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叶派与巴林政治变局

　　摘要：巴林以什叶派为主力的抗议活动具有多种特点，造成了重大影响。巴林逊尼派少数统治什叶派多数的“国情”决定了其抗议活动的教派特征，什叶派日益强烈的权利诉求是巴林政治变革的最大动力。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巴林什叶派问题的解决必定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关键词：巴林；什叶派；政治变局 　　中图分类号：K3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4）01-0064-06 　　2010年年底发源于突尼斯的政治抗议活动，最终演变为波及西亚、北非多国的地区性事件。2011年2月14日，巴林也陷入了该国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动荡之中，但与突尼斯、埃及等国不同，巴林的抗议活动具有自身的特点，并导致了不同的后果。巴林逊尼派少数统治什叶派多数的“国情”决定了其抗议活动的教派特征，什叶派日益强烈的权利诉求是巴林政治变革的最大动力。事实证明，教派关系是巴林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什叶派是影响巴林政治前景的关键因素。 　　一、什叶派政治抗议的缘由 　　巴林什叶派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其比例超过了其他所有阿拉伯国家。但是，巴林的教派矛盾并非这一客观现实的逻辑结果，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2011年的抗议运动，既有外部“示范效应”的推动，更有内部深厚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根源。 　　（一）巴林国家独特的形成过程是教派矛盾的历史原因 　　现代巴林国家的诞生肇始于逊尼派“外来者”对什叶派本土居民的征服，教派矛盾因此是巴林与生俱来的难题。早在公元9世纪，什叶派已是巴林的主体居民。1783年，哈利法家族为首的逊尼派部落自阿拉伯半岛征服巴林，改变了当地的历史进程。哈利法家族就此统治巴林，并延续至今，原有居民什叶派则被彻底边缘化。这一历史怨仇成为以哈利法家族为核心的少数逊尼派和多数什叶派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基于不同的利益，两者对18世纪末期以来的历史发出了截然不同的话语。哈利法家族自称为“征服者”，视占领巴林为自己的荣耀，而什叶派则把其看作外米的侵略者和压迫者。什叶派认为，正足哈利法家族终结了以前的黄金时代，给他们带来了最大的灾难。因此，哈利法家族和什叶派之间存住的不仅是教派矛盾，也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外来者”与“本地人”的对立。20世纪中期以来，这种历史现象经过重新阐释，或隐或显地影响着教派关系，并成为巴林什叶派进行政治动员的一个有效手段。 　　（二）哈利法家族对什叶派的歧视是巴林教派矛盾的直接原因 　　对于哈利法家族而言，如何处理与什叶派的关系一直是其面临的一大难题。1971年巴林独立后，哈利法家族不仅没有弥合教派差异，反而进一步扩大教派鸿沟，其结果是教派划线成为巴林现代政治的显著特征。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压制和歧视什叶派是哈利法家族内政的一大特点。什叶派虽然人数占据多数，但在政治上却是名副其实的少数派。在政府中任职的什叶派人数远低于其所占人口的比例。即便什叶派担任一些高级职位，也只能主管缺乏实权的部门。为了削弱什叶派的人数优势，多年以来，巴林政府有计划地授予外国逊尼派公民权。1998年，就有来自约旦、叙利亚和也门等国家的4～5万逊尼派阿拉伯人获得了巴林国籍。什叶派还遭受着严重的就业歧视，1990年代以来巴林就业问题日益严重，但巴林政府却接纳了南亚等地的大量劳工，2006年外国人竞占巴林劳动力的65%。此外，军队和国家安全机构宁愿雇佣外国逊尼派穆斯林，也不肯使用本国什叶派。由此，就业问题成为什叶派面临的最大考验。2010年巴林政府公布的失业率为16.5%，但外界普遍估计高达30%，失业者绝大多数为什叶派，其中年轻人占据相当比例。又由于高房价和高物价，经济状况持续恶化，贫富分化不断加剧，多数什叶派生活在平均水平线以下，改善经济状况自然成为什叶派的一大愿望。 　　（三）政治改革停滞不前是抗议运动的关键原因 　　什叶派的民主诉求和哈利法家族的君主统治，构成了现代巴林国家最大的矛盾。自1971年巴林独立以来，哈利法家族的政治改革历经反复，越来越引起什叶派的不满和反对。早在1973年，哈利法家族曾允许制定宪法，选举多数议会议员。但到1975年，时任埃米尔解散了敢于挑战王权的议会，并以《紧急状态法》废止宪法。巴林短暂的“民主试验”宣告结束，恢复1973年宪法就此成为反对派的一大目标。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引发的巴林什叶派政治觉醒对哈利法家族的统治构成严重挑战。什叶派多次游行，要求政府扩大就业和恢复宪法，但并未得到回应。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什叶派与哈利法家族的矛盾更加激化，什叶派要求平等权益的斗争成为巴林国内最大的不稳定因素。1994-1998年，什叶派以示威游行为主要形式与政府进行大规模对抗，什叶派第二次政治化。1999年老埃米尔伊萨（Isa）病逝后，王储哈马德（Hamad）继任，巴林政治一度出现新气象。2001年2月14日，巴林举行全民投票，以98.4%的高支持率通过了旨在政治改革的《民族行动宪章》。哈马德的举措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巴林成为海湾地区民主改革的先锋。但在2002年2月，哈马德却单方面颁布了与1973年宪法根本不同的新宪法。该宪法规定，巴林是君主立宪国家，但实际上国王（新宪法颁布后，埃米尔改称为国王）依然享有至上的权力。上院40名议员全由国王任命，下院40名议员由直选产生。但是，国王和上院对下院提出的任何立法议案都拥有否决权，而且国王有权任命所有的部长，不向议会等任何机构负责。政府还操纵选区的划分，使得什叶派永远不可能获得多数议席。新宪法沉重打击了民众的民主愿望，为当前的抗议运动埋下了政治根源。2002年、2006年和2010年，三次议会下院选举未能改变原有的教派权力结构，什叶派心中的愤懑越积越多，已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2010年全年，巴林国内曾出现大约1000次规模不一的抗议活动，日均高达三四次。 　　二、什叶派抗议运动的特点 　　2011年2月14日，就在《民族行动宪章》通过10周年之际，巴林以年轻人为主的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发起大规模抗议运动。这是巴林什叶派内心愤懑在外力震荡下的一次大爆发，是继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期后什叶派的又一次政治大觉醒，但就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而言，都超过了前两次。就实质而言，它既是什叶派的维权运动，又是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抗议运动的教派特征和分裂效应 　　巴林社会的教派结构和什叶派的现实处境决定了什叶派是抗议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在什叶派内部，先是年轻人走上街头，而后各个阶层和组织广泛参与和回应。18位下院什叶派议员和大部分什叶派法官宣布辞职，多个什叶派组织号召追随者走上街头支持抗议运动，什叶派的教派政治意识空前凸显。抗议活动的教派性表明，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教派分裂已是巴林政治的一大特征。随着抗议运动的进行，逊尼派的危机意识和自我认同也得到强化，虽然许多逊尼派也要求改革，但面对什叶派日益激进的权利要求，他们自发团结在了哈利法家族周围。就在当年2月20日，以穆斯林兄弟会为首的逊尼派组织组建了民族团结集团（National Unity Gathering），它坚定支持哈利法家族，要求各方无条件进行全国对话。哈利法家族也有意强调抗议运动的什叶派性质，动员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发起支持政府的示威游行。在民间，部分逊尼派和什叶派民众之间出现敌对情绪，双方多次爆发小规模冲突。事实证明，抗议运动的教派特征是教派矛盾的直接结果，而抗议运动本身和政府的镇压又加剧了国内的教派分裂。在一定程度上，巴林已成为教派矛盾撕裂的国家。 　　（二）哈利法家族的强硬政策 　　巴林政府对抗议者虽有些许妥协与让步，但与突尼斯和埃及等国相比，强硬是其鲜明的特征。当年2月11日，为了安抚国内什叶派，国王曾向每户家庭发放了1000第纳尔（约合3397美元）。三天后，和平抗议运动爆发，很快遭到军警镇压。随后在美国的压力下，王储与反对派进行谈判。但随着3月14日沙特等海合会国家军队的到来，统治家族内以首相为代表的强硬派占据上风，巴林政府的态度更加严厉。2月和3月，至少30人死亡；包括反对派领导人在内的数百人被捕，其中多人遭到拷打，至少4人死于狱中；多人遭到安全法庭审判，有些被判处终生监禁；40多座什叶派清真寺和其他宗教建筑被破坏或拆除；大批抗议者被解除工作等等。截至2012年4月21日，共有90人死亡。王室之所以如此，与三大因素直接相关：其一，哈利法家族把自身与什叶派的政治关系视为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出于本能拒绝其任何权力要求；其二，沙特等其他海合会国家反对巴林进行剧烈的政治变革；其三，巴林军队和警察主要为逊尼派外国人，其生计完全仰赖于巴林政府，他们对什叶派抗议者没有同情之心，不会像埃及和突尼斯两国军队那样持中立态度。 　　（三）什叶派内部的立场分化 　　巴林什叶派虽然人数不多，但内部分为多支力量或组织，它们对哈利法家族的立场各不相同，这在此次抗议运动中这表现得更加明显。年轻人通过网络联络发起抗议运动之时，仅仅要求政治改革，改善什叶派状况，并没有直接批评哈马德国王。但军警的镇压和几位抗议者的死亡使许多人激进化，年轻人喊出了“打到国王”的口号。最终，反对派形成了以伊斯兰民族和解协会（The Islamic National AccordAssociation）为核心的温和阵营和以自由民主权利运动（The Haq Movement for Liberty and Democracy）为核心的激进阵营。温和阵营要求实行君主立宪、首相下台和由议会任命首相的政策；激进阵营则主张废除君主制，在巴林建立共和国。作为巴林最大的什叶派政治组织，伊斯兰民族和解协会虽然号召支持者上街，但明确反对暴力化。它要求的不是结束哈利法家族的统治，而是在君主立宪制体制下获得应有的民主权利。2月中旬，它曾与王储积极谈判，但海合会国家军队的到来打断了这一进程，民间什叶派的激进化使其面临着巨大压力。 　　（四）抗议运动诉求的世俗性和普世性 　　抗议者绝大多数是什叶派，且什叶派伊斯兰组织是重要参与者和领导者，但与突尼斯等国一样，抗议运动没有呈现出鲜明的宗教色彩。他们没有使用宗教话语，更不要求建立伊斯兰国家。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解决现实的生活问题。他们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修改选举制度、废除2002年宪法、选举议会、制定新宪法、确立君主立宪制、改善经济状况和官方媒体保持客观和中立等等。民主改革、保护人权和扩大就业是其三大基本主张。就本质而言，这些诉求与突尼斯等国的抗议运动并无本质差别，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1世纪伊斯兰组织的新变化。 　　（五）外力干预与抗议运动的地区化 　　巴林的抗议运动既是国内问题，又具有地区意义。长期以来，巴林什叶派就是伊朗和海湾合作委员会诸国进行地区博弈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巴林抗议运动爆发后，整个地区出现阵营分明的两极对垒。一方面，伊朗政府公开支持抗议者，谴责巴林政府的镇压，伊朗和巴林关系因此急剧恶化，双方互相驱逐大使。2011年4月12日，巴林政府审判了两个伊朗人和一个巴林人，指责他们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刺探情报。另一方面，沙特等海合会国家支持和要求巴林政府对什叶派采取强硬政策。这不仅是为了防止巴林局势动荡引起本国什叶派的“连锁反应”，也是为了遏制伊朗在海湾地区的霸权“野心”，因为在沙特等国看来，本国什叶派政治权利的扩大等同于伊朗势力的扩张。正由于此，沙特等国军警于3月14日进驻巴林。这一行动不仅是巴林政局的巨大转折，也对海湾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伴随着巴林抗议运动遭遇严酷镇压，整个地区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裂化明显加剧。巴林什叶派把海合会军队的进驻视为侵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对此公开谴责，伊拉克总理马利基表示反对，沙特和伊拉克等国什叶派则游行抗议军事干涉。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中东教派关系因巴林变局而进一步恶化。 　　三、什叶派与巴林政治前景 　　2011年3月14日海合会军队的进入，仅仅使巴林抗议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此后，巴林国内依然不断出现静坐、游行等活动。就在2012年3月，至少10万人举行了巴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政府和平集会。当前，巴林政局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哈利法家族和反对派之间的对话活动无助于化解国内矛盾 　　2月中旬，王储曾经和温和反对派对话，但以失败而告终。2011年7月1日，国王高调建立民族对话论坛，意在达成改革共识。但对话活动受到政府严格控制，且被亲国王力量主导，反对派纷纷退出。对话活动本身反而进一步引起了反对派的不满。10月12日，以和解协会为首的5个反对派政党公布《麦纳麦文件》（Manama Document），呼吁重建政治制度，进行真正的对话，但没有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对活活动之所以屡屡受挫，不仅由于双方极度缺乏信任，更由于彼此存在根本分歧。温和反对派并不想推翻哈利法家族的统治，只要求实行真正的君主立宪制。但哈利法家族认为，公正选举基础上的制宪议会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什叶派主导政权和共和制替代君主制。因此，君主立宪成为哈利法家族眼中不可谈判、不可触及的红线。显然，巴林当前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国家权力的分配问题。在哈利法家族看来，真正的民主化必然威胁到其对国家政权和经济资源的垄断地位。在应对反对派策略的问题上，哈利法家族内部虽有强硬派和温和派之分，但对于捍卫君主制，他们的立场却是高度一致。因此，防范和压制是王室对什叶派的基本政策，而这就决定了什叶派与政府的矛盾必将长期存在。 　　（二）巴林什叶派问题的“地区性”特征严重阻碍着其政治变革 　　如上所言，以什叶派为主力的抗议运动绝非仅仅是巴林面临的国内问题，它受到各方关注，牵动着多个国家的神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地区性问题。哈利法家族不愿进行实质性改革，不仅是因为不想丧失手中的权力，也是由于以沙特为首的其他海合会国家不允许其擅自行动。在沙特王室看来，巴林的什叶派问题直接关系到自身的生死存亡。一方面，长期以来，沙特和伊朗在海湾地区互为劲敌，沙特把限制伊朗在海湾的影响作为地区外交的头等大事，它决不允许伊朗通过巴林什叶派扩张在海湾的势力。另一方面，巴林的政治改革必定会刺激沙特什叶派提出权利要求，进而对沙特王室造成压力。因此，巴林什叶派问题对沙特具有国内和地区的双重意义。沙特等国出兵巴林，不仅是为了稳定巴林政局，也在为本国统治家族着想。而巴林哈利法家族为了政权的生存，必须与沙特等国结为攻守同盟。据报道，沙特每年向巴林提供的援助占后者政府预算的45%，沙特情报人员则遍布整个巴林。为了克服因抗议活动而造成的经济困难，其他海合会国家已经承诺向巴林提供为期10年、每年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就意味着，哈利法家族的统治无法离开沙特等国的支持，巴林也不可能漠视海合会其他国家的意愿而独自进行大规模政治改革。海合会国家出兵巴林，不仅没有化解原有的矛盾，反而使其扩大化和复杂化。 　　（三）美国因自身的利益考虑难以成为巴林政治变革的外在推动力量 　　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国的政局变动中，美国都曾程度不一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巴林的抗议运动却把美国置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之中。向来打着“民主、人权”旗号的美国，没有像对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一样，支持巴林反对派的抗议运动。实际上，美国只是比较温和地批评哈利法家族的镇压行动，完全没有提出制裁，更不用说支持改变巴林政权了。美国的这种态度本质上是其自我利益的要求和显现。巴林既是美国第五舰队总部的驻地，又是海湾地区美国的重要盟国和对抗伊朗的堡垒。和沙特一样，美国既不想看到巴林动荡不安，也不愿伊朗借机通过什叶派插手巴林内政。而且，美国深知沙特的立场，它不想由于向哈利法家族施以过大压力而损害已经趋于紧张的美沙关系，这就决定了美国的巴林政策必然有别于对利比亚等其他国家。但是，美国并不能因此对巴林的抗议运动无动于衷。一方面，支持中东民主运动的承诺使其必须有所表示；另一方面美国担心，巴林教派分裂越严重，哈利法家族的镇压越严厉，巴林什叶派就越有可能求助于伊朗。因此，美国试图劝说哈利法家族和反对派进行对话，化解矛盾，使巴林向君主立宪制缓慢过渡。但这种“骑墙”的心态意味着美国不可能“迫使”哈利法家族放弃更多的权力。 　　（四）什叶派的激进化是巴林政局变化的最大隐忧 　　近年来，由于不满哈利法家族的点滴改革和未得改善的生活状况，越来越多的什叶派已经失去耐心，主张以暴力回应政府的无所作为，尤其是不少年轻人已经对和平抗议不抱希望，激进主义日益得到他们的认可。随着这次抗议运动遭到镇压，教派关系恶化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什叶派对政权的疏离感也大大增强，越来越多的人看不到通过合法途径改变现状的希望。正如学者瓦里・纳斯尔（Vali Nasr）所言，巴林的什叶派就如同伊拉克萨德尔城的什叶派一样，对现状极为不满，他们唯一缺少的是如穆克塔达・萨德尔那样敢于暴力反抗哈利法家族统治的领袖。实际上，进入2013年后，已经多次出现暴力事件。5月，巴林首都麦纳麦西部发生土制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名警察受伤。7月，第二大城市里法再次发生汽车炸弹事件。显然，什叶派的斗争方式已出现明显的暴力化趋向。如果哈利法家族坚持单纯的镇压政策，那么不排除更多的什叶派以暴力进行反抗。倘若如此，巴林政局必将陷入更加剧烈的动荡。 　　总之，哈利法家族虽然借助外力控制了局势，但巴林政权依然危机四伏。鉴于巴林什叶派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它的解决必定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由于哈利法家族背后有海合会国家的全力支持，相对弱势的巴林什叶派必定无力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在一定时期内，什叶派的街头政治抗议将是巴林国家的常态。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巴林的问题是海湾所有君主制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因此，巴林什叶派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不仅取决于哈利法家族的态度，也有赖于沙特等国本身的政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