹书纪年》中则说“五纬聚房”，等等。这些古代文献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武王克商的时候，天空中能够看见“五星出东方”这种特殊的天象。利用现代天文学技术，回推“五星出东方”的具体时间，就能帮助我们减小武王克商之年的年代范围。

武王克商之战，另外一个重要的天象记录是《国语》中的“岁在鹑火”。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星占学概念，往简单里讲，就是说今天的木星位于南方天空中一个被标明为“鹑火”的区域内。木星作为天空中非常明亮的一颗星星，代表着作战的“神谕”。鹑火，按照星占学是周国的区域，木星在周国的区域里，当然就是神的旨意说，作战一定是周国获胜。

早在汉代，刘歆就以《三统历》为基础，推算武王克商之年是公元前1122年；裴骃以《古本竹书纪年》为基础，推算结果是公元前1027年。近年根据倪德卫（David Nivison）、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和班大卫（David Pankenier）的研究，论争范围被显著缩小到公元前1046至公元前1045年之间。之所以时间范围能够如此有效率的缩小，就是利用了现代天文学技术回推“五纬聚房”和“岁在鹑火”的发生时间；而武王克商之战的具体时间，就存在于这两个天象回推得到的数据的重叠部分。

“五纬聚房”和“岁在鹑火”在基本概念上有很多模糊性与复杂性，这种模糊复杂性使得人们对于青铜器“利簋”铭文的解读产生了新的想法。美国汉学界三位顶尖专家的工作成果是富于启发性的，但是他们的努力未见得就真正解开了利簋铭文中的“岁鼎”之谜。

1044年1月9日：天象学推理出的牧野之战准确日期

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江晓原等人走了另外一条研究途径。他们对武王伐纣过程的天象记录进行了筛选，刻意不使用具有模糊性的“五纬聚房”和“岁在鹑火”这两条天象记录。他们在大型计算机上采用国际最先进的行星历表软件，对于所有筛选好的天象进行推算，其推算结果是收敛、唯一的：武王克商之战发生在公元前1044年1月9日。这个结果，回头来核验“五纬聚房”以及“岁在鹑火”，也都是吻合的。

在经历了大量天文学回推的工作以后，武王克商之战的具体日程终于浮出水面。一次让人惊心动魄古代战争终于可以被人们重新认识。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文王（姬昌）通过毕生的征伐，获取了中原半数以上诸侯国的归顺与臣服。他沿着渭河，将都城从“岐下”（今陕西岐山县附近）往东迁移到丰京、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南）。周文王死后，武王（姬发）完成了克商的伟业。

图5.武王军队出师时天象图（据江晓原）

根据江晓原的推算，武王克商之旅始于公元前1045年12月3日。那是下着雪的冬天。凌晨，残月挂在东方房宿“天驷”之上；黎明，太阳从银河在东天的尽头升起；黄昏，水星出现在西北天空。这一天，武王的军队祭祀上天和先祖，誓师要承受天定的“大命”（受命于天），去攻取商国。誓师之后，岁星（今称木星）出现在东方，周武王的军队从镐京（今西安市西南）出发，在严寒的冬季沿着渭河、黄河南岸向东日夜兼行。经历了时断时续的风雪和一次月缺，周王的军队抵达孟津。稍做休整后，在公元前1044年1月3日，周人从孟津渡过黄河。雨雪越下越大，周人却东北而上，逆着风雪开始了向商国王都（商邑，今河南淇县）的急行军。商纣王也得知了周武王要自西南方攻来的讯息，在王都商邑附近集结了他所有的兵力。又经历一次月缺之后，公元前1044年1月8日的晚上，周国的军队抵达商邑南郊的牧野，和赶来的诸侯在深雪湿滑的莽原会师。武王布阵还没有完成，牧野天上又落下了凄冷的雨。牧野冷雨中的长夜，周人军阵中燃起繁密的火光，仿似满天星斗。经过一个漫漫长夜，雨和雪都停了，岁星升到正南方上中天，这对周人来说是无比吉利的天象。这是上天用星斗向周人昭示：你们将承受天命，取代商国数百年的政权，拥有中国的土地。

图6：牧野之战清晨天象图（据江晓原）

在公元前1044年1月9日这一天的黎明，周武王左手执青铜钺（一种横柄大斧头。钺），右手执白尾旗。武王说：远来辛苦了，西土周国的士兵！和我会师的诸侯兄弟与臣民，举起你们手中的武器，听我宣誓。商国现在是母鸡报晓召唤太阳的升起。商纣王只听信妇人的言语。他昏聩忘本，他背叛祖先，他遗弃亲属，他任用奸人，他残害百姓。今天，我是恭行我身上的天命。我们作战要注意控制，军阵整体向前推进，千万不能混乱。我们要鼓足勇气，像奔扑的虎，像发怒的熊。在这个兵临敌方城下的时候，谁都不许退缩。临阵脱逃的人，杀无赦！

七十万奴隶倒戈的真实解读与失传的《太公兵法》

牧野之战，《史记》中记载，商纣王的军队七十万人临阵反戈，非常富于戏剧性。但是我们从考古学发现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种解说。

商纣王，在殷墟甲骨文中被称为“帝辛”。关于商纣王的无道，比如酒池肉林，比干剜心之类的演义，大家都非常熟悉。可是从甲骨文金文来看，纣王似乎并不是一个无能的君主。郭沫若早就指出，从甲骨文金文来看，纣王在克商之战的前20年，几乎不断地和东夷南夷（今山东，江苏，安徽一带）的叛乱作战。长期的战争让商国国力亏空，给了位于陕西的周国这个蕞尔小邦以可乘之机。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牧野之战中，两国的用兵策略非常的不一样。商纣王知道武王攻来的消息，集中了全部的兵力驻守国都。他象往常一样，把散兵游勇老弱病残放在军阵的最前方。他计划利用人海战术先消耗掉周国的一部分战斗力，然后再用自己最精锐的部队和周人决一死战。

周国最重要的军师，就是吕尚，也就是传说中的姜太公（姜子牙）。姜太公是一个非常老谋深算的战略家。他曾有一部非常有名的《太公兵法》，据说汉代曾传到张良的手上。这部兵法在后来亡佚，否则我们必然能从中看见牧野之战的细节。不过即使是靠后世零星的文字记载，加上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布局的印证，我们仍然能多少恢复一点姜太公用兵的细节。

姜太公一定刻意琢磨过商纣王用兵的习惯。周人的军阵形状，就像是一把长剑，最精锐的部队，最强的战斗力被放在剑的尖端。姜太公用长剑最强的锋去冲击纣王军阵前部的散兵游勇。那是一场激烈已极的大战，阵亡士兵的血流遍了整个牧野，在严寒的天气里都没有结冰。在周人决死的冲击之下，纣王的战略部署显出了他的失误。商国军阵前部士兵是最弱的，他们在武王军队的锋锐进攻之下溃败，引发了战局的倾覆。逃散的商国军队就像是决堤的滔天洪水，直向商国军阵后部烟尘滚滚地回卷。万千的逃兵反戈而乱，烽火燎原，瞬间就成了大势已去。

再往后的故事，《史记》里记载得很清楚，商纣王战败，退到商邑内的鹿台，用玉璧环绕住自己的身体，点火自焚而死。周武王用箭射纣王，用“轻吕”剑击刺，用青铜钺斩下纣王的首级，如此等等，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未完的故事

武王克商的细节，探讨到这里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不过，这并不一定就是最后的结论。天象回推的过程，依赖于我们对于古代天象的理解与认识。假如我们对于天象的了解随着更多青铜器的出土而获得了新的进步，对于天象回推自然也会有变动。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另外一条路，是对于有时间细节记录的西周青铜器排谱，通过对于西周诸王具体积年逆推得到武王克商之年。可惜的是，金文排谱的难度太大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阶段结果公布不久，就受到了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青铜器铭文的挑战。工程成果和眉县器物的铭文历日相抵触。所以西周金文排谱的工作，未来可能进步的空间仍然非常之大。

在遥远的商代，几乎所有的马车都是两匹马拉的车。到了西周，忽然一下盛行四匹马拉的马车。我们平时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驷马就是四匹马拉的车。驷马车为什么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流行，也让我们怀疑和武王克商之战有关。驷马车的动力以及机动性远胜两匹马拉的车。武王克商之战里的“戎车”与“虎贲”，说的很可能就是作战性能大幅增强的驷马车以及车上的敢死队员。如此种种的细节，随着新时代史学和考古学的进展，一定也会更进一步地丰富起来。且待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