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女作家朱天心:台湾,请听我说

朱西宁(1926—1998)，原名朱青海，当代作家，祖籍山东省临朐县。从他父辈起，即落户宿迁，定居宿城镇。抗日战争胜利后，进入杭州国立艺专深造。后投笔从戎，参加国民党军队，1949年随军去台湾，先后任陆军上尉、上校参谋等职。自幼爱好文学，虽身在军旅，却能坚持写作，因而成为台湾军旅中出名的作家。当时，他和段彩华、司马中原被誉为台湾陆军中有名的“凤山三剑客”，是台湾文坛上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作家。

刘慕沙，朱西宁之妻，朱天心之母，日本文学翻译名家。育有三女：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均在文学上有成。其中朱天文、朱天心亦为台湾重要当代作家，朱氏一家在台湾文坛有不可替换的独特地位。为此，台北希代出版有限公司为他家出版一本书，名为《小说家族》。

朱天心，本文口述者。1958年3月12日出生于台湾省高雄县凤山市，原籍山东临朐，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朱西宁之女。

1962年，板桥妇联一村558号前院，朱西宁37岁，与妻子刘慕沙合影。前排为朱天文、朱天心（4岁）、朱天衣三姊妹。（印刻出版社 提供）

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无法叫作家乡

来台湾已经二十三年了，终于，父亲想搬出眷村。

1972年，我初二时，父亲决定在景美辛亥路买房子，搬离内湖一村。我想，他可能有种淡淡的哀伤，或许是个小小的喟叹，从此觉得：“啊！我要在这个地方终老。”买房子也就意味着回不去了。

那时候眷村房子太小、太小了，每一户都要加盖，不然不可能生活；而就算加盖了，整间房子连厨房、客厅、浴室……加起来也不到十坪（1坪约3.3平米）。

冬天下雨时，衣服没有干，客厅滴滴答答地晾满衣服。还记得小时候卧室里放下了双层小床，姐姐（天文）睡上铺，我和妹妹（天衣）睡下铺。剩下的空间，只放得下一张书桌，姐姐是用功的，书桌给她用，当时我好高兴，因为没有书桌，就可以不用读书。

我记得，姐姐睡觉还要踩在书桌上才能上得去。我们家门前没有院子，但有很多小孩在玩，有些无聊的小孩就会大叫“喔，看到了，看到了，内裤是白色的。”处女座的姐姐就会非常生气。

也许妈妈不希望以后女儿们所有的少女回忆是如此凄惨暗淡，他们开始到处看房子，而我们也还没有大到可以参与意见的时候，所以搬家对我而言，那是告别童年，告诉我的眷村爱人，这是我唯一的伤感。

但如果从现在的眼光看，会觉得，怎么这么晚（才搬），怎么会来到台湾都已经二十三年了，你才会死心想：“啊！回不去了。”才准备要落地生根。

若是“独派”一点的人一定很痛恨，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都到这个地方娶了台湾女子为妻，吃台湾米，喝台湾水，但心里还在想别的地方？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

外省人/台美人

但容我描述一个族群，少小因为种种原因到了异国，就再也回不去了，在该地落地生根，生活过得比母国物质条件要好，他们的子女成人了，甚至忘了母国的语言，或是根本不愿跟父母回母国了。但他们仍念兹在兹一心要回母国，甚至连政治主张跟母国不同，他们仍想要改善她、回馈她。

你以为我讲的是外省人吗？我说的是“台美人”，即台裔美国人。

可是为什么这些“台美人”虽然久居美国，吃美国麦子、喝美国牛奶、吃美国牛排，子女即使变成美国人，不愿回来了，但只要他们心念台湾，“独派”就会觉得好高兴，给他们很大的掌声；但如果这个族群是外省人，就被说成：“你们怎么这个样子，在台湾这么久了，你的心还在想大陆？”

有时我们对一些外省人的心情大惑不解，就请想想“台美人”吧，这两者的处境不是一样吗？

台湾错过最好的和解时机

其实，台湾族群差异一直都在，但1987年“解严”前后的社会气氛，其实是很好的契机，很多以前不敢提的问题也提了，不敢讲的话也讲了，正是不同族群的人可以再认识彼此的时候。

好像一对情侣，彼此都以为很了解了，可是大概是某个契机，女的讲其实我家不像你以为的那么光鲜亮丽，我父亲曾经入过狱；男的也说，我家其实多惨多惨……我觉得这个聆听，会让彼此生起一种心情：“原来你有这么多、这么多我不知道的伤痛。”因而更珍惜对方。

但这么好的互相和解的时机，却往很坏的方向发展，我觉得正式把这个“省籍怪兽”放出来的人，还是李登辉。他刚接班时，在国民党内权力位置不稳，而他的政敌又刚好是外省人，连境外媒体都观察到，他动用省籍划分，联合党外的力量——当时民进党其实都在护航他、保护他——攻击外省“阁揆”啊。

动用族群操作是很有效的，也是便宜的做法，因为人的所有面向都可以改，包括性倾向或性别都可以因为我的选择而改变，但只有你是哪里人，你父亲是哪里人，这是完全改变不了的。

省籍矛盾被恶化、被挑起后，很多人会改写自己的回忆。好比有些到我们这个年纪的中年男人会说：“妈的！以前我们班上那些漂亮的女生都被外省人追走了。”他连自己谈恋爱的不顺，也会怪罪到省籍。我朋友里，有些外省爸爸、本省妈妈的家庭，最后妈妈会从电视上学来说：“阮（我们）台湾人都被外省人欺负。”但明明在那朋友所描述的家里，妈妈其实比较强势，反而是外省爸爸包容一切。

从文学/历史 来看，个人生命史、家族史被 国族论述/神话 篡夺，是个多大的损失！

到今天我们应该放大胸怀，接纳各种族群的各种声音。即使我们是那么不同，你的记忆和我的记忆有冲突，你的荣光是他的屈辱，你的伤痛是他的美好。怎么办？换一个心情，把对方看作是你认识历史不可少的拼图，在各自坚持自己那族的历史记忆之外，也应该去聆听、看见对方的历史记忆。即使那一块是你很陌生的、闻所未闻的，甚至不舒服的，也许不见得是美好的，但至少是互相认识的开始。

不对统治者谈感情、信任和爱

我一直觉得本省、外省族群的“民主化情境”是有个时间差的。闽南、客家等台湾本地族群经历二二八事件，可能直接被伤害，或间接听闻，在这种情境里，对当时的政权比较容易衍生一种抵抗怀疑的心。这种态度是健康的，也是符合民主政治发展的。

相对来说，外省人缺乏这样的民主情境，甚至让台湾民主延缓、迟滞了二三十年。固然，外省人有自己的理由，不论个人、家族命运都与国民党绑在一起，就连将来有没有机会再看到家乡里的父母亲，都要指望这个党。如果我们敌人是一样的，语言文化一样，我对他只有信任，把他看得像父亲一样，所以当然相信，他对我做什么也一定是好的。但这跟民主的精神整个背反——怎么能跟一个统治者谈感情、信任与爱？

外省人这样的觉悟——认清国民党，或者说认清与统治者原该有的关系——那是很痛的过程，简直像是“割肉还母、削骨还父”的历程。曾经这么信赖、寄望于他，最后不得不背叛他，一步一步把感情丢开，只剩理性、价值或制度。

但“解严”之后，很难过的是，外省政权及其支持者犯过的错，本土政权及其支持者竟重新再犯一次。原来，外省人这场民主启蒙、政治觉悟，并没有被纳入台湾民主经验里，没有让本省族群得到一丁点的警醒，悲伤还是照样上演。

我看到人民对统治者给出一张无限制空白支票，任其挥霍。这会宠坏一个统治者。

现在还有深绿的人，管你陈水扁做什么，还是用信任、用爱和尊敬对待他。在某次聚会，我告诉我绿的朋友，拜托你们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不要再用爱和信任把统治者宠坏，他竟然回说：“哎呀，你们都爽了四十年，换我们爽一下又怎样！？”这句话虽然是喝了酒的玩笑话，但又不全是玩笑，它反映了他们的深层心理。若真这样，政党轮替，有何进步性可言？

母亲刘慕沙年轻时

破除族群迷思

我父亲在1998年过世，之前有十年，他每年都回山东故乡，要补写他的家史资料。那十年间，除了我们三姊妹轮值，各陪他回去一次，尽完责任后，我就再也没陪他回去了。

可是也在那前后十年间，我时时刻刻被问及认同哪里。1990年初，我出版《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引发很多讨论，那时候《新新闻》记者邱妙津来访问我，她本身也是作家，可是她竟然问我：“你的文学算是台湾文学吗？”我一听差点掉眼泪，不属于台湾，我属于哪里？属于台湾海峡吗？

有次我参加一场研究生讨论，他们找了光谱两端的我跟宋泽来对谈，宋泽来当场说：“天心，我对你非常失望，我以前想说你父亲固然是外省人，固然奥，但是你母亲是客家人，你应该可以向你母系靠拢，没想到你竟然向父系靠拢，我对你失望透顶！”

我当场想说：“你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这样其实很失态，为什么由你鉴别呢？当时我完全无法回答，但全场瞪大眼睛，“哇”的一声惊呼。

因为那些年时时刻刻被检验你认同哪里，我就觉得，妈的，我就只回一次（故乡山东），以防我随时被问时，我可以回嘴说：“怎么样？才一次！”如果我说十次，他们会说：“你心向祖国，那你为什么不滚回去？”等等。

其实回去也就是上坟，我后来好伤心，也没想到父亲这么早过世，他不在了，我忽然惊觉，他每次这么愉快而有意义地返乡，我居然因堵这口气，完全地、永远地错失陪他回去的机会。我的本省朋友，黄山、西湖、戈壁、内蒙古都玩回来了，而我却顾虑着“爱不爱台湾”的质疑，决志不去。

我在书里写过：“原来，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是无法叫做家乡的。”“清明节的时候，无坟可上。”这些话引起很多讨论。现实上，我母系亲族非常多、非常多，五六岁前在苗栗外婆家客家庄长大，我的第一母语其实是客家话，国语是之后回到眷村才学会的。好比外婆的妈妈”阿太“（曾祖父母），我从小跟着她，到我大学她才去世，我们是那种亲族的牵连只会太多，不会太少。

宋泽来的质疑，我事后想起，这无关族群，而是阶级问题。我想到外公家大家争资源，勾心斗角、互相猜忌。回到眷村大家一穷二白，你亲我亲好开心，认同经验是愉悦的，这不是族群，而是里面的阶级。

父亲朱西宁

我写下“无坟可上、无亲人埋骨”的这些话，要讲的其实是一种外省眷村里普遍的气氛，为什么好像随时装了箱子说走就走，好像没有根似的，我尝试用小说来解答。

1998年，爸爸走了，他有交代，死后要放在汐止“国军公墓”，因为怕我们花费。但我爸的骨灰现在还放在我妈的床头，连形式上摆个供桌、烛火都没有，清明节也没特别过，每天猫咪还会蹲在上面睡觉。我们全家讨论过，如果放在荒郊野外，我们觉得那样孤零零的好可怜、好可怜。

爸爸病中有次精神好，我们还开玩笑说，就放在家里，然后爸爸的、妈妈的、姐姐的、我和（丈夫）材俊的，五个人的骨灰，最后一起拜托海盟（女儿）丢到海里。我爸说，那海盟多可怜啊，一个扁担，这头挑三个，那头挑两个，还挑不匀……我们是可以笑谈这个事的。父亲他生前交代，死后葬在这里，从没动过念要回老家，葬在爷爷、奶奶旁。

回归“公民”最大公约数

1990年代，我参与朱高正（民进党创党元老之一，却又是最激进地支持两岸统一的台湾政治人物之一）的社民党，到很多地方下乡。记得有一次，我和朱高正在桃园文昌公园办活动，他在别的场子本来三点要赶来，所以我两点先上台暖场，结果他六点才来，结果我一个人硬撑了四个小时。

一开始，公园里下棋的老人很热情，但听到最后，几位老人要上台打人了，他们喊着“讲台语！”“讲台语！”“为什么不讲台语？”“外省人啊！”什么的。当场我改用客家话，结果很尴尬，我后来就讲：“你看这样，你们也听不懂啊。”便改用国语。有很长一段时间，当有人质疑我时，我的母系身份变成一种保护。

语言的问题是一种指标，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完庆功之夜，我看到徐璐上台讲闽南语，叶菊兰上去也讲闽南语，但这两个人的母语都不是闽南语。也许当时的气氛使然，但那怎么会是好的征兆呢？

这不是一种以暴易暴吗？过去，国民党不管当地人要讲什么话，你就强调要讲北京话，民进党上台要大家讲闽南语，这哪叫转型正义啊？这只有复制，没有转型。

1995年，我出版《古都》的那个阶段，感觉统治者把你的一切都砸碎了。如果把建设台湾当成盖房子，统治者可以代我们决定，什么是可以当砖瓦材料地基的，什么是要丢弃的。如果是这样，我的记忆都不算数？难道根本不存在吗？

可不可以我们住的地方不要只容得下一种感情、一种声音，否则，不是法西斯吗？就像我们看到“文革”或纳粹。之后写《漫游者》，我有点负气，我干脆自我放逐，我身体在这里，心早就不知去哪里了。

这是很痛苦的历程，走过那十多年很伤痛、很不堪的历程后，我像一个破片，重新一片、一片捡起来重建。我现在住的文山区兴昌里，是我离开眷村后一住三十六年，住最久、认同却来得最晚的地方，我从我的一个“里民”的意识，开始“收拾”起自己来的。

政治是一时的，但社会和人的“依存”却是永远的。这也是我现在会参与动物保护、人权团体（的原因），即使很多议题我是陌生的，但这是种连结，是一个支撑。

我一直觉得所有人民，管你什么情怀——台湾情怀，中国情怀——不管任何来历，我们就回到我们最大的公约数——“公民”的身份吧。当一个社会够复杂、够紧密的时候，政治的手就伸不进公民社会里。

人的生活、人的社会原本是有很多面向的，我们必须强化其他各个面向，才能对抗政治分党分派。民主是很脆弱的，我们其实得时时像seven-eleven全年无休那样，去看管、维修那个关乎着国家权力的脆弱牢笼，让权力的怪兽不会任意出来为所欲为：这样才不会动不动选战一来，就往你脸上涂成蓝的、绿的颜色。

朱天心

发现在这里生活的力量

我家原本就有很多跟猫狗相处的经验，家里也有很多猫狗，这几年，我们和动保团体合作，说服市政府改变现行政策，不扑杀，由志工照顾流浪猫，政府出结扎的钱，结扎后还是要由志工们照顾。我把这些经验集成《猎人们》一书。

《猎人们》2007年也在大陆三联出版，结果，我收到一位天津大学的学生来信，他说，看了我的书，思及那个地方可以这样对待不同生命，让他相信这样的地方一定也会善待“非我族类”，这样的地方对他来讲是很有吸引力的。

我第一次借别人的眼光看到台湾意义何在。好比我常在永康街咖啡馆写稿，这附近很多巷道，在路边有时候会看到小水罐，里面有干净的水，每次看到，我都会觉得好温暖。

那是给流浪猫喝的，自从两年前，台北市不准冷气机滴水后，流浪猫唯一的水源就没有了，大部分流浪猫不是被车撞，就是渴到肾衰竭而死。

所以一看到水罐，就会知道，一定有一颗很温柔、很尊重生命的心在其背后。有些邻居不了解，看到水罐会以为，这会不会是废弃物？会不会有登革热？于是会清掉它，甚至放药下毒，因此肯定得有个人每天去清、每天去补水，而且尽可能不碍眼，把水罐放在有猫经过且不会被人发现的地方。

每当我看到那个谦卑的水罐，我都会觉得，活在这个城市是光荣的。这一刻，光这一点点，就会给我支撑，让我愿意在这里生活下去。

我要的其实不多，就这个小水罐。

——原文标题《那一个前辈的小水罐》

节选自《台湾，请听我说》（吴锦勋撰述，华夏出版社，2015年1月）

近期热文推荐

愿所有人都能听到这篇演讲！

你所钟爱的港台经典流行歌曲，其实都是日本制造！

龙应台：电影《色戒》为什么一定要加大篇幅床戏？

这段历史，大陆或许不曾正式记录，你应该了解