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理论专题讲座

政治学理论专题讲座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吴克昌 教授、博士

专题一：国家治理理论与治理模式

一、导言：什么是政治

——从词源学的角度讨论“政治”的本质

在西方，政治这个概念是从希腊与的polis一词演化而来的，它的最初含义是指希腊的古代城邦，即城市国家。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一词，是从城邦（POLIS）一词衍生而来，意思就是关于城邦的知识，是研究城邦问题的理论和技术。

在中国，“政”和“治”常常被分开使用。“政者事也”，是指事务而言，而“治者理也”，则是指的管理。中国古代所谓的政治，首先就是指一种事务、管理而言，也就是是统治的意思。它主要讲的是“治国之道”，即根据某种特定的道德伦理原则来建立国家制度，并通过这种制度和政治活动来治理国家。（这种对政治即是“治国平天下”的理解，在我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延续了两干多年。）

但是，从“政”和“治”二者的含意看，总是相通的。所以，也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就包含有政治行动的意思，是一种“动态的”。有谓：“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礼记·促尼燕居》）也正因如此，中国古代讲“政”总是说“为政”、“从政”，而且“为政”与“治国”相当。如《说苑·建本篇》中引称：“子贡问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国之本也”。

至于把政治联用乃是近代的事。直到孙中山讲：“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1页）也还带有中国对政治了解的特色。

中国古代对政治既然作为一种事务理解，实际上则是指国家的方针、政策、措施而言。也即所谓“政者制也”。这就是说，把政治是看成一种行为准绳，使被统治者有所遵循。

所以说“政”就是“使不正归于正”，就是所谓“下所取正也”。特别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君主掌有最高统治权，就更使得在中国古代政、治、正、制，以至法、令等在含义上都有相通之处。（参阅陈顾远：《中国法制史》第一章）与此相联系，在中国古代谈到“政治”时，也就总是强调统治者的作用。所谓“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孔子也多次讲“政者，正也”。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哀公问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礼记·哀公问》）

二、四种治理手段：德治、政治、法治、无为之治

1、德治、政治、法治与无为之治

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家们很早就总结出了政府管理社会的手段主要有四种：即德治、政治、法治与无为之治。这四种治国手段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张积极干预社会；一类是主张消极干预社会，类似于西方的消极政府思想（“管事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由于无为之治不为一些主张积极干预社会运行的思想家所接受，所以一些思想家主要讨论的是前面三种。

如在《孔子家语》中有一段详细的记载说明了这个问题。“仲弓问于孔子曰：雍问，至刑无所用政，桀纣之世也；至政无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圣人治化，必刑政相参焉。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刑政篇》）这就是说，最好的统治方法是首先用思想教化，其次才用行政命令，如果教育不改，管理不从，危害了社会，最后才使用刑罚。可见，他们是把政治作为一种统治的手法的。这一段话说明：儒家并不否认除德治以外的其它治理手段的存在，也不认为在公共组织、地区与国家的管理中只能使用德治手段，而是认为应当针对不同对象，在不同环境使用不同的治理手段。

儒家之所以强调德治，是因为儒家认为，比较上述三种治理手段的治理效果，德治是最好的。

如孔子曾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有所谓：“德不盛则饬政”（《大戴礼记·盛德》）“教不善则政治”（《国语.齐语》）

无为之治则是主张管理者应当任其自然，清静无为，尊重社会自身的发展管理，不要干预社会。

2、相应的治理理论

①理论背景：中国古代的文化结构

主流文化： 儒家思想：入世文化

亚文化 ： 释家思想：出世文化

道家思想： 遁世文化

②中国古代的治理思想

主流文化： 儒家思想：德治 德服人心

亚文化 ： 法家思想：法治 威服人身

道家思想： 无为 放任人性

由孔丘所创立，孟轲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儒家学派，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学派，长期占据着思想统治地位。其主要典籍是《论语》和《孟子》两书。儒家的政治学说，概括起来有两个主要方面。首先是坚持“为国以礼”(《先进》)的政治原则，这就是所谓的“礼治”。孔子的目的就是以周代的礼法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儒家学派提出“为政以德”(《为政》)的治国之道，即所谓的“德治”思想。

孔子注重对人的道德教化，反对单靠政令、刑罚来维持社会统治；注重用“宽厚”

的办法来进行统治，并要求统治者应该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孔子所提出的这种统治方略，经过孟子的进一步阐释和发展，又被归结为“以德行仁”的“王道”，并以此来反对“以力假仁”的“霸道”。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这一套统治术始终是封建地主阶级维护统治基本手段。

法家是与儒家相对立的主要流派。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著有《韩非子》一书。他反对孟子的“仁政”和“王道”，主张“霸道”和“以法治国”。他把慎到的“势”、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融为一体，形成了一整套法家的治国理论。他对君主的统治术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其中许多思想早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1700多年。两千多年来，法家在我国社会虽然一直居于儒家之下，但在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却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儒家与法家的治国思想虽然各自持着“德治”和“法治”以及“王道”和“霸道”两种治国原则，但他们都主张以积极的手段来治理国家。老子和庄子的政治思想则与此相反，他们主张采用消极无为的手段来进行政治统治。所谓的“无为而治”，就是要求国家尽可能不去干扰人们的社会生活。但这并非意味着统治者应该放弃对国家的治理。老子说过：“如无为，则无不治矣。”由此可见，他的目标还是要达到“治”，具体而言，就是实现其“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老子“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一直被历代统治者作为一种补充性手段，用来缓和阶级矛盾，维持社会统治，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与儒法思想一道起着重要的互补作用。

儒、法、道三家的治平之学，各有特点、互相对立、互相渗透。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正是这三派思想交错运用、互相补充的历史。虽然它们均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从对传统文化的总结、借鉴以及古为今用的角度来说，在目前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三种治理主体及其治理理论：市场、国家、社会

1、三种治理主体：市场、国家、社会

2、三种治理理论：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第三条道路

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哲学，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更广泛的，自由主义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以法律限制政府对权力的运用、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支持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透明的政治体制以保障少数人的权利。

在现代社会，自由主义者支持以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为架构的自由民主制，有著开放而公平的选举制度，使所有公民都有相等的权利担任政务。

自由主义反对许多早期的主流政治架构，例如君权神授、世袭制和国教制度。自由主义的基本人权主张为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财产的权利。

在许多国家，“现代”的自由主义者从原本的古典自由主义里脱离出来，主张政府应该借由抽取税赋以提供人们最小数量的物质福利。自由主义在启蒙时代生根，到了现在自由主义一词已经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政治思想，从左派至右派，支持者的政治光谱分布相当广泛。

国家主义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基础，是关于国家主权、国家组织和功能的关乎国家利益和安全理论，国家主义思潮一直是西方政治制度和法制精神的主流。在本质上，国家主义就是一种研究治国之道和治国之术政治哲学学说。其价值的归依是国家。

国家主义认为国家的正义性毋庸置疑，并以国家利益为神圣的本位，倡导所有国民在国家至上的信念导引下，抑制和放弃私我，共同为国家的独立、主权、繁荣和强盛而努力。

国家主义承认资本主义甚至维护资本利益，但是国家主义主张限制资产阶级，打压资产阶级不顾全民利益的疯狂追逐私人利润的运动，疯狂消费的运动。

国家主义要求国家同时并用市场调节经济和国家有计划管理两种方式调节治理国民经济。因为所谓国民经济，必然是应当有利于全体国民，而不是单纯地有利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少数人独富的私民经济。

国家主义主张，国家绝不应当允许资产阶级以金钱力量操控任何国家机器和收买官僚。

国家主义主张必须保留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由国家控制重要经济资源，以国家有计划作安排的方式，制订社会就业计划，逐年吸纳和改善当前迫在眉睫的大规模失业问题。

国家主义坚决反对让市场及资本力量控制教育和卫生体系。认为国家有严肃的责任主办国民教育，主张国家有不容推卸的责任，维护人人有病都能得到救治的国家医疗卫生体系。

国家主义主张运用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全面力量，参与国内和国际经济活动，而不是从国民经济中全面退出，坚决反对把民生和经济问题，委托给贪婪成性、肆无忌惮的私人资本和市场力量去解决。

国家主义主张国家应当特别关注社会中的弱者，不能让赤贫无助者哀哀无望地等待富豪们那种残羹剩饭的伪善施舍。国家主义主张由国家对当前经济中所有受损害者以及贫苦阶级的利益给与补偿，防止他们铤而走险，成为反社会和国家的力量。

所谓“第三条道路”，在当代是指一种适应科技、经济、社会、阶级和生存环境等各方面全球性变化的“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哲学或理论。

到了1990年代，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将经济上缓和管制、个人主义以及全球化等理念融合进主流的左翼思想，许多政治家倾向于用“第三种道路”来形容这种新政。而这个名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经常被作为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政策的别称。由于这种理念介于纯粹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纯粹的高福利社会（例如北欧地区和德国）之间，因此被称作“第三种道路”。

一般说来，走“第三条道路”的西方左翼政党都具有以下政策共识：在国家的作用问题上，它们都反对传统左派的强调国家控制的思想，反对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要求平衡政府预算以约束政府干预，改革福利制度，促使人们走向工作而不是依赖福利，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但是，它们也拒绝“把穷人推向大街不管”的市场派，

强调保持政府部门的有效性。布莱尔说：“大多数自由需要强有力的政府。”

在分配问题上，传统左派推崇福利国家思想，注重社会下层的经济安全保障和再分配，而把财富的创造看作是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情，而被称为保守主义的市场派则总是把个人自由，把市场竞争和财富创造放在首位。“第三条道路”政党认为，在全球竞争的时代，福利国家难以为继，市场竞争具有十分紧迫的重要性，但是，也不能放弃公平原则。在解决平等原则和个人自由、市场竞争的冲突时，关键不在于用劫富济贫的再分配来寻求结果平等，而是要在人们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取决于教育水平的时代，通过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提高社会弱势集团适应技术和社会变革的能力，从而实现“可能性的再分配”，也就是机会平等。

在其他问题上，“第三条道路”政党都强调个人责任，家庭稳定，打击犯罪，严格限制移民。值得注意的是，加强环境保护，强调环保与发展的协调也是这些政党的一种共识。

专题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当代中国正经历一场广泛而又深刻的历史性变革，这场变革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政治变革也凸现出比较明显的发展趋势。我们所以把这种变革视为政治发展，政治发展不仅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而且也是一个目标性概念，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所谓“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也正是在民主化取向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拟从十个主要方面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进行讨论。

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高度一体化转向适度分离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和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基本特征是社会高度的国家化，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权力相对萎缩。由于社会缺乏自主性，社会流动性差，内部分化不明显，各种社会组织无法得到正常发育，社会内部难以形成一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内在机制。

另一方面是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使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整个社会从微观到宏观，从个人到组织几乎都成了没有任何自主性的国家权力的附属物。

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缺乏正确的理解，在提出破除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的任务时，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造成这种体制的更深层原因，所以，当时的改革只不过是在政府机构之间重新分配权力，即把一些权力下放给地方政权，由原来的中央行政控制变为地方行政控制，并未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作大的调整。这种改革虽给地方带来了很大积极性，但没有触及到我国社会运行中的根本问题，即政治对经济、国家对社会的高强度支配。这种改革思路和作法，在实践中不但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而且产生了新的问题。

随着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经历了重大的转变，呈现出适度分离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强调保持政府部门的有效性。布莱尔说：“大多数自由需要强有力的政府。”

在分配问题上，传统左派推崇福利国家思想，注重社会下层的经济安全保障和再分配，而把财富的创造看作是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情，而被称为保守主义的市场派则总是把个人自由，把市场竞争和财富创造放在首位。“第三条道路”政党认为，在全球竞争的时代，福利国家难以为继，市场竞争具有十分紧迫的重要性，但是，也不能放弃公平原则。在解决平等原则和个人自由、市场竞争的冲突时，关键不在于用劫富济贫的再分配来寻求结果平等，而是要在人们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取决于教育水平的时代，通过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提高社会弱势集团适应技术和社会变革的能力，从而实现“可能性的再分配”，也就是机会平等。

在其他问题上，“第三条道路”政党都强调个人责任，家庭稳定，打击犯罪，严格限制移民。值得注意的是，加强环境保护，强调环保与发展的协调也是这些政党的一种共识。

专题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当代中国正经历一场广泛而又深刻的历史性变革，这场变革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政治变革也凸现出比较明显的发展趋势。我们所以把这种变革视为政治发展，政治发展不仅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而且也是一个目标性概念，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所谓“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也正是在民主化取向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拟从十个主要方面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进行讨论。

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高度一体化转向适度分离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和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基本特征是社会高度的国家化，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权力相对萎缩。由于社会缺乏自主性，社会流动性差，内部分化不明显，各种社会组织无法得到正常发育，社会内部难以形成一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内在机制。

另一方面是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使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整个社会从微观到宏观，从个人到组织几乎都成了没有任何自主性的国家权力的附属物。

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缺乏正确的理解，在提出破除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的任务时，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造成这种体制的更深层原因，所以，当时的改革只不过是在政府机构之间重新分配权力，即把一些权力下放给地方政权，由原来的中央行政控制变为地方行政控制，并未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作大的调整。这种改革虽给地方带来了很大积极性，但没有触及到我国社会运行中的根本问题，即政治对经济、国家对社会的高强度支配。这种改革思路和作法，在实践中不但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而且产生了新的问题。

随着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经历了重大的转变，呈现出适度分离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根本改变了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和经济运行方式，市场经济的实行导致了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经营机制的改变，使社会的经济领域逐渐摆脱了国家行政权力的直接控制，享有了一定的自主权，从而改变了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经济基础。

第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幅度有很大收缩，国家直接控制的社会资源和领域都已经大大减少。如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城市公共福利事业社会化、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社会保障以及社会救济制度等方面都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社会自我协调能力有显著提高。

第三，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强度有明显改革，不再以强制性的行政指令和计划为主，而是以法律和经济手段为主来调节和控制社会的运行。

第四，国家与社会在组织结构上有了明显分化，改变了过去社会组织行政化的倾向。企业以及其它类型的社会组织，如各种协会、学会、研究会、民间社团和一些事业单位逐渐与国家行政组织相分离，成为具有确定法律地位的独立法人。与此同时，国家对社会的管理权力也受到法律的约束。

随着国家把本应属于社会的权力重新归还给社会，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的自我发育和成熟。一种以社会为主体，国家依法进行调节和管理的国家与社会适度分离的新型关系正在逐步形成。

二、政府权力从中央高度集权转向寻求中央和地方集权与分权的相互协调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实质上也是权力从集中到分散的过程。

在以地方分权为取向的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中央与地方关系本身，而在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体制，政治经济一体化的问题没有解决。在这种前提下，地方政府不再是一个消极的被控客体，而成为一个能动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主体，因此，在区域的特殊利益的驱动下，就必然表现为主动的扩权和寻求利益的最大化：一方面是想方设法地向中央要权；另一方面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和扩大地方利益。

要彻底摆脱“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就必须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在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的大背景下，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现二者关系的合理化、法制化。

所谓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合理化，就是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符合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要求的、集中与分散有机结合、分工合理、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的新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应做到既能保证中央的权威，发挥中央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又能保证地方具有相对独立和明确的责权利，能有效治理地方事务。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科学地、合理地做好事权的划分，明确哪些属于“中央专有权力”，哪些属于“地方专有权力”。

中央与地方关系也需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作动态调整。

所谓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制化，是指要通过立法程序制定法律来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方面做到在调整和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时有法可依；另一方面通过规定中央与

地方职权变更的法律程序，保证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相对稳定性，提高中央与地方关系变更的严肃性和规范性。同时，一旦中央与地方对具体的职责权限划分的解释和实际执行过程中发生争执时，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有关司法机关依法进行裁决 三、政治权威从神圣化转向世俗化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我们忽视了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对封建文化传统的梳理和批判，出现了神化政治权威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神化领袖来加强政治权威。

随着国家与社会的逐步分化，特别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化状态的终结，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明显的世俗化的趋势，反映在政治上，则是政治权威的世俗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政治权威的看法实现了从“神”向人的转化。人们认识到，政治权威是人，不是“神”；政治权威不仅要过世俗生活，而且也会犯错误。既然权威不是神而是人，其言行就不是绝对的、完美的，对其行为进行评价和监督就成为制度安排时的一种必然选择。

第二，开始了由人格化权威向制度化权威的转变。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政治权威的神化与欧洲中世纪神化王权的方式不同，它是通过将权威个人的某些禀赋神化来建立权威的。这种权威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个人魅力型”权威相类似，属于一种人格化权威，民众对这种权威的信仰和服从也完全是个人化的，是一种典型的个人崇拜。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民众对领袖个人的忠诚关系上，而不是一种制度安排上。

阿尔蒙德认为彻底摆脱人格化的权威的影响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他指出：“这些国家政治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把合法性从个人身上转移到政权上来。”“文革”的教训也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从根本上实现从人格化权威向制度化权威的转变，也就是从人治走向法治。 自从80年代初以来，我国在政治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改革过去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制度安排，通过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措施来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建立和完善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等。这些改革对促进由人格化权威向制度化权威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三，人们往往不再以某种预设的抽象原则和“超凡魅力”而是以政府的实际作为来评价政治权威。传统的作法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解释功能和神化领袖个人来树立权威，为其建立合法性基础。随着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发展，反映在文化上，则是与世俗生活的日益相融。而世俗化所引起的人们消费欲求的增长以及功利意识、个人意识的增强都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人们对实用、实效和实际利益的看重也改变着对政治权威的评判标准。政治权威的魅力已不仅仅在于提供一种主义、一种感召和一种理想，而是首先在于能否满足民众对世俗生活的实际需要。在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权威的实际作为，也就是政治的有效性，日益成为其合法性的基础。 四、政治决策从注重经验转向注重科学

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我们主要从两方面做出了努力。一方面实施了实现决策主体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战略方针，一大批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年富力强又懂得现代化建设专业知识的人才陆续充实到各级决策机关，在决策主体建设方面，实现了由重资历向重学历、由重经验向重知识的转变。另一方面，对原有的政治体制和领导方式也相应做了改革，在决策体制、决策程序、决策手段科学化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第一，一个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科学决策体制初步形成。

第二，决策过程初步实现了程序化、制度化。

第三，决策手段逐渐实现科学化。

决策手段指的是辅助决策的技术和方法。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系统科学被应用于决策领域，从客观上促成了由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的转变。

五、社会控制从以行政权力为主转向寻求以法律控制为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形成的是行政权力（党政合一）高度发达的体制。说其发达，不仅在于行政机构的规模庞大和权力的高度集中，更重要的是，行政权力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表现为支配一切、控制一切。

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我国正在努力实现由传统的社会控制体制和方法向现代的社会控制体制和方法的转变。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这一过程的历史趋向是从行政控制走向法律的社会控制，即实现法治。

六、对权力主体从强调道德自律转向注重制度约束

如何解决权力主体（泛指掌握一定权力的人）政风不廉的问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这首先是一个如何认识权力主体的性质以及如何调节他们的行为的问题。

七、政治文化从群众文化开始转向公民文化

政治文化是政治关系的心理的和精神的反映，它是作为一种观念形式存在的、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对政治的感受、理解和认识的综合。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不仅反映着一定的政治关系，而且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它对于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又具有巨大的心理和精神支配作用。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说，政治文化所反映的基本政治关系，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社会成员如何看待自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构成了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新中国建立后，虽然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的权利，但是由于长期忽视民主与法制建设，与高度集权的按照行政等级建构的政治体制和实行指令性计划的经济体制相适应，再加上受“群体本位”的传统文化的影响，

人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在我们力图引进公民观念的同时，这样一种外来的符号的本来涵意，已经被我们同化和改造了。这种同化和改造就是用“群众”来理解“公民”，用“公民”去比附于“群众”，导致以群众观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代替了以公民观为核心的政治文化。

尽管，有时我们也使用“公民”一词，但并不是在其本来的意义上使用的，实际上已被赋予了“群众”的涵义。在我国，“群众”这一概念被人们广泛使用，有时被用来

表示“人民”，指“人民大众”；有时被用来表示一个“社会团体”指“群众团体”；有时被用来表示某个“个人”，指不具有行政职务、没有加入任何政治组织的无党派人士。无论在何种上述意义上使用，“群众”与“公民”的涵义都大相径庭。当其在群体意义上使用时，群众作为整体被强调，其中的个人成为没有任何独立的法律地位、民主权利的义务主体。

个人失去了独立的人格也就丧失了主体性，他只有被代表，只能尽义务，结果是群众变成了一种虚幻的存在，而代表则成为一种真实的存在。当其在个体的意义上使用时，“群众”是用来表示与“党员”、“干部”不同的政治身份，具有鲜明的社会等级身份的色彩。这种把那些不任公职的社会成员视为消极主体的“群众观念”，必然在人们的心理中产生强烈的暗示作用，造成在人们心理层面上本来不发达的自我意识和法律意识更加淡漠，使人们产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缘感和疏离感。 正如马克思在批判封建等级制度时所尖锐指出的那样：“官僚等级制度的法律和那种把公民分为两类（作为治人者的积极的、觉悟的公民和作为治于人者消极的、不觉悟的公民）的理论，是互相补充的。”〔4〕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说，这种具有强烈的“国家本位”、 “官本位”和“义务本位”倾向的“群众意识”与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文化中的“臣民意识和心理”有着渊源关系。尽管我们有时也强调领导要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但这时的群众是在客体的意义上被强调的，群众成为体现领导民主作风的对象，而不是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的公民。

这也是现实生活中一方面大讲群众路线，另一方面官僚主义又十分严重的认识上的原因。这不是说走群众路线不重要，问题的关键在于群众是仅被当作治理对象而受到重视，还是应当被当作政治权利的主体和国家公民而受到平等的尊重和保护。在一定意义上说，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之所以长期步履维艰，是与以这种“群众观念”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影响紧密相关的。

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由市场经济关系培育出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平等观念以及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必然要影响到社会关系的各个领域，促进人们从观念到行为方式的变革。反映在政治文化领域则表现为，以公民意识的普遍增强为内容，开始了一个由群众文化向公民文化转变的历史趋势。这一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社会成员自主意识、平等意识在不断增强。自主意识、平等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基本构成要素。公民应以个体的独立性、自主性为存在前提。市场经济对社会发展的根本作用，就在于激活每个社会成员在经济上的自主性与追求利益的主动性，从而为个人主体地位的确立创造经济条件。

个人的自主意识和平等意识增强的突出表现就是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其它社会生活中企盼有更多的选择自由，要求机会均等、平等竞争并在法律面前能受到平等对待和保护的愿望和呼声日益强烈。

第二，权利观念逐渐普及。

第三，法律意识不断增强。

法律意识是公民对法律规范与自身的关联性的感知和觉悟。现代法律意识与传统法律意识的本质区别是，其尊重法律不是因为法律是一种有用的工具，而是因为法律是社会的最高权威。法律意识所以成为公民意识的构成要素就在于，公民要实现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平等参与，不能通过别的形式，只能通过体现公民意志的法律来实现。

八、政治参与从动员型转向自主型

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社会政治过程，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政治决策的行为。在现代社会，政治参与不仅仅是公民表达各自政治态度的需要，而且也是政治体系得以有效运作的重要支持条件。因此，学术界通常把政治参与的质量和程度作为衡量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 九、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从追求激进转向寻求渐进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人民政权的诞生。应当说，这不仅为建立一个富强的民主国家创造了政治条件，而且也提供了一次历史性机遇。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由于“左”倾思想路线逐渐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走上了一条激进的发展道路。具体表现在，就是完全脱离中国的实际，在经济十分落后、公共理性不很成熟、法制又不健全的情况下，尤其是社会还没有发展到完全依靠自我管理而健全发展的成熟水平时，用搞群众运动作为实现民主的基本方式，后来发展到“文革”中所谓的“大民主”。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克服了那些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经过不断地探索和积累经验，逐步走上了一条渐进式的政治发展道路。近二十年的政治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这是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之所以选择了一条渐进式的政治发展道路，关键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有了明确的认识和准确把握。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不从主观愿望出发，不照抄书本，不照搬别国模式，可以说是我们选择渐进式发展道路的思想基础。

从追求激进发展到转向寻求渐进发展，应当说，这是我国公共理性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这种成熟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对发展战略的选择看，注重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充分注意到了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特别是强调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不能只强调一个侧面，而忽视其它方面。 其次，从对发展策略的选择看，注重政策选择的可行性、发展过程的有序性问题。强调民主制度建设的目标设计要有阶段性，采取先易后难，先试验后推广的循序渐进的发展策略。

再次，努力寻求社会各种因素和各种力量的均衡状态。具体说，在政策制定上，注意整合由于利益关系的调整而易于引发社会冲突的各种因素；在文化建设上，注重弘扬宽容、理性精神，为社会的多样化营造一种合谐的文化氛围；在解决人们之间矛盾冲突的方式上，倡导寻求妥协的方式，即当社会发生冲突时，反对人们用对抗或暴力的方式来解决冲突，而是推崇和鼓励人们通过协商、讨论和让步等和平方式来达成冲突双方互

利的妥协。

十、国家从实行闭关自守政策转向全面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1978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我国根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国内任务的需要和依据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判断，对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明确宣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从而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使我国的对外关系由闭关自守逐步转向全面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专题三：信息社会背景下的政府治理 一、导言：

人类的发展的三种社会形态：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 二、不同社会形态特点与治理模式的比较

（一）农业社会：

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1、主导产业是农业；2、生产技术为手工技术；3、经济形式属于自然经济；4、社会结构是以血缘和地缘为联系纽带的社会。

社会特点：乡村社会、分散型社会、封闭型社会、低流动社会、熟人社会、伦理社会、（人身依附的）阶级社会、老人社会。

政府治理：德治与专制

（二）工业社会：

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1、主导产业是工业；2、生产技术为机器技术；3、经济形式属于市场经济；4、社会结构是以利缘和业缘为联系纽带的社会。

社会特点：城市社会、集聚型社会、开放社会、流动社会、陌生人社会、法理社会、（物身依附的）阶层社会、中年社会。

政府治理：法治与民主

（三）信息社会：

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1、主导产业是信息业；2、生产技术为信息技术；3、经济形式属于电子经济；4、社会结构是以网缘为联系纽带的网络社会。

社会特点：网络社会、组合型社会、高开放社会、高流动社会、虚拟人社会、网理社会、（网身依附的）平等社会、青年社会。

政府治理：网治与自由 三、信息社会对政府治理的影响

（一）影响1、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2、电子政务促进政务公开；3、电子政务有利于整合政务信息资源；4、电子政务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二）具体表现

1、电子政府的产生

社会的信息转型也必然带来政府的信息化转型。政府信息化，从理论上说，就是工

业时代的政府（即传统政府）向信息时代的政府（即现代政府）演变的过程。政府信息化的结果就是电子政府的产生。

电子政府，也可以叫电子化政府、电子网络政府，是一个与虚拟相结合的跨平台政府，它的最大特色，就在于虚拟性，即通过网络构建起一个跨区域的、跨时空的远程政府，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２４小时不间断的在线服务，或者叫一站式服务。它不受传统政府部门上下班的限制，打破了时空。这样一种虚拟性，虽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物理形态、政府的存在，但是它对传统物理政府的运行、管理会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电子网络政府的建成，建设，意味着在政府治理这个层面上，将有可能从传统的实体管理走向程序式管理，它对政府治理产生的影响非常深刻。

2、政府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小型化、集中化和无缝化（随着政府内部业务应用系统的日益完善，应用信息技术消除政府部门之间、政府部门内部各业务处室之间的鸿沟，形成跨部门、跨业务处室、跨应用系统的网络化协调办公体系、提供一体化的电子服务。应用技术促进政府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从分散的、各自为政的模式向集中整合的、一站式模式转变，创造一个整合的无缝隙政府。）

3、政府治理模式的网络化、虚拟化、标准化（实现行政业务规范化和标准化， 解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

4、公共服务的一体化（消除了治理的地区和政府间差异、消除熟人和人情造成的腐败）、精确化（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和服务过程的精确化、精细化和个性化） 四、问题与讨论

信息社会的政府有哪些特征？信息社会的政府治理与工业社会的政府治理有什么区别？

网络民意对政府治理的影响（周老虎、杭州宝马70公里时速、新疆7.5事件） 人肉搜索

附：麦田计划：网络组织

麦田计划起源于2003年，正式成立于2005年6月，是由一名美术工作者莫凡发起的志愿者组织。麦田计划的雏形是一个捐书助学的组织，其最初目标仅仅是为贫困山区的学生募捐书籍，帮助山区小学建设小型图书馆，让落后山区的孩子能够多读些课外读物，帮助山区孩子拓宽视野多学知识。在麦田计划“正式”成立后，其关注和活动领域已经并不仅仅局限于捐书助学，麦田计划先后为山区孩子募集和捐助了超过百吨的衣服及文具等、资助山区代课教师和一对一资助山区特困学生、兴建了三所小学和开办两个麦苗班并开始在各高校和大城市举办关于山区助学的图片展。经过两年的发展，麦田计划的关注和活动领域已经拓展到图书捐赠、衣物捐赠、师生资助、校舍建修和公益宣传五大方面。

麦田计划自成立以来发展迅速，组织现已拥有1500余名志愿者“麦客”，10000余名捐赠物资的“麦民”。事实上，作为一个助学的草根NGO，麦田计划正发挥其组织的力量，发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公益助学并参与到其中。随着麦田计划组织的发展壮大，资

助面的扩大，麦田计划在公益助学领域的“发动力”不断增强，影响力不断扩大，正朝着组织的愿景不断迈进。

麦田计划现有一个总社和分布在全国的三十多个地区分社。总社包括三个“组织块”，它们分别是：决策团队、召集人团队、各职能部门。决策团队是麦田计划的核心组织，其任务是研究麦田计划的重大事务和决定麦田计划的发展方向。在目前的决策团队中，有八名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决策成员。

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信息网络和网络通讯的发展对麦田计划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麦田计划由莫凡创立，但它却存在并运行在电脑网络上：麦田计划是一个网络组织，没有固定、集中的办公地点，活动的发动和组织依赖于电脑网络，成员之间、成员与组织之间、组织与外界之间的联系沟通也主要依赖电脑网络。决策团队的决策也是通过网络召集决策会议，在网络上敲定决策事宜。决策团队成员平时都在自己家中，接到开会通知后，按约定时间参加网络决策会议。

另外，据我们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组织成员中有近40％是通过电脑网络知道和了解麦田计划的。麦田计划并没有看得见的物质实体作为其存在和运行载体，换句话说，网络的虚拟载体承载着麦田计划这个实体组织。

具体来说，无论是麦田计划与其他组织、企业以及政府之间，还是与成员个体之间的联系，都基本上是通过电脑网络或者电话传递信息而结成。麦田计划与其他团体组织成为由虚拟的电脑网络联系的团体网络；而麦田计划内部的各个成员之间又是电脑虚拟网路的终端，他们因电脑网络而结成网络化的结构，平时相互面对的是虚拟的网络，有活动才聚集到一起。正是电脑网络的虚拟联结，使麦田计划得以形成组织。因此，我们有理由说这是一个生存在网络世界的组织。

案例：台湾政治观察与评论——一个公共治理与政治学的视角 一、台湾印象

二、台湾概况

1、地理：台湾位于我国东南海域，东临太平洋，西隔台湾海峡两岸与福建相望，南靠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群岛接壤，北向东海。全岛总面积为35989.76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的岛屿，其中包括台湾本岛，澎湖列岛、钓鱼岛、赤尾屿、兰屿、火烧岛和其他附属岛屿共88个，为中国的“多岛之省”。台湾本岛南北长而东西狭。南北最长达394公里、东西最宽为144公里，呈纺锤形。

台湾海峡呈东北向西南走向，北通东海，南接南海，长约200海里，宽约70至221海里，平均宽度约108海里，是中国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国际海上交通要道。东海和南海之间往返的船只从这里通过，著名的远东海上走廊。从欧洲、非洲、南亚和大洋洲到中国东部沿海的船只也从这里通过。从大西洋、地中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到日本海的船只—般也经过这里。

她与庙岛群岛、舟山群岛、海南岛，构成一条海上“长城”，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天然屏障，素有“东南锁钥”，“七省藩篱”之称，战备位置十分重要。

2、人口与经济发展：台湾地区人多地少、人口稠密。到2001年底，台湾总人口为2240万人，男性1144万人，女性为1096万人，性别比例为104.4，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19人。

1949年以来，台湾经济发展大致经历四个时期：

(一）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

当时台湾人口剧增，物价飞涨，工农业生产几乎停顿，而军事性开支却占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民众生活困难，经济濒临崩溃。为此，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稳定社会和恢复经济的政策与措施，土地改革、改革币制、外汇贸易管制，优先发展电力、肥料及纺织工业等。50年代台湾农业发展迅速，增长率年均达各4.7％。此外，从1950年下半年起，美国开始对台湾实行经济援助，注人大量资金帮助台湾恢复经济。到1952年，台湾经济基本恢复到二战前的最高水平。

(二)以农养工发展时期(1952-196O年)

当时台湾经济基本上以农业为主，劳动力过剩，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均逆差严重，外汇极度短缺，民众因收入低而无力消费进口工业品。台湾当局以稳定中求发展为指导思想，确定了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方针。土地改革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在总出口中的比重非常高，1957年高达 71.5％，成为创汇主力。台湾当局又通过肥料换谷、强制收购等不等价交换方式，获取利润，把它转移到工业部门。在工业方面，重心放在资金需求量不大、技术要求不高、建厂周期短的民生工业上，以岛内生产替代进口，以适应岛内的消费水准，并节省外汇开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减轻就业压力。形成了糖、茶、菠萝及香茅油等农副产品加工业，以及水泥、玻璃、木制品、造纸、化肥、纺织、食油、面粉、塑胶原料及制品、人造纤维、自行车、缝纫机和家用电器等进口替代工业。

（三）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时期(1960-1986中)（广场协议85年）

由于台湾市场狭小，当时进口替代工业的产品市场已趋饱和，若继续发展将导致经济后劲乏力。台湾抓住当时国际分工变化的机遇，利用低廉工资的国际比较利益，大力发展加工出口工业带动经济发展，并陆续修正或制定旨在促进出口的政策与措施，如进行外汇贸易的改革、实施“奖励投资条例”、鼓励民间储蓄、对外销厂商实行税收和融资的优惠、设立出口加工区和保税仓库等。这个时期外资对台湾工业化和出口扩张起了重要作用，民间企业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产业，成为经济成长的主力。台湾企业从日本进口生产资料，向美国出口工业品，形成了生产上依赖日本、市场上依赖美国的三角贸易关系。台湾工业得到了高速发展。

注：广场协议(Plaza Accord)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的表面经济背景是解决美国因美元定值过高而导致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但从日本投资者拥有庞大数量的美元资产来看，“广场协议”是为了打击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日本。

从1963-1973年，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18.3％，其中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达20.1％，工业产值在台湾省本地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6O年的26.9%提高到1973年的43.8%;出口贸易额中工业制品的比重由l960年的32.3％增至l973年的84.6％。至此，台湾工业建立起了一个以出口加工区为依托，以轻纺、家电等加工工业为核心的产业支柱，由此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四)经济转型时期(l986年至今）

自8O年代以来，由于台湾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新台币兑美元汇率大幅升值，工资也大幅上涨，劳动力短缺，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工业逐渐丧失比较利益和比较优势，导致民间投资意愿低落，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为此，台湾当局于1986中提出了实行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的经济转型，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机制，并以产业升级和拓展美国以外的外贸市场作为重大调整内容，确定以通讯、信息、消费电子、半导体、精密器械与自动化、航天、高级材料、特用化学及制药、医疗保健及污染防治等十大新兴产业为支柱产业。

经过近10年的经济转型，台湾经济在自由化、国际化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产业升级也初现成效，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占制造业的比重目前已达61.5%，其中信息产业发展尤为突出，其产值已名列世界前茅。台湾对外出口市场的重心也逐渐从欧美转向亚洲，对美国出口比重已由1984年的48.8%下降到1995中的23.7％，对亚洲的出口比重则由1984年的32.8%上升到1995年的52.6％。出口产品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电子、

信息、机械、电机和运输工具产品已占总出口的50％以上。对外投资大幅度增长，开始成为净资本输出地区，累计至1995中，对外投资约300亿美元。在这一时期，台湾与祖国大陆及香港的经济联系也日趋密切。

3、政治变迁：70年代至80年代中后期，台湾当局为应付新的国际形势及台湾社会的变化，开始向标榜实行西方式的政治制度过渡。

1972年3月，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面对内外各种危机。为了应变求存，开始在政治上作出一些调整，推出了一系列“革新保台”、“在台生根”的措施，包括举行“中央民代”增额选举、在国际上开展“实质外交”等等，并开始推行“本土化政策”，有意识地提高台湾省籍人士在政权内的地位，力图通过笼络台省籍政、经人才来巩固统治。经过这一系列措施，蒋经国的政治权力与地位得到了加强。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6日，严家淦继任“总统”。4月28日，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1978年3月，蒋经国当选第六任“总统”。

国民党当局在 1986年开始的所谓“政治革新”，目的是在新形势下以变求存，虽仍没有突破“动员戡乱体制”的范围，但解严、开禁确是 4O多年来台湾政治中的一个重大变革，台湾的政治体制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由军事戒严和一党专制向标榜实行西方的政治制度的方向过渡。1986中 9月，党外人士不顾台湾当局的禁令，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

80年代末以后，国民党政权迅速“本土化”，台湾当局标榜实行西方民主制度，推行制造“两个中国”的分裂政策。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随之李登辉执掌党政大权。李登辉在 1990年5月宣布开始“宪政改革”，对旧“法统”进行改造。从1990年至2000年，台湾当局进行了六次“修宪”，包括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总统”由台湾地区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冻结台湾“省长”、“省议会”选举，虚化“台湾省政府”功能；改变“国民大会”职能等等。台湾的政治格局、国民党内部的权力结构以及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和对外政策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是国民党政权迅速本土化，经过“宪政改革”，1949年以前在大陆产生的“中央民意代表”全部退职，“国民大会”、“立法院”等机构的代表全部在台湾地区选举产生，“总统”直接由台湾地区人民选举产生。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分配上，国民党各派势力重新分化组合，以李登辉为首的主流派同以外省籍传统势力为主的非主流派经过多次较量，非主流派被逐步排挤出行政及党务的高层权力核心

二是台湾当局标榜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开放党禁后，各种政治势力迅速发展，尤其是民进党的力量逐步发展。1993年8月，新党成立并成为台湾政坛的第三势力。在其后几年的一系列选举中，在野势力发展，不断给国民党执政造成严峻的挑战。“国民大会”、“立法院”等机构中，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已经结束。在 l994年底的省市长选举中，民进党获得了台北市长的席位。在 1997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获得空前的胜利，得票率第一次超过国民党，赢得了23个县市长席位中的12个。

三是谋求“两个中国”的政策日益明朗化。李登辉上台后，台湾当局以谋求“两个对等政治实体”和“两个中国”作为处理两岸关系及对外关系的基点；在两岸关系上，鼓吹“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两岸分裂分治”，并且阻挠两岸关系的发展，拖延统一进程；在国际上，则千方百计推行“务实外交”，鼓噪“参与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三、台湾发展案例的启示

1、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消耗、民生产品出口导向的低端制造业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其增长的极限，这种极限就是货币升值和出口限制、资源环境及劳动力红利耗尽的约束。发展极限的到来必然导致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转型升级的目标和道路是每一个转型国家面对的重大挑战。

2、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引发政治民主化的变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模式是什么？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去实现？如何保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有序性是我们今天不能不面对的挑战。 四、台湾社会与公共治理观察

1、民众素养：礼貌谦让、人情浓郁、守法有度、重德敬业；

2、人民生活：生活水平较高、贫富差距较小、农村城市化程度高、农业科技水平高；

3、学校教育：教育机构众多、公立与私立结合、普本与职教并存；设施完善、受教育程度高、重实际应用、联系与交流广泛；

4、宗教信仰：庙宇众多、电视节目、和尚尼姑、神权发达；

5、社会治安：

6、交通便捷：

7、公共空间：整洁有序、

8、环境保护：自然环境（山河江海）、城市污染、环境卫生；

9、传统保存：建筑意象、庙宇节庆、包装与装潢、文物古迹；

10、弱势群体：少数族裔、残障人士老弱妇幼（专门设施、志愿组织、基金会）；

11、政府服务：亲民便民（设施和办公场所布置、服务态度）、专业与职业化； 五、台湾政治现状与两岸统一

（一）兰绿对立的多党政治及其发展趋势

（二）台湾社会结构分析

1、族群结构：原住民、“台湾人”、“外省人”

由于特殊的历史与政治原因，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台湾社会中一大问题。台湾本省人包括闽南人、客家人和少数民族，他们分别约占人口总数的74％、12％、2%。。外省人是指台湾光复后、特别是 1949年随同国民党统治集团迁台的人及其后代，他们约占总人口的 12％左右。 70一80年代之前，外省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一般比较高；在台湾当局推行“本地化”政策以后，本省籍人的政、经地位明显上升。在

相当一个时期内，省籍矛盾的存在，对台湾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形成了一定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省籍矛盾有所减弱，但在政治生活中仍有较大影响。

2、地域结构：南部与北部

3、党派结构：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台联党

（三）台湾的基层社会权力结构

1、族权

2、神权

3、治权

4、教权

5、暴权

（四）和平统一的策略

主旨：强化交往、针锋相对

策略：

1、宣传：国家认同

2、文化：文化认同

3、宗族：民族（血缘）认同

4、宗教：信仰认同

5、教育：菁英认同

6、旅游：情感认同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